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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苏轼的动物诗既是其“寓意于物”的表征，也是观物的过程中以他者审视自我与社会的一种方式。苏轼以静观作为观物的重要形式，在观物中与动物保持了恰当的距离。苏轼在观物过程中所保持的恰当距离是其冷静理性的视觉思维的表征，在让其不受物牵累的同时又使其能够在观物中对社会进行审视，甚至能够从对社会的审视中跳脱出来对自我进行观照。如果說“观物”是来自道家的应物智慧，那么“自照”则是因循儒家的自省传统。因此“观物自照”即是苏轼对儒道思想的融合，当然也可以看到儒道互补的一面。其意义虽不如孔子融合道家思想，开启了孟子、荀子等二派，但也对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对儒家思想（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发展功不可没。
关键词：苏轼;动物诗;观物自照;静观;视觉理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356（2021）-01-0041-07
本文聚焦的是苏轼的动物诗，那么在论述苏轼的动物诗之前，有必要厘清动物诗这一核心概念，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划定范围。顾名思义，动物诗即以动物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诗歌，其诗题中往往也带有相关动物的名称。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说的动物诗以是否将动物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作为判定标准，因此仅仅是出现动物意象的诗歌便不在本文的研究框架之内。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动物诗之外，苏轼也创作了一些以描写动物为主的文赋，如《黠鼠赋》 《乌说》 《二鱼说》 《螺蚌相语》等。由此也可推见，动物在苏轼的文学创作中具有相对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就苏轼而言，其动物诗并不多见，仅有四十五首①，再加上其诗歌创作浩如烟海②，因此其动物诗并未得到学界足够的关注。作为北宋最著名的文人，苏轼一生涉猎颇多，在诗、词、文、赋、书、画等领域均有极高的造诣，其动物诗尽管数量不多，但在内容上丰富多彩，在形式上变化多端。苏轼的动物诗既有对日常动物“随物赋形”的描写，借以展现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也有以动物为名讽刺时政，观照自我。从这些动物诗中，可以窥见苏轼对美食的热爱、归隐田园的向往、广泛且良好的人际关系、乐观和幽默的生活态度、针砭时弊的知识分子立场、济世救民的政治抱负等。其中，最不容忽视的应该是呈现在动物诗中的观物自照的理性思维。
一、动物诗中的自我观照
苏轼在观看动物的过程中，不断对人生和社会进行审视。在《巫山庙上下数十里，有乌鸢无数，取食于行舟之上，舟人以神之故，亦不敢害》一诗中，苏轼所看到的是一群乌鸦和野鹰为了获取食物而烦扰船上的人们的场景，颇含政治讽喻的意味。之后的《黄牛庙》一诗里中，苏轼将庙里享受香客跪拜和祭祀的黄牛与山下辛勤耕作而又长期遭受饥饿的耕牛形成对比，具有十分强烈的讽刺效果。对社会现实的观照和讽刺，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苏轼胸怀入世理想，他渴望建功立业。
在荆州时，忆及往昔，睹物思人，苏轼的情感逐渐由不满转向悲凉。苏轼来到刘表曾经所在的呼鹰台，写下了乐府体的《野鹰来》。苏轼以鹰为线索，刻画了虽能呼唤雄鹰但却一无所获的刘表父子形象。在讽刺父子二人“使鹰可呼亦凡曹”的无能平庸的同时，又有“天阴月黑狐夜嗥”[1]68的悲凉心境。在《鳊鱼》中，苏轼的悲伤之情进一步加深。苏轼首先对 “贪饵每遭烹”的鳊鱼报以同情，然后以“杜老当年意，临流忆孟生。吾今又悲子，辍筋涕纵横”的典故来表达自我对杜甫遭遇的悲伤之情，同时亦难免带有对自我人生遭遇的对照与思考。《食雉》一诗描写了好勇斗狠却落入网中，任人宰杀烹制为美味的雄雉。诗中既含有对贪食美味而痛下杀手的刻画，也含有对同类相残、尔虞我诈的黑暗现实的隐喻。苏轼“层层剥笋，以人生一幕幕之悲剧图景，将黑暗残酷之世道撕破给人看，极具警世刺世意义。”[2]从蜀地到荆州的路途中，苏轼在观看动物的同时，不断对人生和社会进行审视和思考。
熙宁二年（1069），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就此发端。守丧归来的苏轼注定要被卷入到这场浩大的政治动荡中，直至生命的终结。王安石与苏轼素来为政见不同而失和。苏轼因为反对“新法”的种种弊端在熙宁四年（1071）离开了“风暴中心”汴京，前往杭州担任通判。“随着生活阅历的逐步丰富，官场生活的种种苦闷，以及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的无常体验，促使苏轼思考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与此同时，对佛学的兴趣也日益浓厚。”[3]44到达杭州之后，苏轼经常游览宝刹古寺， 《僧爽白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就的。在《僧爽白鸡》中，苏轼表达了对自己的政治立场的隐忧，他担心自己如同听法修行的白鸡一样， “老怯风霜恐不鸣”[1]369。苏轼在观照白鸡的过程中，回头来反观自己的士大夫立场，担心自己在政治的寒霜之下变节。
除了《鳊鱼》之外，苏轼还创作了与鱼相关的七言歌行《鳆鱼行》：
渐台人散长弓射，初啖鳆鱼人未识。西陵衰老繐帐空，肯向北河亲馈食？两雄一律盗汉家，嗜好亦若肩相差。食每对之先太息，不因噎呕缘疮痂。中间霸据关梁隔，一枚何啻千金直。百年南北鲑菜通，往往残馀饱臧获。东随海舶号倭螺，异方珍宝来更多。磨沙瀹沈成大胾，剖蚌作脯分馀波。君不闻蓬莱阁下驼碁岛，八月边风备胡獠。舶船跋浪鼋鼍震，长镵铲处崖谷倒。膳夫善治荐华堂，坐令雕俎生辉光。肉芝石耳不足数，醋芼鱼皮真倚墙。中都贵人珍此味，糟浥油藏能远致。割肥方厌万钱厨，决眦可醒千日醉。三韩使者金鼎来，方奁馈送烦舆台。辽东太守远自献，临淄掾吏谁为材？吾生东归收一斛，包苴未肯钻华屋。分送羹材作眼明，却取细书防老读[1]1320。
《鳆鱼行》一诗亦作于元丰七年（1084），此时身为登州知州的苏轼刚好收到回朝担任礼部郎中的诏令。全诗涉及大量有关鲍鱼的典故，足可见苏轼学识之渊博。在述及王莽、曹操时，用“盗”字来评判二人，可见苏轼仍是持守传统儒家的价值观。接着，苏轼描写了鲍鱼的珍贵以及捕获鲍鱼的艰难和危险，将之与上层贵族的奢侈无度形成对比。宋代地方的税赋大部分都需上缴中央， “刺激了上层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挥霍享乐”[3]44。苏轼借鲍鱼讽刺了当时社会上层奢靡的生活，也是对刚刚高升的自己的警告。此外，苏轼在“辽东太守远自献，临淄掾吏谁为材”中以《后汉书·吴良传》的典故，来告诫自己不可阿谀权贵，要有明辨是非之心。此时的苏轼刚刚高升，就收到送来的鲍鱼。但是苏轼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将一斛鲍鱼分成几份送了出去，仍然回归到书籍当中。《鳆鱼行》一诗既是对当时宋朝上层社会的奢靡风气的讽刺，也是苏轼对自我的警示和自明心志，表明他不谄媚和淡泊自守的态度以及对于朝廷的耿耿忠心。苏轼的这种淡泊自守的心志在其他动物诗中也呈现了出来，在《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二首》中，苏轼用“众禽事纷争，野雁独闲洁。徐行意自得，俯仰若有节”来表达党派纷争时自己恪守士大夫的节操、洁身自好的意愿，同时也是以野雁为参照，审视和调整自我的行为。 受信佛的母亲影响，苏轼从小就不喜杀生。特别是在“乌台诗案”之后，苏轼下定决心不“不复杀一物”。因为苏轼觉得狱中的自己“不异鸡鸭之在庖厨”，因此“不忍复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类，受无量怖苦尔”[4]1327。因为心存善念，苏轼经常有放生的举动，如《西湖秋涸，东池鱼窘甚，因会客，呼网师迁之西池，为一笑之乐。夜归，被酒不能寐，戏作放鱼一首》 《复次放鱼韵答赵承议、陈教授》中的放鱼。当看到鱼儿因为池水干涸而被困时，苏轼表现出的是“老守纵馋那忍脍”和“一饱鲸鲵何足脍”。在观鱼的过程中，苏轼亦反观了自己，在他看来，这些被困的鱼儿跟自己的命运是相似的，不由得感叹道： “东坡也是可怜人……正似此鱼逃网中”[1]984。此时的苏轼刚刚遭受朝中大臣的恶意指控，让苏轼深感人心之险恶，心灰意冷的他无意继续留在京城，最终出任颍州知州。苏轼的一生一直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此时危机四伏的政治环境让苏轼偏向了出世一端。于是他在《鹤叹》中将自己与“投以饼饵视若无”的鹤进行对照，感叹与白鹤相比“难进易退我不如”[1]1320。
