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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的不断细分，在很多从业者那里，科学已经变成了一种职业。这自然而然地将带来科研体制的功利性，使它更为看重发育成熟、更容易取得成果的传统学科。
2009年的院士增选对李最雄来说是一段痛苦的回忆。
新增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名单公布后，李最雄止步第二轮。
李最雄，敦煌研究院的前副院长、中国第一位文物保护科学博士，在土遗址保护工程领域做出了诸多开创性工作。
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李最雄落选的理由：所申报的专业领域不合适。
无独有偶，同样在所属领域声名显赫的陈善广研究员，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也在第二轮后被淘汰。作为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主任、航天医学工程学领域的首席专家，陈善广同样受困于“申报领域不合适”。
对于李最雄和陈善广而言，最大的共同点，是他们的研究领域都为边缘交叉学科。而申报院士无门，仅仅反映了这类学科发展所面临的尴尬处境的一个侧面，更多、更大的制约因素让这类交叉科学的发展遭遇瓶颈。
如今，一晃四年过去，交叉学科研究者们依旧没能走出这个怪圈。
交叉学科的无奈
很多交叉学科研究者都曾对自己的领域热爱又无奈。
1985年，李最雄只身前往敦煌莫高窟，在艰苦的环境下，一干就是20余年。
然而正是李最雄一生热爱的工作，却让他遭遇了诸多无奈。
李最雄所从事的文化遗产保护科学是一个典型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甚至横跨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国家文物局的一项统计曾显示，在教育部公布的一级学科目录里，与文物保护密切相关的就有17个之多。仅自然科学中，就包涵化学、材料科学、地质、工程力学、岩土力学、建筑等一级学科。
在那次评选中，李最雄申报的领域被划分在土木工程。他所在的小组中，除了他所处的文物保护领域外，几乎其他申请人的研究领域都是矿产资源。
“一个组只能出线一个，就像世锦赛一样。20多个评委，过三分之二可能性不大。”李最雄告诉《科学新闻》，投票给他的只有7个人，而其他人都悉数将选票投给了石油、天然气和水电领域的申请者。
“排斥综合研究领域的态度很明显。”回想起来，李最雄仍备感无奈。
如果说李最雄的落选可能还有因为交叉学科之外的因素，那么交叉学科研究者申请基金和课题的受困就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当前，申报基金或者人才项目，名目繁多的“学科分类”往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让申报的学者们“眼花缭乱”。尤其一些新兴学科，因为几乎涵盖了全部方向，甚至可以归属到各个学科。
东南大学数学系教授梁金玲对这一点感同身受。
梁金玲的研究领域为应用数学，科研方向主要是复杂网络、鲁棒控制和时滞系统。在申报国家和江苏省的基金时，梁金玲发现，选择“所属领域”时应选择“信息科学”中的“控制科学”，而尽量避免“数理科学”中的“应用数学”，因为选择后者意味着申报成功的几率会大大降低。
与传统学科相比，这些新兴学科虽然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很多，但由于过于分散，始终无法与其他传统学科“势均力敌”，往往铺得面广，但很难在某个学部占优势，获得资助的相对难度也大一些。
这意味着，“寄居”在其他学科的境遇使新兴交叉学科的研究者们很难获得“小同行”的评审，工作的真正意义也很难被认可。
这已经得到各方公认。上海大学教授戴世强就曾专门撰文指出，在基金申请中，虽然申报交叉科学项目占有一定优势，但是交叉项目的申请定位反而成为困惑。同时提醒交叉学科的研究者们，学科代码的填写至关重要。
此外，交叉学科评价中涉及两个或以上的学科专家。如何能够将研究的内容向不同背景的学者介绍清楚也成为研究者们在申请基金和课题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难题。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焦雨铃告诉《科学新闻》，他就曾经在申请课题的答辩中，因为没有能够向可能是物理背景的专家解释清楚植物发育的一些概念，而与课题失之交臂。
广受“重视”
虽然一些研究者仍然处于困境之中，但不能否认，学科领域的交叉综合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它的诞生，往往源于某个领域存在突出的矛盾。因此，交叉学科基本都是当今科学的前沿研究领域。
通常意义上讲，交叉学科又被分成传统交叉学科和新兴交叉学科。传统交叉学科是研究者们俗称的“小交叉”，也就是自然科学领域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部涵盖学科不多的交叉。
相反，新兴交叉学科也称为大跨度的交叉，主要是指横跨自然科学领域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或者自然科学领域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部涵盖较多学科的重大交叉。
无论“大小”，事实证明许多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问题的提出与解决都已经无法避免综合交叉。
