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东漂西泊，南羁北宦，所到之处皆入乡随俗，能很快适应并喜好当地饮食。孙奕所撰《示儿编》即载，苏轼在常州大胆品尝有毒的河豚，竟发出“也值得一死”的感叹。他既食蔬菜、水果等素食，又吃鱼、肉等荤食，还赋诗著文，将饮食生活中的各种美馔佳肴、茶酒及食物原料等摄入其作品，故其饮食题材作品中凡园中嘉蔬、山野奇珍、河鲜家禽、海产野兽、日常菜肴、水果点心及药膳食品等莫不备具。
　　遍检苏轼诗文集，我们发现以食品为题的作品比比皆是，如《食雉》《豆粥》《猪肉颂》《戏作鱼一绝》《黍麦说》等。苏轼所食菜谱丰富多样，五花八门，其中既有山珍海味，又不乏民间流传的风味土菜。众多的食品，极大地拓宽了文学的表现题材，丰富了作品的内容，同时也典型地体现了宋诗题材日趋生活化、细密化的特征。
　　苏轼乃儒雅文生，其饮食有度，并非无节制地豪饮暴食，其《东坡志林》卷一即提倡“已饥方食，未饱先止”。苏轼与人交往，难免相互宴请。他订立条约，自己吃饭，一杯酒，一个荤菜，请人吃饭不超过三个荤菜；别人宴请他，也不准超过三个荤菜。这样既可“养福”“养胃”，又可“养财”。其《节饮食说》曰：“东坡居士自今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招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乃止。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他在《过汤阴市得豌豆大麦粥示三儿子》诗中教育三子要以节约为本，生活艰难，无负百姓。《菜羹赋并叙》则谓“水陆之味，贫不能致，煮蔓菁、芦菔、苦荠而食之。其法不用醯酱，而有自然之味”。苏轼喜欢亲自耕种，所撰《撷菜并引》谓“吾借王参军地种菜，不及半亩，而吾与过子终年饱饫”，“味含土膏，气饱风露，虽粱肉不能及也”。由此可见，相比鱼肉荤腥，苏轼更注重粗茶淡饭。
　　宋代文人人情味颇浓，经常互赠酒、茶、鱼、肉、蔬菜等饮品、食品，并写入诗中。苏轼交游广泛，友朋多以食品、饮品相赠，他则以诗回赠，如《泗州除夜雪中黄师是送酥酒二首》《杜介送鱼》《丁公默送蝤蛑》等。苏轼为人廉洁、节俭，他的食品虽慷慨赠送友朋，但却不送达官显要，其《鳆鱼行》所谓“苞苴未肯钻华屋”，即不愿奉献给权贵的意思。从他的《送碧香酒与赵明叔教授》《闻钱道士与越守穆父饮酒送二壶》《送笋芍药与公择二首》《二月十九日携白酒鲈鱼过詹使君食槐叶冷淘》及《寄周安孺茶》等作品来看，所赠对象皆为文坛、画坛一般故交及过从较多的方外之友。其中《寄周安孺茶》凡六百字，为苏集中最长的诗之一，纪昀评为“此东坡第一长篇”。
　　苏轼饮食的目的除了养身、养形外，还为了艺术创作。作为一代文化名人，苏轼于饮食没有停留在色、香、味上，而是将其上升到美学的高度，提升到酸咸之外的文化境界，融美味、美感、美文于一炉，一食一馔间聚万物之美。其《於潜僧绿筠轩》诗曰：“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若要不俗又不瘦，还是天天笋焖肉。”可见在苏轼看来，精神享受远比物质需求要重要得多。
　　精美的饮食既提高了苏轼的生活品味，又激发了他艺术创作的灵感，使其在饮食后所作之书、画与文技艺更趋精湛。黄庭坚《题子瞻画竹石》诗说：“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心中墨。”可见苏轼喜欢醉中作画，也善于醉中作画。
　　苏轼自己也多次在作品中表达饮食于艺术创作的妙处。他的《跋草书后》说：“吾酒后乘兴作数十字，觉酒气拂拂，从十指上出去也。”（《东坡志林》卷八）可见其酒后作之草书，更觉奔放，更带醉态；其《安州老人食蜜歌》云：“蜜中有诗人不知，千花百草争含姿。”作者由蜜联想到蜜中蕴含的诗，再想到花草争妍、蝶舞蜂飞的景象；其《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三亦云：“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可以说正是酒成就了苏轼的诗名，让他变得旷达、夷然。在《后赤壁赋》中，作者针对“有客无酒，有酒无肴”的窘境，认为只有良辰美景、佳朋知音与美酒佳肴结合，才是最惬意的。
　　这些作品生动说明，饮食使苏轼的创作精力充沛，灵感神来，进入创作的最佳状态，创造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那些高品位的文化性很浓的饮食活动，苏轼的很多佳作都无法产生。
　　（编辑 蓝 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