苏轼有着独立的知识分子人格和强烈的淑世情怀，他对于时弊的针砭不分党派，因而招致了“新党” “旧党”和“洛党”等多方的攻击。在此情况下，苏轼需要在观物的过程中完成对社会的审视和自我的观照，从而调适自己在官场的行为。在“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虽然仍保持着以往的理想与独立立场，但却懂得适时退让，而非一意孤行。苏轼在观物的过程中体验人生百态，从而总结人生的经验与智慧，从而用于调适自身的言行举止，达到“顺”的状态，如其自言， “循万物之理，无往而不自得”[5]336。苏轼的观物自照并不是为了修正自身的错误，而是不断去调整行为以躲避来自官场的祸患，同时也是在提醒自身要“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5]10，时刻不忘记内心深处的淑世理想和克己自守的情操。在苏轼的动物诗中，苏轼对自由的向往、儒士立场以及对自我与社会的审视和内省都贯穿于观物自照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苏轼观物自照的思维并不是在其步入官场之后才形成的。官场的凶险无疑是强化和加深了观物自照的意识。在早年，苏轼曾在《黠鼠赋》的动物文赋中就曾展露过观物自照的思维，以狡黠的老鼠为鉴告诫自我在寻“道”的路途中专心致志的重要性。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苏轼动物诗中“观物自照”的意识即为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基本结构，可以用这两个概念来概括：一个是超越，一个是反思。超越就是超出自身之外，反思就是从外部返回自身。”[6]基于此，观物自照的“观物”可以视为超越，而“自照”即为反思。
古人云：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7]（《旧唐书·魏徵传》）苏轼以动物为镜显得有些异乎寻常，但也自有其道理和内在的原因。苏轼的才华天分过高，其思想境界过高，苏辙就曾认为“公之于文，得之于天”[8]11，因此真正能够作为苏轼的“镜子”的人并不多，能够真正懂得其内心世界的人很少。苏轼的朋友很多，但是懂得苏轼并且与苏轼相似的人甚少，苏轼的诗中会时不时地发出“天涯何处觅知音”的感叹。如在《韩干马十四匹》中，苏轼就写道： “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1]746苏轼的知音甚少，也与其自身的高标准和独立的人格有关。李泽厚也曾说： “在古今的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9]此外，从宋代的新旧党争也可以看出苏轼具有独立的人格，这一方面使得他在党争中腹背受敌，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并无多少知心之交。
从苏轼写作的情况和整个人生来看，除了东晋的陶潜，在当时的众人中，弟弟苏辙是难得的合乎苏轼标准的知音。苏轼曾对苏辙说： “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8]11除此之外，苏轼在诗中更是写道： “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1]1800（《送晁美叔发运右司年兄赴阙》）兄弟二人不僅关系密切，而且惺惺相惜。苏轼常常牵挂着苏辙，并时常写诗给苏辙，且二人常有相互唱和之作。从苏轼去世之后，苏辙为其写作的悼文来看，苏辙也确实是真正了解苏轼的知音。知音甚少，而且少有的知音弟弟苏辙又经常不在身边，因此当苏轼在遇到难题需要交流沟通之时，自然万物包括动物就成为苏轼倾诉的对象。此外， “乌台诗案”也让苏轼见识到了人心的险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苏轼与自然万物的情感。
在苏轼的诗中，可以看到苏轼与自然万物之间的深情，有大量的例子存在，如《新城道中》 《雪后，便欲与同僚寻春，一病弥月，杂花都尽，独牡丹》 《和刘景文雪》等。在这些诗当中，虽然表面上看到的是自然物对苏轼的深情，但实际却是苏轼对它们的柔情，这一方面是由于苏轼本身的仁爱之心，另一方面应该是因为苏轼本身的知音甚少，自然物也就自然成为苏轼进行情感和思想交流的对象了。由于动物与人类存在着诸多的相似性，自然物中的动物也就成为苏轼镜照自身的不二之选。再加上过往的以动物来审视和批判时弊的传统以及苏轼自带的异禀天赋，动物诗就成了苏轼探寻妙理、审视社会、观照自我的途径。如果来评价苏轼“观物自照”的话，大致可以用前人评价王守仁的这一句话： “近世格物之说，如以镜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镜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镜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后亦未尝废照。”[10]57
二、静观之下的动物诗
人类在生活中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动物，动物也较早地就进入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早期的民族的图腾、绘画、神话传说中都带有大量的动物形象。中国古人也意识到动物对于人类文化（包括文学）的重要性。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就说道： “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11]刘勰认为文字的发明创造就是模仿鸟兽足迹而来的，而文字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出来。当然，动物对于文学的重要性不仅仅局限于文字的创生。古人很早便将动物纳入诗歌、文赋当中，具有悠久的历史。《诗经》中的动物形象便用来讽刺时弊和无良的统治者，其后的文赋中，对动物的描绘以及动物的抒情言志功能越来越丰富多样③。毋庸置疑，前代诗歌文赋中的动物书写传统也会以潜移默化等方式影响到苏轼的动物诗创作。 苏轼也意识到了动物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将相关的思考置于创作的动物诗中。苏轼的动物诗创作几乎贯穿了其一生，侧重于言志。除了直接在动物诗中针砭时弊和表明勤政爱民的志向之外，苏轼还以动物来反观自我与社会，表达归隐的想法。这实际上也与苏轼的儒家理想以及儒家所言的“诗可以兴观群怨”的诗学传统相关。在动物诗中，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苏轼是以一种静观的姿态来观察动物，其与动物之间并无密切情感，呈现出冷静、理性、从容的特点，也因此动物诗就带有更多言志与自省的成分。
在苏轼之前，就有不少用动物来表达志向的例子。在早期的诗歌文本《诗经·邶风·雄雉》中，就有以雄雉来比喻男子的高远志向。清代的方玉润曾在《诗经原始》中对此有过相关的解析， “殊知‘雄雉’者，雄飞之象也，而雉又有文采，可以章身，故取以喻丈夫之有志高骞而欲显名当世者，非男女雌雄之谓也”[12]。当楚王派使者请庄子入朝担任高官时，庄子则以“曳尾之龟”来表达不愿为世俗生活及功名利禄所累，向往隐逸自由生活的志意。根据《史记·陈涉世家》里的记载，陈胜曾以“鸿鹄”来代言自己高远的志向，随即便衍生出“鸿鹄之志”这一表示高远志向的成语。纵观中国历史，以动物来代言志向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诗、词、赋等文学作品里的相关案例亦是数不胜数。因此，可以认为以动物言志是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文学表达传统之一。在动物诗中，苏轼既有展现为国为民的淑世志向，也有以此来表达自我对于志向的坚守。苏轼以马来隐喻自我的建功立业的英雄志向，以喜鹊来抒发自我内心的淑世理想，以白鸡来表达对矫正时弊的志向的持守。
