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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正成为越来越多人改变生活的途径和目的地。曾经在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工作的务工者越来越多地进入互联网线下服务行业。更高的收入、更舒适和安全的工作环境、更好的上升空间是他们变化的理由。正如改革开放之初，内地农民纷纷进入沿海工厂打工一样，他们有自由迁徙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互联网现在提供了更多这样的机会。只是，在收入增加、生活条件提高的背后，他们的命运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城市依然不是家。
渔民靳坤武曾经无法想象上岸之后的生活。现在，38岁的他喜欢杭州刮风下雨的天气。往往这个时候，在其他送餐员叫苦不迭的抱怨声中，他推出电瓶车载着饭菜箱冲出去，心中隐隐有一股自豪感。
不畏风雨、奔跑不歇，这两个特质很快让靳坤武成为上万名蜂鸟配送员中的佼佼者。一般人一天跑三四十单，他能跑七八十单，当然收入会随之增长——8月，靳坤武到手14 000元；9月，17 000多元。
从原先跑船远海打鱼，转行送外卖，至少到目前为止，靳坤武非常满意自己的选择：送餐多劳多得，收入比以前跑船时提高一倍多。“我得感谢马云，创造了这么多就业机会。”靳坤武说，他坚持认为每月给他账户汇薪水的人是“马云”，虽然他工作的蜂鸟配送其实是外卖平台“饿了么”的配套物流公司，与马云关系不大。
有一点他没有弄错，从远洋出海到为互联网外卖平台工作，是个正确的选择。
在“互联网+”浪潮刺激下，新增的就业机会，源源不断地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汇集到一、二线城市，代替以往制造业，成为新一轮就业人口大浪潮头所向。
这些人从原先的工地、商场、流水线上离开，或骑上电瓶车，或开上小汽车，化身为网约车司机、送餐员工、保洁阿姨和互联网金融信贷员等，开启了一段新生活，也演绎出与以往不同的人生苦乐。此种影响不是“轰”的一声，而是如水一般渗透。
职业新转变 人口新流向
读完初中一年辍学，在此后长达15年时间里，靳坤武作为一名渔民，跟着海船打鱼，海风海浪见得多，陆地上风雨再大对他而言都算温柔。
2016年2月刚刚入行，作为一名新手，他因为对送餐地区不熟悉，一天只能送七八单，而别人能送二三十单。在船上待得太久，靳坤武用不好智能手机上的地图App，于是就买了一张纸质地图下班琢磨。上班后再骑着电瓶车穿街过巷，熟记小路。两个月后，他的送单量狂升到五六十单，又逐渐上升到一天七八十单。
整体而言，跑单对于靳坤武而言，比跑船轻松一些。在船上，靳坤武有一次把20公斤的一箱箱带鱼排齐，站了两天一夜，脚都肿了。但是，跑单也有跑单的辛苦。他不在乎风雨，但休息时间少、饮食不规律却也是客观存在的。靳坤武觉得自己比货物快递员要辛苦很多，“他们可以设计好路线，中午抽空吃上一顿饭，而我们在别人吃饭时是高峰期”。
夏天是旺季，有人点夜宵，靳坤武要跑到夜里一两点，第二天早上七八点开始工作。有时一小时送七八单没问题，高峰期一小时送十多单。“不能超时，超时对客人有影响，对我们也有影响。”靳坤武说。有时候因为路上车坏了超时，靳坤武也会内疚。“送餐晚了，心里挺过意不去，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半年时间里，靳坤武完成从“跑船”到“跑单”身份转换，成为拔尖的送餐员，代价是体重从162斤下降到130多斤。说到这里，他苦笑一声。
而在北京，河南籍保洁阿姨闫金玲与靳坤武也在为互联网公司奔波劳作。为了省钱，她租住在海淀西北边缘的一个平房区域里，经常骑上电动车跑上10多公里，奔波在不同的客户之间也是常有的事。有时在一个别墅型的客户家里，连续做6小时还不够，第二天还得去。
而一些厨房里抽油烟机、厕所里马桶，也都是又脏又累的活。公司考核闫金玲的一个指标是，一个月做到48单。
因为有及时打分评价系统，这些线下的“互联网+”从业者都特别注意自己的服务评星，肯吃苦的河南籍就业者是其中的佼佼者。
新一轮移动互联网浪潮后，人口最多的河南人，依然是劳动力输出大省。生活服务平台58集团提供给腾讯科技的数据显示，新增“互联网+”职位中，河南籍就业者在家政保洁和快递员中比重，分别是13.8%和14.8%，位居第一；在司机中排名第五。
70后服务90后
和靳坤武一样，闫金玲也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腾讯科技调研后发现，70后可能是“互联网+”行业中最卖力、最踏实的一拨人。而有着互联网原住民之称的90后，则是接受服务、支撑起市场的活跃客户。
闫金玲没读到初中，就来到北京一个家具厂里刷油漆，后来做过各种苦活、累活和杂活，甚至在京郊农地上种过大棚蔬菜，月收入一直在两三千元。今年上半年，闫金玲在北京昌平回龙观地区服务的一个线下家政公司，全部对接到线上家政服务平台“e家洁”，经过半个月上岗培训，她通过了考试，发现可以自由地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接单。
