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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笔者通过对对各国权力集团的社会构成及其演化进行概化分析，得出了“即便在资产阶级取得主要掌权者地位后，其与前统治阶级相比也较少地直接控制现实统治权”的结论，反映了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馈是一个必然的渐进的过程。
关键词：近代欧洲；权力集团；社会构成；资产阶级；英国；法国；德国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3－074－02
近代西方统治集团的社会构成相当复杂。由于从封建制度向资本制度的社会过渡是个缓慢进行的过程，工业资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对土地贵族取得压倒性优势，资产阶级的掌控权力，要经历漫长的阶段才得以实现；而即便在资产阶级取得主要掌权者地位后，其与前统治阶级相比也较少地直接控制现实统治权，“一方面资产阶级不得不和再他之先掌握权力的阶级和平共处或达成妥协，以便出于自身的目的去利用这些阶级所掌握的权力机构，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把实施统治的部分权力交给小资产阶级或农民等等。”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对待权力的态度源于其诞生于市民阶层的社会背景，通过与法律业、财政和经济部门接触政治，选举成为他们参与政治的主要道路。因而“看来这似乎成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至少是不能长时期地——像中世纪的封建贵族那样独自掌握政权”，这不仅见诸各欧洲大陆国家，连资本主义先行者英国也概莫能外，而不同的国家个案又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
一、近代英国权力集团的社会构成
英国是欧洲各国封建关系较早瓦解而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充裕的国家。但由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640年)爆发于工业革命之前，社会生产处于从作坊手工业阶段向产业生产转化阶段，故而在革命期间及之后很长时间内资产阶级都未能直接成为国家政权的执掌者。
在资产革命期间的长期议会下院的574名议员中，军人为9名，教职人员3名，宫廷官员22名，乡绅333名。律师74名，海军军官1名，医生12名，王室官员27名，城镇律师5名，商人55名。通过比对可得，商人只有乡绅人数的1／6。
而随着查理二世的复辟与光荣革命中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妥协，英国政治权力的社会构成甚至出现了位居乡绅之上的有封号的贵族等级成员重新取代乡绅阶层重新进入掌权集团核心，这种情形一直延续至19世纪。以下的图表具体反映了自1832年以来至1892年间英国议会下院中地产者与资产者的人员构成对比图例：
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1865年，资产者才首次在人数上超越地产者，而要等到1885年后，工业资产阶级才在议会下院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成为下院位居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
二、近代法国权力集团的社会构成
法国的情况又有不同，它是在欧洲大陆最早较为彻底地摧毁封建势力的国家。法国大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基本独占政治统治权，控制了政治、行政和军队几乎所有高层职位。在权力集团中只保留了少数贵族。因此可以说在法国这样资产阶级很早便取得政治优势的国家里，其权力集团的社会构成具有相当的超前历史内容。其反映之一便是法国资产阶级在1830年代推翻复辟的波旁王朝后便与贵族彻底决裂了。七月革命后，中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和政治要求都增强了，他们作为政治反对派在辩论中提出了“干才”的问题。所谓“干才”，是指由法官、记者、教授、工程师构成的人士，以脑力劳动为职业。从19世纪初年起，他们之中的一些代表已经在政府机构占据显要地位，著名的代表即是梯也尔和基佐。
然而这一政治团体日益从资产阶级的队伍中游离出来，组成所谓的“知识Ys-子”阶层，这是一个不靠工资生活，在思想上和生活中享有自由和闲暇，可以把它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公共事务的阶级。这个阶级把人们划分为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认为只有知识分子才能统治和治理国家。其目睹当时工商业和金融大资产阶级执掌政权的现况，渴望自身获得“领导阶级”的头衔。
在19世纪中后期，法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大量进入国家机构，到了1880年前后，知识分子、教授和律师开始与商人与金融资本家们分享政权。在法国议会中。实业家从第二帝国时期的25％、1871年时的14％下降到1893年的12.7％。
三、近代德国权力集团的社会构成
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结构中，资产阶级居于从属的地位。在政府包括普鲁士政权的各部部长中，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容克的代表始终占据了多数。1888年的9名部长中，容克为3人，其他贵族为5人，土地贵族为8人；1914年政府的11名部长中，容克为3人，其他贵族为4人，土地贵族为7人。1888年至1917年的五届政府中担任大臣的75人次中，贵族共53人次，占到了7l％，容克占23％。
在普鲁士军队里，容克地主则在高级军官中占据绝对优势，1865年时86％的将官出身容克，到了1913年，这个比例仍然高达52％。19世纪后叶随着德国资本主义军事扩张的需要，在下级军官开始吸收“对军队和基督教文化具有热情、热爱国王和祖国的高烧的资产阶级家庭成员”进入军队，使得1913年德意志帝国军队军官总数的4／5出身于资产阶级。但是，无论是资产阶级军官还是贵族军官都坚持同样的原则，即坚持贵族的见解，反对民主制。
德国资产阶级只在大学和司法行政和地方行政机构以及南德各州政府中，才取得了部分领导地位。
四、结语