除了以动物言志之外，在苏轼之前还有以动物来进行反思批判的先例，这一点仍然可以从《诗经》中寻觅到诸多踪迹。《鄘风·鹑之奔奔》将比翼齐飞的鹌鹑、喜鹊与荒淫无道的君主形成对比，反思批判君主的无耻，以此宣泄心中的怒火。《鄘风·相鼠》则是人民通过反思，意识到周代统治阶级所制定的礼法不过是用来欺骗和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于是以相鼠为依托来讽刺和诅咒统治者的无耻和荒淫，发泄心中的怒火和怨气[13]。《魏风·硕鼠》则是农民以硕鼠做比喻批判统治者过往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并且期待未来的美好生活。在唐诗中，也有《官仓鼠》等讽刺批判统治阶层的动物诗。苏轼的动物诗中也不乏类似批判反思社会的作品，但苏轼在动物诗中的反思不仅仅局限于社会，更触及到自我，这在其所处的时代显得难能可贵。苏轼善于从动物的行为表现中提炼出人生智慧和社会道理，并对照自我以及社会进行反思。从动物的日常行为中总结义理，苏轼并非开风气之先者。早在战国时期的荀子就已从蚕的行为表现中总结义理，将其称之为“蚕理”[14]（《蚕赋》）。
实际上，无论从中国古代的理论来看，从动物的行为中来探寻智慧和义理自有其合理之处。从道家的理论来看，从事物身上发现本质的、真理的“道”也是可行的。老子言：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5]（《道德经》第四十二章）照此反过来推论，也可以认为，万物分有“道”，从万物身上亦可以发现“道”，从而掌握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义理和智慧。此外，庄子也认为： “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16]从庄子的论述来看，亦可以通过观物来达理。
除了道家之外，儒家也认为一草一木、万事万物中蕴含着智慧和道理。《礼记·大学》中就有“格物致知”的说法：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17]“格物致知”的思想强调推究事物的原理，进而从中获得知识。程朱理学更是发展和强化了“格物致知”的思想，认为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在《传习录》中即有王阳明对程朱理学此种主张的质疑和批判， “先儒（程朱）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10]318苏轼在前人的基础上也认为， “夫道何尝之有，应物而已矣。物隆则与之偕升，物污则与之偕降。”[4]173（《道有升降，政由俗革》）在苏轼的眼中，应物即是寻道，二者为一体。苏轼甚至将观物得来的“理”作为标准来判断前人之说， “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故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4]1379（《上曾丞相书》）在苏轼看来，观物而得来的理也并不是为了个人，而是“将以尽万物之理，与众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4]111（《扬雄论》）
从动物身上汲取智慧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但是并非人人皆能做到。王阳明就曾对着翠竹苦苦格了七日，所得甚少并且因此而生病，那么苏轼又是如何做到的呢？实际上，苏轼借助动物来探寻妙理有一个前提，就是静观，即以一种“静”的姿态来观察和对待动物。正是因为“静”，苏轼达到了王弼所说的“应物而无累”[18]的状态。此外，用成玄英的说法也可以解释王阳明因格物而致疾， “夫圣人之智，接济无方，千转万变，随机应物，未知此道，故婴斯祸也”[19]（《庄子注疏·天运》）。在应物方面，苏轼主张“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8]2。“静”既是安静从容，也是冷静理性，这样的心态使得他能够在观物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接着，他认为“据静以观物者，见物之正”[5]71，所谓的“物之正”也就是事物本来的、完整的面貌表象和本质，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对事物的义理有着完整和真实地把握。同时，苏轼之所以重视静观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他认为静观能见到在动态中不可见之物，并以操舟者为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夫操舟者常患不见水道之曲折，而水滨之立观者常见之。何则？操舟者身寄于动，而立观者常静故也”[5]371。在静观之中，蘇轼借用动物来表达自我对于志向的坚守和对于自我和社会的反思。
虽然苏轼将自我的志意折射到了动物诗中，但是却不拘泥于动物的外在形态，如其自言：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4]356。由此，可以看出苏轼与物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因此，苏轼可以在观物的过程中体验人生百态，从而总结人生的经验与智慧，进而用于调适自身的言行举止，进而获得了对动物的精神意蕴、内在义理的深刻把握和真切体验，也为苏轼从动物的角度观察反思自身及其所在的社会提供了前提。 实际上，苏轼的这种自我观照意识实际上也源于儒家思想。孔子所言的“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都强调对于自我的观照和反思。在动物诗中，苏轼尽情地表达自我的志向，但是这样的表达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对时弊的针砭，而苏轼的独立的士大夫立场，使得他在抨击时弊时不分对象，因而招致了多方的攻击。因此，苏轼需要在反思自我和社会的过程中不断调整，找到平衡点，避免在言志的过程中伤及自身。言志过程中不分党派的针砭和批评需要通过反思来进行调和，同时这种反思又能够减少和躲避官场对苏轼的阻碍和伤害，使得苏轼能够不断去言说和追求志向，并且提醒自身在躲避祸患之际要保持为国为民的儒士操守和理想。在苏轼的动物诗中，言志和自省相辅相成。
三、观物自照的意义
不可否认，苏轼在动物诗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观物之道与其天赋、成长经历以及其在官场中的种种遭遇密切相关。从小建立起的善于反思对照自我的品格以及起起伏伏的仕宦生涯，都使得他能够与物之间保持理性的距离，从而跳脱出视觉思维的局限，以审慎、批判的眼光反观自我和所处的社会。当然，苏轼的这一点，也与道家“人的自然化”和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果说“观物”是来自道家的应物智慧，那么“自照”则是因循儒家的自省传统。因此“观物自照”即是苏轼对儒道思想的融合，当然也可以看到儒道互补④的一面。道家的“人的自然化”使得他能够超脱人世间形形色色的束缚和限制，而与自然万物处于自由和谐的对话的关系之中，从中探寻到妙理。寻找到妙理之后从“人的自然化”转到“人的社会化”，回到社会的法度之中。苏轼的观物从道至儒，以道为起点，以儒为依归，具有“外道内儒”的特点。
苏轼动物诗中的观物之道不仅对苏轼个人而言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思想的发展而言也具有不容忽视和小觑的意义。首先，从对儒家思想的发展来说，苏轼的观物之道也不可小视。苏轼的一生处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起步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说苏轼的在动物诗中的观物自照是为了寻求妙理，那么这种“观物”也可以理解为程朱理学所说的格物致知，而“观物自照”中的“自照”更接近于陆王心学所说的内省致良知。也就是说，苏轼的“观物自照”领先于时代，将程朱理学的格物思想与陆王心学的内省主张结合在了一起。实际上，后世的学者也认为苏轼与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虽然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程颐与苏轼意见不合，爆发了著名的“洛蜀之争”，并且朱熹也曾激烈地批评过苏轼。但是朱熹之后对苏轼的态度有所转变，并对其思想进行吸收⑤。除了朱熹对苏轼思想的赞赏、吸收和借鉴外，南宋的刘光祖、魏了翁、李埴、李壁等人“以洛学为基准，吸取苏学的部分思想，统一到理学的轨道上”[20]，实现了“洛蜀会同”。
