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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伊拉克到阿富汗，美国外交政策的背后都有一个人的身影─帕拉格·卡纳。作为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他穿梭于南太平洋、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地，参与组织ARF论坛以及EAC组织，行走在美国与亚太地区沟通桥梁的搭建现场。
出生于印度，成长于阿联酋、美国等地的帕拉格·卡纳，在处理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关系时，有着不同于单纯美国人的眼光。他游历了一百个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居住，对许多国家产生认同感。
跨文化的背景，让卡纳成为世界著名的地缘政治评论家之一。他在国际畅销书《第二世界》中曾预言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抵达，预测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变革。 纽约时报评卡纳为“地缘政治的全球竞争者”。
最近，他又试图提供一张大胆的路线图，以建立一种更有弹性的世界秩序，特别是把政府、城市、企业和公民社区结成一个动态的外交系统。这位充满冒险精神的外交政策顾问对中国的发展尤感兴趣，觉得发生在中国的现象“很有意思”。
卡纳对全球格局走势，特别是中美关系有哪些预见和警示？6月14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上海与其独家对话。
“大外交”需要多方责任制
《瞭望东方周刊》：你最近在向人们揭示一幅新“大外交”图景，这其中有技术专家、有影响力的首席执行官、超级慈善家、世界范围的社会活动积极分子以及每天上教堂做礼拜的人组成联盟，这一图景的关键是什么？
卡纳：关于“大外交”，我有三个主要的理念元素，第一个理念是在这个“大外交”中，参与者首先不能只是政府，还需要包括公司等其他各类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形成一个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第二点，我把它称作“权力下放”（devolution），解决资源问题必须是直接由当地的机构来处理，不能只通过全国的中心或首都的政府来处理。第三是多方责任（accountability），意味着不是只依靠政府制定规则或作出决定，而应当是多方承担责任的基础下，通过多方咨询、会谈，从而给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瞭望东方周刊》：你所阐释的“大外交”，除了试图描绘一种管理无政府状态世界的专门方法，还试图为后代创造一个稳定和具有自我修正功能世界的脚本。自我修正体现在何处？
卡纳：应当实行多方责任制，只有这样，大外交才能是拥有自我修正功能的。因为，比起只有一个权力机构在控制，如果存在多方责任，那么他们就必须相互协调，从别人给出的建议中，你可以获得更多改变。大外交并不是一个人在做，而是很多其他的责任方都涉及其中，来帮助其实现自我修正。
例如气候变化谈判，我认为这之中如果只是政府间合作或联合国的合作，就缺乏一些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后者包括排放废气的工厂，供应链中负责运送货物的公司，或主要的经济城市等。政府方面除了中央还包括地方政府，城市的代表对气候变化的方案推行都是重要的参与者。
所以，气候谈判的进程是需要变化的，需要一些来自利益相关方的回馈，这些企业、工厂、NGO等都参与可以修正谈判过程。他们会针对性地注重自己的城市和供应链的真正需求，而不是只注重国家层面和谈判本身。
《瞭望东方周刊》：你有一个观点，认为几千年来，帝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实体，塑造世界政治的是“帝国间关系”，你曾提出G3，即美国、欧盟和中国。未来在何种条件下，可能出现你描述的G3？
卡纳：其实我并不完全肯定“G3”，有些人讲美国和中国也称作“G2”，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有些人觉得美国和中国是唯一的权利方，所以才有G2，但是这不对，应该是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欧洲，等等，这里有很多权利方，并不止两个。
我认为不应该存在这样G2或G3的组织，当我们说G2或G3，不是一个关于权利的数字，所说的是国家间的合作。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看到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已经非常紧密，呈现出利益交融不断增强的势头。在你看来，以经济关系为基石，中美两国之间可以构建怎样的新型大国关系？
卡纳：紧密的经济关系并不代表政治联系也紧密。没有人质疑中美经济关系的紧密，但大家都知道政治上并不紧密。比起关系，更需要的是扩大会谈的内容范围，可以是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环境保护上的，或是会影响中美关系的对其他国家的态度，比如说对朝鲜等国的态度。所以，政府间的会谈应该是多方面、多角度地去涉及这些不同的内容。
理想的中美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类似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跨大西洋的关系，处于一个和平的状态。中美彼此间的关系并不只集中于经济层面，也包括政治层面，但也是为经济层面服务。
《瞭望东方周刊》：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任期内，中美关系在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军事关系等方面，都有进展。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内，会朝着哪些方向努力？
