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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活在世界上好比一只船在大海中航行，最重要的是要辨清前进的方向。回顾我一生走过的道路，虽然也曾迷失过方向，但所感欣慰的是，很快就认准了北斗，拨正了航向，并且最后终于找到了自己应有的归宿。”这是《潘菽自传》中的话。
诚如其言，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红色教授”潘菽在人生路上逐渐辨清了前进的方向，选择心理学作为自己的“北斗”，选择共产党作为自己的“航向”，“最后终于找到了自己应有的归宿”，成为中国心理学奠基人、南京大学首任校长、中科院心理研究所首任所长。
十年定志、十年彷徨
潘菽出身书香门第，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少年时期就已阅读了诸多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著作，尤其仰慕宋代哲学家朱熹，期望将来也能成为像朱熹一样的大学问家。1917年，潘菽中学毕业后，跳过两年的预科，报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以优异成绩直接考取了本科。北大校长蔡元培很欣赏潘菽的好学和多才，曾为他书写条幅相赠。
北大读书期间，正逢五四运动，潘菽满怀爱国热情参与了游行，并亲手火烧赵家楼，成为被捕的32名学生之一。1921春，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潘菽公费留学。在选读了一些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之后，尤其是受到正在攻读心理学专业的蔡翘、郭任远等朋友影响，潘菽对心理学逐渐有了兴趣，觉得美国教育不一定适合中国，不如学一种与教育相关但更具根本性的学问，于是，他决定转学心理学。
由于心理学研究本身的复杂性，及中国社会条件和风气不利于心理学发展，潘菽走的这条道路，正如他所言，“仿佛是山间之蹊径，颇为崎岖曲折，有时还要披荆斩棘”。当潘菽迈进心理学殿堂时，正逢国际上心理学派激烈纷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潘菽绝不相信心理学不能成为科学，“心理学还不够科学，正需要我们对它加强开展科学的研究”。为此，潘菽在国外学习了6年，先后读了3所大学，终于在1926年拿到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
潘菽回国时，中国心理学正处于创建阶段，一些大学纷纷成立心理系。他被最早成立心理系的第四中山大学（即后来的中央大学）聘为心理学副教授，半年后升为教授，兼心理系主任，一直在该校工作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获得了较好的对口工作，潘菽刚开始很是满意，埋头于心理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央大学理学院心理系当时只是个小系，有时一年只收一两个人，但潘菽一样认真备课，认真讲解，从不草率。潘菽对学生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学生都愿意亲近他，有事找他谈心，有困难找他帮助，有学生结婚还找他当证婚人。他从不以教育者自居，而是以自己的思想行为影响学生，有学生后来回忆说：“我说不出潘先生是怎样教育我的，可是他又确实是时时刻刻地教育着我。”
潘菽在中央大学安心哺育自己钟爱的心理学，“两耳不闻窗外事”。但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日寇侵华步伐在步步紧逼，如何能容得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九一八”事变的炮声还是把潘菽震醒了，“同时蒋政府在经济上的破绽也日益显露，学校的工资也要拖欠，研究费用和设备经费更谈不上，我预见到我所追求的理想将难于实现。这是我在思想上产生彷徨的另一个原因”。此外，心理学派别越来越多，潘菽原以为可以通过实验研究来确证心理学的科学性，可他“对心理学本身的问题也陷于彷徨无主的情况”。
尽管“彷徨无主”，尽管当时很多颇有才干的年轻心理学者纷纷转行，但潘菽的志向并没有动摇。他在报刊上以《为心理学辩护》等为题，接连发表文章，竭力争取社会对心理学的了解、重视和支持，并鼓励心理学同仁认清心理学的价值所在，敢于知难而进有所作为，共同开垦中国科学领域中的这一“半荒区”。
十年探路、十年依傍
1933年5月14日，潘菽的哥哥潘梓年（时任上海“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兼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真话报》总编）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关押在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部拘留所。潘菽为营救胞兄奔走呼号，拜请蔡元培、邵力子等社会名流施加压力。同时，潘菽又以家属身份，前往探监，不断送去药品、食品，传递外界消息，终使潘梓年在1937年6月被营救出狱。在此过程中，潘菽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了进一步认识，“在设法营救的过程中我开始接触了党，对党的纲领、性质及艰苦斗争的情况逐步加深了认识，逐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我认清了应取的方向，摆脱了纯学术的道路，决心跟着共产党，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
