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曾是“重中之重”，中共中央在1982年至1986年连续5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这5个“一号文件”，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成为专有名词——“五个一号文件”。时隔18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于2003年12月30日签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再次回归农业问题。2004年至2009年连续6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的下发，仍然聚焦“三农”问题，再次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
　　中央“一号文件”在国家全年工作中具有纲领性和指导性的地位。所提到的问题是中央全年需要重点解决，也是当前国家亟需解决的问题，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要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比如，我国是农业大国，也是农业弱国，农民在全国人口总数中占有绝对的比例，农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在全国处于最低阶层。而农村的发展问题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因此“三农”问题就是目前我国亟需解决的问题。针对2010年下发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的一些建议：国家将强力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支持农民建房作为扩内需重大举措，积极推动建材下乡，对农民增加良种补贴，提高家电下乡产品最高限价，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支农领域等问题，记者采访了曾多次参与起草中央“一号文件”的中共中央党校原校务委员、“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张虎林教授。
　　记者：从1982年开始，您即参与“中央一号”文件制定的工作。今年的“一号文件”也是新世纪第7个“一号文件”。您认为今年“一号文件”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张虎林：“三农”问题即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其中主体就是农民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下发的几个“一号文件”对整个农村形势的变化、改革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农民负担重、农民增收难的问题便一直困扰着农村发展，问题逐步严重化。
　　2003年1月在农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个思想的提出可以说是一个转折性标志，从2004年到今年连续发布中央一号文件，就是要对“三农”问题采取各种措施、加大力度解决。“三农”问题是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我国人民政权建立和稳定的基础。如今城市发展的速度很快。而农村的发展远远比不上城市的发展，如果得不到很好的控制，那么差距会越来越大，从某些方面会严重影响我国的稳步发展。所以必须采取措施缩小差距。今年的“一号文件”是以统筹城乡发展为主题，加强力度去部署。统筹城乡规划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其根本目的就是解决城乡发展差距的扩大。关键在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
　　记者：文件中讲到，国家将按熙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的要求，不断增加“三农”投入。您认为国家总量投资应注重哪些方面?
　　张虎林：国家总量投资应该逐步加大对“三农”的投入，不仅是绝对数增加，应该特别是相对数(比例)的增加。在思想上很多人认为对农村的投入是后效益。短时间内看不到效益，投入城市发展效益比较能够快速看到效益，但是如果农村基础打好了。后效益对国家的影响是很大。因此国家资金的投入比例应该逐年提高，加大投入力度。只有实实在在地投入，才能给农民真正的实惠。
　　记者：文件中讲到，将采取措施推动建材下乡。也就是要加大农村基础建设，这方面应该注意什么?
　　张虎林：建材下乡是农村消费新增长点，无论是农村住房改善还是危房改造都需要大量的建材，不仅刺激消费的空间巨大，也有利于改善民生。加快农村发展，整个资源的配置都要倾向于农村。建材只是其中之一，国家的投入还在不断增加，如：道路修建、电力、水利。文件中重点提到建材，因为新农村建设就是要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建材下乡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所必须的。其中要注意的是，中央采取加快农村发展的具体措施。建材下乡是“惠农”而不是“坑农”。建材的质量以及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投入资金问题是个大问题，而且加上有些地方或部门风气不好，中间拦截、渗透现象时有发生。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协调比较难。政府监管如果再通过社会组织发挥作用可能会好一些。
　　记者：“增加对农民良种补贴”怎样才能落实到实处?
　　张虎林：过去只有小麦、大米、玉米等少数口粮作物能够得到补贴，今年增加花生良种补贴、马铃墓补贴、青稞良种补贴。各种良种补贴落实到实处，让农民得到实惠，作为一个政策保证来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都要进行配合。目前贯彻的力度还是不够，一些部门、领导对此的认识还是不够的。应该在数量上增加补助资金，可以让种粮农民受益更多。其次直接补贴，也就是直接补到种粮农户的手中，减少层层拨付截留挪用的现象。
　　记者：对文件中所讲“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支农领域，逐步实施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制培训”。您对此有何见解?
　　张虎林：农业发展银行侧重点本应该是农村，但随着发展产生了变化。今年“一号文件”重点提出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支农领域，大力开展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政策性信贷业务，就是回归为大力发展农业服务。不仅农业发展银行，其它银行也应该向农业的发展方向采取更多优惠措施。农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农民素质，农民思想的愚昧落后严重影响着农村的发展、前进。义务教育、培训计划、成人教育都应该纳入各级政府的培训计划。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将农村教育培训形成一个传统，提高整体素质，思想变化了整个人就会变。加大落实力度。其对农民的培训不仅在农村，城市一些公司也对农民工上岗前进行培训以提高技能水平。要重点培育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的新型农民，不仅需要着眼于正规的智识教育，更应考虑到全面覆盖各年龄段、各不同层次的农民需求，建立一套全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的新型农民培育体系。大力加强智识教育之外的“社会教育”体系建设，扩大农村教育的覆盖面。让大多数农村居民能够获得适当的教育和培训。
　　记者：“大幅度提高家电下乡产品最高限价”是惠农的一件好事、实事!是否可以扩展到更多领域的产品?
　　张虎林：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有效启动农村市场。让农民得到实惠。 “一号文件”明确表示。今年家电产品最高限价将大幅度提高，各省份可以在补贴范围内根据本地实际增选一个品种，国有农林场(区)职工也将享受补贴政策。选择范围扩大了，受益人群也增加了。家电下乡确实对农村发展是一件好事，其它更多的先进科学产品都可以下乡，但都要首先考虑农村的基础设施是否健全，能否具备条件使用，否则先进科技产品下乡成了科技垃圾。还有家电下乡的出发点是很重要的，要实实在在地为农民生活着想。
　　记者：对单独提到“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您是怎样理解?
　　张虎林：转基因产品不能全否。也不能全肯，它们中有的不存在安全问题，但也有的还要对其安全性催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转基因产品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转基因产品到底是对人类有利还是有害，在短期内还不能完全地确定。虽然转基因产品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还有些国家对转基因产品实行严格限制。所以对于转基因产品的产业化这个问题，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试验研究。才能确定其安全性。
　　记者：扶持林业产业首次写进中央“一号文件”，您对此的看法是什么?
　　张虎林：“扶持林业产业”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将对林业产业”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和跨越式发展带来重大机遇。林权制度改革，其实就是责任制的变化，深化以明晰产权、承包到户为重点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深化集体林采伐管理改革，建立森林采伐管理新机制和森林可持续经营新体系，就是明确责任、利益挂钩从而调动造林者的积极性。
　　“稳粮保供给、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统筹、强基增后劲”四句话。明确了2010年农业农村工作的基本思路。只有缩小农村和城市的差距，社会才能稳步发展。张虎林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应该以农村工作六宇方针即“多予、少取、放活”为基础。农村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天地，目前财富还在从农村流向城市，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他强调解决“三农”问题是个长期艰巨的任务，要加快提高农民文化素质，改变农民观念，增强农民的抗风险能力。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才是正路。在解决“三农”问题过程当中，不要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丢掉，应该继承发扬。建设城市不要把眼睛只盯在城市，应该城乡统筹考虑，把农村发展纳入到整个规划之中。解决农民工面临的困难。综合考虑农民工的就业、待遇、孩子、居住、社保等问题，保证社会稳定。“要引导人善待农民工，从体制和实际上为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城乡关系处理好了，农民工的问题解决好了，就为和谐城市的建立以及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的前景就非常好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