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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李西闽的中篇小说新作《无处告别》,会一下子感觉到作者使用了许多奇观化的叙述手法。比如,在小说的场景上,作者选用了西部电影的典型场景:西部小镇。男主人公宋杨从繁华的一线城市大上海坐火车千里迢迢来到一个西部县城,而后搭乘长途汽车,莫名其妙地来到了榆树镇。黄沙荒漠、西部原野,这是中西西部电影吸引观众的共同的奇观化的典型场景,在这部小说中同样出现了。在人物形象的设置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首先体现在人物的外表上。宋杨在小镇上遇到的第一个女人孙二娘就长得很奇怪,“风沙过后,一个女人站在他面前。女人肥胖,眼睛挤成一条缝,脸上的肉往下巴上堆坠,巨大的乳房似乎要将花布上衣撑破,水桶般的腰,圆滚滚的两条腿比上身要短。”和她在一起的驼子更是奇怪,“驼子抬起头,宋杨这才看清他的脸,这是张黑乎乎的丑陋不堪的脸,鼻子扁塌塌的,额头上还有一条刀疤,眼珠子暴突,随时都有可能像玻璃弹珠般飞射出来。”驼子的形象令人联想到雨果《巴黎圣母院》里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同样,男主人公宋杨的形象也好不到哪里去,“对着有条裂缝的镜子,看到一张苍白的脸,眼圈黑黑的,颧骨高高隆起,像鬼一样。”并且他到小镇有着明确的目的,是来寻死的。
小说一开场,这些奇观化手法的运用一下子就能吸引住读者的注意力。但挑剔一些的读者或许会觉得这些手法在通俗文学里常用,用在纯文学作品中有失严肃。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日渐分野;或者说,所谓的现当代文学就是建构在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二元对立与等级制的知识体系中。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壁垒自然极大地推动了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和成熟,但也造成了一些认识上的偏颇。比如,为人生的严肃的精英文学、纯文学可以不顾及读者的审美接受习惯,而通俗的、畅销的文学作品则必定是品位低下的。在后现代文化的哲学视域中,所谓的纯文学与通俗文学或者类型文学的分野也只是一种人为的知识建构,二者之间并不天然地具有绝对对立的本性。事实上,像斯蒂芬·金、村上春树、东野奎吾等作家都创作出了融合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因素、兼具艺术性与可读性的文学作品。包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迪伦,本身就是一个流行歌手,他的作品又如何能用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加以严格区分呢?在现时代的中国作家中,麦家、蔡骏等都在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融合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其实李西闽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并且取得了成大成效,他的新作《无处告别》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李西闽在融合纯文学与通俗文学方面自有其独特的优势,事实上,他在这两种范畴的文学领域均已取得不俗的成绩。自2001年他的第一部恐怖小说《蛊之女》出版以来,至今已发行了包括《血钞票》《尖叫》《腥》《温暖的人皮》在内的十四部长篇恐怖小说及一部恐怖小说集《致命伤》,被誉为新概念恐怖小说的代表作家。与一般的类型文学作家只关注作品的可读性不同,李西闽提出了“恐怖小说也可以有很高的文学性,可以看到人性中的善恶,直指人心”的观点,并且着力通过自己的作品关注当下的现实社会问题,比如《拾灵者》中的非法流产及拐卖婴儿事件,《血钞票》中的少女失踪案,《尖叫》中频发的交通事故,《温暖的人皮》则是根据真实事件改写的。可以说,跨越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文体沟堑是李西闽的一贯追求。