抗日战争爆发后，潘菽随中央大学西迁重庆。由于刚开始对战争估计过于乐观，潘菽没有把家属接去，整个抗战期间单身在渝。“在这八九年紧张生活中，心神自难安定，一天到晚关心的是抗战形势的变化。前半阶段，敌机时常来轰炸，有时夜里也来，使人日夜难安，自然很难谈到研究工作。心理学教学工作则不能不坚持下去，但也只能把旧的知识一次一次重复着教。备课时间倒省了不少。夜幕垂下以后，总要到熟人朋友那里去走走、听听、谈谈。”如此，潘菽开始不再“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创建“九三学社”，成为著名的“红色教授”。
起初，在长兄、《新华日报》负责人潘梓年介绍下，潘菽参加了郭沫若组织的“中国学术研究会”。因为长兄的关系，潘菽经常去新华日报编辑部，了解一些抗战或延安情况，也参加《新华日报》组织的一些活动。后来，潘菽联系五四时期同时被捕的北大老同学许德珩，建立了一个座谈会，并经周恩来、潘梓年授意，邀请原先“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人陆续加入，逐渐发展到30余人。刚开始取名“民主科学座谈会”，但一直没有公开。1945年9月3日，大家在開会谈到座谈会名称时，潘菽建议就用9月3日这个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日命名座谈会，称为“九三座谈会”，获得与会人员一致同意。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和平会谈，在张治中寓所接见了潘菽、梁希、涂长望、金善宝等教授。潘菽在会见中提问毛泽东：“共产党为什么把自己付了很大代价解放的一些地区让给国民党呢？”毛泽东讲，为了避免内战，达成全国统一，共产党人向来以民族大义为重。随后，毛泽东站起来，在椅子后面退了两步说：“让是有限度的，让一步、两步是可以的，再让第三步就不可以了”，并作了一个还击的手势。“毛主席深刻而生动地阐述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及我们党的主张，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益”。
毛泽东还特地会见了九三座谈会负责人许德珩夫妇，明确建议，九三座谈会应办成永久性组织。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鼓励和指导，九三座谈会决定更名为“九三学社”，于1946年5月4日举行成立大会，宣告九三学社的成立，发表九三学社国是主张。之所以取“学社”这个名称，是潘菽“认为‘九三’原来团结的主要是科技、高教、医药等方面的人，‘九三’成为政治团体后仍应本着这个宗旨。但这方面的知识分子在那时虽然很多人都有进步的要求，却又不愿沾政治的边。所以‘九三’这个团体不宜采用政治色彩较浓的名称，才可以使较多的人加入。这也是‘九三’应起的主要作用”。潘菽作为“九三学社”主要创建人之一，在成立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理事，此后一直是九三学社主要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潘菽负责南京九三学社工作，1958年后一直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随着共产党逐渐取胜，九三学社打算解散，理由是“民主与科学”共产党可以做得更好，不需要九三学社了。但周恩来对潘菽说，九三学社不仅不能解散，而且要作为参加新政协的民主党派，继续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与共产党一起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九三学社成为当时团结各界人士、扩大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纽带和桥梁之一，在反蒋拥共帮助共产党取得政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6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一周年之际，九三学社发表《为国际民主胜利周年纪念宣言》，主张立即停止内战，实行政治协商会议，解散特务机构，严惩汉奸等，获得广泛舆论支持。
为响应共产党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号召，1944年，潘菽还和梁希、涂长望、金善宝等人在共产党支持下，联合包括竺可桢、李四光等著名科学家在内的一百多人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次年7月1日，中国科协正式成立，潘菽被选为常务理事，负责协会财务工作并担任会刊《科学新闻》主编。潘菽等人还发起组织“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并倡议在联合国设立科学组织或扩大原有的文教组织，因而有了后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中央大学复员南京后，国共随即展开决战，潘菽的政治倾向更加鲜明。他以中央大学教授的身份，掩护中共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新青社”的活动，为“新青社”保管过一批秘密图书资料。1947年，中央大学中共党支部的组建会议就在潘菽家中召开。他还不顾个人安危，保释过以“危害民国”罪被捕的中大学生。
