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简称“七普”）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人口数量为14.1亿人，较2010年增加了0.7亿，年平均增速为0.53%。根据联合国的最新预测，我国人口总量拐点或于2031年出现，在达到约14.6亿的峰值水平后将呈现下滑趋势。换言之，十年后中国可能将迎来人口负增长时代。
　　人口负增长意味着人口出生率低于人口死亡率，通常是“少子化”和“老龄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七普”数据来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跌至1.3。根据人口学理论，总和生育率需要达到 2.1，才能维持下一代人口与上一代数量上持平。202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至13.5%，据联合国标准，达到14%即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从时间上来看，1962年至1973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婴儿潮”时期，也是最大的一次“婴儿潮”，这批人在2022年至2033年之间将进入老龄化阶段，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可能还会显著攀升。少子化和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变化，将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显著影响。

经济增长承压

　　中国人民银行在2021年3月曾经发表工作论文《“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的测算研究》，测算结果预计“十四五”期间全要素生产率保持在1.7%左右，潜在产出增速将从5.7%下滑至5.1%。
　　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三大基本要素为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劳动投入与人口规模、人口质量高度相关，人口数量决定劳动力资源，而人口质量则与劳动效率挂钩;资本投入取决于生产总值和资本形成率，其中资本形成率是人口抚养比和老龄人口占比的函数;全要素生产率等同于生产效率，与技术进步、资源配置等密切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红利释放带来的科技和创新。可以发现，三个核心生产要素均与人口问题紧密相关。也就是说，人口规模、结构及质量作为自变量，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因变量——经济产出。
　　对于我国而言，近年来，潜在经济产出增速之所以不断下滑，其中一大主要影响因素就是，在老龄人口占比提升、人口红利趋减等大背景下，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数量的拉动效应趋势性下降，且劳动力数量投入贡献持续为负。
　　“七普”数据显示，从绝对数量上来看，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为8.8亿，人口平均年龄为38.8岁，劳动力人口资源仍然充沛;但劳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已经下降至68.6%，较2010年下降6.9%，从老龄化趋势和少子化趋势来看，未来劳动力人口占比可能进一步下滑。这意味着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劳动投入将会减少，经济增长将会承压。

老龄化影响消费结构

　　人口老龄化将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有显著影响。
　　首先，老龄化趋势将造成劳动力平均年龄不断抬升，从而引发劳动效率的下滑，拖累整体产出水平。从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验看，即使总人口规模还在持续增长，但由于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其潜在增长率也直接受到了影响。值得庆幸的是，老龄化趋势下，劳动人口数量、平均劳动效率趋向下降，带来用人成本的提升，有望倒逼企业生产方式向智能化转型，从而促进产业部门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智能制造转变，抵消人口结构变迁、劳动效率下降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有研究表明，在分析了55个国家1970年至2004年间的数据后发现，人口老龄化趋势对促进产业结构向高技术、高附加值转变有显著影响。
　　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还可能会对未来整体社会消费特征产生较大影响。一是老龄人口消费的贡献度上升致使社会整体消费特点更反映老龄人口的消费理念和消费偏好，即整体向简约化和便捷化方向变迁。例如，老龄人口开支主要集中在医疗、健康产业，且未来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在养老健康领域花费的支出比重有望继续上升。同时，随年龄上升，老年人对便捷化消费品的需求也将有所提升，如智能家居家电、智能汽车等。二是消费结构上，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老龄人口的消费需求已不再局限于满足温饱，而将更看重健康和精神需求，从而拉动医疗、养老服务、文化娱乐、旅游等老龄消费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少子化伴随而来的是老龄人口“空巢”现象严重，未来老年人在宠物等陪伴性、精神性消费上的支出可能也将有所增加。
　　人口快速老龄化将会对当前尚未成熟的养老产业及养老金体系带来巨大的挑战。当前我国推行的养老模式主要为“9073”，即90%居家养老，7%享受社区养老服务，3%享受机构养老服务，成本依次升高。类比日本、德国等同样面临老龄化趋势困扰的发达经济体，目前我国养老产业仍处于市场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居家养老模式中，养老护理人才缺口较大，“阿姨荒”近年频频出现，养老服务业也尚未形成较大规模并且规范的服务体系;机构养老服务仍以公办机构提供为主，市场化程度不足;多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尚未考虑老年人需求。2019年《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中，我国养老服务体系预计于2022年才能够基本建成，于2035年才可成熟定型。然而老龄化人口已然处于快速增加阶段，供需存在较大的错配缺口，或将催生养老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少子化影响房地产需求

　　自1998年房地产改革以来，我国房地产的非投机性需求主要有两大类型：一是如火如荼的城镇化进程，二是年轻人买房成家的“刚需”。我国城镇化率从2000年的36.2%升至2010年的49.7%再到2020年63.89%，距离发达国家80%的城镇化水平仍有一定的空间，但在未来几年也将进入城镇化的后期，速度将有所放缓。同时，人口结构对房地产需求的影响也非常关键。按照生命周期假说，个人往往在25—35岁之间成家、买第一套房子，因此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第一批婴儿潮人口在1998年房地产改革后才集中爆发，而第三批婴儿潮（1985—1995年出生人口）的需求在2010—2020年集中释放，这也是当前买房的主力人口。展望未来的人口结构变化，1997年中国的新生人口数量为2038万人，至2003年则降至1599万人，降幅达21.5%，与1987年相比降幅更是高达37.3%。这意味着大约从2025年开始，新一批需要成家立业的年轻人购房需求较前几次可能将有所下滑，这可能对房地产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但是从不同区域来看，人口流动将进一步加剧人口地区分布的不均衡。通过“七普”和“六普”的数据对比，可以发现常住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集聚，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主要城市群的人口增长迅速，集聚度加大。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则面临持续人口净流出。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不同地区的住房需求和价格将会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

人口结构影响储蓄和投资

　　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和利率水平也会产生影响。根据生命周期假说和近年来的一些实证研究，个人在青年（20—29岁）和老年时期（大于65岁）由于消费大于收入会在市场上进行借贷;在中年时期（40—49岁）收入大于消费，会购买金融资产或进行储蓄。不过，老年人口增加与储蓄和利率水平之间似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相关关系。
　　从理论上看，老龄化对储蓄有着相反的两种解释。一方面，根据生命周期理论，由于老年时期的收入小于消费，进行负储蓄，因此老龄化程度与储蓄成反比;另一方面，根据理性预期理论，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退休后的平均年收入降低，为了保证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不下降，只能增加中年的储蓄，因此老龄化程度与储蓄成正比。
　　有研究认为，青年-中年人口比率（20—29岁青年人口与40—49岁中年人口数量之比）对利率和金融资产价格影响最大。其中青年人口比重是决定资金需求的主要人口因素。青年人为组建家庭、抚养子女、赡养父母，对资金存在大量需求。而中年人口比重是决定资金供给的主要人口因素。在生命周期理论当中，中年是个人一生储蓄的主要阶段，由于养老、子女教育和预防性动机进行的储蓄是社会资金供给的主要来源。有研究显示，青年-中年人口比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利率将上升 1.85 个基点。相反，隨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利率将呈现下降趋势。
　　在某种程度上，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日益加重，青年-中年人口对预防性的养老储蓄日益重视，因此投资风格可能偏向于稳健型，对固定收益类或稳健类资产的需求较大，对风险类资产的偏好将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