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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分析了外部审计、高管薪酬激励与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接着，分析了外部审计与高管薪酬激励在减弱成本粘性方面是否替代效应还是互补效应;最后，设计了进一步研究的相关变量。
关键词：成本粘性;外部审计;高管薪酬激励
一、引言
成本的管理控制是企业关注的重点，在传统的成本性态模型中，企业成本被分为两个部分，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其中，变动成本与业务量的变动方向一致，且呈线性相关，企业业务量上升时成本增加的幅度等于业务量下降时成本减少的幅度（Noreen，1991）。但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发现，企业成本与业务量变动之间并非呈简单的线性关系，业务量下降时成本降低的幅度小于业务量上升时成本增加的幅度（Anderson et al.，2003），并称之为“成本粘性”。关于成本粘性的成因，Banker等（2011）将企业成本粘性的成因归纳为调整成本、管理者乐观预期以及代理问题三个方面。我国学者孙铮和刘浩（2004）、孔玉生等（2007）、马永强和张泽南（2013）、江伟等（2015）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同样存在成本粘性现象，且过高成本粘性会加大企业的经营风险（王珏和肖露璐，2015）。
国内外学者对成本粘性具体影响因素的探索，包括宏观经济层面、企业外部层面、微观企业层面三大部分。
（1）宏观经济层面：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刘彦文和王玉刚，2009）。
（2）企业外部层面：区域差异（陈灿平，2008）;境外上市（崔学刚和徐金亮，2013）;资本密集度、劳动密集度（Calleja et al.，2006;孔玉生等，2007）;法律条例的实施（《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规定》）（曹晓雪等，2009;刘媛媛和刘斌，2014;江伟等，2016）;行业差异（刘武，2006）;行业竞争程度（梁上坤和董宣君，2013）;外部审计（罗宏和曾永良，2015;梁上坤等，2015）。
（3）微观企业层面：最终控制人的层级数（刘慧龙等，2017）;产权性质;内部控制质量、供应商关系（于浩洋等，2017）;企业战略、创新投入（宋玉等，2017）;融资约束（梁上坤，2015）;企业管理者方面（CEO的任期、更替、薪酬结构;高管任期;过度自信）（谢获宝和惠丽丽，2014;江伟和姚文韬，2015）。
已有学者已经从宏观、中观、微观角度考察了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因素，本文将企业的内部激励制度和外部监管机制结合起来，旨在考察这两者是否有助于缓解企业的成本粘性程度。进一步地，本文在理论层面上分析了外部审计和高管薪酬激励在缓解成本粘性时的相互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高管薪酬激励与成本粘性
根据成本粘性的“代理问题观”和“机会主义观”，由于两权分离和信息不对称现状的存在，企业的股东难以对管理者的实际工作状态进行监管，股东和管理者的目标不一致，容易滋生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管理者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希望自己拥有较多的閑暇时间以及控制更多的资源等等。这些机会主义动机的存在会使得管理者在企业业绩下降时，不愿意削减相关的管理费用，不愿意放弃自己持有的资源;在业绩水平表现良好时，建造管理帝国的动机使得管理者更加注重扩张、多元化经营等方面，进一步加重了企业的成本粘性水平。
高管薪酬激励作为企业的内部治理机制，高水平的薪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企业的管理者，缓解部分代理问题（Kanniainen，2000）。通过实施高管薪酬激励，管理者的薪酬水平与业绩紧密联系，以“经济人”的立场来看，当然是希望自身的报酬最大化。因此，当业绩繁荣、业务量上升时，为了保持良好的利润水平以获得更多的绩效奖金，管理层会针对企业的成本费用管控制定合理的方案，尽量减少生产成本和损耗，如通过与上下游企业合作或者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提升利润;基于同样的动机，当企业业绩萧条、收入下降时，管理层会相应减少大规模的投资和生产以降低成本，进而减弱企业的成本粘性。
因此，提出假设H1：高管薪酬激励与成本粘性负相关。
（二）外部审计与成本粘性
外部审计作为公正、专业的外部公司治理机制，同样有着缓解代理问题的治理作用（Jensen and Meckling，1976）。专业机构的审计会针对企业的财务信息进行审核和出具报告，增加了公司的信息透明度，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代理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从而减小了管理者不考虑企业经营的实际状况、仅一味扩大生产的可能性。外部审计作为权威、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促使企业管理者科学的配置生产资源，保持成本费用产生的合理性，进而减弱企业的成本粘性程度。
近年来，已有学者将外部审计与成本粘性联系起来，认为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有助于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降低企业的成本粘性程度（罗宏和曾永良，2015）;并且国际四大审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其成本粘性显著更低（梁上坤，2015）。
因此，提出假设H2：外部审计质量与成本粘性负相关。
（三）外部审计、高管薪酬激励与成本粘性
进一步需要分析的一个问题是：外部审计与高管薪酬激励在发挥降低成本粘性的作用时，是否存在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如果存在替代效应，则对于高质量审计的样本，高管薪酬激励降低成本粘性的作用应有所减弱;而对于低质量审计的样本，高管薪酬激励降低成本粘性的作用应有所增加。如果存在互补效应，则与上述相反。