1948年5月，南京大专学校开展“五四纪念周”活动。5月4日，针对国民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等行为，潘菽在“民主与科学座谈会”上指出五四运动所要求的民主，应当是整体的民主；中国的民主运动必须是社会改革运动，而不是什么“立宪”，国民党宪法并不能解决问题。潘菽还曾在报刊上用隐晦的笔调写道：“今天的阴云密布，风狂雨骤，未必就不是明天天朗气清的前奏。冬天已经到了冰封雪融的时候，春天的到来也不会太久了。”国民党政府为挽回败局，曾组织了一个“官兵心理委员”，邀请心理学家帮助军队“鼓舞士气”“振作精神”，力邀潘菽参加，被他断然拒绝。他也不为当局的《国防月刊》“国防心理”专号写文章，坚决与国民党“绝缘”。
由于潘菽鲜明的态度，时人称他为“红色教授”。国民党特务机构将他列入黑名单，日夜严密监视他的活动。1949年解放军渡江作战前夕，共产党为了确保潘菽、梁希、涂长望三位中大教授的安全，防止国民党败退前对他们暗下毒手，派潘菽堂弟潘汉年将他们护送到上海，又转赴香港。4月22日，“百万雄师过大江”第二天，又将他们从香港转送北平。不久，应周恩来邀请，潘菽、梁希、涂长望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同年8月，潘菽返回南京，参加中央大学的接收改造和南京大学的筹建工作，被任命为南京大学教务长兼心理学系主任。
潘菽一直坚守着心理学这块阵地。董必武曾邀潘菽去解放区生活，被他婉拒，因为“其实，要照顾家属是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我却没有说，那就是为了心理学我还是留在学校里比较合适”。潘菽等教授热衷参加众多座谈会，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学习、交流知识。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潘菽“世界观开始转变，初步地树立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时再来考察心理学的科学问题就显得明白了”。潘菽还为心理系学生开设了一门新课——理论心理学，试图结合马列主义来思考、解释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探索心理学新的发展道路。
十年自强、十年播扬
新政权成立后，潘菽接替梁希（梁希出任中央政府林业部长）担任调整后的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被任命为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在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时，考虑到仪器设备搬迁问题，潘菽没有把南京大学留在四牌楼原址，而是搬到了金陵大学校址，将四牌楼校址留给了新成立的南京工学院（后来的东南大学）。潘菽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为南京大学做了一大贡献，即保留了全国唯一一个心理系（1956年南京大学心理系并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1955年，潘菽当选为中科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是当时中国心理学领域唯一一位学部委员。次年，他与南大高济宇等6位教授一批加入共产党，随后辞任南大校长，在中国心理学面临巨大困难和外界压力情况下，毅然提出并率领南方众多心理学家北上北京，促使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创建，并担任了首任所长兼中国心理学会会长。
“文革”结束后，潘菽感到时日不多，更加奋力工作。为尽快恢复和发展中国心理学，年已八旬的潘菽不顾体弱多病，重新挑起了心理研究所所长和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两副重担。他一方面不辞辛苦地做了大量組织领导工作，主持《关于意识的心理学研究》《教育心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等书籍编写，同时身先士卒，带头研究、播扬心理学。
在生命最后10余年里，潘菽共发表论文20多篇，出版著作5种，还先后培养了3名硕士研究生和4名博士研究生。他在心理学教学、科研及其领导岗位上整整工作了六十年，为中国心理学的奠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心理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荆其诚教授指出：“我国心理学能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和繁荣，与潘菽同志的呕心沥血是分不开的。”心理学史专家高觉敷教授在一篇怀念文章中写道：“毫无疑义，潘老是当代中国心理学的带路人”，“是我国心理学界的泰斗”。