英国广播公司（BBC）曾访谈过23位著名科学家，其中霍夫曼、米切尔、布莱克、埃德尔曼、盖尔曼、格拉肖和鲁比亚7位诺贝尔奖得主深入涉及的专业或学科领域最多达6个，平均达到3.3个。
其中不少诺奖得主专业领域跨度极大。尤其在20世纪最后25年，95项自然科学奖中，交叉学科领域有45项，占获奖总数的47.4%。
在中国，具有学科交叉背景的院士比率由20世纪50年代的40.53%上升到近年来的48.01%。
正因如此，不论是国际还是国内，近年来对于交叉学科的重视有目共睹。
2002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建立了多个学科交叉研究中心，便于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科研人员相互交流和沟通，不仅设立了“多学科交叉研究人员培训基金”，还举办了“技术方法创新研讨会”和“生命科学与物质科学交界的机构联席会”。
英国、德国等其他发达国家也相继成立了学科交叉研究中心，为前沿学科建设开辟道路。 国内也同样不甘落后。
一批重点高校纷纷建立交叉学科的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交叉学科研究中心。
一些研究机构也积极构建平台。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多次强调交叉学科的重要性。以该院的高能物理所为例，设立了有200多名研究人员的多学科研究中心，迄今已在纳米生物安全性、金属蛋白质组学、分子影像学、生物大分子结构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新旧之辩
既然足够的重视，为什么交叉科学研究者还大呼不受重视呢？
实际上，交叉学科内部一直暗流涌动：
传统交叉学科遭热捧，新兴交叉学科被冷遇。
“传统交叉学科目前遇到的问题并不大，但是大跨度的交叉学科就面临很多困难。”长期从事纳米伦理研究的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国豫，对这一点深有感触。
王国豫从事的纳米伦理研究属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大跨度学科交叉。相比研究更完善、队伍更庞大的传统交叉科学而言，她的研究似乎有更长的路要走。
首当其冲的，便是尚不健全的评价体系。
王国豫所在的大学，对于纳米伦理研究的评价标准为CSSCI（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引文数据库——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然而对于纳米伦理的研究者而言，更希望能够使研究成果走向国际，唤醒更多从事纳米研究的科学家的伦理意识。但是以CSSCI作为评价，意味着研究成果仅仅在社会科学内部进行讨论。
“学校不认可我们投到SCI的文章，但实际上发表SCI的难度更大。现在的情况就是，文科的评价标准不认理科的东西，而理科也不承认文科的。”王国豫表示。
新兴的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往往不能套用现有的评价体制，这几乎成为所有从事新兴交叉学科研究人员的共识。
除了评价制度的不适应，李最雄等人的“申报无门”，也反映了新兴交叉学科的另一个隐患：在专业上一直处于无处挂靠的尴尬境地。
正如用李最雄的话讲，“其实差距比较大，放在哪里都不合适。”而专业设置导致科研基金分配的动向，这又使得交叉学科生存的空间大大减少。
而饱受诟病的，恰恰是几乎20多年未变的学科划分标准。
目前，中国所使用的学科、专业范围划分依据是1990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下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
即便是在1997年重新修改颁布过，但距今也已有16年之久。在这16年中，交叉学科发展日新月异，涵盖多个领域的学科层出不穷，这也就不难理解交叉学科发展与其评价体制和管理“不合拍”的现状。
“在科技与信息飞速发展的现在，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学科分类囊括所有的研究。新问题的不断出现会催生更多的交叉学科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能简单地按照一二三四来划分。”南开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对《科学新闻》说。
团队与个体的争议
除了传统交叉学科与新兴交叉学科所受“待遇”有所差异，从事交叉科学研究的大型团队与个人看到的风景也不尽相同：
偏重团队之间的跨部门交叉，忽略科学家个人自由地交叉探索。
正是由于交叉学科的成长主动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国家对于交叉学科的重视与期待也可见一斑。除了上文提到的广建平台之外，从国家大型项目为交叉学科单独设项就更可窥见一二。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就专门设立综合交叉领域，以鼓励和加强不同领域之间的交叉与融合。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匡廷云主持的第一批973项目“光合作用高效光能转化机理及其在农业中的应用”就是一项多学科交叉，把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和农学有机结合开展科学研究的项目，使中国光合作用机理与膜蛋白三维结构研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国家层面对于交叉学科项目的大力支持固然让研究者们欣喜。国家越来越重视交叉学科，各级政府对此也给予了应有的关注，交叉学科获得各级各类的资助也越来越多。