工作开始发生变化。工作时要穿上橘黄色围裙制服，上门服务前要电话确认时间，客户开门后要进行一套简单自我介绍与说辞；进客户家门前要把自己鞋放在门外，换一双工作鞋；卫生间、客厅和厨房等不同区域、平面用不同的抹布；临走时候把垃圾全部带走。现在，她的收入提高到每月五六千元。
服务标准化之后，闫金玲工作心态有了改变，再也不像之前做此类工作时“低人一等的感觉，现在我是在一家大公司上班”。
为了解决上下班通勤和工作时意外，闫金玲在公司统一组织下，交200元买了保险。家政行业竞争激烈，提升品质是一条路径。“e家洁”应对方法是對于闫金玲提供的“小时工”性质服务，暂时不抽成任何费用。而对于由闫金玲发现并抓住的专业程度稍高、技术难度较大的活，比如皮具保养、拆洗抽油机等，“e家洁”会提取一定费用。这样，普通的小时工，就成为后继服务的一个流量入口，从而构建出新型服务的商业模式。
为此，闫金玲不断地参加公司组织的专业技能培训，不断进步向上的感觉让闫金玲很享受。她积极地介绍认识的一些人加入“e家洁”。闫金玲所在团队有200多位“阿姨”，来自湖南、湖北、安徽和山东等地。其中，差不多都是与闫金玲年纪相仿的女性。“50岁以上的老人不会用手机，做不了这个工作，而90后则几乎没有。”闫金玲告诉腾讯科技。 90后较多地出现在服务对象中。闫金玲服务的昌平回龙观社区和海淀北部一些地方，并不是富裕家庭居多，而是一种正态分布，一般家庭不少，还有很多是年轻人合租的房子。“他们白天上班，没时间收拾屋子，凑钱请保洁阿姨。”闫金玲说。
在杭州送餐的靳坤武同样注意到90后年轻人更愿意在网上下单订餐，不愿做饭。互联网“原住民”生活需求更多希望在线上解决。“不少人夜里一两点下单叫外卖，他们边上都有电脑。”据靳坤武观察，这些人有些是开网店，有些是在打游戏。与他一起送餐的90后，基本是干了一个月不到，就放弃了。
与80后、90后那些没有家累的人不同，70后靳坤武和闫金玲明显对工作更有归属感，认真对待手里的活，并将之当成一项“事业”坚持着。
58集团提供给腾讯科技的资料显示，2016年前三季度司机、家政保洁、快递和送餐员等被互联网加持的职位成为求职者增长最为迅速的行业，其中在2016年成为最新热点的送餐员增长最快，同比增长达232.6%。第三季度，送餐员平均薪水超过5 000元，与去年同期相比，涨幅约为10%。
一个明显特征是，“互联网+”职位推动蓝领从劳动力密集地区向一、二线城市流动。北上广深是吸引上述四个职位的最重要城市，其中家政保洁和送餐员一线城市集中度最高，一线城市占比均超过20%。靳坤武和闫金玲无疑是此轮“互联网+”蓝领潮流中的典型代表，学历低、肯吃苦，有一定学习能力，有家庭和孩子。
今年5月，靳坤武所供职的蜂鸟配送进行了一次薪资调整，取消了之前每个月2 000元的保底底薪，将每单提成从4元钱涨到7元。靳坤武愈发高兴。一般送餐员会给电瓶车多加一块备用电池，他买了两块。三块电池一共可以跑200公里。最近他发现，“电池跑久了，又有些不够用了”。
到新行业去
90后不愿进入“互联网+”的服务行业，目前还有70后、80后顶着。靳坤武算过，起码能干到50岁，“到那时还有十几年，以现在标准算，到时一天30单应该没问题，一个月可以挣六七千元”。
正感受转型极大压力的是传统制造业。“中国制造业看珠三角地区，珠三角制造业看富士康”，跟随苹果一起崛起的代工之王富士康，有着强烈的危机感，苹果代工业务已经过了最辉煌时期。
进入9月份以来，是留在富士康，还是去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让27岁的李飞颇为纠结。这源于李飞的一个老乡兼同事忽然跳槽，去了一家叫提钱乐的网上消费金融公司，转而到富士康厂区大门口支起了橘黄色摊子，推销他们的App和服务。老乡和李飞，都来自湖北境内长江支流边上的一个小镇。老乡想把李飞拉到自己一个阵营，共同开拓富士康蓝领工人分期服务市场。
李飞2008年进入富士康观澜科技区工作，在富士康的工作资历很长，目前是富士康内部“师二”级别。这个级别每月薪水是五六千元，比下面的“员一、员二”等级别要高很多，但是再往上升职至师三、师四，困难很大，师二级别在观澜厂区有上千人，竞争者众多。而受制于苹果手机销量增长放缓，代工厂富士康整体业务增长缓慢，李飞感到以往经常能获得晋升的日子可能一去不复返。
新款iPhone销售是否火爆？李飛有一套自创的衡量方法，他告诉腾讯科技，“每个月每个工人加班时间80小时，表示苹果销量好，超过这个数表示火爆，但是今年iPhone7发布以来，没有出现。”李飞说话不紧不慢，面孔、头发都打理过，在10月份“海马”台风奔袭深圳的那天，穿着得体的短袖淡粉色衬衫。眼神中透露的自信让他很容易区别于那些一般的打工者。
今年三、四月份最淡季的时候，富士康在东莞的一个上万人的第三方外包代加工公司厂子，没有活干，工人只能拿最基本的千元底薪。近两年，李飞看到，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河南人、湖北人、湖南人、陕西人和山东人在减少。深圳富士康观澜区、龙华区工厂都在减人。龙华区由高峰期的40万人减少到10来万人已经不是秘密，而观澜区目前还有五六万人规模。