企业设置高管薪酬激励是为了缓解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然而高质量的外部审计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两类问题，并且外部审计作为公认权威的认证机构，其对管理者的监管和约束作用可能会更强，从而降低了对管理者进行高强度薪酬激励的必要。那么，在高质量审计的监管作用下，高管薪酬激励在缓解成本粘性方面的贡献就会减弱。 因此，提出假设H3：外部审计与高管薪酬激励在抑制企业成本粘性方面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拟选取2012—2016年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以新证监会行业类的分类标准）作为研究样本，样本公司的相关数据来自锐思RESSET数据库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结合已有文献对成本粘性的定义与变量选取的方法，本文借鉴Weidenmier等（2003）的研究，选择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营业成本三者之和与上期比值的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成本变化率Ln（Costi，t/Costi，t-1）。
2.解释变量。（1）营业收入变化率Ln（Revi，t/Revi，t-1）：当期营业收入与上期营业收入比值的自然对数。
（2）收入是否下降（di，t）：虚拟变量，当期收入下降时取值为1，否则为0。
（3）高管薪酬激励（Salary）：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谌新民和刘善敏，2003;辛清泉等，2007）。
（4）关于外部审计质量的衡量，本文选取是否由“国际四大”事务所审计、审计费用作为外部审计质量的代理变量：①国际四大（Big4）：本文用是否由“国际四大”事务所审计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虚拟变量，如果公司是由“国际四大”事务所审计，则取值为1，否则为0（周中胜和陈汉文，2006;冉明东等，2016）;②审计费用（A_fee）：公司年報中披露的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罗宏和曾永良，2015）。
3.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研究（江伟等，2016;于浩洋等2017），选取与成本粘性程度相关的变量（营业收入连续两期下降、宏观经济情况、财务杠杆、劳动密集度、资本密集度、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两职兼任、管理层持股、企业性质）作为本文研究的控制变量，同时还控制了年份效应和二级行业效应。
参考文献
[1]Banker R D，Byzalov D， Plehn-Dujowich J M.Sticky Cost Behavior：Theory and Evidence [R].Workingpaper，2011.
[2]孔玉生，朱乃平，孔庆根.成本粘性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07（11）.
[3]罗宏，曾永良，刘宝华.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公司治理与费用粘性[J].经济经纬，2015（02）.
[4]江伟，胡玉明.企业成本费用粘性：文献回顾与展望[J].会计研究，2011（09）.
[5]罗宏，刘宝华.互补或替代？经理薪酬与外部审计治理效用关系研究[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2（06）.
[6]罗宏，曾永良.外部审计、产权性质与费用粘性[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5（02）.
关键词：成本粘性;外部审计;高管薪酬激励
一、引言
成本的管理控制是企业关注的重点，在传统的成本性态模型中，企业成本被分为两个部分，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其中，变动成本与业务量的变动方向一致，且呈线性相关，企业业务量上升时成本增加的幅度等于业务量下降时成本减少的幅度（Noreen，1991）。但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发现，企业成本与业务量变动之间并非呈简单的线性关系，业务量下降时成本降低的幅度小于业务量上升时成本增加的幅度（Anderson et al.，2003），并称之为“成本粘性”。关于成本粘性的成因，Banker等（2011）将企业成本粘性的成因归纳为调整成本、管理者乐观预期以及代理问题三个方面。我国学者孙铮和刘浩（2004）、孔玉生等（2007）、马永强和张泽南（2013）、江伟等（2015）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同样存在成本粘性现象，且过高成本粘性会加大企业的经营风险（王珏和肖露璐，2015）。
国内外学者对成本粘性具体影响因素的探索，包括宏观经济层面、企业外部层面、微观企业层面三大部分。
（1）宏观经济层面：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刘彦文和王玉刚，2009）。
（2）企业外部层面：区域差异（陈灿平，2008）;境外上市（崔学刚和徐金亮，2013）;资本密集度、劳动密集度（Calleja et al.，2006;孔玉生等，2007）;法律条例的实施（《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规定》）（曹晓雪等，2009;刘媛媛和刘斌，2014;江伟等，2016）;行业差异（刘武，2006）;行业竞争程度（梁上坤和董宣君，2013）;外部审计（罗宏和曾永良，2015;梁上坤等，2015）。
（3）微观企业层面：最终控制人的层级数（刘慧龙等，2017）;产权性质;内部控制质量、供应商关系（于浩洋等，2017）;企业战略、创新投入（宋玉等，2017）;融资约束（梁上坤，2015）;企业管理者方面（CEO的任期、更替、薪酬结构;高管任期;过度自信）（谢获宝和惠丽丽，2014;江伟和姚文韬，2015）。
已有学者已经从宏观、中观、微观角度考察了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因素，本文将企业的内部激励制度和外部监管机制结合起来，旨在考察这两者是否有助于缓解企业的成本粘性程度。进一步地，本文在理论层面上分析了外部审计和高管薪酬激励在缓解成本粘性时的相互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高管薪酬激励与成本粘性
根据成本粘性的“代理问题观”和“机会主义观”，由于两权分离和信息不对称现状的存在，企业的股东难以对管理者的实际工作状态进行监管，股东和管理者的目标不一致，容易滋生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管理者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希望自己拥有较多的閑暇时间以及控制更多的资源等等。这些机会主义动机的存在会使得管理者在企业业绩下降时，不愿意削减相关的管理费用，不愿意放弃自己持有的资源;在业绩水平表现良好时，建造管理帝国的动机使得管理者更加注重扩张、多元化经营等方面，进一步加重了企业的成本粘性水平。