“即使是社会科学，国家社科基金每年都有一批专门针对交叉学科设立的基金。”王国豫介绍说。
然而，无论平台还是基金设项，这种重视更青睐于一个跨学科团队。
前述的973项目，就包括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上海植物生理生态所、化学所、物理所、生物物理所、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家单位和各自不同的学科的合作。
但实际上，在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单独科学家的实际工作中，却并不都能受到如此的重视与推崇。国家对于交叉学科及其团队的鼓励，并没有完全辐射到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个体研究者身上。
长江大学园艺园林学院教授吴强盛多年来一直从事的研究领域横跨植物学、土壤学、微生物学三学科，是三者的交叉研究领域。但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上，却因为学科的交叉问题而步履艰难。
2012年，吴强盛在申报国家自然基金的项目时，将申请书提交到园艺学，而评审专家对土壤方面的不熟悉以及质疑让他非常沮丧。
一位不愿透漏姓名的专家道出了他的疑虑：“一些研究人员说是做交叉学科，其实是‘万金油’，什么都懂点，什么都不精。”
这位专家的话可能代表了一大部分传统学科学者的观点。
事实上，一面是国家加大力度推进交叉学科建设，另一面，则是研究者们的郁郁寡欢。其实，国家层面的行动一直在进行，只是辐射到个人需要更长的一段时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制定“十二五”发展规划时，已经吸收了报告的一些前期研究成果，将加大对个体交叉学科研究者的资助力度。
“我们单位一位搞地理数学的老师已经连续几届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学院还获得了省里的数学与交叉中心重点实验室。这对于我们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压力。”广州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院长曹广福告诉《科学新闻》。 何去何从
学科交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另一方面，我们又无法给处于探索阶段的交叉学科一个恰当的生存空间。导致交叉学科矛盾重重的根源究竟在何处？
文化惯性客观上可能是造成这样局面的根源之一。
一般而言，在社会既定文化形成后，处于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会有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评论家罗满元指出，从根本上看，文化惯性实质是一种相对“静止”和满足于“维护”的力量。
在学术上，惯性维护长期以来的科研制度与科研思维，与适应新的科学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交叉学科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矛盾，从而导致交叉学科的学科分类与评价体系存在真空地带。
同时，随着科学的不断细分，在很多从业者那里，科学已经变成了一种职业。这自然而然地将带来科研体制的功利性，使它更为看重发育成熟、更容易取得成果的传统学科，而对刚刚兴起、且需要一段时间进行探索的交叉学科及其研究者个人的创新探索的积极性鼓励并不多。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柯尔莫戈洛夫为概率论奠定了严格的数学基础之前，概率论是难登大雅之堂的。
毕竟，一门学科产生伊始，需要一个培育与获得认可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遭遇质疑在所难免。
在研究者们看来，“重视研究者个人的价值，鼓励交叉学科进行科研探索，宽容失败，这样才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对个人的创新探索工作多加鼓励，恰恰也是交叉学科研究者们最需要的。”
“此外，缺乏在国家层面上的宣传力度和重视程度，要对交叉学科实施特殊性的政策，通过连续3～5年的重点支持，达到了预期效果后，再进行自由的发展。”吴强盛对《科学新闻》强调。
相比较在鼓励自由探索的理念上有所突破而言，通过技术层面的操作，达到鼓励交叉学科的目的，似乎期待值更高。
“对专业设置作适当调整”是交叉学科研究者们普遍倾向的途径。
曹广福对此思考良久，“我们都知道在很多分类中，常常有一个分类：‘其他’。在学科分类中，何不效仿一下？例如可以设一个：‘交叉学科’或者‘其他’之类。”
“工程院有9个学部，但却没有我们的一席之地。我认为，应该设立一个综合类学部。”李最雄清晰地认识到，“除非建立自己的学科——文物保护技术研究。否则，增选院士实现起来就很困难。”
“一个学科的形成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几年能够完成的。这一问题不仅仅是文物界存在，而是很多搞交叉学科的领域都有。”谈及未来，李最雄颇感无奈。
不过，长期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姚建年也通过自身经验，给出了一个他认为更核心的提醒：“学科交叉不是盲目地进行知识技术上的合作，而是要以本专业的认识水平和研究基础为根本。要杜绝为了‘交叉’而交叉。”