卡纳：以上提到的这些都是持续存在的问题，并且还会出现更多的问题，比如伊朗问题、货币问题、朝鲜问题、网络战争，等等，这就是两个大国之间自然而然会面临的问题。我不认为奥巴马无法推动去解决这些问题，他正希望在中美之间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关系，而并不是聚焦于某一个问题。
美国重返亚洲的目的何在
《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奥巴马上任时曾提出美国应当恢复并加强其在亚洲的传统参与水平。这些表达被看做美国“重返亚太”的宣言。如何理解美国目前的“亚洲战略”？在美国国内是否也有不同的意见？
卡纳：返回亚洲的计划，虽然在2008年奥巴马就已经提出，但实际上到2011～2012年才开始实施。主要表现在军事力量重返亚洲，对于亚洲的军事力量支持。美国在亚洲的历史有110多年，其中有很多年都是有军事力量存在的。美国重返亚洲的程度和强度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存在。 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将军事力量投入到亚洲，是为了封锁中国，还是希望达到构建一个地区安全的目的？
我作为外交顾问，2007年以及2013年都定期接触美国的军事部门，今年我也为美国国防部提供咨询。我希望美国投放军事力量到亚洲的目的是构建地区安全，因为只有构建安全的地区环境，才能保证亚洲日后的发展。
《瞭望东方周刊》：在东北亚及中国南海，奥巴马政府正式明确了在涉及中国领土争端中的中立态度，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美国国务院却屡次表示美日同盟覆盖争议岛屿。这些行动是否会使得中美关系受损？
卡纳：美国也希望通过法律和外交等和平手段来维持这个地区的和平，而非战争或冲突。我目前在南太平洋、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地工作，组织ARF论坛以及EAC组织。未来确保地区安全的组织应该是这两个组织，而不是由美国政府来确保。这两个组织都是政府间组织。
中国在其中是发挥作用的。当然，这之中会有障碍。
中国的城市化是有计划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提出“国家时代结束，新都市时代已经开始”。这意味着21世纪将不是由美国或中国或巴西或印度主宰而是由城市来控制。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了吗？你从哪些迹象看出来的？
卡纳：“城市时代已经到来”是一直存在的概念，不是现在才到来的。在很古老的时期，城市就已经存在了，5000年来，不是一直有国家或民族，不是一直有帝国，但却一直都有城市。
所以，展望未来，我觉得记住这点是很重要的，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像美国和中国一样，大部分的国家是脆弱的。强调城市的力量，有强大的城市，才有强大的国家。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新都市时代的典型特征将是超级城市。你如何定义超级城市？
卡纳：“超级城市”的人口非常庞大，甚至超越国家，经济发展也很庞大，甚至大过国家，他们与世界上其他超大城市的联系比起国家也更紧密。比如说伊斯坦布尔，有1500万人口。而保加利亚这个在土耳其旁边的国家，却只有400万人口。伊斯坦布尔的经济总量比起保加利亚整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还要庞大。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尼日利亚有个叫做拉各斯的城市，拉各斯的地铁通往贝宁这个国家，贝宁这个国家仅仅只是拉各斯地铁线路上的一站，这表示城市和国家之间有着悬殊对比。
迪拜在人口上不能算是一个超级城市，它的人口只有300万左右。阿联酋的整个国家人口也有1000万左右，整个国家有7个酋长国，迪拜、阿布扎比等。但是它们其实是7个相对独立的城市，所以实际是一个城市链，这个城市链组成了国家。
一般衡量超大城市的标准是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总量。有一些城市是只因为其人口总量成为超大城市的，比如说吉隆坡，不是一个全球性的城市，不是经济金融中心，但
是在马来西亚它是非常重要的，它占整个国家GDP总量的一半。所以，它对于全球来说并不是超大城市，但对于它自己的国家来说，它是的。
拥有一个发展模式非常重要。不然，城市的发展就会不受控制，变成一团糟，比如孟买就是这样，它是一个超大城市，可也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城市。我不认为有理想的发展模式，因为这取决于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优势是什么。所以，可以建设一个好的模型的城市，但是必须回答这个城市的人们在城市中可以做什么，这就需要经济发展总规划，为城市中的人进行规划。这就是为什么不可能有固定的发展模式或答案。
《瞭望东方周刊》：你去过中国不少城市，在你眼中，哪些中国城市正在发展为超级城市？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内移民潮，从农村涌入城市，你怎么看待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卡纳：中国将会有200个城市拥有超过100万人口，一些城市人口会超过2000万，有几个超大城市以及超大城市群，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基础设施的一体化，资源整合、道路设施、工业整合等，如上海-南京、北京-天津等，广州-香港城市群的GDP已经可以达到一个G20组织成员的GDP。所以，不能只关注中国一个城市的发展，而应多关注城市群，连带发展。
城市化发生在全球各个地方。那么中国的城市化有什么区别？就是中国正在建立新的城市，而其他国家没有钱和计划去建立新的城市。其实很多国家都存在移民潮现象，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种现象更巨大并且更新。