与程朱理学家的先争论批评，后欣赏吸收不同，陆王心学家们对苏轼态度则多是友好和尊敬的，而苏轼的思想与陆王心学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中仍然可见苏轼的思想影子。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中就曾记载董其昌的一段话： “至我明，姚江⑥出以良知之说，变动宇内，士人靡然从之，其说非出于苏，而血脉则苏也。”[21]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就曾通过王阳明间接学习苏轼的思想，“王阳明在苏轼与早年郭沫若思想之间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22]。王阳明的徒孙焦竑甚至编刻了《两苏经解》，来表达对苏轼思想的喜爱。王阳明之后的心学的著名人物李贽更是对苏轼推崇备至。
程朱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强调外求妙理，陆王心学提倡“心外无物”，主张内省致良知，都有着极端和片面的倾向。当然，这种偏执一端的倾向也是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程朱理学的格物（外求）和陆王心学的内省是致知这个问题上的一体两面。苏轼的观物自照恰好是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思想的中和。也可以说，苏轼提前缝合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各自偏执一端的缺陷。钱穆在评价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思想时就曾说道：“长于和会融通”[23]。苏轼在动物诗中较早地使用了心学和理学的探求真理的方法，将其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观物自照”的致知之法。从苏轼的动物诗来看，陆王心学的内省和程朱理学的外求并不相悖，可以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苏轼的“观物自照”不仅对其后的儒学发展功不可没，而且对今天的人们仍然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对待外在事物，我们永远有探索其奥秘的兴趣和动力。可是对于自身，我们的思考还远远不够。无论是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还是孔子的“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都强调对于自我内心的审视。仔细审视自己，认识自己，反思自己，方能在险境中保全自己，在顺境中提升自己。当下，人们可以用肉眼直观地感受到現代化使得人类的物质条件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但是科技进步、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内心又是否充实？当人们的各种感官被现实的种种所麻痹和诱惑而不自知的时候，也需要像苏轼一样，追问一下自己的内心，“观物自照”一下。因为“片面追求物质发展而忽视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建设和精神建设，社会就会畸形，甚至给全人类带来灾难”[24]。如何在纷纷扰扰的外在世界中探寻真理、正确认识自我和不迷失自我，苏轼动物诗里所呈现出来的观物自照的理性思维即为我们提供了参考。
注释：
① 本文的动物诗数据统计依据清代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的《苏轼诗集合住》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② 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全宋诗》分析系统”的统计来看，苏轼现有存诗2824首，动物诗占比1.558%。
③ 如李华《两晋动物赋论》 （《求索》2010年第8期） 等对此均有相关论述。
④ 关于儒道互补的观点，李泽厚在《美的历程》和《华夏美学》中均有论述。他认为儒家的思想是“自然的人化”，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则是“人的自然化”。本文对苏轼动物诗的论述也多受此观点的启发。
⑤ 粟品孝曾在《理学与非理学之间：朱熹对苏轼学术的批评和吸取》 （《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1期）一文中就朱熹对苏轼思想的吸取进行过比较详细地梳理，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四书”方面，朱熹重视、肯定并且征引了苏轼关于《论语》 《孟子》的论说;其次，在“五经”方面，朱熹尤其注意苏轼对《尚书》的相关论述，并吸取了部分苏轼对《易》的研究成果;最后，朱熹非常欣赏苏轼的“八面读书法”。洛学和蜀学虽有斗争，但亦在慢慢融合。 ⑥ 姚江：姚江學派，又称阳明学派，创始人为明代著名的心学家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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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ing Me from Matters： Visual Rationality in Sushi′s Animal Poems
SHEN Yiche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Su Shi′s animal poems are not only the representation of his thoughts of "implication within matters"， but also a way to examine one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thers in the process of observing matters. Su Shi takes contemplation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observing matters and keeps a proper distance from animals. The proper distance Su Shi kept in observing things reflects his calm and rational visual thinking， which enables him to examine society without being influenced by matters and even jump out of social observation to look into himself. If "observing matters" is derived from the wisdom of Taoism， then "viewing me" is based o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of introspection. Therefore， the concept of "viewing me from matters" is not only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by Su Shi， but also the complement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lthough its significance is not as great as Confucius′ fusion of Taoist thoughts， which inspired Mencius and Xunzi， it also contributes a lot to ancient Chinese thoughts， with Confucianism to be a special case （Cheng-Zhu′s Neo-Confucianism and Lu-Wang′s theory of mind）.