2009年的院士增选对李最雄来说是一段痛苦的回忆。
新增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名单公布后，李最雄止步第二轮。
李最雄，敦煌研究院的前副院长、中国第一位文物保护科学博士，在土遗址保护工程领域做出了诸多开创性工作。
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李最雄落选的理由：所申报的专业领域不合适。
无独有偶，同样在所属领域声名显赫的陈善广研究员，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也在第二轮后被淘汰。作为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主任、航天医学工程学领域的首席专家，陈善广同样受困于“申报领域不合适”。
对于李最雄和陈善广而言，最大的共同点，是他们的研究领域都为边缘交叉学科。而申报院士无门，仅仅反映了这类学科发展所面临的尴尬处境的一个侧面，更多、更大的制约因素让这类交叉科学的发展遭遇瓶颈。
如今，一晃四年过去，交叉学科研究者们依旧没能走出这个怪圈。
交叉学科的无奈
很多交叉学科研究者都曾对自己的领域热爱又无奈。
1985年，李最雄只身前往敦煌莫高窟，在艰苦的环境下，一干就是20余年。
然而正是李最雄一生热爱的工作，却让他遭遇了诸多无奈。
李最雄所从事的文化遗产保护科学是一个典型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甚至横跨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国家文物局的一项统计曾显示，在教育部公布的一级学科目录里，与文物保护密切相关的就有17个之多。仅自然科学中，就包涵化学、材料科学、地质、工程力学、岩土力学、建筑等一级学科。
在那次评选中，李最雄申报的领域被划分在土木工程。他所在的小组中，除了他所处的文物保护领域外，几乎其他申请人的研究领域都是矿产资源。
“一个组只能出线一个，就像世锦赛一样。20多个评委，过三分之二可能性不大。”李最雄告诉《科学新闻》，投票给他的只有7个人，而其他人都悉数将选票投给了石油、天然气和水电领域的申请者。
“排斥综合研究领域的态度很明显。”回想起来，李最雄仍备感无奈。
如果说李最雄的落选可能还有因为交叉学科之外的因素，那么交叉学科研究者申请基金和课题的受困就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当前，申报基金或者人才项目，名目繁多的“学科分类”往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让申报的学者们“眼花缭乱”。尤其一些新兴学科，因为几乎涵盖了全部方向，甚至可以归属到各个学科。
东南大学数学系教授梁金玲对这一点感同身受。
梁金玲的研究领域为应用数学，科研方向主要是复杂网络、鲁棒控制和时滞系统。在申报国家和江苏省的基金时，梁金玲发现，选择“所属领域”时应选择“信息科学”中的“控制科学”，而尽量避免“数理科学”中的“应用数学”，因为选择后者意味着申报成功的几率会大大降低。
与传统学科相比，这些新兴学科虽然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很多，但由于过于分散，始终无法与其他传统学科“势均力敌”，往往铺得面广，但很难在某个学部占优势，获得资助的相对难度也大一些。
这意味着，“寄居”在其他学科的境遇使新兴交叉学科的研究者们很难获得“小同行”的评审，工作的真正意义也很难被认可。
这已经得到各方公认。上海大学教授戴世强就曾专门撰文指出，在基金申请中，虽然申报交叉科学项目占有一定优势，但是交叉项目的申请定位反而成为困惑。同时提醒交叉学科的研究者们，学科代码的填写至关重要。
此外，交叉学科评价中涉及两个或以上的学科专家。如何能够将研究的内容向不同背景的学者介绍清楚也成为研究者们在申请基金和课题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难题。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焦雨铃告诉《科学新闻》，他就曾经在申请课题的答辩中，因为没有能够向可能是物理背景的专家解释清楚植物发育的一些概念，而与课题失之交臂。
广受“重视”
虽然一些研究者仍然处于困境之中，但不能否认，学科领域的交叉综合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它的诞生，往往源于某个领域存在突出的矛盾。因此，交叉学科基本都是当今科学的前沿研究领域。
通常意义上讲，交叉学科又被分成传统交叉学科和新兴交叉学科。传统交叉学科是研究者们俗称的“小交叉”，也就是自然科学领域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部涵盖学科不多的交叉。
相反，新兴交叉学科也称为大跨度的交叉，主要是指横跨自然科学领域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或者自然科学领域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部涵盖较多学科的重大交叉。
无论“大小”，事实证明许多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问题的提出与解决都已经无法避免综合交叉。
英国广播公司（BBC）曾访谈过23位著名科学家，其中霍夫曼、米切尔、布莱克、埃德尔曼、盖尔曼、格拉肖和鲁比亚7位诺贝尔奖得主深入涉及的专业或学科领域最多达6个，平均达到3.3个。