2015年年底，富士康开始代工华为手机，一边开始有步骤地裁人。处在基层管理岗位的李飞在年底前有些裁人指标。在别处，裁人是一件让管理者头痛畏惧的工作，在富士康相反。一次性发放的5万元左右的裁人补贴，让很多员工渴望进入被裁名单。“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些不该被裁的被裁了，一些本该裁的裁不了。”富士康在加速走下坡路。
“这里有更好的晋升空间。”看准了李飞心中最在乎的东西，老乡如此鼓动他。推广提钱乐的公司叫乐信集团，从给大学生做互联网分期购物起家，占据了多数大学生分期市场份额。随即，乐信集团进入蓝领分期市场。李飞如果加入提钱乐，将同王进一样，成为乐信集团2 000多名线下运营人员中的一名。这是最近两年涌现出的新型“互联网+”金融服务行业。
“今年做完，我得出来，不管去不去提钱乐，但肯定得出来。”李飞最后告诉腾讯科技，他下定了决心离开富士康。深圳房价在飞速上涨，在富士康上班拿着有数的钱，住在附近一个月500元租金的房子，前途渺茫，必须改变。李飞感受到，在富士康，有类似想法的人占多数。
“互联网+”遭遇现实壁垒
2014年开始网约车行业竞争火热，而到了今年补贴刺激出来的市场热火正在退去。从收入上来看，送餐员的平均薪水已经超过之前领跑的专车司机，成为“互联网+”行业中的最高职业。
网约车当初如春风一般吸引了大城市周围司机入行，他们操着不同口音，有些贷款买车，从东北、西南等地进入一线城市，网约车大战时，补贴高的时候一个月挣一万是常有的事。腾讯科技了解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传闻的网约车新政一直成为这类司机重点关注的新闻。他们的应变之一是贷款买二手雅阁、帕萨特等，降低风险。
今年陆续出台的网约车新政和各地方细则，网约车平台相应的补贴减少，同时也让一些网约车司机如惊弓之鸟。
经过几年厮杀，今年出行行业滴滴和Uber合并，新政发布，无论市场领先者滴滴，网约车公司不约而同地收紧钱袋，反映到司机身上是收入减少。 汤师傅在国营单位干了7年，去年加入神州专车，一开始补贴丰厚，一个月轻松可以破万元。他对网约车比较看好，主动申请成为小队长，虽然每个月只多几百元收入，但是，他觉得付出值得，毕竟这是一个新型行业，还有大量机会。
但是，局势变化过快，他开始怀疑当初的判断。今年5月份前，对司机的补贴开始减少，收入下降。5月份，神州进一步采取“控油”措施，以往车辆所有耗油实报实销，改成了一天补油钱200元。汤师傅发现同事们算计路线行驶，有时干脆停在一个地方等着。
因为整体车辆数量没变，最终乘客等候时间就会增长。神州专车管理部门随后逐步提高了每周可拿提成的基数金额，并且取消了每单6至8元的补贴，改成每周达到40单之后每单才有一定补贴。提成钱数也是按梯级累计。“每周比以前少挣1 000块。”汤师傅计算。
9月22日晚，当天神州发布“U+”开放平台，其他司机可以带车加入神州专车。在神州做专职司机的汤师傅不淡定了，他告诉腾讯科技，收入下降，他想把神州车退给公司，也不想做小队长了。开自己的车出来拉活，“更自由一些，也不用给提成费”。
与滴滴专车司机相比，神州司机只是少赚。那些从外地进入一线城市，贷款买车加入滴滴专车的司机则要承担债务。这类人更为焦灼。
就算没有10月出台的网约车新政，整个出行行业也要回到商业逻辑上来。像填无底洞一样的补贴很难再有。网约车新政给从业者揭示出一个道理，互联网能否加得上一些传统行业，得看过去产业上下游利益绑定是否紧密。绑定越紧密，“互联网+”越难进入。
杨晓虎对此感触尤其深。2014年，针对蓝领人群的移动“互联网+”创业项目兴起，与智能硬件、互联网金融等一起，引领了新一轮创业热潮，大批人才流动起来。2015年初，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在迅雷工作9年的杨晓虎正式辞职，加入了一个团队任产品经理，做蓝领招聘App“工多多”。这个工作使他对蓝领工人了解多了很多。
“工多多”创业出发点是为打工人群在移动互联网上提供工厂职位信息。杨晓虎特地去深圳龙华新区东环一和三联路交汇十字路口招聘中介林立的地方实地观察用户。他发现，一个典型拖着行李箱来找工作的年轻人，身上往往只有三四百元。为了找到工作，需要给实体招工中介交上一百元，然后坐上中介专门准备的中巴车，去工厂参与面试。
求职者在手机里装好“工多多”，只需要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就能找到工作，何乐而不为？一些“普工”岗位，经常换人，这意味着“工多多”做好了是一个高频应用，客户留存量也会高。
发展顺利，“工多多”将有可能颠覆线下最大的实体中介店“三合”。杨晓虎和团队领导们意识到这点非常兴奋。不过，此愿景很快被现实碾压。一些当初没想到的细节像魔鬼一样跳了出来。
杨晓虎找到一些求职者面谈，发现一些让人沮丧的情形。实际上并不是工作不好找，而是好工作不好找。像华为工厂提供的职位，很多人去抢。另外一些流水线作业，单调枯燥，待遇又一般，无人愿意去。
杨晓虎获得一个印象，求职者说话时眼神游离，不敢直视对方，缺乏基本沟通能力、主动获取信息能力。这很有代表性。对他们来说，App端推送的上千條求职信息，他们很少会主动再次搜索和挑选。