一次，女儿专门写信给潘菽，以父女骨肉之情苦心相劝，劝他保重身体。他回了一张小小字条，上面写道：“我专心一志，时间不够用是事实，实无办法。早睡不可能做到，除非放弃工作。”1988年潘菽因患脑溢血病故，结束了他曲折而坚定的六十年心理学历程，享年91岁。
（作者系文史作家）
诚如其言，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红色教授”潘菽在人生路上逐渐辨清了前进的方向，选择心理学作为自己的“北斗”，选择共产党作为自己的“航向”，“最后终于找到了自己应有的归宿”，成为中国心理学奠基人、南京大学首任校长、中科院心理研究所首任所长。
十年定志、十年彷徨
潘菽出身书香门第，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少年时期就已阅读了诸多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著作，尤其仰慕宋代哲学家朱熹，期望将来也能成为像朱熹一样的大学问家。1917年，潘菽中学毕业后，跳过两年的预科，报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以优异成绩直接考取了本科。北大校长蔡元培很欣赏潘菽的好学和多才，曾为他书写条幅相赠。
北大读书期间，正逢五四运动，潘菽满怀爱国热情参与了游行，并亲手火烧赵家楼，成为被捕的32名学生之一。1921春，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潘菽公费留学。在选读了一些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之后，尤其是受到正在攻读心理学专业的蔡翘、郭任远等朋友影响，潘菽对心理学逐渐有了兴趣，觉得美国教育不一定适合中国，不如学一种与教育相关但更具根本性的学问，于是，他决定转学心理学。
由于心理学研究本身的复杂性，及中国社会条件和风气不利于心理学发展，潘菽走的这条道路，正如他所言，“仿佛是山间之蹊径，颇为崎岖曲折，有时还要披荆斩棘”。当潘菽迈进心理学殿堂时，正逢国际上心理学派激烈纷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潘菽绝不相信心理学不能成为科学，“心理学还不够科学，正需要我们对它加强开展科学的研究”。为此，潘菽在国外学习了6年，先后读了3所大学，终于在1926年拿到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
潘菽回国时，中国心理学正处于创建阶段，一些大学纷纷成立心理系。他被最早成立心理系的第四中山大学（即后来的中央大学）聘为心理学副教授，半年后升为教授，兼心理系主任，一直在该校工作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获得了较好的对口工作，潘菽刚开始很是满意，埋头于心理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央大学理学院心理系当时只是个小系，有时一年只收一两个人，但潘菽一样认真备课，认真讲解，从不草率。潘菽对学生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学生都愿意亲近他，有事找他谈心，有困难找他帮助，有学生结婚还找他当证婚人。他从不以教育者自居，而是以自己的思想行为影响学生，有学生后来回忆说：“我说不出潘先生是怎样教育我的，可是他又确实是时时刻刻地教育着我。”
潘菽在中央大学安心哺育自己钟爱的心理学，“两耳不闻窗外事”。但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日寇侵华步伐在步步紧逼，如何能容得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九一八”事变的炮声还是把潘菽震醒了，“同时蒋政府在经济上的破绽也日益显露，学校的工资也要拖欠，研究费用和设备经费更谈不上，我预见到我所追求的理想将难于实现。这是我在思想上产生彷徨的另一个原因”。此外，心理学派别越来越多，潘菽原以为可以通过实验研究来确证心理学的科学性，可他“对心理学本身的问题也陷于彷徨无主的情况”。
尽管“彷徨无主”，尽管当时很多颇有才干的年轻心理学者纷纷转行，但潘菽的志向并没有动摇。他在报刊上以《为心理学辩护》等为题，接连发表文章，竭力争取社会对心理学的了解、重视和支持，并鼓励心理学同仁认清心理学的价值所在，敢于知难而进有所作为，共同开垦中国科学领域中的这一“半荒区”。
十年探路、十年依傍
1933年5月14日，潘菽的哥哥潘梓年（时任上海“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兼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真话报》总编）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关押在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部拘留所。潘菽为营救胞兄奔走呼号，拜请蔡元培、邵力子等社会名流施加压力。同时，潘菽又以家属身份，前往探监，不断送去药品、食品，传递外界消息，终使潘梓年在1937年6月被营救出狱。在此过程中，潘菽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了进一步认识，“在设法营救的过程中我开始接触了党，对党的纲领、性质及艰苦斗争的情况逐步加深了认识，逐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我认清了应取的方向，摆脱了纯学术的道路，决心跟着共产党，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