通过对以上近代欧洲主要的三个国家的权力集团的社会构成进行分析，可以看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解释在具体语境下可能遇到的复杂境地，包括国家政权在内的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馈必然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关键词：近代欧洲；权力集团；社会构成；资产阶级；英国；法国；德国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3－074－02
近代西方统治集团的社会构成相当复杂。由于从封建制度向资本制度的社会过渡是个缓慢进行的过程，工业资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对土地贵族取得压倒性优势，资产阶级的掌控权力，要经历漫长的阶段才得以实现；而即便在资产阶级取得主要掌权者地位后，其与前统治阶级相比也较少地直接控制现实统治权，“一方面资产阶级不得不和再他之先掌握权力的阶级和平共处或达成妥协，以便出于自身的目的去利用这些阶级所掌握的权力机构，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把实施统治的部分权力交给小资产阶级或农民等等。”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对待权力的态度源于其诞生于市民阶层的社会背景，通过与法律业、财政和经济部门接触政治，选举成为他们参与政治的主要道路。因而“看来这似乎成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至少是不能长时期地——像中世纪的封建贵族那样独自掌握政权”，这不仅见诸各欧洲大陆国家，连资本主义先行者英国也概莫能外，而不同的国家个案又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
一、近代英国权力集团的社会构成
英国是欧洲各国封建关系较早瓦解而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充裕的国家。但由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640年)爆发于工业革命之前，社会生产处于从作坊手工业阶段向产业生产转化阶段，故而在革命期间及之后很长时间内资产阶级都未能直接成为国家政权的执掌者。
在资产革命期间的长期议会下院的574名议员中，军人为9名，教职人员3名，宫廷官员22名，乡绅333名。律师74名，海军军官1名，医生12名，王室官员27名，城镇律师5名，商人55名。通过比对可得，商人只有乡绅人数的1／6。
而随着查理二世的复辟与光荣革命中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妥协，英国政治权力的社会构成甚至出现了位居乡绅之上的有封号的贵族等级成员重新取代乡绅阶层重新进入掌权集团核心，这种情形一直延续至19世纪。以下的图表具体反映了自1832年以来至1892年间英国议会下院中地产者与资产者的人员构成对比图例：
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1865年，资产者才首次在人数上超越地产者，而要等到1885年后，工业资产阶级才在议会下院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成为下院位居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
二、近代法国权力集团的社会构成
法国的情况又有不同，它是在欧洲大陆最早较为彻底地摧毁封建势力的国家。法国大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基本独占政治统治权，控制了政治、行政和军队几乎所有高层职位。在权力集团中只保留了少数贵族。因此可以说在法国这样资产阶级很早便取得政治优势的国家里，其权力集团的社会构成具有相当的超前历史内容。其反映之一便是法国资产阶级在1830年代推翻复辟的波旁王朝后便与贵族彻底决裂了。七月革命后，中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和政治要求都增强了，他们作为政治反对派在辩论中提出了“干才”的问题。所谓“干才”，是指由法官、记者、教授、工程师构成的人士，以脑力劳动为职业。从19世纪初年起，他们之中的一些代表已经在政府机构占据显要地位，著名的代表即是梯也尔和基佐。
然而这一政治团体日益从资产阶级的队伍中游离出来，组成所谓的“知识Ys-子”阶层，这是一个不靠工资生活，在思想上和生活中享有自由和闲暇，可以把它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公共事务的阶级。这个阶级把人们划分为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认为只有知识分子才能统治和治理国家。其目睹当时工商业和金融大资产阶级执掌政权的现况，渴望自身获得“领导阶级”的头衔。
在19世纪中后期，法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大量进入国家机构，到了1880年前后，知识分子、教授和律师开始与商人与金融资本家们分享政权。在法国议会中。实业家从第二帝国时期的25％、1871年时的14％下降到1893年的12.7％。
三、近代德国权力集团的社会构成
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结构中，资产阶级居于从属的地位。在政府包括普鲁士政权的各部部长中，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容克的代表始终占据了多数。1888年的9名部长中，容克为3人，其他贵族为5人，土地贵族为8人；1914年政府的11名部长中，容克为3人，其他贵族为4人，土地贵族为7人。1888年至1917年的五届政府中担任大臣的75人次中，贵族共53人次，占到了7l％，容克占23％。
在普鲁士军队里，容克地主则在高级军官中占据绝对优势，1865年时86％的将官出身容克，到了1913年，这个比例仍然高达52％。19世纪后叶随着德国资本主义军事扩张的需要，在下级军官开始吸收“对军队和基督教文化具有热情、热爱国王和祖国的高烧的资产阶级家庭成员”进入军队，使得1913年德意志帝国军队军官总数的4／5出身于资产阶级。但是，无论是资产阶级军官还是贵族军官都坚持同样的原则，即坚持贵族的见解，反对民主制。
德国资产阶级只在大学和司法行政和地方行政机构以及南德各州政府中，才取得了部分领导地位。
四、结语
通过对以上近代欧洲主要的三个国家的权力集团的社会构成进行分析，可以看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解释在具体语境下可能遇到的复杂境地，包括国家政权在内的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馈必然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