打工者更多的是自顾自地讲自己的现状、能力，然后讲要求，“等着你把工作挑好交给他。”杨晓虎大学毕业，一下子接触到这类人有些蒙。
客户端发展不顺利，信息源端同样遇到困难。切入蓝领招工行业之后，杨晓虎发现线下中介实体店有其存在合理处，最初中介公司实际上起到初步筛选作用，帮助招工单位减少了面试工作量。因为常年打交道，有些大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已经与中介形成明暗两条利益线，私下里给人力资源负责人好处已经成为潜规则，构成了一种利益同盟，壁垒效应短期无法清除。
一些好岗位出来时，人力资源部门会首选那些有“交情”的中介机构。作为行业挑战者，“工多多”并不能获得优质岗位空缺。慢慢在求职者心中形成免费没好货、上网不靠谱的印象。
最后，“工多多”也开始走线下，和行业第二、三名合作，在深圳龙华新区开设一家线下店，等于被拉到传统实体店同一维度来竞争。最终创业失败不可避免。“再也不想碰O2O了。”2016年初，杨晓虎脱离了团队，去了一家深圳大公司上班。他身边不少朋友今年都有此类经历。
“互联网+”行业中另一个难啃的是互联网金融。金融作为传统行业已存在多年，利益纠结更深。以金融贷款业务来说，可分为信用贷款、抵押贷款。提钱乐所从事的信用贷款，从业者需要线下跑，门槛不高，一些蓝领可胜任。但是在抵押贷款业务中，对蓝领的要求则高了一些。
国美金融一位抵押贷款信贷员之前在融360做过，像安邦、国美等大资金进入“互联网+”抵押贷款业务之后，从原先房产中介公司挖了很多人，在整体信贷员人数中占三四成。而更高一层次的高净值人群理财项目，比如金斧子公司，员工需要“985”“211”等大学专业毕业且在传统银行等金融机构从业过的人，与蓝领绝缘。
家乡很近，也很远
“互联网+”潮流下，一些之前在大城市打工的人，逃离了北上广。1982年出生的符茂校是其中之一。
符茂校是海南文昌人，在农村长大，初中毕业之后，2000年去了深圳。最初，符茂校在一个桑拿店更衣室里工作，给客人递毛巾、关柜门等。没有工资，收入主要靠客人给小费。香港客人多，小费好拿，最少一个月能拿到4 000元，旺季月收入会过万，比公司上班白领赚得还多。不过，好景不长，做了一两年，遇上“非典”，桑拿店失去生意关门了。
接下来，符茂校干过理发店、卖过鸭脖子，零碎工作月收入都在四五千一档，不如回到海南文昌老家。
2015年国庆节前，符茂校偶尔一次看到QQ弹窗，说京东购物有优惠。他点进去看了看，能够货到付款，就下了一个单。等快递员送货过来的时候，符茂校顺便问了一句：“你们还招快递员吗？”就这样，符茂校应聘成为一名京东配送员。 这是京东下乡战略的一部分。“那个时候文昌京东刚开，人少，我要负责周围11个镇的配送。订单不多，但是隔很远，每天至少要跑200公里。”符茂校告诉腾讯科技。
符茂校每天早上6点起床，7点出门，7点半开会，然后一直干到晚上五六点钟回站点。多的时候一天送80多个单，一个月单量在2 300以上。每送一件货得2元钱，超过30公里的货，每单加一块。外加一个月底薪810元（满一年之后涨100元），一个月收入差不多五六千块。主要开支是一些油费——配送的车是要快递员自己买的，5万多块钱。
虽然现在比以前在深圳忙多了，符茂校觉得还是在家边做快递员好。压力小一点，毕竟家里有地方住，父母都在身边不用顾虑。京东还给他上了五险，“有些快递公司是不给上的。”他发现一些朋友很多在深圳开店、打工，这两年没赚不到钱，不少人回了海南。
不过，像符茂校这样能回到自己老家做“互联网+”相关工作，目前还不是主流。他沾了家乡地理位置的光。最近符茂校更忙了，海南一年当中的“候鸟期”就要到了，海南人管在海南买房子来过冬的大陆人叫“候鸟”。他们人生地不熟，微信、支付宝支付方便后，“最喜欢网购”。这些人会一直待到春节，符茂校也要一直忙到那个时候。
在杭州送餐的靳坤武和在北京做保洁的闫金玲动过回老家做本行的念头。靳坤武有两个孩子，闫金玲有三个，不约而同地选择留在老家，由老人看着，能回去工作，常与家人见面，当然是最好选择。但是，打听过薪水之后，他们还是决心留在一、二线城市做。
在老家，送餐和保洁工作已经有人尝试，但是业务量太少，员工赚的钱也太少。在闫金玲老家，通过手机上平台找保洁阿姨听上去还非常新鲜。在老家业务量还起不来的时候，他们只能留守在外地，继续奋斗。
好在，以往在船上，靳坤武一出海就是几个月，很少见到家里人，现在在杭州跑单，老婆也从老家河南西峡县过来了做月嫂，见面次数多了许多。
他们没有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险，也很少有娱乐和社交，仅有的假日都会利用起来回老家。10月初，靳坤武利用假期回了一趟河南老家，還了亲戚4万块钱。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年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本轮新技术革命催生了大量就业岗位，然而，从工作自主性、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的维度来看，新兴行业员工虽然有较高的工作自主性，但其整体工作时间延长，强度加大。高强度工作压力、睡眠不足、饮食不规律和生物钟紊乱等都成为健康杀手。