中国城市化的模式并不单一。每一个城市都有独一无二的经济规划，去决定人们应该做什么，他们在什么样的工厂里工作。中国的城市化是有计划的，而其他国家大部分的城市化都是无计划的，中国的方法是建立新的城市，这是我觉得有意思的现象。
出生于印度，成长于阿联酋、美国等地的帕拉格·卡纳，在处理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关系时，有着不同于单纯美国人的眼光。他游历了一百个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居住，对许多国家产生认同感。
跨文化的背景，让卡纳成为世界著名的地缘政治评论家之一。他在国际畅销书《第二世界》中曾预言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抵达，预测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变革。 纽约时报评卡纳为“地缘政治的全球竞争者”。
最近，他又试图提供一张大胆的路线图，以建立一种更有弹性的世界秩序，特别是把政府、城市、企业和公民社区结成一个动态的外交系统。这位充满冒险精神的外交政策顾问对中国的发展尤感兴趣，觉得发生在中国的现象“很有意思”。
卡纳对全球格局走势，特别是中美关系有哪些预见和警示？6月14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上海与其独家对话。
“大外交”需要多方责任制
《瞭望东方周刊》：你最近在向人们揭示一幅新“大外交”图景，这其中有技术专家、有影响力的首席执行官、超级慈善家、世界范围的社会活动积极分子以及每天上教堂做礼拜的人组成联盟，这一图景的关键是什么？
卡纳：关于“大外交”，我有三个主要的理念元素，第一个理念是在这个“大外交”中，参与者首先不能只是政府，还需要包括公司等其他各类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形成一个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第二点，我把它称作“权力下放”（devolution），解决资源问题必须是直接由当地的机构来处理，不能只通过全国的中心或首都的政府来处理。第三是多方责任（accountability），意味着不是只依靠政府制定规则或作出决定，而应当是多方承担责任的基础下，通过多方咨询、会谈，从而给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瞭望东方周刊》：你所阐释的“大外交”，除了试图描绘一种管理无政府状态世界的专门方法，还试图为后代创造一个稳定和具有自我修正功能世界的脚本。自我修正体现在何处？
卡纳：应当实行多方责任制，只有这样，大外交才能是拥有自我修正功能的。因为，比起只有一个权力机构在控制，如果存在多方责任，那么他们就必须相互协调，从别人给出的建议中，你可以获得更多改变。大外交并不是一个人在做，而是很多其他的责任方都涉及其中，来帮助其实现自我修正。
例如气候变化谈判，我认为这之中如果只是政府间合作或联合国的合作，就缺乏一些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后者包括排放废气的工厂，供应链中负责运送货物的公司，或主要的经济城市等。政府方面除了中央还包括地方政府，城市的代表对气候变化的方案推行都是重要的参与者。
所以，气候谈判的进程是需要变化的，需要一些来自利益相关方的回馈，这些企业、工厂、NGO等都参与可以修正谈判过程。他们会针对性地注重自己的城市和供应链的真正需求，而不是只注重国家层面和谈判本身。
《瞭望东方周刊》：你有一个观点，认为几千年来，帝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实体，塑造世界政治的是“帝国间关系”，你曾提出G3，即美国、欧盟和中国。未来在何种条件下，可能出现你描述的G3？
卡纳：其实我并不完全肯定“G3”，有些人讲美国和中国也称作“G2”，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有些人觉得美国和中国是唯一的权利方，所以才有G2，但是这不对，应该是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欧洲，等等，这里有很多权利方，并不止两个。
我认为不应该存在这样G2或G3的组织，当我们说G2或G3，不是一个关于权利的数字，所说的是国家间的合作。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看到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已经非常紧密，呈现出利益交融不断增强的势头。在你看来，以经济关系为基石，中美两国之间可以构建怎样的新型大国关系？
卡纳：紧密的经济关系并不代表政治联系也紧密。没有人质疑中美经济关系的紧密，但大家都知道政治上并不紧密。比起关系，更需要的是扩大会谈的内容范围，可以是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环境保护上的，或是会影响中美关系的对其他国家的态度，比如说对朝鲜等国的态度。所以，政府间的会谈应该是多方面、多角度地去涉及这些不同的内容。
理想的中美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类似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跨大西洋的关系，处于一个和平的状态。中美彼此间的关系并不只集中于经济层面，也包括政治层面，但也是为经济层面服务。
《瞭望东方周刊》：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任期内，中美关系在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军事关系等方面，都有进展。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内，会朝着哪些方向努力？
卡纳：以上提到的这些都是持续存在的问题，并且还会出现更多的问题，比如伊朗问题、货币问题、朝鲜问题、网络战争，等等，这就是两个大国之间自然而然会面临的问题。我不认为奥巴马无法推动去解决这些问题，他正希望在中美之间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关系，而并不是聚焦于某一个问题。