抗日战争爆发后，潘菽随中央大学西迁重庆。由于刚开始对战争估计过于乐观，潘菽没有把家属接去，整个抗战期间单身在渝。“在这八九年紧张生活中，心神自难安定，一天到晚关心的是抗战形势的变化。前半阶段，敌机时常来轰炸，有时夜里也来，使人日夜难安，自然很难谈到研究工作。心理学教学工作则不能不坚持下去，但也只能把旧的知识一次一次重复着教。备课时间倒省了不少。夜幕垂下以后，总要到熟人朋友那里去走走、听听、谈谈。”如此，潘菽开始不再“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创建“九三学社”，成为著名的“红色教授”。
起初，在长兄、《新华日报》负责人潘梓年介绍下，潘菽参加了郭沫若组织的“中国学术研究会”。因为长兄的关系，潘菽经常去新华日报编辑部，了解一些抗战或延安情况，也参加《新华日报》组织的一些活动。后来，潘菽联系五四时期同时被捕的北大老同学许德珩，建立了一个座谈会，并经周恩来、潘梓年授意，邀请原先“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人陆续加入，逐渐发展到30余人。刚开始取名“民主科学座谈会”，但一直没有公开。1945年9月3日，大家在開会谈到座谈会名称时，潘菽建议就用9月3日这个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日命名座谈会，称为“九三座谈会”，获得与会人员一致同意。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和平会谈，在张治中寓所接见了潘菽、梁希、涂长望、金善宝等教授。潘菽在会见中提问毛泽东：“共产党为什么把自己付了很大代价解放的一些地区让给国民党呢？”毛泽东讲，为了避免内战，达成全国统一，共产党人向来以民族大义为重。随后，毛泽东站起来，在椅子后面退了两步说：“让是有限度的，让一步、两步是可以的，再让第三步就不可以了”，并作了一个还击的手势。“毛主席深刻而生动地阐述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及我们党的主张，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益”。
毛泽东还特地会见了九三座谈会负责人许德珩夫妇，明确建议，九三座谈会应办成永久性组织。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鼓励和指导，九三座谈会决定更名为“九三学社”，于1946年5月4日举行成立大会，宣告九三学社的成立，发表九三学社国是主张。之所以取“学社”这个名称，是潘菽“认为‘九三’原来团结的主要是科技、高教、医药等方面的人，‘九三’成为政治团体后仍应本着这个宗旨。但这方面的知识分子在那时虽然很多人都有进步的要求，却又不愿沾政治的边。所以‘九三’这个团体不宜采用政治色彩较浓的名称，才可以使较多的人加入。这也是‘九三’应起的主要作用”。潘菽作为“九三学社”主要创建人之一，在成立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理事，此后一直是九三学社主要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潘菽负责南京九三学社工作，1958年后一直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随着共产党逐渐取胜，九三学社打算解散，理由是“民主与科学”共产党可以做得更好，不需要九三学社了。但周恩来对潘菽说，九三学社不仅不能解散，而且要作为参加新政协的民主党派，继续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与共产党一起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九三学社成为当时团结各界人士、扩大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纽带和桥梁之一，在反蒋拥共帮助共产党取得政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6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一周年之际，九三学社发表《为国际民主胜利周年纪念宣言》，主张立即停止内战，实行政治协商会议，解散特务机构，严惩汉奸等，获得广泛舆论支持。
为响应共产党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号召，1944年，潘菽还和梁希、涂长望、金善宝等人在共产党支持下，联合包括竺可桢、李四光等著名科学家在内的一百多人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次年7月1日，中国科协正式成立，潘菽被选为常务理事，负责协会财务工作并担任会刊《科学新闻》主编。潘菽等人还发起组织“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并倡议在联合国设立科学组织或扩大原有的文教组织，因而有了后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中央大学复员南京后，国共随即展开决战，潘菽的政治倾向更加鲜明。他以中央大学教授的身份，掩护中共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新青社”的活动，为“新青社”保管过一批秘密图书资料。1947年，中央大学中共党支部的组建会议就在潘菽家中召开。他还不顾个人安危，保释过以“危害民国”罪被捕的中大学生。