其中不少诺奖得主专业领域跨度极大。尤其在20世纪最后25年，95项自然科学奖中，交叉学科领域有45项，占获奖总数的47.4%。
在中国，具有学科交叉背景的院士比率由20世纪50年代的40.53%上升到近年来的48.01%。
正因如此，不论是国际还是国内，近年来对于交叉学科的重视有目共睹。
2002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建立了多个学科交叉研究中心，便于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科研人员相互交流和沟通，不仅设立了“多学科交叉研究人员培训基金”，还举办了“技术方法创新研讨会”和“生命科学与物质科学交界的机构联席会”。
英国、德国等其他发达国家也相继成立了学科交叉研究中心，为前沿学科建设开辟道路。 国内也同样不甘落后。
一批重点高校纷纷建立交叉学科的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交叉学科研究中心。
一些研究机构也积极构建平台。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多次强调交叉学科的重要性。以该院的高能物理所为例，设立了有200多名研究人员的多学科研究中心，迄今已在纳米生物安全性、金属蛋白质组学、分子影像学、生物大分子结构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新旧之辩
既然足够的重视，为什么交叉科学研究者还大呼不受重视呢？
实际上，交叉学科内部一直暗流涌动：
传统交叉学科遭热捧，新兴交叉学科被冷遇。
“传统交叉学科目前遇到的问题并不大，但是大跨度的交叉学科就面临很多困难。”长期从事纳米伦理研究的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国豫，对这一点深有感触。
王国豫从事的纳米伦理研究属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大跨度学科交叉。相比研究更完善、队伍更庞大的传统交叉科学而言，她的研究似乎有更长的路要走。
首当其冲的，便是尚不健全的评价体系。
王国豫所在的大学，对于纳米伦理研究的评价标准为CSSCI（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引文数据库——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然而对于纳米伦理的研究者而言，更希望能够使研究成果走向国际，唤醒更多从事纳米研究的科学家的伦理意识。但是以CSSCI作为评价，意味着研究成果仅仅在社会科学内部进行讨论。
“学校不认可我们投到SCI的文章，但实际上发表SCI的难度更大。现在的情况就是，文科的评价标准不认理科的东西，而理科也不承认文科的。”王国豫表示。
新兴的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往往不能套用现有的评价体制，这几乎成为所有从事新兴交叉学科研究人员的共识。
除了评价制度的不适应，李最雄等人的“申报无门”，也反映了新兴交叉学科的另一个隐患：在专业上一直处于无处挂靠的尴尬境地。
正如用李最雄的话讲，“其实差距比较大，放在哪里都不合适。”而专业设置导致科研基金分配的动向，这又使得交叉学科生存的空间大大减少。
而饱受诟病的，恰恰是几乎20多年未变的学科划分标准。
目前，中国所使用的学科、专业范围划分依据是1990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下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
即便是在1997年重新修改颁布过，但距今也已有16年之久。在这16年中，交叉学科发展日新月异，涵盖多个领域的学科层出不穷，这也就不难理解交叉学科发展与其评价体制和管理“不合拍”的现状。
“在科技与信息飞速发展的现在，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学科分类囊括所有的研究。新问题的不断出现会催生更多的交叉学科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能简单地按照一二三四来划分。”南开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对《科学新闻》说。
团队与个体的争议
除了传统交叉学科与新兴交叉学科所受“待遇”有所差异，从事交叉科学研究的大型团队与个人看到的风景也不尽相同：
偏重团队之间的跨部门交叉，忽略科学家个人自由地交叉探索。
正是由于交叉学科的成长主动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国家对于交叉学科的重视与期待也可见一斑。除了上文提到的广建平台之外，从国家大型项目为交叉学科单独设项就更可窥见一二。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就专门设立综合交叉领域，以鼓励和加强不同领域之间的交叉与融合。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匡廷云主持的第一批973项目“光合作用高效光能转化机理及其在农业中的应用”就是一项多学科交叉，把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和农学有机结合开展科学研究的项目，使中国光合作用机理与膜蛋白三维结构研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国家层面对于交叉学科项目的大力支持固然让研究者们欣喜。国家越来越重视交叉学科，各级政府对此也给予了应有的关注，交叉学科获得各级各类的资助也越来越多。