如前所述,《无处告别》融合了许多通俗文学常用的奇观化的叙述手段,包括派出所张所长与美国西部片中警长的某种角色对应,驼子为孙二娘挡住毒贩的刀,也让我们联想到西部片的某些类似桥段。但究其实质,这仍是一部严肃的纯文学作品。这部作品不仅具有使人想一口气读完的叙述上的吸引力,更有读完后令人久久沉思的艺术魅力。作品聚焦的是中国式婚姻的内在症候,即一种缺爱的或者可称之为“爱的艺术”匮乏的婚姻困境。小说主要通过三对夫妻的情感悲剧来揭示这一现实问题。宋杨之所以千里迢迢去荒漠寻死,既是因为自己得了绝症,更是因为后悔自己一直以来的冷漠、粗暴逼走了曾经的爱妻祝小鱼;王记饭馆的王矮子尽管深爱自己的妻子,但一喝醉就要打她,怪罪她不能生育,兩人经常闹矛盾;张所长和孙二娘曾经一见钟情,但婚后张所长忙于公务,两人疏于沟通,终于走到离婚的境地。包括宋杨在火车上无意中听到的两个女人议论的朱芳和肖飞的情感悲剧也是如此。这些大同小异的情感悲剧背后的根源,正如火车上的女人(隐含作者的态度)所说,“我为什么不结婚?是因为我不相信男人,特别是我们中国男人,大都不懂爱。追求你的时候,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出来,甚至给你下跪。当然,也会用一些从国外爱情电影里学来的桥段,比如每天给你送一束玫瑰花,比如每天守在公司门口等你下班,或者在你生日时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浪漫惊喜,等等。可是,只要追求到手,结婚后,一切都变了,所有的浪漫都消失了,他们追求的目的,是为了占有,而不是发自内心的爱。哪怕当时是真心爱恋,结婚后也会变质,当你成了他的妻子,就觉得你是他的私有物品,连最起码的尊重都谈不上。”这个女子的话虽然有几分极端,却也道出了中国式婚姻的普遍困境,也就是因为根深蒂固的男权思维导致的中国式婚恋困境。要走出这种困境,首先是要认识到这种困境的根源所在,然后才有可能找到走出困境的办法。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主要通过男主人公宋杨的觉悟和自我救赎来象征性地完成这一过程,虽然他对祝小鱼的忏悔和和解只是在梦境和幻觉中完成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宋杨心灵自我救赎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傻子这一角色。傻瓜式的人物,如《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阿甘正传》中的阿甘,《傻瓜吉姆佩尔》中的吉姆佩尔,《傻瓜威尔逊》中的威尔逊等,他们以其独特的个性魅力在文学的世界里绽放着无限光彩,见证了所谓的文明和理性可能走向自我纠缠、毁灭的悲剧,而真正的智慧是“大智若愚”。傻子带给宋杨的体悟大体上也可以归入这个范畴。
总而言之,在《无处告别》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在困境面前美好希望夭折的悲剧,也能看到人性的挣扎与自我救赎。作品把现实冷酷的一面写足了,也把现实中温情的一面与人性的亮光写透了,作品因此获得了引人入胜、发人深思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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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一开场,这些奇观化手法的运用一下子就能吸引住读者的注意力。但挑剔一些的读者或许会觉得这些手法在通俗文学里常用,用在纯文学作品中有失严肃。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日渐分野;或者说,所谓的现当代文学就是建构在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二元对立与等级制的知识体系中。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壁垒自然极大地推动了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和成熟,但也造成了一些认识上的偏颇。比如,为人生的严肃的精英文学、纯文学可以不顾及读者的审美接受习惯,而通俗的、畅销的文学作品则必定是品位低下的。在后现代文化的哲学视域中,所谓的纯文学与通俗文学或者类型文学的分野也只是一种人为的知识建构,二者之间并不天然地具有绝对对立的本性。事实上,像斯蒂芬·金、村上春树、东野奎吾等作家都创作出了融合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因素、兼具艺术性与可读性的文学作品。包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迪伦,本身就是一个流行歌手,他的作品又如何能用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加以严格区分呢?