Key words： Su Shi; animal poems; viewing me from matters; contemplation; visual rationality
关键词：苏轼;动物诗;观物自照;静观;视觉理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356（2021）-01-0041-07
本文聚焦的是苏轼的动物诗，那么在论述苏轼的动物诗之前，有必要厘清动物诗这一核心概念，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划定范围。顾名思义，动物诗即以动物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诗歌，其诗题中往往也带有相关动物的名称。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说的动物诗以是否将动物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作为判定标准，因此仅仅是出现动物意象的诗歌便不在本文的研究框架之内。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动物诗之外，苏轼也创作了一些以描写动物为主的文赋，如《黠鼠赋》 《乌说》 《二鱼说》 《螺蚌相语》等。由此也可推见，动物在苏轼的文学创作中具有相对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就苏轼而言，其动物诗并不多见，仅有四十五首①，再加上其诗歌创作浩如烟海②，因此其动物诗并未得到学界足够的关注。作为北宋最著名的文人，苏轼一生涉猎颇多，在诗、词、文、赋、书、画等领域均有极高的造诣，其动物诗尽管数量不多，但在内容上丰富多彩，在形式上变化多端。苏轼的动物诗既有对日常动物“随物赋形”的描写，借以展现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也有以动物为名讽刺时政，观照自我。从这些动物诗中，可以窥见苏轼对美食的热爱、归隐田园的向往、广泛且良好的人际关系、乐观和幽默的生活态度、针砭时弊的知识分子立场、济世救民的政治抱负等。其中，最不容忽视的应该是呈现在动物诗中的观物自照的理性思维。
一、动物诗中的自我观照
苏轼在观看动物的过程中，不断对人生和社会进行审视。在《巫山庙上下数十里，有乌鸢无数，取食于行舟之上，舟人以神之故，亦不敢害》一诗中，苏轼所看到的是一群乌鸦和野鹰为了获取食物而烦扰船上的人们的场景，颇含政治讽喻的意味。之后的《黄牛庙》一诗里中，苏轼将庙里享受香客跪拜和祭祀的黄牛与山下辛勤耕作而又长期遭受饥饿的耕牛形成对比，具有十分强烈的讽刺效果。对社会现实的观照和讽刺，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苏轼胸怀入世理想，他渴望建功立业。
在荆州时，忆及往昔，睹物思人，苏轼的情感逐渐由不满转向悲凉。苏轼来到刘表曾经所在的呼鹰台，写下了乐府体的《野鹰来》。苏轼以鹰为线索，刻画了虽能呼唤雄鹰但却一无所获的刘表父子形象。在讽刺父子二人“使鹰可呼亦凡曹”的无能平庸的同时，又有“天阴月黑狐夜嗥”[1]68的悲凉心境。在《鳊鱼》中，苏轼的悲伤之情进一步加深。苏轼首先对 “贪饵每遭烹”的鳊鱼报以同情，然后以“杜老当年意，临流忆孟生。吾今又悲子，辍筋涕纵横”的典故来表达自我对杜甫遭遇的悲伤之情，同时亦难免带有对自我人生遭遇的对照与思考。《食雉》一诗描写了好勇斗狠却落入网中，任人宰杀烹制为美味的雄雉。诗中既含有对贪食美味而痛下杀手的刻画，也含有对同类相残、尔虞我诈的黑暗现实的隐喻。苏轼“层层剥笋，以人生一幕幕之悲剧图景，将黑暗残酷之世道撕破给人看，极具警世刺世意义。”[2]从蜀地到荆州的路途中，苏轼在观看动物的同时，不断对人生和社会进行审视和思考。
熙宁二年（1069），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就此发端。守丧归来的苏轼注定要被卷入到这场浩大的政治动荡中，直至生命的终结。王安石与苏轼素来为政见不同而失和。苏轼因为反对“新法”的种种弊端在熙宁四年（1071）离开了“风暴中心”汴京，前往杭州担任通判。“随着生活阅历的逐步丰富，官场生活的种种苦闷，以及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的无常体验，促使苏轼思考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与此同时，对佛学的兴趣也日益浓厚。”[3]44到达杭州之后，苏轼经常游览宝刹古寺， 《僧爽白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就的。在《僧爽白鸡》中，苏轼表达了对自己的政治立场的隐忧，他担心自己如同听法修行的白鸡一样， “老怯风霜恐不鸣”[1]369。苏轼在观照白鸡的过程中，回头来反观自己的士大夫立场，担心自己在政治的寒霜之下变节。
除了《鳊鱼》之外，苏轼还创作了与鱼相关的七言歌行《鳆鱼行》：
渐台人散长弓射，初啖鳆鱼人未识。西陵衰老繐帐空，肯向北河亲馈食？两雄一律盗汉家，嗜好亦若肩相差。食每对之先太息，不因噎呕缘疮痂。中间霸据关梁隔，一枚何啻千金直。百年南北鲑菜通，往往残馀饱臧获。东随海舶号倭螺，异方珍宝来更多。磨沙瀹沈成大胾，剖蚌作脯分馀波。君不闻蓬莱阁下驼碁岛，八月边风备胡獠。舶船跋浪鼋鼍震，长镵铲处崖谷倒。膳夫善治荐华堂，坐令雕俎生辉光。肉芝石耳不足数，醋芼鱼皮真倚墙。中都贵人珍此味，糟浥油藏能远致。割肥方厌万钱厨，决眦可醒千日醉。三韩使者金鼎来，方奁馈送烦舆台。辽东太守远自献，临淄掾吏谁为材？吾生东归收一斛，包苴未肯钻华屋。分送羹材作眼明，却取细书防老读[1]1320。
《鳆鱼行》一诗亦作于元丰七年（1084），此时身为登州知州的苏轼刚好收到回朝担任礼部郎中的诏令。全诗涉及大量有关鲍鱼的典故，足可见苏轼学识之渊博。在述及王莽、曹操时，用“盗”字来评判二人，可见苏轼仍是持守传统儒家的价值观。接着，苏轼描写了鲍鱼的珍贵以及捕获鲍鱼的艰难和危险，将之与上层贵族的奢侈无度形成对比。宋代地方的税赋大部分都需上缴中央， “刺激了上层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挥霍享乐”[3]44。苏轼借鲍鱼讽刺了当时社会上层奢靡的生活，也是对刚刚高升的自己的警告。此外，苏轼在“辽东太守远自献，临淄掾吏谁为材”中以《后汉书·吴良传》的典故，来告诫自己不可阿谀权贵，要有明辨是非之心。此时的苏轼刚刚高升，就收到送来的鲍鱼。但是苏轼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将一斛鲍鱼分成几份送了出去，仍然回归到书籍当中。《鳆鱼行》一诗既是对当时宋朝上层社会的奢靡风气的讽刺，也是苏轼对自我的警示和自明心志，表明他不谄媚和淡泊自守的态度以及对于朝廷的耿耿忠心。苏轼的这种淡泊自守的心志在其他动物诗中也呈现了出来，在《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二首》中，苏轼用“众禽事纷争，野雁独闲洁。徐行意自得，俯仰若有节”来表达党派纷争时自己恪守士大夫的节操、洁身自好的意愿，同时也是以野雁为参照，审视和调整自我的行为。 受信佛的母亲影响，苏轼从小就不喜杀生。特别是在“乌台诗案”之后，苏轼下定决心不“不复杀一物”。因为苏轼觉得狱中的自己“不异鸡鸭之在庖厨”，因此“不忍复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类，受无量怖苦尔”[4]1327。因为心存善念，苏轼经常有放生的举动，如《西湖秋涸，东池鱼窘甚，因会客，呼网师迁之西池，为一笑之乐。夜归，被酒不能寐，戏作放鱼一首》 《复次放鱼韵答赵承议、陈教授》中的放鱼。当看到鱼儿因为池水干涸而被困时，苏轼表现出的是“老守纵馋那忍脍”和“一饱鲸鲵何足脍”。在观鱼的过程中，苏轼亦反观了自己，在他看来，这些被困的鱼儿跟自己的命运是相似的，不由得感叹道： “东坡也是可怜人……正似此鱼逃网中”[1]984。此时的苏轼刚刚遭受朝中大臣的恶意指控，让苏轼深感人心之险恶，心灰意冷的他无意继续留在京城，最终出任颍州知州。苏轼的一生一直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此时危机四伏的政治环境让苏轼偏向了出世一端。于是他在《鹤叹》中将自己与“投以饼饵视若无”的鹤进行对照，感叹与白鹤相比“难进易退我不如”[1]1320。