靳坤武、闫金玲和汤师傅这类人都存在相似问题。有时候工作太忙，靳坤武午饭要到4点才能吃上。靳坤武管不了那么多——在城市奉献完精力，被城市掏空所有，距离年老体衰地回乡，还有一段时间距离。
他眼下的心愿是尽量多挣些钱，先把在老家县城买房子的欠债还完。然后存钱，让一儿一女去更好的环境里，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不能再像我这样了”。
至于老家，等做不动那天再说。
渔民靳坤武曾经无法想象上岸之后的生活。现在，38岁的他喜欢杭州刮风下雨的天气。往往这个时候，在其他送餐员叫苦不迭的抱怨声中，他推出电瓶车载着饭菜箱冲出去，心中隐隐有一股自豪感。
不畏风雨、奔跑不歇，这两个特质很快让靳坤武成为上万名蜂鸟配送员中的佼佼者。一般人一天跑三四十单，他能跑七八十单，当然收入会随之增长——8月，靳坤武到手14 000元；9月，17 000多元。
从原先跑船远海打鱼，转行送外卖，至少到目前为止，靳坤武非常满意自己的选择：送餐多劳多得，收入比以前跑船时提高一倍多。“我得感谢马云，创造了这么多就业机会。”靳坤武说，他坚持认为每月给他账户汇薪水的人是“马云”，虽然他工作的蜂鸟配送其实是外卖平台“饿了么”的配套物流公司，与马云关系不大。
有一点他没有弄错，从远洋出海到为互联网外卖平台工作，是个正确的选择。
在“互联网+”浪潮刺激下，新增的就业机会，源源不断地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汇集到一、二线城市，代替以往制造业，成为新一轮就业人口大浪潮头所向。
这些人从原先的工地、商场、流水线上离开，或骑上电瓶车，或开上小汽车，化身为网约车司机、送餐员工、保洁阿姨和互联网金融信贷员等，开启了一段新生活，也演绎出与以往不同的人生苦乐。此种影响不是“轰”的一声，而是如水一般渗透。
职业新转变 人口新流向
读完初中一年辍学，在此后长达15年时间里，靳坤武作为一名渔民，跟着海船打鱼，海风海浪见得多，陆地上风雨再大对他而言都算温柔。
2016年2月刚刚入行，作为一名新手，他因为对送餐地区不熟悉，一天只能送七八单，而别人能送二三十单。在船上待得太久，靳坤武用不好智能手机上的地图App，于是就买了一张纸质地图下班琢磨。上班后再骑着电瓶车穿街过巷，熟记小路。两个月后，他的送单量狂升到五六十单，又逐渐上升到一天七八十单。
整体而言，跑单对于靳坤武而言，比跑船轻松一些。在船上，靳坤武有一次把20公斤的一箱箱带鱼排齐，站了两天一夜，脚都肿了。但是，跑单也有跑单的辛苦。他不在乎风雨，但休息时间少、饮食不规律却也是客观存在的。靳坤武觉得自己比货物快递员要辛苦很多，“他们可以设计好路线，中午抽空吃上一顿饭，而我们在别人吃饭时是高峰期”。
夏天是旺季，有人点夜宵，靳坤武要跑到夜里一两点，第二天早上七八点开始工作。有时一小时送七八单没问题，高峰期一小时送十多单。“不能超时，超时对客人有影响，对我们也有影响。”靳坤武说。有时候因为路上车坏了超时，靳坤武也会内疚。“送餐晚了，心里挺过意不去，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半年时间里，靳坤武完成从“跑船”到“跑单”身份转换，成为拔尖的送餐员，代价是体重从162斤下降到130多斤。说到这里，他苦笑一声。
而在北京，河南籍保洁阿姨闫金玲与靳坤武也在为互联网公司奔波劳作。为了省钱，她租住在海淀西北边缘的一个平房区域里，经常骑上电动车跑上10多公里，奔波在不同的客户之间也是常有的事。有时在一个别墅型的客户家里，连续做6小时还不够，第二天还得去。
而一些厨房里抽油烟机、厕所里马桶，也都是又脏又累的活。公司考核闫金玲的一个指标是，一个月做到48单。
因为有及时打分评价系统，这些线下的“互联网+”从业者都特别注意自己的服务评星，肯吃苦的河南籍就业者是其中的佼佼者。
新一轮移动互联网浪潮后，人口最多的河南人，依然是劳动力输出大省。生活服务平台58集团提供给腾讯科技的数据显示，新增“互联网+”职位中，河南籍就业者在家政保洁和快递员中比重，分别是13.8%和14.8%，位居第一；在司机中排名第五。
70后服务90后
和靳坤武一样，闫金玲也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腾讯科技调研后发现，70后可能是“互联网+”行业中最卖力、最踏实的一拨人。而有着互联网原住民之称的90后，则是接受服务、支撑起市场的活跃客户。
闫金玲没读到初中，就来到北京一个家具厂里刷油漆，后来做过各种苦活、累活和杂活，甚至在京郊农地上种过大棚蔬菜，月收入一直在两三千元。今年上半年，闫金玲在北京昌平回龙观地区服务的一个线下家政公司，全部对接到线上家政服务平台“e家洁”，经过半个月上岗培训，她通过了考试，发现可以自由地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接单。
工作开始发生变化。工作时要穿上橘黄色围裙制服，上门服务前要电话确认时间，客户开门后要进行一套简单自我介绍与说辞；进客户家门前要把自己鞋放在门外，换一双工作鞋；卫生间、客厅和厨房等不同区域、平面用不同的抹布；临走时候把垃圾全部带走。现在，她的收入提高到每月五六千元。
服务标准化之后，闫金玲工作心态有了改变，再也不像之前做此类工作时“低人一等的感觉，现在我是在一家大公司上班”。