“即使是社会科学，国家社科基金每年都有一批专门针对交叉学科设立的基金。”王国豫介绍说。
然而，无论平台还是基金设项，这种重视更青睐于一个跨学科团队。
前述的973项目，就包括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上海植物生理生态所、化学所、物理所、生物物理所、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家单位和各自不同的学科的合作。
但实际上，在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单独科学家的实际工作中，却并不都能受到如此的重视与推崇。国家对于交叉学科及其团队的鼓励，并没有完全辐射到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个体研究者身上。
长江大学园艺园林学院教授吴强盛多年来一直从事的研究领域横跨植物学、土壤学、微生物学三学科，是三者的交叉研究领域。但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上，却因为学科的交叉问题而步履艰难。
2012年，吴强盛在申报国家自然基金的项目时，将申请书提交到园艺学，而评审专家对土壤方面的不熟悉以及质疑让他非常沮丧。
一位不愿透漏姓名的专家道出了他的疑虑：“一些研究人员说是做交叉学科，其实是‘万金油’，什么都懂点，什么都不精。”
这位专家的话可能代表了一大部分传统学科学者的观点。
事实上，一面是国家加大力度推进交叉学科建设，另一面，则是研究者们的郁郁寡欢。其实，国家层面的行动一直在进行，只是辐射到个人需要更长的一段时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制定“十二五”发展规划时，已经吸收了报告的一些前期研究成果，将加大对个体交叉学科研究者的资助力度。
“我们单位一位搞地理数学的老师已经连续几届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学院还获得了省里的数学与交叉中心重点实验室。这对于我们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压力。”广州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院长曹广福告诉《科学新闻》。 何去何从
学科交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另一方面，我们又无法给处于探索阶段的交叉学科一个恰当的生存空间。导致交叉学科矛盾重重的根源究竟在何处？
文化惯性客观上可能是造成这样局面的根源之一。
一般而言，在社会既定文化形成后，处于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会有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评论家罗满元指出，从根本上看，文化惯性实质是一种相对“静止”和满足于“维护”的力量。
在学术上，惯性维护长期以来的科研制度与科研思维，与适应新的科学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交叉学科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矛盾，从而导致交叉学科的学科分类与评价体系存在真空地带。
同时，随着科学的不断细分，在很多从业者那里，科学已经变成了一种职业。这自然而然地将带来科研体制的功利性，使它更为看重发育成熟、更容易取得成果的传统学科，而对刚刚兴起、且需要一段时间进行探索的交叉学科及其研究者个人的创新探索的积极性鼓励并不多。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柯尔莫戈洛夫为概率论奠定了严格的数学基础之前，概率论是难登大雅之堂的。
毕竟，一门学科产生伊始，需要一个培育与获得认可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遭遇质疑在所难免。
在研究者们看来，“重视研究者个人的价值，鼓励交叉学科进行科研探索，宽容失败，这样才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对个人的创新探索工作多加鼓励，恰恰也是交叉学科研究者们最需要的。”
“此外，缺乏在国家层面上的宣传力度和重视程度，要对交叉学科实施特殊性的政策，通过连续3～5年的重点支持，达到了预期效果后，再进行自由的发展。”吴强盛对《科学新闻》强调。
相比较在鼓励自由探索的理念上有所突破而言，通过技术层面的操作，达到鼓励交叉学科的目的，似乎期待值更高。
“对专业设置作适当调整”是交叉学科研究者们普遍倾向的途径。
曹广福对此思考良久，“我们都知道在很多分类中，常常有一个分类：‘其他’。在学科分类中，何不效仿一下？例如可以设一个：‘交叉学科’或者‘其他’之类。”
“工程院有9个学部，但却没有我们的一席之地。我认为，应该设立一个综合类学部。”李最雄清晰地认识到，“除非建立自己的学科——文物保护技术研究。否则，增选院士实现起来就很困难。”
“一个学科的形成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几年能够完成的。这一问题不仅仅是文物界存在，而是很多搞交叉学科的领域都有。”谈及未来，李最雄颇感无奈。
不过，长期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姚建年也通过自身经验，给出了一个他认为更核心的提醒：“学科交叉不是盲目地进行知识技术上的合作，而是要以本专业的认识水平和研究基础为根本。要杜绝为了‘交叉’而交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