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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周边各个区域对中国有不同的认识，而这可能恰恰是很多面使中国自我认识更加准确的镜子。
近日，葛兆光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揭幕典礼的院长致辞中说："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的研究，在某种意识上，不仅是一种知识积累，更重要的是寻求自我认识……现在，正是中国需要重建自我认识的时代。"
在当今这个资讯多于知识、流行胜于深思，专门的学院研究已经有些尴尬的时代，要人文学者负起"重拾自我认识"的使命、要重新清点"什么才算是中国文化"，无疑需要勇气和定力。近日，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的葛兆光教授接受了《新民周刊》的专访。
新民周刊：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于中国学术转型的关键时期，表面上看，传统的文史研究好像处在"瓶颈"状态，重复的复制和生产，让我们的文史研究越来越缺乏吸引力，也缺乏引导公众话题的能力，但是，正是这种令人烦恼的困境背后，却酝酿着新变化。为什么？因为第一，这二十来年引进新理论新方法新观念，就好像吃压缩饼干，吞进去太多，现在到了要喝一口水、喘一口气的时候；第二，当下中国越来越多地出现的新资料，也在催促新的研究和解释范式；第三，特别是当下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状况的巨大变化，必然要求文史研究提供新的解释。
新民周刊：文史研究院对文化中国提供新的解释，是出于什么样的问题意识呢？
葛兆光：这种新的解释是为了"自我认识"。中国的自我认识经历过三个比较大的阶段。一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天下的时代，那个时候因为没有更强大的文明在中国的周边出现，中国人总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大的，似乎我们在天下的中央，于是，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思想上的"天下"观念和政治上的"朝贡"体制。那个时候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方面是因为有文化的自信心，但另外也有自我封闭的一面。在漫长的传统时代，中国人的自我认识是认为自己是"华夏"（"夏"字带有"雅"的意思），而周围都是"蛮夷"。
这种认识到了晚明以后，尤其到了晚清，在西方人的坚船利炮的影响下，就被打破了。之后中国人进入了第二个认识世界的阶段，也就是以西方为镜子，以一个整体的西方作为中国自我认识的镜子，所以有中西文化的比较。可是我们总怀疑，西方是不是同一的西方，英国和法国还不一样呢，美国和意大利也不一样，那有没有一个同一的、整体的西方呢？就是说，以西方作为镜子来看中国，这是不是唯一的镜子呢？是不是它跟我们的比较，就能使我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似乎也不完全是。所以，我们希望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从多面镜子来认识中国。也许现在是一个需要多面镜子的时代。
长期以来，中国周边各个区域对中国有不同的认识，而这可能恰恰是很多面使中国自我认识更加准确的镜子。与这些曾经与中国亲密接触、看上去有些接近的文明体比较起来，那个长期以来当作比较镜像的西方，似乎只是一面朦胧含糊的铜镜。虽然看得见整体中国文化的轮廓，却看不清具体文化中国的细节。所以，如果我们转身面向这个周边，套一句经济学界常用的术语，也许它将成为学术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因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我以为引出的学术史变化，有可能是对语言工具的重新重视、对域外新资料的重新重视。
新民周刊：目前，研究院有没有具体的课题来落实您这一想法？
葛兆光：经过文史研究院同仁们的共同努力，我们已经确立了７个课题。我们着力推出的是４个。其中一个课题，就是"从周边看中国"。它是要通过对中国周边各个文化区域曾经留存的各种文字资料和图像资料，反过来观察和研究中国的传统和文化，比如：印度、蒙古、琉球、安南以及东南亚诸国文献中的中国认识；比如：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关于中国的想象和认识的变化等。
新民周刊：您于１９８５年曾经走上过复旦的讲台，这次时隔２０多年重回复旦，是什么使您回来的呢？
葛兆光：说起复旦，你要知道，其实我是很了解的。我是出生在上海的，母亲就是上海人。２０多年前，１９８５年，我第一次教书就是在复旦，我对复旦还是蛮了解的。
文史研究院是教育部９８５二期工程支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之一。当时复旦大学找到我，我就和校方讨论我的理念，他们非常认可我的理念，觉得我适合主持研究院工作，所以我就来了。换句话说，就是希望把我个人的学术理念变成一群人的学术理念，把一个小小的研究院，融进大大的学术史。
新民周刊：从北大到清华，再从清华到复旦，您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基本上都是在中国的顶尖大学，这有没有影响您对整个中国大学人文学科的观察？在您看来，中国大学人文学科的教育开展得如何？
葛兆光：作为人文科学的研究工作者，我一直很关注在当下，人文学科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并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在我看来，近些年在全国，人文学科都普遍地有一点点下滑，这是我们整个文科在市场化、实用潮流之中，在强大的自然科学的压力之下……文科呢，尤其是人文学科（不包括社会科学），因为它好像不切实用，有点不知道它怎么样"转化为生产力"，所以气势好像也在下降，吸引力也在下降，对公众问题的回应能力也在下降。所以，我们现在有必要一方面延续原来像复旦那样基础训练很好的传统，同时也要加强回应各种问题的能力。尤其在普遍的人文学科有点停滞的状态下，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新的变化？所以，我对文史研究院提出了这一整套的想法，实际上也是希望能够得到呼应，能够使人文学科有一点点改变。
人文学科的意义何在？我一直强调，我们过去忽略了一点，就是研究文史哲的人们，应当自觉意识到自己始终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即重建文化认同。整个文史哲的研究，包括我们现在讲中国的自我认识，都是聚焦在一个问题上，在全球化、同一化的时代，你的身份确定如何，你是哪一群人中间的一个，哪一个传统里面的一个，哪一个历史里面的一个，这个是跟"共识"有关系的。有了共识，才能有凝聚力，这个看起来很遥远很空洞的东西，实际上是很实在的。