为了解决上下班通勤和工作时意外，闫金玲在公司统一组织下，交200元买了保险。家政行业竞争激烈，提升品质是一条路径。“e家洁”应对方法是對于闫金玲提供的“小时工”性质服务，暂时不抽成任何费用。而对于由闫金玲发现并抓住的专业程度稍高、技术难度较大的活，比如皮具保养、拆洗抽油机等，“e家洁”会提取一定费用。这样，普通的小时工，就成为后继服务的一个流量入口，从而构建出新型服务的商业模式。
为此，闫金玲不断地参加公司组织的专业技能培训，不断进步向上的感觉让闫金玲很享受。她积极地介绍认识的一些人加入“e家洁”。闫金玲所在团队有200多位“阿姨”，来自湖南、湖北、安徽和山东等地。其中，差不多都是与闫金玲年纪相仿的女性。“50岁以上的老人不会用手机，做不了这个工作，而90后则几乎没有。”闫金玲告诉腾讯科技。 90后较多地出现在服务对象中。闫金玲服务的昌平回龙观社区和海淀北部一些地方，并不是富裕家庭居多，而是一种正态分布，一般家庭不少，还有很多是年轻人合租的房子。“他们白天上班，没时间收拾屋子，凑钱请保洁阿姨。”闫金玲说。
在杭州送餐的靳坤武同样注意到90后年轻人更愿意在网上下单订餐，不愿做饭。互联网“原住民”生活需求更多希望在线上解决。“不少人夜里一两点下单叫外卖，他们边上都有电脑。”据靳坤武观察，这些人有些是开网店，有些是在打游戏。与他一起送餐的90后，基本是干了一个月不到，就放弃了。
与80后、90后那些没有家累的人不同，70后靳坤武和闫金玲明显对工作更有归属感，认真对待手里的活，并将之当成一项“事业”坚持着。
58集团提供给腾讯科技的资料显示，2016年前三季度司机、家政保洁、快递和送餐员等被互联网加持的职位成为求职者增长最为迅速的行业，其中在2016年成为最新热点的送餐员增长最快，同比增长达232.6%。第三季度，送餐员平均薪水超过5 000元，与去年同期相比，涨幅约为10%。
一个明显特征是，“互联网+”职位推动蓝领从劳动力密集地区向一、二线城市流动。北上广深是吸引上述四个职位的最重要城市，其中家政保洁和送餐员一线城市集中度最高，一线城市占比均超过20%。靳坤武和闫金玲无疑是此轮“互联网+”蓝领潮流中的典型代表，学历低、肯吃苦，有一定学习能力，有家庭和孩子。
今年5月，靳坤武所供职的蜂鸟配送进行了一次薪资调整，取消了之前每个月2 000元的保底底薪，将每单提成从4元钱涨到7元。靳坤武愈发高兴。一般送餐员会给电瓶车多加一块备用电池，他买了两块。三块电池一共可以跑200公里。最近他发现，“电池跑久了，又有些不够用了”。
到新行业去
90后不愿进入“互联网+”的服务行业，目前还有70后、80后顶着。靳坤武算过，起码能干到50岁，“到那时还有十几年，以现在标准算，到时一天30单应该没问题，一个月可以挣六七千元”。
正感受转型极大压力的是传统制造业。“中国制造业看珠三角地区，珠三角制造业看富士康”，跟随苹果一起崛起的代工之王富士康，有着强烈的危机感，苹果代工业务已经过了最辉煌时期。
进入9月份以来，是留在富士康，还是去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让27岁的李飞颇为纠结。这源于李飞的一个老乡兼同事忽然跳槽，去了一家叫提钱乐的网上消费金融公司，转而到富士康厂区大门口支起了橘黄色摊子，推销他们的App和服务。老乡和李飞，都来自湖北境内长江支流边上的一个小镇。老乡想把李飞拉到自己一个阵营，共同开拓富士康蓝领工人分期服务市场。
李飞2008年进入富士康观澜科技区工作，在富士康的工作资历很长，目前是富士康内部“师二”级别。这个级别每月薪水是五六千元，比下面的“员一、员二”等级别要高很多，但是再往上升职至师三、师四，困难很大，师二级别在观澜厂区有上千人，竞争者众多。而受制于苹果手机销量增长放缓，代工厂富士康整体业务增长缓慢，李飞感到以往经常能获得晋升的日子可能一去不复返。
新款iPhone销售是否火爆？李飛有一套自创的衡量方法，他告诉腾讯科技，“每个月每个工人加班时间80小时，表示苹果销量好，超过这个数表示火爆，但是今年iPhone7发布以来，没有出现。”李飞说话不紧不慢，面孔、头发都打理过，在10月份“海马”台风奔袭深圳的那天，穿着得体的短袖淡粉色衬衫。眼神中透露的自信让他很容易区别于那些一般的打工者。
今年三、四月份最淡季的时候，富士康在东莞的一个上万人的第三方外包代加工公司厂子，没有活干，工人只能拿最基本的千元底薪。近两年，李飞看到，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河南人、湖北人、湖南人、陕西人和山东人在减少。深圳富士康观澜区、龙华区工厂都在减人。龙华区由高峰期的40万人减少到10来万人已经不是秘密，而观澜区目前还有五六万人规模。
2015年年底，富士康开始代工华为手机，一边开始有步骤地裁人。处在基层管理岗位的李飞在年底前有些裁人指标。在别处，裁人是一件让管理者头痛畏惧的工作，在富士康相反。一次性发放的5万元左右的裁人补贴，让很多员工渴望进入被裁名单。“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些不该被裁的被裁了，一些本该裁的裁不了。”富士康在加速走下坡路。
