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茂谈“十曲”创作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我采访了《长征组歌》的曲作者之一生茂。生茂不愿多谈，说《长征组歌》是集体创作。有那么多革命烈士牺牲在长征途中，《长征组歌》是他们用生命创作的，长征亲历者肖华将军创作了这么优秀的歌词，“我不过给这些词写点曲而已。”当时创作《长征组歌》是为了纪念长征胜利30周年，写《长征组歌》一方面要让后代明白长征的意义，了解长征是怎么回事；还有是缅怀长征中牺牲的烈士。
　　晨耕领回这个任务来，和我谈。可是这个词是123、123，下面是1234567，来回每段都一样。当时我们想这容易啊，一个曲唱就行了，就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来觉得不行，这么复杂的长征归纳成十段词概括就够简练了，编的曲要是更简单，这感情根本表达不了啊！长征中每一次重大事件的形象、环境都不一样，原来的词不是十段，是十二段，到大会师是十段，后面的两段是抗日战争，十段词写一首歌不行，表达不了感情。
　　那时候都是革命歌曲大联唱，我说咱们就写成一组歌吧。
　　赵世民：这是您的主意？
　　生茂：对。开始接这个任务的时候，就李遇秋我们俩在家，没别人。我们接到任务，得考虑怎么完成。研究觉得写一个歌儿不行，就写十个，组成一组。后来李遇秋跟我说，声乐我不是很熟，这样吧，你多分点，我少分点，你从一曲写，我从七曲写。我说行啊！就这么干了。实际我们都没参加过长征，就看一些有关长征的文章、诗。另外我们这一代基本上是“八路”的一代，虽然没经过长征，但类似的生活我还是都有的。我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欢呼、几天吃不上饭、挨冻挨饿都经历过，所以不是很困难。
　　赵世民：41年了。
　　生茂：《长征组歌》为什么能这么长时间流传、久唱不衰？觉得一个原因是长征的伟大精神，另一方面长征经过了11个省，11个省一条线，还有若干少数民族。这些都提供了丰富的音乐素材。
　　我在部队的时候很重视学习民族音乐，经常积累，这是一个有利条件。另外周总理说这个作品有三条，一个是革命的，一个是民族的，一个是大众的。
　　赵世民：这是总理概括的？
　　生茂：我一想，“革命的”当然没问题，音乐形象必须得和红军的形象吻合，红军都是放牛娃，没法活了才出来闹革命，所以这些人文化水平不是很高，写得太洋腔洋调，红军接受不了，写得民族，才能亲切。别人一听，这个音乐形象就是红军的形象。
　　所以我在创作的时候很注意这方面。走到哪儿说哪儿的话，一听就知道这是到贵州了、到云南了、到陕北了……音乐也得走到哪儿要还原当地的感觉。
　　再说“大众”。当时写合唱，也有好多失败的。我得到一个教训，写得太大、太洋，转调多、织体也复杂，一会儿主题在这个声部、一会儿跑那个声部了，节奏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有人觉得越复杂显得自己创作水平越高，这是个错误的想法。
　　为了接受过去的教训，我考虑能用两个声部解决，就不用四个声部，能用四个声部解决就不用五个、六个声部。避免转调，群众不习惯这个，老转调就转不过去了，提高了难度。我从不同的感情转折来解决。我写的男高、女高永远是主调，女低、男低在和声上辅助。和声听不清就听主调，齐唱，革命歌曲大联唱就行，也能把长征表现的差不多。功夫下在旋律上，我用的和声简单，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也要考虑到普及，群众也能唱，学校、干部也都唱合唱。专业艺术团体唱，也有相当的艺术水平，不是那么水的东西。
　　“民族”每一段都要考虑到什么风格。当时向民族民间学习几十年的创作到现在，关键是神似，有风格味道就行了，一句一句对是对不上的。所以每一段、每一段都有它的味道。第一曲是《告别》，用了赣南的采茶戏。
　　赵世民：原来的调还记得吗？
　　生茂：我就记风格、色彩。向民族民间学习也有一个方法，都记住是不可能的，戏曲你都能记住吗？戏太多了，什么词都有。不过戏曲的剧种有一个礼拜就能拿到手了。成套的唱腔唱不了，主要是味儿。
　　第二曲是打仗，激烈，很难表现。我就抓战斗戏的节奏，我想起元钧山东快书了。山东快书的节奏。打仗、突破封锁线，突不过去就失败，被敌人消灭，前赴后继。抓了这个形象。
　　赵世民：这个音乐形象和战斗和人的心理正好吻合，三个吻合。
　　生茂：肖华跟我讲，突破四次封锁线战斗激烈紧张到朱总司令都摔手榴弹啊！摔手榴弹离敌人多近啊，四五十米，远了也没用。太艰难了。
　　第三曲，周总理说这即是自然的春天，又是政治的春天。遵义会议毛主席才领导，所以我想这一曲一定得写好。
　　到了贵州是苗族，苗族的音乐唱起来像拉警笛、发臆症似的，不那么好听，你得美化。所以这首曲有苗族音乐的神态和味道。