苏轼有着独立的知识分子人格和强烈的淑世情怀，他对于时弊的针砭不分党派，因而招致了“新党” “旧党”和“洛党”等多方的攻击。在此情况下，苏轼需要在观物的过程中完成对社会的审视和自我的观照，从而调适自己在官场的行为。在“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虽然仍保持着以往的理想与独立立场，但却懂得适时退让，而非一意孤行。苏轼在观物的过程中体验人生百态，从而总结人生的经验与智慧，从而用于调适自身的言行举止，达到“顺”的状态，如其自言， “循万物之理，无往而不自得”[5]336。苏轼的观物自照并不是为了修正自身的错误，而是不断去调整行为以躲避来自官场的祸患，同时也是在提醒自身要“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5]10，时刻不忘记内心深处的淑世理想和克己自守的情操。在苏轼的动物诗中，苏轼对自由的向往、儒士立场以及对自我与社会的审视和内省都贯穿于观物自照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苏轼观物自照的思维并不是在其步入官场之后才形成的。官场的凶险无疑是强化和加深了观物自照的意识。在早年，苏轼曾在《黠鼠赋》的动物文赋中就曾展露过观物自照的思维，以狡黠的老鼠为鉴告诫自我在寻“道”的路途中专心致志的重要性。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苏轼动物诗中“观物自照”的意识即为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基本结构，可以用这两个概念来概括：一个是超越，一个是反思。超越就是超出自身之外，反思就是从外部返回自身。”[6]基于此，观物自照的“观物”可以视为超越，而“自照”即为反思。
古人云：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7]（《旧唐书·魏徵传》）苏轼以动物为镜显得有些异乎寻常，但也自有其道理和内在的原因。苏轼的才华天分过高，其思想境界过高，苏辙就曾认为“公之于文，得之于天”[8]11，因此真正能够作为苏轼的“镜子”的人并不多，能够真正懂得其内心世界的人很少。苏轼的朋友很多，但是懂得苏轼并且与苏轼相似的人甚少，苏轼的诗中会时不时地发出“天涯何处觅知音”的感叹。如在《韩干马十四匹》中，苏轼就写道： “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1]746苏轼的知音甚少，也与其自身的高标准和独立的人格有关。李泽厚也曾说： “在古今的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9]此外，从宋代的新旧党争也可以看出苏轼具有独立的人格，这一方面使得他在党争中腹背受敌，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并无多少知心之交。
从苏轼写作的情况和整个人生来看，除了东晋的陶潜，在当时的众人中，弟弟苏辙是难得的合乎苏轼标准的知音。苏轼曾对苏辙说： “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8]11除此之外，苏轼在诗中更是写道： “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1]1800（《送晁美叔发运右司年兄赴阙》）兄弟二人不僅关系密切，而且惺惺相惜。苏轼常常牵挂着苏辙，并时常写诗给苏辙，且二人常有相互唱和之作。从苏轼去世之后，苏辙为其写作的悼文来看，苏辙也确实是真正了解苏轼的知音。知音甚少，而且少有的知音弟弟苏辙又经常不在身边，因此当苏轼在遇到难题需要交流沟通之时，自然万物包括动物就成为苏轼倾诉的对象。此外， “乌台诗案”也让苏轼见识到了人心的险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苏轼与自然万物的情感。
在苏轼的诗中，可以看到苏轼与自然万物之间的深情，有大量的例子存在，如《新城道中》 《雪后，便欲与同僚寻春，一病弥月，杂花都尽，独牡丹》 《和刘景文雪》等。在这些诗当中，虽然表面上看到的是自然物对苏轼的深情，但实际却是苏轼对它们的柔情，这一方面是由于苏轼本身的仁爱之心，另一方面应该是因为苏轼本身的知音甚少，自然物也就自然成为苏轼进行情感和思想交流的对象了。由于动物与人类存在着诸多的相似性，自然物中的动物也就成为苏轼镜照自身的不二之选。再加上过往的以动物来审视和批判时弊的传统以及苏轼自带的异禀天赋，动物诗就成了苏轼探寻妙理、审视社会、观照自我的途径。如果来评价苏轼“观物自照”的话，大致可以用前人评价王守仁的这一句话： “近世格物之说，如以镜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镜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镜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后亦未尝废照。”[10]57
二、静观之下的动物诗
人类在生活中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动物，动物也较早地就进入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早期的民族的图腾、绘画、神话传说中都带有大量的动物形象。中国古人也意识到动物对于人类文化（包括文学）的重要性。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就说道： “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11]刘勰认为文字的发明创造就是模仿鸟兽足迹而来的，而文字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出来。当然，动物对于文学的重要性不仅仅局限于文字的创生。古人很早便将动物纳入诗歌、文赋当中，具有悠久的历史。《诗经》中的动物形象便用来讽刺时弊和无良的统治者，其后的文赋中，对动物的描绘以及动物的抒情言志功能越来越丰富多样③。毋庸置疑，前代诗歌文赋中的动物书写传统也会以潜移默化等方式影响到苏轼的动物诗创作。 苏轼也意识到了动物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将相关的思考置于创作的动物诗中。苏轼的动物诗创作几乎贯穿了其一生，侧重于言志。除了直接在动物诗中针砭时弊和表明勤政爱民的志向之外，苏轼还以动物来反观自我与社会，表达归隐的想法。这实际上也与苏轼的儒家理想以及儒家所言的“诗可以兴观群怨”的诗学传统相关。在动物诗中，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苏轼是以一种静观的姿态来观察动物，其与动物之间并无密切情感，呈现出冷静、理性、从容的特点，也因此动物诗就带有更多言志与自省的成分。
在苏轼之前，就有不少用动物来表达志向的例子。在早期的诗歌文本《诗经·邶风·雄雉》中，就有以雄雉来比喻男子的高远志向。清代的方玉润曾在《诗经原始》中对此有过相关的解析， “殊知‘雄雉’者，雄飞之象也，而雉又有文采，可以章身，故取以喻丈夫之有志高骞而欲显名当世者，非男女雌雄之谓也”[12]。当楚王派使者请庄子入朝担任高官时，庄子则以“曳尾之龟”来表达不愿为世俗生活及功名利禄所累，向往隐逸自由生活的志意。根据《史记·陈涉世家》里的记载，陈胜曾以“鸿鹄”来代言自己高远的志向，随即便衍生出“鸿鹄之志”这一表示高远志向的成语。纵观中国历史，以动物来代言志向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诗、词、赋等文学作品里的相关案例亦是数不胜数。因此，可以认为以动物言志是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文学表达传统之一。在动物诗中，苏轼既有展现为国为民的淑世志向，也有以此来表达自我对于志向的坚守。苏轼以马来隐喻自我的建功立业的英雄志向，以喜鹊来抒发自我内心的淑世理想，以白鸡来表达对矫正时弊的志向的持守。
除了以动物言志之外，在苏轼之前还有以动物来进行反思批判的先例，这一点仍然可以从《诗经》中寻觅到诸多踪迹。《鄘风·鹑之奔奔》将比翼齐飞的鹌鹑、喜鹊与荒淫无道的君主形成对比，反思批判君主的无耻，以此宣泄心中的怒火。《鄘风·相鼠》则是人民通过反思，意识到周代统治阶级所制定的礼法不过是用来欺骗和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于是以相鼠为依托来讽刺和诅咒统治者的无耻和荒淫，发泄心中的怒火和怨气[13]。《魏风·硕鼠》则是农民以硕鼠做比喻批判统治者过往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并且期待未来的美好生活。在唐诗中，也有《官仓鼠》等讽刺批判统治阶层的动物诗。苏轼的动物诗中也不乏类似批判反思社会的作品，但苏轼在动物诗中的反思不仅仅局限于社会，更触及到自我，这在其所处的时代显得难能可贵。苏轼善于从动物的行为表现中提炼出人生智慧和社会道理，并对照自我以及社会进行反思。从动物的日常行为中总结义理，苏轼并非开风气之先者。早在战国时期的荀子就已从蚕的行为表现中总结义理，将其称之为“蚕理”[14]（《蚕赋》）。