高管薪酬激励作为企业的内部治理机制，高水平的薪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企业的管理者，缓解部分代理问题（Kanniainen，2000）。通过实施高管薪酬激励，管理者的薪酬水平与业绩紧密联系，以“经济人”的立场来看，当然是希望自身的报酬最大化。因此，当业绩繁荣、业务量上升时，为了保持良好的利润水平以获得更多的绩效奖金，管理层会针对企业的成本费用管控制定合理的方案，尽量减少生产成本和损耗，如通过与上下游企业合作或者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提升利润;基于同样的动机，当企业业绩萧条、收入下降时，管理层会相应减少大规模的投资和生产以降低成本，进而减弱企业的成本粘性。
因此，提出假设H1：高管薪酬激励与成本粘性负相关。
（二）外部审计与成本粘性
外部审计作为公正、专业的外部公司治理机制，同样有着缓解代理问题的治理作用（Jensen and Meckling，1976）。专业机构的审计会针对企业的财务信息进行审核和出具报告，增加了公司的信息透明度，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代理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从而减小了管理者不考虑企业经营的实际状况、仅一味扩大生产的可能性。外部审计作为权威、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促使企业管理者科学的配置生产资源，保持成本费用产生的合理性，进而减弱企业的成本粘性程度。
近年来，已有学者将外部审计与成本粘性联系起来，认为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有助于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降低企业的成本粘性程度（罗宏和曾永良，2015）;并且国际四大审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其成本粘性显著更低（梁上坤，2015）。
因此，提出假设H2：外部审计质量与成本粘性负相关。
（三）外部审计、高管薪酬激励与成本粘性
进一步需要分析的一个问题是：外部审计与高管薪酬激励在发挥降低成本粘性的作用时，是否存在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如果存在替代效应，则对于高质量审计的样本，高管薪酬激励降低成本粘性的作用应有所减弱;而对于低质量审计的样本，高管薪酬激励降低成本粘性的作用应有所增加。如果存在互补效应，则与上述相反。
企业设置高管薪酬激励是为了缓解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然而高质量的外部审计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两类问题，并且外部审计作为公认权威的认证机构，其对管理者的监管和约束作用可能会更强，从而降低了对管理者进行高强度薪酬激励的必要。那么，在高质量审计的监管作用下，高管薪酬激励在缓解成本粘性方面的贡献就会减弱。 因此，提出假设H3：外部审计与高管薪酬激励在抑制企业成本粘性方面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拟选取2012—2016年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以新证监会行业类的分类标准）作为研究样本，样本公司的相关数据来自锐思RESSET数据库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结合已有文献对成本粘性的定义与变量选取的方法，本文借鉴Weidenmier等（2003）的研究，选择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营业成本三者之和与上期比值的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成本变化率Ln（Costi，t/Costi，t-1）。
2.解释变量。（1）营业收入变化率Ln（Revi，t/Revi，t-1）：当期营业收入与上期营业收入比值的自然对数。
（2）收入是否下降（di，t）：虚拟变量，当期收入下降时取值为1，否则为0。
（3）高管薪酬激励（Salary）：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谌新民和刘善敏，2003;辛清泉等，2007）。
（4）关于外部审计质量的衡量，本文选取是否由“国际四大”事务所审计、审计费用作为外部审计质量的代理变量：①国际四大（Big4）：本文用是否由“国际四大”事务所审计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虚拟变量，如果公司是由“国际四大”事务所审计，则取值为1，否则为0（周中胜和陈汉文，2006;冉明东等，2016）;②审计费用（A_fee）：公司年報中披露的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罗宏和曾永良，2015）。
3.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研究（江伟等，2016;于浩洋等2017），选取与成本粘性程度相关的变量（营业收入连续两期下降、宏观经济情况、财务杠杆、劳动密集度、资本密集度、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两职兼任、管理层持股、企业性质）作为本文研究的控制变量，同时还控制了年份效应和二级行业效应。
参考文献
[1]Banker R D，Byzalov D， Plehn-Dujowich J M.Sticky Cost Behavior：Theory and Evidence [R].Workingpaper，2011.
[2]孔玉生，朱乃平，孔庆根.成本粘性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07（11）.
[3]罗宏，曾永良，刘宝华.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公司治理与费用粘性[J].经济经纬，2015（02）.
[4]江伟，胡玉明.企业成本费用粘性：文献回顾与展望[J].会计研究，2011（09）.
[5]罗宏，刘宝华.互补或替代？经理薪酬与外部审计治理效用关系研究[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2（06）.
[6]罗宏，曾永良.外部审计、产权性质与费用粘性[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