　　我体会写音乐用材料越少越好、越精炼越好，不是每一句都是新调，每一句都是没听过的调，这样不好唱，人们记不住。句句都好听也就不好听了，你写的后边的好听，前边的已经过去了！后边的柔的好听，前边的就得扎耳。
　　赵世民：四曲变化最多。
　　生茂：《四渡赤水》有味儿，因为咱们要打云南了，把敌人调咱这儿，又回来，叫《路云南》。
　　我想就用花灯风格吧。“横断山、路难行……”困难，放慢点吧。这是把花灯放慢了，就要它的味儿。就这么两句也不行啊，所以男声唱一遍、女声唱一遍，男声和在一起唱一遍、女声和在一起唱一遍……后来排练的时候，指挥说不行，感觉还没满足，过不去。又改，男的唱，女的加副唱……一直唱了六遍，他说差不多了。
　　真正好的旋律，唱六遍都不俗。民族的音调，几千年流传下来，不好的东西早就被淘汰了，经过千百年没被淘汰的，无论简单的还是复杂的，含金量都很高。
　　有个性的东西千变万化也唱不俗，没个性的东西禁不住唱。所以愣编出来的东西禁不住唱。
　　五曲就是打仗了。很多的色彩不大好用，缺力度。过去就胜利、过不去就失败，勇往直前。这个材料、这个结构用了船歌号子，要力度。所以主要音乐形象是服从这个，不是一句一句解释歌词。这和二曲的调调、风格不一样，因为地区不一样嘛。
　　赵世民：六曲，艰苦。
　　生茂：六曲是个重头戏，我想一定得写好。音乐得写长一点、写好一点。雪山、草地是非常艰苦的，肖华同志写的词非常美，很美，革命英雄主义写的非常漂亮。
　　所以比较美一点的音乐才能出来。十二个字，“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从川西、青海到了藏族地区，得有点藏味儿。
　　我在西藏学了半年，藏北、藏南……转了一圈，搜集了很多素材。西藏的锅庄、朗玛、堆卸……等几种形式，我挑了又挑，“高原寒，炊断粮”我怎么也找不出，就这六个字怎么也写不出来。顺着前边的下来吧，顺不下来，表现不了这个意思。我说这怎么办呢？
　　我突然想起蔚县秧歌，因为我住的剧团那边是城墙，演员早晨喊嗓子去，没词儿。我想这有点苦不伶仃的意思，上不来下不去。
　　有戏曲味儿，接上了。就这六个字，憋了快一天。因为这里太重要了，“高原寒、炊断粮……”又冷又饿的。这基本就过了关了。
　　七曲到了陕北了。基本用的是陕北的东西，但是不旧。前面是大秧歌队敲锣打鼓，大秧歌、大锣鼓。大场子打开以后，女的出来了，唱的有味道了。
　　这基本用的是迷糊。不是陕西的迷糊，是山西的。陕西有秦腔。山西南路梆子叫蒲剧，味儿非常像秦腔，里边也有迷糊。它的迷糊比较抒情、好听。这一段是秦腔味儿，这个调非常美，起伏也大，柔美，板胡一拉特别有味儿。后来群众学着唱，不是唱七曲就是唱四曲，有味道。
　　写到七曲也就用了二十天。我写了六曲，遇秋一个曲子才出来。后来他也觉得不行，算了，你往下弄吧，我就配器吧。我说行。他配器，我接着往下写。七曲写完了，唐诃回来了，我们很熟经常合作，我说一块儿来吧。
　　有人纳闷儿，这么大的组歌，集体创作，怎么出来这么统一？从一曲到七曲是我一个人设计的，哪儿起哪儿伏、哪儿抒情……一气呵成啊，一个人脑子设计出来的，当然统一了。如果大拼盘，你设计一个曲子、我设计两个，永远不行，好多合唱失败就在这儿。你一首、我两首，谁都说自己的是最重要的，你也想好、他也想好，最终弄的都不好了。
　　我和唐诃研究八曲怎么办，八曲摆龙门阵。摆龙门阵他是老红军，七曲陕北的味儿很浓，红军不是在陕北会师吗？在陕北也不行，不是陕西人说的话，老红军到这儿口音不是马上就改了。所以就得老红军说，还得说南方话。南方话我是用了湖南的花鼓戏。我去过井冈山，和湖南很近。湖南老红军很多了，就用湖南风味。
　　唐诃说行。他写东西也很快，大概两天就写完了。他用的基本是湖南花鼓，《刘海砍樵》之类。
　　剩一个九曲了。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老红军战士唱起来还不能说北方话，到了陕北还得说南方话，还得用南方的音乐。我们俩研究了半天，这样吧，咱们还用江西采茶。
　　十曲和一曲一样，这么大的作品前后得有所呼应啊，加快了速度，这十个曲子就完成了。从领到任务到排练用了也就是一个多月。
　　以前十个八个曲子的大合唱，连创作带配器三天！也写了不少。这是长时间的弄，排练的时间长，一个作品出来得需要时间。风格、味道演员唱不出来，我们得去教。合唱配起来也很难。
　　当时合唱写的并不复杂，四个声部的、两个声部的……写完了以后讨论，晨耕、遇秋、唐诃我们四个一块研究。讨论合唱哪个多反复一点，哪个少放一点，怎么会更好啊。主旋律从头到尾一句都没改，改不动。我觉得也是最合适了，我弄不出比它再高明的了。
　　赵世民：真是一气呵成！
　　生茂：就是一气呵成，一句都没动。这旋律算是弄到家了。改句别的试试看？弄不成。
　　一个作品的成败，主要旋律太重要了。主旋律弄好了，和声复杂也行、简单也行、没有也行，就是气氛上给烘托一下。主旋律写不好，配什么也白搭。
　　编者按：今年10月22日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纪念日，本报特刊发此文，以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