“这里有更好的晋升空间。”看准了李飞心中最在乎的东西，老乡如此鼓动他。推广提钱乐的公司叫乐信集团，从给大学生做互联网分期购物起家，占据了多数大学生分期市场份额。随即，乐信集团进入蓝领分期市场。李飞如果加入提钱乐，将同王进一样，成为乐信集团2 000多名线下运营人员中的一名。这是最近两年涌现出的新型“互联网+”金融服务行业。
“今年做完，我得出来，不管去不去提钱乐，但肯定得出来。”李飞最后告诉腾讯科技，他下定了决心离开富士康。深圳房价在飞速上涨，在富士康上班拿着有数的钱，住在附近一个月500元租金的房子，前途渺茫，必须改变。李飞感受到，在富士康，有类似想法的人占多数。
“互联网+”遭遇现实壁垒
2014年开始网约车行业竞争火热，而到了今年补贴刺激出来的市场热火正在退去。从收入上来看，送餐员的平均薪水已经超过之前领跑的专车司机，成为“互联网+”行业中的最高职业。
网约车当初如春风一般吸引了大城市周围司机入行，他们操着不同口音，有些贷款买车，从东北、西南等地进入一线城市，网约车大战时，补贴高的时候一个月挣一万是常有的事。腾讯科技了解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传闻的网约车新政一直成为这类司机重点关注的新闻。他们的应变之一是贷款买二手雅阁、帕萨特等，降低风险。
今年陆续出台的网约车新政和各地方细则，网约车平台相应的补贴减少，同时也让一些网约车司机如惊弓之鸟。
经过几年厮杀，今年出行行业滴滴和Uber合并，新政发布，无论市场领先者滴滴，网约车公司不约而同地收紧钱袋，反映到司机身上是收入减少。 汤师傅在国营单位干了7年，去年加入神州专车，一开始补贴丰厚，一个月轻松可以破万元。他对网约车比较看好，主动申请成为小队长，虽然每个月只多几百元收入，但是，他觉得付出值得，毕竟这是一个新型行业，还有大量机会。
但是，局势变化过快，他开始怀疑当初的判断。今年5月份前，对司机的补贴开始减少，收入下降。5月份，神州进一步采取“控油”措施，以往车辆所有耗油实报实销，改成了一天补油钱200元。汤师傅发现同事们算计路线行驶，有时干脆停在一个地方等着。
因为整体车辆数量没变，最终乘客等候时间就会增长。神州专车管理部门随后逐步提高了每周可拿提成的基数金额，并且取消了每单6至8元的补贴，改成每周达到40单之后每单才有一定补贴。提成钱数也是按梯级累计。“每周比以前少挣1 000块。”汤师傅计算。
9月22日晚，当天神州发布“U+”开放平台，其他司机可以带车加入神州专车。在神州做专职司机的汤师傅不淡定了，他告诉腾讯科技，收入下降，他想把神州车退给公司，也不想做小队长了。开自己的车出来拉活，“更自由一些，也不用给提成费”。
与滴滴专车司机相比，神州司机只是少赚。那些从外地进入一线城市，贷款买车加入滴滴专车的司机则要承担债务。这类人更为焦灼。
就算没有10月出台的网约车新政，整个出行行业也要回到商业逻辑上来。像填无底洞一样的补贴很难再有。网约车新政给从业者揭示出一个道理，互联网能否加得上一些传统行业，得看过去产业上下游利益绑定是否紧密。绑定越紧密，“互联网+”越难进入。
杨晓虎对此感触尤其深。2014年，针对蓝领人群的移动“互联网+”创业项目兴起，与智能硬件、互联网金融等一起，引领了新一轮创业热潮，大批人才流动起来。2015年初，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在迅雷工作9年的杨晓虎正式辞职，加入了一个团队任产品经理，做蓝领招聘App“工多多”。这个工作使他对蓝领工人了解多了很多。
“工多多”创业出发点是为打工人群在移动互联网上提供工厂职位信息。杨晓虎特地去深圳龙华新区东环一和三联路交汇十字路口招聘中介林立的地方实地观察用户。他发现，一个典型拖着行李箱来找工作的年轻人，身上往往只有三四百元。为了找到工作，需要给实体招工中介交上一百元，然后坐上中介专门准备的中巴车，去工厂参与面试。
求职者在手机里装好“工多多”，只需要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就能找到工作，何乐而不为？一些“普工”岗位，经常换人，这意味着“工多多”做好了是一个高频应用，客户留存量也会高。
发展顺利，“工多多”将有可能颠覆线下最大的实体中介店“三合”。杨晓虎和团队领导们意识到这点非常兴奋。不过，此愿景很快被现实碾压。一些当初没想到的细节像魔鬼一样跳了出来。
杨晓虎找到一些求职者面谈，发现一些让人沮丧的情形。实际上并不是工作不好找，而是好工作不好找。像华为工厂提供的职位，很多人去抢。另外一些流水线作业，单调枯燥，待遇又一般，无人愿意去。
杨晓虎获得一个印象，求职者说话时眼神游离，不敢直视对方，缺乏基本沟通能力、主动获取信息能力。这很有代表性。对他们来说，App端推送的上千條求职信息，他们很少会主动再次搜索和挑选。
打工者更多的是自顾自地讲自己的现状、能力，然后讲要求，“等着你把工作挑好交给他。”杨晓虎大学毕业，一下子接触到这类人有些蒙。
客户端发展不顺利，信息源端同样遇到困难。切入蓝领招工行业之后，杨晓虎发现线下中介实体店有其存在合理处，最初中介公司实际上起到初步筛选作用，帮助招工单位减少了面试工作量。因为常年打交道，有些大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已经与中介形成明暗两条利益线，私下里给人力资源负责人好处已经成为潜规则，构成了一种利益同盟，壁垒效应短期无法清除。
