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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一个民族是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一个重要指标,那就是其博物馆里是否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文物。当然,如今已不是丛林草莽弱肉强食的时代了,中国不可能像当年的英国、美国那样四处收赃,还把别国文物砸碎了运回国来放置在博物馆。怎样以今日的手段与智慧,去完成一个民族成长过程中需要完成的使命,正在考验中国的这一代人。
白天烈日当头,却难以抵挡上海博物馆门前的人流;周五夜场,更是成为沪上消夏好去处。这就是目前在申城大热的“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
这个特展里最令人魂牵梦绕的,还是大英博物馆飘洋过海带来的9件中国文物。在展览开幕前,大英博物馆策展人贝琳达·克里勒称,希望大家严肃客观对待英国殖民和贸易史。这话令人感觉——确实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嫌疑。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物、珍宝,毋庸讳言来自英国崛起乃至称霸世界的年代。英国的博物馆至今收藏的这些珍宝,一方面证明了他们曾经做过强盗,另一方面亦证明他们曾经是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强国。
当美国崛起之后,则并没有完全复制英国的抢夺行径——纵然美国人也采取了许多非法手段巧取豪夺。
如今,21世纪,中国大国崛起,显然无法再走炮舰政策的老路。但如果说一个崛起的大国,其国内的博物馆里并没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珍宝,那又如何算一个世界级的大国呢?
如何和平拥有并与世界分享人类文明史上的奇珍异宝,这是国人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百科全书式的掠夺史
良渚文化的玉琮、西周早期的康侯簋、商周时期的镈、东汉釉陶六博俑、唐代刘庭训墓的三彩文官俑、唐代龙首双耳瓶、元代青花瓷盘……百物展里的这些中国珍品是怎么流到大英博物馆去的?
按照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仲谋的说法,此类展览需要从国家文物局申请批文。国家文物局对展品来源都进行过严格的审查,如果存在证据确凿的非法流失问题,比如盗掘、走私等,这些文物就进不了国门。
以此次来到中国展览的这件元青花为例,根据其图录显示——收藏于1870年代。据李仲谋说,未必是直接从中国出去的,很可能经过中东或者东南亚。在元代时,中央政府和波斯等地有很多国家间的正常交流,因此那里会留有很多贸易或者官方赏赉的瓷器。
而六博俑、唐三彩文官俑确实是墓葬出土,应该确实由正常销售渠道流入海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一些外国人来到中国,通过北京或者上海的文物市场购买中国文物,有些后来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这种情况也不鲜见。至少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或者确切材料证明这几件文物的来源是非法的。
之所以外界会有此疑问,是因为大英博物馆本身不仅是一座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亦相当于记载了大英帝国的掠夺史。即以大英博物馆的看馆口号而论——“游世界,逛大英博物馆”,难道还不能证明日不落帝国当年是如何全球扩张的吗?
从初建时仅有7万余展品,到如今的800万件,大英博物馆的展品增加了一百多倍!细数其中珍品,有不少来自劫掠——
1801年,英国驻奥斯曼土耳其大使老额尔金勋爵(Thomas Bruce, Earl of Elgin)洗劫希臘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和伊瑞克席翁神庙。这位老兄在打劫的时候,当然采取野蛮施工——敲掉两大神庙的承重结构,然后割取19幅浮雕、15块墙面、56块中楣、1个女像柱、13个大理石头部雕像。这样的手法,简直骇人听闻。此类在文物整体上规整切割精华部分回国内的手法,后来被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所广泛继承。
1860年,老额尔金的儿子小额尔金(James Bruce)率领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洗劫并焚毁了圆明园。这一回,文物盗掠者犹如老鼠掉在了米缸里,大量文物流失。40年后,亦即1900年,当英军随八国联军再次进入北京之际,驻颐和园的英军第一孟加拉骑兵团上尉基勇松(Clarence A. K. Johnson)趁乱将《女史箴图》盗走。此为《女史箴图》的唐摹本,有宋徽宗御批《女史箴》词句11行,有宋、金、明、清内府藏印,及明清历代收藏者的私人鉴藏印,在清宫来说,是乾隆喜爱之物。
作为带兵的头目,基勇松并不懂此畫的文物价值,他于1902年将画作带回伦敦后,跑到大英博物馆,只为了让馆员看看那画轴上的玉扣价值几何。大英博物馆绘画部的管理员西德尼·柯文(Sidney Colvin)和他的助手劳伦斯·宾扬(Laurence Binyon)意识到了画作的珍贵,于是以25英镑的价格从基勇松手中购得此画。
然而,大英博物馆对中国画的保护,当时并没有太多专业知识。
1912年,大英博物馆雇佣日本画家杉崎秀明和漆原木虫进行文物复制和修缮工作。由此,1914年到1915年间,这幅唐摹本《女史箴图》被分割成两长段和一小段保存,第一段包含9幅场景的原作,第二段包括了其他所有的后来添加部分,第三段是清宫画家邹一桂接续的画作。并且,因为缺乏中国画装裱知识,唐摹本《女史箴图》在重裱时由馆方以日式装裱取代——明清时期文人留下的题跋都被破坏性地裁剪了下来。
白天烈日当头,却难以抵挡上海博物馆门前的人流;周五夜场,更是成为沪上消夏好去处。这就是目前在申城大热的“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
这个特展里最令人魂牵梦绕的,还是大英博物馆飘洋过海带来的9件中国文物。在展览开幕前,大英博物馆策展人贝琳达·克里勒称,希望大家严肃客观对待英国殖民和贸易史。这话令人感觉——确实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嫌疑。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物、珍宝,毋庸讳言来自英国崛起乃至称霸世界的年代。英国的博物馆至今收藏的这些珍宝,一方面证明了他们曾经做过强盗,另一方面亦证明他们曾经是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强国。
当美国崛起之后,则并没有完全复制英国的抢夺行径——纵然美国人也采取了许多非法手段巧取豪夺。
如今,21世纪,中国大国崛起,显然无法再走炮舰政策的老路。但如果说一个崛起的大国,其国内的博物馆里并没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珍宝,那又如何算一个世界级的大国呢?