在现时代的中国作家中,麦家、蔡骏等都在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融合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其实李西闽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并且取得了成大成效,他的新作《无处告别》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李西闽在融合纯文学与通俗文学方面自有其独特的优势,事实上,他在这两种范畴的文学领域均已取得不俗的成绩。自2001年他的第一部恐怖小说《蛊之女》出版以来,至今已发行了包括《血钞票》《尖叫》《腥》《温暖的人皮》在内的十四部长篇恐怖小说及一部恐怖小说集《致命伤》,被誉为新概念恐怖小说的代表作家。与一般的类型文学作家只关注作品的可读性不同,李西闽提出了“恐怖小说也可以有很高的文学性,可以看到人性中的善恶,直指人心”的观点,并且着力通过自己的作品关注当下的现实社会问题,比如《拾灵者》中的非法流产及拐卖婴儿事件,《血钞票》中的少女失踪案,《尖叫》中频发的交通事故,《温暖的人皮》则是根据真实事件改写的。可以说,跨越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文体沟堑是李西闽的一贯追求。
如前所述,《无处告别》融合了许多通俗文学常用的奇观化的叙述手段,包括派出所张所长与美国西部片中警长的某种角色对应,驼子为孙二娘挡住毒贩的刀,也让我们联想到西部片的某些类似桥段。但究其实质,这仍是一部严肃的纯文学作品。这部作品不仅具有使人想一口气读完的叙述上的吸引力,更有读完后令人久久沉思的艺术魅力。作品聚焦的是中国式婚姻的内在症候,即一种缺爱的或者可称之为“爱的艺术”匮乏的婚姻困境。小说主要通过三对夫妻的情感悲剧来揭示这一现实问题。宋杨之所以千里迢迢去荒漠寻死,既是因为自己得了绝症,更是因为后悔自己一直以来的冷漠、粗暴逼走了曾经的爱妻祝小鱼;王记饭馆的王矮子尽管深爱自己的妻子,但一喝醉就要打她,怪罪她不能生育,兩人经常闹矛盾;张所长和孙二娘曾经一见钟情,但婚后张所长忙于公务,两人疏于沟通,终于走到离婚的境地。包括宋杨在火车上无意中听到的两个女人议论的朱芳和肖飞的情感悲剧也是如此。这些大同小异的情感悲剧背后的根源,正如火车上的女人(隐含作者的态度)所说,“我为什么不结婚?是因为我不相信男人,特别是我们中国男人,大都不懂爱。追求你的时候,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出来,甚至给你下跪。当然,也会用一些从国外爱情电影里学来的桥段,比如每天给你送一束玫瑰花,比如每天守在公司门口等你下班,或者在你生日时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浪漫惊喜,等等。可是,只要追求到手,结婚后,一切都变了,所有的浪漫都消失了,他们追求的目的,是为了占有,而不是发自内心的爱。哪怕当时是真心爱恋,结婚后也会变质,当你成了他的妻子,就觉得你是他的私有物品,连最起码的尊重都谈不上。”这个女子的话虽然有几分极端,却也道出了中国式婚姻的普遍困境,也就是因为根深蒂固的男权思维导致的中国式婚恋困境。要走出这种困境,首先是要认识到这种困境的根源所在,然后才有可能找到走出困境的办法。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主要通过男主人公宋杨的觉悟和自我救赎来象征性地完成这一过程,虽然他对祝小鱼的忏悔和和解只是在梦境和幻觉中完成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宋杨心灵自我救赎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傻子这一角色。傻瓜式的人物,如《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阿甘正传》中的阿甘,《傻瓜吉姆佩尔》中的吉姆佩尔,《傻瓜威尔逊》中的威尔逊等,他们以其独特的个性魅力在文学的世界里绽放着无限光彩,见证了所谓的文明和理性可能走向自我纠缠、毁灭的悲剧,而真正的智慧是“大智若愚”。傻子带给宋杨的体悟大体上也可以归入这个范畴。
总而言之,在《无处告别》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在困境面前美好希望夭折的悲剧,也能看到人性的挣扎与自我救赎。作品把现实冷酷的一面写足了,也把现实中温情的一面与人性的亮光写透了,作品因此获得了引人入胜、发人深思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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