实际上，无论从中国古代的理论来看，从动物的行为中来探寻智慧和义理自有其合理之处。从道家的理论来看，从事物身上发现本质的、真理的“道”也是可行的。老子言：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5]（《道德经》第四十二章）照此反过来推论，也可以认为，万物分有“道”，从万物身上亦可以发现“道”，从而掌握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义理和智慧。此外，庄子也认为： “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16]从庄子的论述来看，亦可以通过观物来达理。
除了道家之外，儒家也认为一草一木、万事万物中蕴含着智慧和道理。《礼记·大学》中就有“格物致知”的说法：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17]“格物致知”的思想强调推究事物的原理，进而从中获得知识。程朱理学更是发展和强化了“格物致知”的思想，认为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在《传习录》中即有王阳明对程朱理学此种主张的质疑和批判， “先儒（程朱）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10]318苏轼在前人的基础上也认为， “夫道何尝之有，应物而已矣。物隆则与之偕升，物污则与之偕降。”[4]173（《道有升降，政由俗革》）在苏轼的眼中，应物即是寻道，二者为一体。苏轼甚至将观物得来的“理”作为标准来判断前人之说， “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故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4]1379（《上曾丞相书》）在苏轼看来，观物而得来的理也并不是为了个人，而是“将以尽万物之理，与众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4]111（《扬雄论》）
从动物身上汲取智慧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但是并非人人皆能做到。王阳明就曾对着翠竹苦苦格了七日，所得甚少并且因此而生病，那么苏轼又是如何做到的呢？实际上，苏轼借助动物来探寻妙理有一个前提，就是静观，即以一种“静”的姿态来观察和对待动物。正是因为“静”，苏轼达到了王弼所说的“应物而无累”[18]的状态。此外，用成玄英的说法也可以解释王阳明因格物而致疾， “夫圣人之智，接济无方，千转万变，随机应物，未知此道，故婴斯祸也”[19]（《庄子注疏·天运》）。在应物方面，苏轼主张“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8]2。“静”既是安静从容，也是冷静理性，这样的心态使得他能够在观物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接着，他认为“据静以观物者，见物之正”[5]71，所谓的“物之正”也就是事物本来的、完整的面貌表象和本质，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对事物的义理有着完整和真实地把握。同时，苏轼之所以重视静观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他认为静观能见到在动态中不可见之物，并以操舟者为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夫操舟者常患不见水道之曲折，而水滨之立观者常见之。何则？操舟者身寄于动，而立观者常静故也”[5]371。在静观之中，蘇轼借用动物来表达自我对于志向的坚守和对于自我和社会的反思。
虽然苏轼将自我的志意折射到了动物诗中，但是却不拘泥于动物的外在形态，如其自言：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4]356。由此，可以看出苏轼与物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因此，苏轼可以在观物的过程中体验人生百态，从而总结人生的经验与智慧，进而用于调适自身的言行举止，进而获得了对动物的精神意蕴、内在义理的深刻把握和真切体验，也为苏轼从动物的角度观察反思自身及其所在的社会提供了前提。 实际上，苏轼的这种自我观照意识实际上也源于儒家思想。孔子所言的“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都强调对于自我的观照和反思。在动物诗中，苏轼尽情地表达自我的志向，但是这样的表达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对时弊的针砭，而苏轼的独立的士大夫立场，使得他在抨击时弊时不分对象，因而招致了多方的攻击。因此，苏轼需要在反思自我和社会的过程中不断调整，找到平衡点，避免在言志的过程中伤及自身。言志过程中不分党派的针砭和批评需要通过反思来进行调和，同时这种反思又能够减少和躲避官场对苏轼的阻碍和伤害，使得苏轼能够不断去言说和追求志向，并且提醒自身在躲避祸患之际要保持为国为民的儒士操守和理想。在苏轼的动物诗中，言志和自省相辅相成。
三、观物自照的意义
不可否认，苏轼在动物诗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观物之道与其天赋、成长经历以及其在官场中的种种遭遇密切相关。从小建立起的善于反思对照自我的品格以及起起伏伏的仕宦生涯，都使得他能够与物之间保持理性的距离，从而跳脱出视觉思维的局限，以审慎、批判的眼光反观自我和所处的社会。当然，苏轼的这一点，也与道家“人的自然化”和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果说“观物”是来自道家的应物智慧，那么“自照”则是因循儒家的自省传统。因此“观物自照”即是苏轼对儒道思想的融合，当然也可以看到儒道互补④的一面。道家的“人的自然化”使得他能够超脱人世间形形色色的束缚和限制，而与自然万物处于自由和谐的对话的关系之中，从中探寻到妙理。寻找到妙理之后从“人的自然化”转到“人的社会化”，回到社会的法度之中。苏轼的观物从道至儒，以道为起点，以儒为依归，具有“外道内儒”的特点。
苏轼动物诗中的观物之道不仅对苏轼个人而言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思想的发展而言也具有不容忽视和小觑的意义。首先，从对儒家思想的发展来说，苏轼的观物之道也不可小视。苏轼的一生处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起步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说苏轼的在动物诗中的观物自照是为了寻求妙理，那么这种“观物”也可以理解为程朱理学所说的格物致知，而“观物自照”中的“自照”更接近于陆王心学所说的内省致良知。也就是说，苏轼的“观物自照”领先于时代，将程朱理学的格物思想与陆王心学的内省主张结合在了一起。实际上，后世的学者也认为苏轼与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虽然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程颐与苏轼意见不合，爆发了著名的“洛蜀之争”，并且朱熹也曾激烈地批评过苏轼。但是朱熹之后对苏轼的态度有所转变，并对其思想进行吸收⑤。除了朱熹对苏轼思想的赞赏、吸收和借鉴外，南宋的刘光祖、魏了翁、李埴、李壁等人“以洛学为基准，吸取苏学的部分思想，统一到理学的轨道上”[20]，实现了“洛蜀会同”。