如何和平拥有并与世界分享人类文明史上的奇珍异宝,这是国人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百科全书式的掠夺史
良渚文化的玉琮、西周早期的康侯簋、商周时期的镈、东汉釉陶六博俑、唐代刘庭训墓的三彩文官俑、唐代龙首双耳瓶、元代青花瓷盘……百物展里的这些中国珍品是怎么流到大英博物馆去的?
按照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仲谋的说法,此类展览需要从国家文物局申请批文。国家文物局对展品来源都进行过严格的审查,如果存在证据确凿的非法流失问题,比如盗掘、走私等,这些文物就进不了国门。
以此次来到中国展览的这件元青花为例,根据其图录显示——收藏于1870年代。据李仲谋说,未必是直接从中国出去的,很可能经过中东或者东南亚。在元代时,中央政府和波斯等地有很多国家间的正常交流,因此那里会留有很多贸易或者官方赏赉的瓷器。
而六博俑、唐三彩文官俑确实是墓葬出土,应该确实由正常销售渠道流入海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一些外国人来到中国,通过北京或者上海的文物市场购买中国文物,有些后来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这种情况也不鲜见。至少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或者确切材料证明这几件文物的来源是非法的。
之所以外界会有此疑问,是因为大英博物馆本身不仅是一座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亦相当于记载了大英帝国的掠夺史。即以大英博物馆的看馆口号而论——“游世界,逛大英博物馆”,难道还不能证明日不落帝国当年是如何全球扩张的吗?
从初建时仅有7万余展品,到如今的800万件,大英博物馆的展品增加了一百多倍!细数其中珍品,有不少来自劫掠——
1801年,英国驻奥斯曼土耳其大使老额尔金勋爵(Thomas Bruce, Earl of Elgin)洗劫希臘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和伊瑞克席翁神庙。这位老兄在打劫的时候,当然采取野蛮施工——敲掉两大神庙的承重结构,然后割取19幅浮雕、15块墙面、56块中楣、1个女像柱、13个大理石头部雕像。这样的手法,简直骇人听闻。此类在文物整体上规整切割精华部分回国内的手法,后来被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所广泛继承。
1860年,老额尔金的儿子小额尔金(James Bruce)率领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洗劫并焚毁了圆明园。这一回,文物盗掠者犹如老鼠掉在了米缸里,大量文物流失。40年后,亦即1900年,当英军随八国联军再次进入北京之际,驻颐和园的英军第一孟加拉骑兵团上尉基勇松(Clarence A. K. Johnson)趁乱将《女史箴图》盗走。此为《女史箴图》的唐摹本,有宋徽宗御批《女史箴》词句11行,有宋、金、明、清内府藏印,及明清历代收藏者的私人鉴藏印,在清宫来说,是乾隆喜爱之物。
作为带兵的头目,基勇松并不懂此畫的文物价值,他于1902年将画作带回伦敦后,跑到大英博物馆,只为了让馆员看看那画轴上的玉扣价值几何。大英博物馆绘画部的管理员西德尼·柯文(Sidney Colvin)和他的助手劳伦斯·宾扬(Laurence Binyon)意识到了画作的珍贵,于是以25英镑的价格从基勇松手中购得此画。
然而,大英博物馆对中国画的保护,当时并没有太多专业知识。
1912年,大英博物馆雇佣日本画家杉崎秀明和漆原木虫进行文物复制和修缮工作。由此,1914年到1915年间,这幅唐摹本《女史箴图》被分割成两长段和一小段保存,第一段包含9幅场景的原作,第二段包括了其他所有的后来添加部分,第三段是清宫画家邹一桂接续的画作。并且,因为缺乏中国画装裱知识,唐摹本《女史箴图》在重裱时由馆方以日式装裱取代——明清时期文人留下的题跋都被破坏性地裁剪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