美国重返亚洲的目的何在
《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奥巴马上任时曾提出美国应当恢复并加强其在亚洲的传统参与水平。这些表达被看做美国“重返亚太”的宣言。如何理解美国目前的“亚洲战略”？在美国国内是否也有不同的意见？
卡纳：返回亚洲的计划，虽然在2008年奥巴马就已经提出，但实际上到2011～2012年才开始实施。主要表现在军事力量重返亚洲，对于亚洲的军事力量支持。美国在亚洲的历史有110多年，其中有很多年都是有军事力量存在的。美国重返亚洲的程度和强度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存在。 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将军事力量投入到亚洲，是为了封锁中国，还是希望达到构建一个地区安全的目的？
我作为外交顾问，2007年以及2013年都定期接触美国的军事部门，今年我也为美国国防部提供咨询。我希望美国投放军事力量到亚洲的目的是构建地区安全，因为只有构建安全的地区环境，才能保证亚洲日后的发展。
《瞭望东方周刊》：在东北亚及中国南海，奥巴马政府正式明确了在涉及中国领土争端中的中立态度，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美国国务院却屡次表示美日同盟覆盖争议岛屿。这些行动是否会使得中美关系受损？
卡纳：美国也希望通过法律和外交等和平手段来维持这个地区的和平，而非战争或冲突。我目前在南太平洋、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地工作，组织ARF论坛以及EAC组织。未来确保地区安全的组织应该是这两个组织，而不是由美国政府来确保。这两个组织都是政府间组织。
中国在其中是发挥作用的。当然，这之中会有障碍。
中国的城市化是有计划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提出“国家时代结束，新都市时代已经开始”。这意味着21世纪将不是由美国或中国或巴西或印度主宰而是由城市来控制。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了吗？你从哪些迹象看出来的？
卡纳：“城市时代已经到来”是一直存在的概念，不是现在才到来的。在很古老的时期，城市就已经存在了，5000年来，不是一直有国家或民族，不是一直有帝国，但却一直都有城市。
所以，展望未来，我觉得记住这点是很重要的，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像美国和中国一样，大部分的国家是脆弱的。强调城市的力量，有强大的城市，才有强大的国家。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新都市时代的典型特征将是超级城市。你如何定义超级城市？
卡纳：“超级城市”的人口非常庞大，甚至超越国家，经济发展也很庞大，甚至大过国家，他们与世界上其他超大城市的联系比起国家也更紧密。比如说伊斯坦布尔，有1500万人口。而保加利亚这个在土耳其旁边的国家，却只有400万人口。伊斯坦布尔的经济总量比起保加利亚整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还要庞大。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尼日利亚有个叫做拉各斯的城市，拉各斯的地铁通往贝宁这个国家，贝宁这个国家仅仅只是拉各斯地铁线路上的一站，这表示城市和国家之间有着悬殊对比。
迪拜在人口上不能算是一个超级城市，它的人口只有300万左右。阿联酋的整个国家人口也有1000万左右，整个国家有7个酋长国，迪拜、阿布扎比等。但是它们其实是7个相对独立的城市，所以实际是一个城市链，这个城市链组成了国家。
一般衡量超大城市的标准是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总量。有一些城市是只因为其人口总量成为超大城市的，比如说吉隆坡，不是一个全球性的城市，不是经济金融中心，但
是在马来西亚它是非常重要的，它占整个国家GDP总量的一半。所以，它对于全球来说并不是超大城市，但对于它自己的国家来说，它是的。
拥有一个发展模式非常重要。不然，城市的发展就会不受控制，变成一团糟，比如孟买就是这样，它是一个超大城市，可也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城市。我不认为有理想的发展模式，因为这取决于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优势是什么。所以，可以建设一个好的模型的城市，但是必须回答这个城市的人们在城市中可以做什么，这就需要经济发展总规划，为城市中的人进行规划。这就是为什么不可能有固定的发展模式或答案。
《瞭望东方周刊》：你去过中国不少城市，在你眼中，哪些中国城市正在发展为超级城市？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内移民潮，从农村涌入城市，你怎么看待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卡纳：中国将会有200个城市拥有超过100万人口，一些城市人口会超过2000万，有几个超大城市以及超大城市群，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基础设施的一体化，资源整合、道路设施、工业整合等，如上海-南京、北京-天津等，广州-香港城市群的GDP已经可以达到一个G20组织成员的GDP。所以，不能只关注中国一个城市的发展，而应多关注城市群，连带发展。
城市化发生在全球各个地方。那么中国的城市化有什么区别？就是中国正在建立新的城市，而其他国家没有钱和计划去建立新的城市。其实很多国家都存在移民潮现象，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种现象更巨大并且更新。
中国城市化的模式并不单一。每一个城市都有独一无二的经济规划，去决定人们应该做什么，他们在什么样的工厂里工作。中国的城市化是有计划的，而其他国家大部分的城市化都是无计划的，中国的方法是建立新的城市，这是我觉得有意思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