一些好岗位出来时，人力资源部门会首选那些有“交情”的中介机构。作为行业挑战者，“工多多”并不能获得优质岗位空缺。慢慢在求职者心中形成免费没好货、上网不靠谱的印象。
最后，“工多多”也开始走线下，和行业第二、三名合作，在深圳龙华新区开设一家线下店，等于被拉到传统实体店同一维度来竞争。最终创业失败不可避免。“再也不想碰O2O了。”2016年初，杨晓虎脱离了团队，去了一家深圳大公司上班。他身边不少朋友今年都有此类经历。
“互联网+”行业中另一个难啃的是互联网金融。金融作为传统行业已存在多年，利益纠结更深。以金融贷款业务来说，可分为信用贷款、抵押贷款。提钱乐所从事的信用贷款，从业者需要线下跑，门槛不高，一些蓝领可胜任。但是在抵押贷款业务中，对蓝领的要求则高了一些。
国美金融一位抵押贷款信贷员之前在融360做过，像安邦、国美等大资金进入“互联网+”抵押贷款业务之后，从原先房产中介公司挖了很多人，在整体信贷员人数中占三四成。而更高一层次的高净值人群理财项目，比如金斧子公司，员工需要“985”“211”等大学专业毕业且在传统银行等金融机构从业过的人，与蓝领绝缘。
家乡很近，也很远
“互联网+”潮流下，一些之前在大城市打工的人，逃离了北上广。1982年出生的符茂校是其中之一。
符茂校是海南文昌人，在农村长大，初中毕业之后，2000年去了深圳。最初，符茂校在一个桑拿店更衣室里工作，给客人递毛巾、关柜门等。没有工资，收入主要靠客人给小费。香港客人多，小费好拿，最少一个月能拿到4 000元，旺季月收入会过万，比公司上班白领赚得还多。不过，好景不长，做了一两年，遇上“非典”，桑拿店失去生意关门了。
接下来，符茂校干过理发店、卖过鸭脖子，零碎工作月收入都在四五千一档，不如回到海南文昌老家。
2015年国庆节前，符茂校偶尔一次看到QQ弹窗，说京东购物有优惠。他点进去看了看，能够货到付款，就下了一个单。等快递员送货过来的时候，符茂校顺便问了一句：“你们还招快递员吗？”就这样，符茂校应聘成为一名京东配送员。 这是京东下乡战略的一部分。“那个时候文昌京东刚开，人少，我要负责周围11个镇的配送。订单不多，但是隔很远，每天至少要跑200公里。”符茂校告诉腾讯科技。
符茂校每天早上6点起床，7点出门，7点半开会，然后一直干到晚上五六点钟回站点。多的时候一天送80多个单，一个月单量在2 300以上。每送一件货得2元钱，超过30公里的货，每单加一块。外加一个月底薪810元（满一年之后涨100元），一个月收入差不多五六千块。主要开支是一些油费——配送的车是要快递员自己买的，5万多块钱。
虽然现在比以前在深圳忙多了，符茂校觉得还是在家边做快递员好。压力小一点，毕竟家里有地方住，父母都在身边不用顾虑。京东还给他上了五险，“有些快递公司是不给上的。”他发现一些朋友很多在深圳开店、打工，这两年没赚不到钱，不少人回了海南。
不过，像符茂校这样能回到自己老家做“互联网+”相关工作，目前还不是主流。他沾了家乡地理位置的光。最近符茂校更忙了，海南一年当中的“候鸟期”就要到了，海南人管在海南买房子来过冬的大陆人叫“候鸟”。他们人生地不熟，微信、支付宝支付方便后，“最喜欢网购”。这些人会一直待到春节，符茂校也要一直忙到那个时候。
在杭州送餐的靳坤武和在北京做保洁的闫金玲动过回老家做本行的念头。靳坤武有两个孩子，闫金玲有三个，不约而同地选择留在老家，由老人看着，能回去工作，常与家人见面，当然是最好选择。但是，打听过薪水之后，他们还是决心留在一、二线城市做。
在老家，送餐和保洁工作已经有人尝试，但是业务量太少，员工赚的钱也太少。在闫金玲老家，通过手机上平台找保洁阿姨听上去还非常新鲜。在老家业务量还起不来的时候，他们只能留守在外地，继续奋斗。
好在，以往在船上，靳坤武一出海就是几个月，很少见到家里人，现在在杭州跑单，老婆也从老家河南西峡县过来了做月嫂，见面次数多了许多。
他们没有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险，也很少有娱乐和社交，仅有的假日都会利用起来回老家。10月初，靳坤武利用假期回了一趟河南老家，還了亲戚4万块钱。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年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本轮新技术革命催生了大量就业岗位，然而，从工作自主性、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的维度来看，新兴行业员工虽然有较高的工作自主性，但其整体工作时间延长，强度加大。高强度工作压力、睡眠不足、饮食不规律和生物钟紊乱等都成为健康杀手。
靳坤武、闫金玲和汤师傅这类人都存在相似问题。有时候工作太忙，靳坤武午饭要到4点才能吃上。靳坤武管不了那么多——在城市奉献完精力，被城市掏空所有，距离年老体衰地回乡，还有一段时间距离。
他眼下的心愿是尽量多挣些钱，先把在老家县城买房子的欠债还完。然后存钱，让一儿一女去更好的环境里，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不能再像我这样了”。
至于老家，等做不动那天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