近日，葛兆光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揭幕典礼的院长致辞中说："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的研究，在某种意识上，不仅是一种知识积累，更重要的是寻求自我认识……现在，正是中国需要重建自我认识的时代。"
在当今这个资讯多于知识、流行胜于深思，专门的学院研究已经有些尴尬的时代，要人文学者负起"重拾自我认识"的使命、要重新清点"什么才算是中国文化"，无疑需要勇气和定力。近日，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的葛兆光教授接受了《新民周刊》的专访。
新民周刊：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于中国学术转型的关键时期，表面上看，传统的文史研究好像处在"瓶颈"状态，重复的复制和生产，让我们的文史研究越来越缺乏吸引力，也缺乏引导公众话题的能力，但是，正是这种令人烦恼的困境背后，却酝酿着新变化。为什么？因为第一，这二十来年引进新理论新方法新观念，就好像吃压缩饼干，吞进去太多，现在到了要喝一口水、喘一口气的时候；第二，当下中国越来越多地出现的新资料，也在催促新的研究和解释范式；第三，特别是当下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状况的巨大变化，必然要求文史研究提供新的解释。
新民周刊：文史研究院对文化中国提供新的解释，是出于什么样的问题意识呢？
葛兆光：这种新的解释是为了"自我认识"。中国的自我认识经历过三个比较大的阶段。一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天下的时代，那个时候因为没有更强大的文明在中国的周边出现，中国人总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大的，似乎我们在天下的中央，于是，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思想上的"天下"观念和政治上的"朝贡"体制。那个时候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方面是因为有文化的自信心，但另外也有自我封闭的一面。在漫长的传统时代，中国人的自我认识是认为自己是"华夏"（"夏"字带有"雅"的意思），而周围都是"蛮夷"。
这种认识到了晚明以后，尤其到了晚清，在西方人的坚船利炮的影响下，就被打破了。之后中国人进入了第二个认识世界的阶段，也就是以西方为镜子，以一个整体的西方作为中国自我认识的镜子，所以有中西文化的比较。可是我们总怀疑，西方是不是同一的西方，英国和法国还不一样呢，美国和意大利也不一样，那有没有一个同一的、整体的西方呢？就是说，以西方作为镜子来看中国，这是不是唯一的镜子呢？是不是它跟我们的比较，就能使我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似乎也不完全是。所以，我们希望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从多面镜子来认识中国。也许现在是一个需要多面镜子的时代。
长期以来，中国周边各个区域对中国有不同的认识，而这可能恰恰是很多面使中国自我认识更加准确的镜子。与这些曾经与中国亲密接触、看上去有些接近的文明体比较起来，那个长期以来当作比较镜像的西方，似乎只是一面朦胧含糊的铜镜。虽然看得见整体中国文化的轮廓，却看不清具体文化中国的细节。所以，如果我们转身面向这个周边，套一句经济学界常用的术语，也许它将成为学术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因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我以为引出的学术史变化，有可能是对语言工具的重新重视、对域外新资料的重新重视。
新民周刊：目前，研究院有没有具体的课题来落实您这一想法？
葛兆光：经过文史研究院同仁们的共同努力，我们已经确立了７个课题。我们着力推出的是４个。其中一个课题，就是"从周边看中国"。它是要通过对中国周边各个文化区域曾经留存的各种文字资料和图像资料，反过来观察和研究中国的传统和文化，比如：印度、蒙古、琉球、安南以及东南亚诸国文献中的中国认识；比如：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关于中国的想象和认识的变化等。
新民周刊：您于１９８５年曾经走上过复旦的讲台，这次时隔２０多年重回复旦，是什么使您回来的呢？
葛兆光：说起复旦，你要知道，其实我是很了解的。我是出生在上海的，母亲就是上海人。２０多年前，１９８５年，我第一次教书就是在复旦，我对复旦还是蛮了解的。
文史研究院是教育部９８５二期工程支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之一。当时复旦大学找到我，我就和校方讨论我的理念，他们非常认可我的理念，觉得我适合主持研究院工作，所以我就来了。换句话说，就是希望把我个人的学术理念变成一群人的学术理念，把一个小小的研究院，融进大大的学术史。
新民周刊：从北大到清华，再从清华到复旦，您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基本上都是在中国的顶尖大学，这有没有影响您对整个中国大学人文学科的观察？在您看来，中国大学人文学科的教育开展得如何？
葛兆光：作为人文科学的研究工作者，我一直很关注在当下，人文学科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并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在我看来，近些年在全国，人文学科都普遍地有一点点下滑，这是我们整个文科在市场化、实用潮流之中，在强大的自然科学的压力之下……文科呢，尤其是人文学科（不包括社会科学），因为它好像不切实用，有点不知道它怎么样"转化为生产力"，所以气势好像也在下降，吸引力也在下降，对公众问题的回应能力也在下降。所以，我们现在有必要一方面延续原来像复旦那样基础训练很好的传统，同时也要加强回应各种问题的能力。尤其在普遍的人文学科有点停滞的状态下，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新的变化？所以，我对文史研究院提出了这一整套的想法，实际上也是希望能够得到呼应，能够使人文学科有一点点改变。
人文学科的意义何在？我一直强调，我们过去忽略了一点，就是研究文史哲的人们，应当自觉意识到自己始终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即重建文化认同。整个文史哲的研究，包括我们现在讲中国的自我认识，都是聚焦在一个问题上，在全球化、同一化的时代，你的身份确定如何，你是哪一群人中间的一个，哪一个传统里面的一个，哪一个历史里面的一个，这个是跟"共识"有关系的。有了共识，才能有凝聚力，这个看起来很遥远很空洞的东西，实际上是很实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