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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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云
  
  温顿·瑟夫认为,云计算的下一步是将不同的系统连接在一起。
  在谷歌,我们管理着世界各地许多的数据中心,每一个都包含有大量的计算机,彼此相连的成为集群。数据中心再通过高速专用网络依次相连。这些数据中心支持应用程序和服务——用户可以访问公共互联网,按需利用几乎无限的计算能力,这个过程被称之为云计算(详见30页的《云安全吗?》)。亚马逊、IBM、微软以及其他公司也在试验并实施类似的系统。目前,这些“云”是孤立运作的,只与用户联系。但我认为,我们需要立即着手开发出接口,使所有的“云”可以直接相互沟通。
  集成云将具有许多优势。用户可能希望不通过下载所有的数据然后再重新上传的方式,把数据从一个“云”转移到另一个“云”中。或者,用户可能想存储多个“云”中的相同数据作为备份。在这样的情况下,针对不同“云”中同步数据的可靠机制会非常有用。有些人可能希望借此协调多个“云”中的计算。
  如何才能使程序在一个“云”中运行另一个“云”中的参考数据呢?如果一个“云”对数据的访问设限,如何使这些控制命令在第二个“云”中重复执行呢?什么样的协议、数据结构和格式将允许“云”在用户的指示下,按照他们的要求进行交互?
  研究人员们一直在研究诸如此类的问题,但迄今为止,成果有限。让我感兴趣的一种方法要回顾到互联网产生之前的ARPA网。当时,不同的操作系统使用了许多不同种类的远程终端和文字编码方案。ARPA网的研究人员们得出结论,在相互连接的分时计算机中支持远程访问的最有效方法,是界定一个“网络虚拟终端”(NVT)。NVT并不是实际存在的,但所有的操作系统都能够在NVT格式和终端运作的本机模式间进行转换。我们可以为云计算设想一个类似的方案:界定一个拥有一套功能特性的网络虚拟“云”,可使所有的“云”提供商都能识别。“云”间的交互将似乎是通过一个中间的虚拟云实现的。在这个模式中,每个“云”能够将其内部数据的管理方法进行标准化命名转化、数据交换协议或者是数据描述协议。
  这样的建议是否会获得关注?现在还不好说。但是,如果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云计算,这些以及其它的想法将值得进一步的探索。
  
  为什么需要地球工程学?
  
  M·格兰杰·摩根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必须研究为地球遮光所产生的后果。
  科学家们已经知道了如何使地球快速降温。秘密就在于地球工程学:具体来说,就是在平流层中使用微粒子反射太阳光。用这种方法为地球遮光的直接成本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成本相比,连百分之几都不到。既然反射太阳光既快捷又便宜,为什么还要与所有现今存在的问题——集体行动以实现减排中所面临的——进行斗争呢?为什么不等到我们遇到气候问题时,再如此简单地解决它呢?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人们已经因为环境的连带关系“制造”出了许多其他的问题。我们已经使俄罗斯的江河倒流了,却在那过程中不慎破坏了咸海;我们在热带地区建造了道路,并鼓励耕作,却不慎损坏了土壤,摧毁了数百万英亩的热带雨林。假如,我们目光短浅并且狂妄自大,指望地球工程学来拯救地球,我们能否确定,最终的结果将是我们所期望的吗?
  不考虑过去的失误,答案是,不能像对待生化武器的研究那样来对待地球工程学,将它包围着全球性禁忌当中。打个比方,假如一个国家经历了持续的干旱,他们试图单方面地操纵地球的气候,为了搜集有根据的反驳论据,我们将需要了解可能产生的后果。如果我们那些更极端的气候变化预测成为现实,那么,一个意外的气候紧急状况会把数十亿人的生命置于危难中,整个世界将会发现,不应该无知地启动地球工程学的应急计划。
  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地球工程学。直到最近,大多数科学家和研究主管们都不愿意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因为他们深怕,知道了如何操纵气候之后,就会鼓励人们去实现它。但如今,避免研究的风险超过了从事研究的风险。
  我们需要采取两个步骤。第一步,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宽松的国际协调计划,旨在研究如何为地球遮阳、成本是多少、以及将会产生何种有意或无意的影响。这项研究也应该解决这个问题——对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来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意味着什么?因为反射太阳光对阻止二氧化碳浓度上升没有任何作用。排放的二氧化碳有三分之一是被海洋吸收的,结果,海水的酸性变得更强,与前工业化时期的海水相比,如今它们的酸性增强了30%。如果二氧化碳继续像现在这样排放,到本世纪末,大多数珊瑚礁都会消失,而它们所维持的所有生态系统也将消失。
  第二步,我们需要让外交政策共同体致力于以集体的方式来规范地球工程学。我和我的同事们已经与两个国际研讨会——参与者包括气候科学家和外交政策专家——开始了这个进程。进一步的非正式谈话将为一个正式的框架奠定基础。
  
  新新闻
  
  杰·罗森认为,应该把新闻业和媒体分开。
  新闻的实践不是“媒体”,虽然多年来,大多数新闻工作是由传媒产业内部完成的。现在,这个行业陷入了困境,但不是因为人们不再愿意获得信息或娱乐(他们仍然这么做)。相反,维持传媒产业的社会结构已经被技术打乱了。(详见第69页的《行业简介》。)
  媒体曾经的运作模式是一对多的模式——即通过广播媒体。尽管互联网可以被用于一对多的传播方式,但它也同样适用于几个对几个、一对一以及多对多的模式。传统上,媒体利用权力中心、有影响力的人士以及国家视角与受众相联系。这些,互联网全部都做到了,而且,它在使我们“横向”联系上——同龄人、同事以及与我们有相同兴趣的陌生人——做得同样好。当专家和当权者要与“关切的民众”——他们希望发表讲话的对象——进行交流时,他们曾需要借助媒体。现在,他们可以直接进行交流。
  因为,长期以来传媒业相对稳定,而且是新闻实践的基础,我们习惯了把新闻业称之为“新闻媒体”,后来就只用“媒体”了。新闻业及其体系也与“媒体”等同起来。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经典的新闻学术成果是由社会科学家完成的,他们进入新闻编辑室,研究如何做决策。他们观察到, “惯常的程序”支配着新闻业中发生的事情,这些惯例最终服务于一个特定生产周期的要求:每日的报纸、下午6点的广播、每月的杂志。
  关于“新闻是什么”——甚至它“应该是什么”——的想法被困在这些惯常的程序中,因为它们已经成为第二特性。当生产性程序发生根本转变时,正如网络,新闻制作面临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此时会发生什么呢?新闻工作者们坚持认为,他们的习惯性做法不属于科技时代,却是好新闻的要素。他们不应该这样做,他们也不会这样,如果他们理解我一开始所说的:新闻业不是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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