与程朱理学家的先争论批评，后欣赏吸收不同，陆王心学家们对苏轼态度则多是友好和尊敬的，而苏轼的思想与陆王心学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中仍然可见苏轼的思想影子。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中就曾记载董其昌的一段话： “至我明，姚江⑥出以良知之说，变动宇内，士人靡然从之，其说非出于苏，而血脉则苏也。”[21]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就曾通过王阳明间接学习苏轼的思想，“王阳明在苏轼与早年郭沫若思想之间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22]。王阳明的徒孙焦竑甚至编刻了《两苏经解》，来表达对苏轼思想的喜爱。王阳明之后的心学的著名人物李贽更是对苏轼推崇备至。
程朱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强调外求妙理，陆王心学提倡“心外无物”，主张内省致良知，都有着极端和片面的倾向。当然，这种偏执一端的倾向也是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程朱理学的格物（外求）和陆王心学的内省是致知这个问题上的一体两面。苏轼的观物自照恰好是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思想的中和。也可以说，苏轼提前缝合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各自偏执一端的缺陷。钱穆在评价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思想时就曾说道：“长于和会融通”[23]。苏轼在动物诗中较早地使用了心学和理学的探求真理的方法，将其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观物自照”的致知之法。从苏轼的动物诗来看，陆王心学的内省和程朱理学的外求并不相悖，可以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苏轼的“观物自照”不仅对其后的儒学发展功不可没，而且对今天的人们仍然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对待外在事物，我们永远有探索其奥秘的兴趣和动力。可是对于自身，我们的思考还远远不够。无论是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还是孔子的“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都强调对于自我内心的审视。仔细审视自己，认识自己，反思自己，方能在险境中保全自己，在顺境中提升自己。当下，人们可以用肉眼直观地感受到現代化使得人类的物质条件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但是科技进步、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内心又是否充实？当人们的各种感官被现实的种种所麻痹和诱惑而不自知的时候，也需要像苏轼一样，追问一下自己的内心，“观物自照”一下。因为“片面追求物质发展而忽视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建设和精神建设，社会就会畸形，甚至给全人类带来灾难”[24]。如何在纷纷扰扰的外在世界中探寻真理、正确认识自我和不迷失自我，苏轼动物诗里所呈现出来的观物自照的理性思维即为我们提供了参考。
注释：
① 本文的动物诗数据统计依据清代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的《苏轼诗集合住》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② 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全宋诗》分析系统”的统计来看，苏轼现有存诗2824首，动物诗占比1.558%。
③ 如李华《两晋动物赋论》 （《求索》2010年第8期） 等对此均有相关论述。
④ 关于儒道互补的观点，李泽厚在《美的历程》和《华夏美学》中均有论述。他认为儒家的思想是“自然的人化”，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则是“人的自然化”。本文对苏轼动物诗的论述也多受此观点的启发。
⑤ 粟品孝曾在《理学与非理学之间：朱熹对苏轼学术的批评和吸取》 （《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1期）一文中就朱熹对苏轼思想的吸取进行过比较详细地梳理，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四书”方面，朱熹重视、肯定并且征引了苏轼关于《论语》 《孟子》的论说;其次，在“五经”方面，朱熹尤其注意苏轼对《尚书》的相关论述，并吸取了部分苏轼对《易》的研究成果;最后，朱熹非常欣赏苏轼的“八面读书法”。洛学和蜀学虽有斗争，但亦在慢慢融合。 ⑥ 姚江：姚江學派，又称阳明学派，创始人为明代著名的心学家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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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ing Me from Matters： Visual Rationality in Sushi′s Animal Poems
SHEN Yiche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Su Shi′s animal poems are not only the representation of his thoughts of "implication within matters"， but also a way to examine one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thers in the process of observing matters. Su Shi takes contemplation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observing matters and keeps a proper distance from animals. The proper distance Su Shi kept in observing things reflects his calm and rational visual thinking， which enables him to examine society without being influenced by matters and even jump out of social observation to look into himself. If "observing matters" is derived from the wisdom of Taoism， then "viewing me" is based o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of introspection. Therefore， the concept of "viewing me from matters" is not only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by Su Shi， but also the complement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lthough its significance is not as great as Confucius′ fusion of Taoist thoughts， which inspired Mencius and Xunzi， it also contributes a lot to ancient Chinese thoughts， with Confucianism to be a special case （Cheng-Zhu′s Neo-Confucianism and Lu-Wang′s theory of mind）.
Key words： Su Shi; animal poems; viewing me from matters; contemplation; visual ration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