1948年5月，南京大专学校开展“五四纪念周”活动。5月4日，针对国民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等行为，潘菽在“民主与科学座谈会”上指出五四运动所要求的民主，应当是整体的民主；中国的民主运动必须是社会改革运动，而不是什么“立宪”，国民党宪法并不能解决问题。潘菽还曾在报刊上用隐晦的笔调写道：“今天的阴云密布，风狂雨骤，未必就不是明天天朗气清的前奏。冬天已经到了冰封雪融的时候，春天的到来也不会太久了。”国民党政府为挽回败局，曾组织了一个“官兵心理委员”，邀请心理学家帮助军队“鼓舞士气”“振作精神”，力邀潘菽参加，被他断然拒绝。他也不为当局的《国防月刊》“国防心理”专号写文章，坚决与国民党“绝缘”。
由于潘菽鲜明的态度，时人称他为“红色教授”。国民党特务机构将他列入黑名单，日夜严密监视他的活动。1949年解放军渡江作战前夕，共产党为了确保潘菽、梁希、涂长望三位中大教授的安全，防止国民党败退前对他们暗下毒手，派潘菽堂弟潘汉年将他们护送到上海，又转赴香港。4月22日，“百万雄师过大江”第二天，又将他们从香港转送北平。不久，应周恩来邀请，潘菽、梁希、涂长望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同年8月，潘菽返回南京，参加中央大学的接收改造和南京大学的筹建工作，被任命为南京大学教务长兼心理学系主任。
潘菽一直坚守着心理学这块阵地。董必武曾邀潘菽去解放区生活，被他婉拒，因为“其实，要照顾家属是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我却没有说，那就是为了心理学我还是留在学校里比较合适”。潘菽等教授热衷参加众多座谈会，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学习、交流知识。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潘菽“世界观开始转变，初步地树立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时再来考察心理学的科学问题就显得明白了”。潘菽还为心理系学生开设了一门新课——理论心理学，试图结合马列主义来思考、解释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探索心理学新的发展道路。
十年自强、十年播扬
新政权成立后，潘菽接替梁希（梁希出任中央政府林业部长）担任调整后的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被任命为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在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时，考虑到仪器设备搬迁问题，潘菽没有把南京大学留在四牌楼原址，而是搬到了金陵大学校址，将四牌楼校址留给了新成立的南京工学院（后来的东南大学）。潘菽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为南京大学做了一大贡献，即保留了全国唯一一个心理系（1956年南京大学心理系并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1955年，潘菽当选为中科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是当时中国心理学领域唯一一位学部委员。次年，他与南大高济宇等6位教授一批加入共产党，随后辞任南大校长，在中国心理学面临巨大困难和外界压力情况下，毅然提出并率领南方众多心理学家北上北京，促使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创建，并担任了首任所长兼中国心理学会会长。
“文革”结束后，潘菽感到时日不多，更加奋力工作。为尽快恢复和发展中国心理学，年已八旬的潘菽不顾体弱多病，重新挑起了心理研究所所长和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两副重担。他一方面不辞辛苦地做了大量組织领导工作，主持《关于意识的心理学研究》《教育心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等书籍编写，同时身先士卒，带头研究、播扬心理学。
在生命最后10余年里，潘菽共发表论文20多篇，出版著作5种，还先后培养了3名硕士研究生和4名博士研究生。他在心理学教学、科研及其领导岗位上整整工作了六十年，为中国心理学的奠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心理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荆其诚教授指出：“我国心理学能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和繁荣，与潘菽同志的呕心沥血是分不开的。”心理学史专家高觉敷教授在一篇怀念文章中写道：“毫无疑义，潘老是当代中国心理学的带路人”，“是我国心理学界的泰斗”。
一次，女儿专门写信给潘菽，以父女骨肉之情苦心相劝，劝他保重身体。他回了一张小小字条，上面写道：“我专心一志，时间不够用是事实，实无办法。早睡不可能做到，除非放弃工作。”1988年潘菽因患脑溢血病故，结束了他曲折而坚定的六十年心理学历程，享年91岁。
（作者系文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