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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布拉格来说,我们只是匆匆的过客,或许能够一时记住这里遇到的细微琐事,可平素谁会心血来潮想到这个国土不及中国百分之一的国家呢?她的历史、她的经验、她的教训,却不是可以简简单单用人口和面积来衡量的。平心而论,我们并不了解捷克,并不了解捷克人。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20多年前,妻子小青戴过一条漂亮的花头巾,那是当年留学捷克的承俊姨妈送给她的。在那个“满城尽是灰制服”的年代,头巾上花花绿绿的万国旗和字体飘逸的外文字母显得格外惹眼。
花头巾是捷克卡洛维-发利电影节的纪念品,这个和北京街头跑的10路和22路“斯柯达”牌公共汽车一起构成当年我对捷克的全部了解。
1989年底我再次来到德国,在波恩城里又见到我过去的指导教授欧文•斯考拉先生。除了考古的话题之外,我们不免谈起当时东欧的政局剧变。大约是斯考拉先生祖籍东欧的缘故罢,他对那边的情形十分熟悉。他信心满满地对我说:“别的几国我不敢说,20年之后你去看吧,捷克肯定是发展最好的一个。”
如今离我那次与斯考拉教授相聚的时间已经差不多过去20年。我决定到捷克走一遭,亲眼去看看那里的局面。
我们是从波希米亚南部重镇巴德威斯入境的,那里曾经是“百威”啤酒的创业地。接着我们到了古城克鲁姆洛夫,它因保持了中世纪的旧有风貌而被冠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单位。连带走马观花了一番靠近奥地利边境上那几个有名的捷克古镇之后,我们乘长途汽车去布拉格。无心之中我发现,这辆汽车正是久违了的“斯柯达”。
如果说那些边陲城镇是捷克政治经济的神经末梢,那么在布拉格感受到的则是神经中枢的脉动。
欧洲的“走廊”
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就有凯尔特人定居在这里,捷克至今还沿袭着“波希米亚”(Bohemia)这个名称,就是来自凯尔特其中的一支——波伊人(Boii)。到公元前一世纪,日耳曼人逐走凯尔特人,后来匈人、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在这里来来去去,相继称王,直到公元805年法兰克帝国的查理大帝征服捷克,当地的捷克人和摩拉维亚人才最终基督教化,形成今日捷克文化和历史的最初格局。
捷克位于欧洲东西交通的要道上,被称为欧洲的“走廊”,企图主宰欧洲的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说过:“谁控制了波希米亚,谁就控制了欧洲”,可见捷克的重要通衢地位。
捷克人属于西斯拉夫人,但在宗教皈化上却属天主教,而非东正教。语言是斯拉夫语的西支,文字却采用拉丁字母。虽然当地的捷克人和摩拉维亚人差不多从公元六世纪就相继建立了自己的萨莫王朝、大摩拉维亚公国、霍什米索王朝等政权,但相当大程度上是受到更加强大的外来政权的辖制:最初是受到法兰克王国的统治,继而是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附庸。普谢米斯王朝无嗣之后,又迎外来的卢森堡家族统治。十六世纪之后,被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了将近四百年。
正是由于这些历史、地理、人文和政治的诸多因素,捷克很早以来就是一个文化交汇、民族杂居的国家。近几百年来,捷克人一直生活在德意志国家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王权之下。现代意义上的立国,只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解体的1918年算起。捷克的上流社会与贵族,以及知识分子传统上都是以讲德语为荣,捷克话反倒成为贩夫走卒的用语。
二战以后,虽然在政治与经济上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去德国化运动”,驱逐了几十万的德裔居民,查抄没收了大量的德裔企业和财产,但文化惯性的消除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奏效的,这就难怪斯考拉教授认为我完全可以靠德语畅行捷克。不过这只是其一,斯考拉教授当时没有看到的其二却是:自1989年“天鹅绒革命”之后,美国文化始料未及地席卷全球,语言作为文化冲击的急先锋,捷克也未能幸免。加之整整四十年的政治经济的禁锢一朝破闸,渴望了解外面世界的青年人自然迫不及待要掌握英语这柄通行世界的利器。
我们在进城的路上心中一直还在七上八下,不知道这六十年来,又经翻天覆地的政局变化,这座在二战中唯一没有被战火破坏的欧洲古城会是什么样子。等我们从地铁里钻出地面,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座凝重庄严的古教堂,伏尔塔瓦河对岸的皇宫辉煌依旧,这才放下心来。几天看下来,更让人觉得高兴,非但旧城保持很好,而且在城中心也看不到一座高耸如云的“暴发户式建筑”。走在凸凹不平,但地砖浑圆光洁的小巷里,借着昏黄的煤气路灯,完全可以领略到中世纪般的盎然古意。
革命的遗痕
跨过查理大桥,走进对岸的游客中心,接待的女孩子建议我们:看过老城的景致,不妨也去看看新城的瓦茨拉夫广场。
所谓新城,是相对于九世纪建城的老城而言,其实新城也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广场上竖立铜象的“好王”瓦茨拉夫就是十世纪的捷克国王。捷克人一直纪念这位“好王”,而就在“好王”的铜像下不足五十米的地方,人们还在纪念着一位捷克人,一位至今难忘的青年人,他就是布拉格查理大学的学生扬•帕拉赫(Jan Palach),他在1969年1月16日,为了抗议苏俄的入侵而在瓦茨拉夫铜像对面的国家博物馆石阶上愤而自焚。而当时捷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下落却一直没有交待。我是很晚才知道,原来他被贬去做了一名伐木工。
然而这个已经销声匿迹多年的杜布切克,却在“天鹅绒革命”里重出江湖。众望所归的哈维尔当选总统,杜布切克出任国会议长。
在此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政体平稳过渡,被后人称为“天鹅绒革命”,意指其革命有如丝绒般平滑。1993年,终于无法共处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自行决定和平分手而成两国,为世人立下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能好聚好散的楷模,同样被世人称为“天鹅绒离婚”。如今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没有反目成仇,反倒更加亲近,一同在欧盟里和平共处,成就了一段佳话。
此时我走在布拉格的街头,常常有意观察来去匆匆的当地民众,他们的表情大多心闲气定,安之若素。看来20年前那样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似乎并没有给他们造成太大的冲击,好像一切都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有的国家政体转型和分裂会出现那样惨烈的流血暴力,而有的国家,象捷克,如果没有外界势力的介入和干涉,却可以大体平稳如常。其中大异其趣的道理在我这个对捷克不甚了了的人来说,至今是个难解的谜团。
捷克新年轻人
那个傍晚,就在扬•帕拉赫纪念碑下,我们发现了一群年轻人,他们正在组织一次募捐的图片展览。用木板隔开的空间里,展示了四十年间各个不同阶段的历史图片,只有这些图片才能让人从灯红酒绿的现实中回想起那个不堪的岁月。
我问一个大学生模样的义工:“你们募了钱,准备做什么用呢?”
“我们要建一座博物馆”,他自信地说。
“就像那边的博物馆一样大么?”我指着对面的国家博物馆,差不多四十年前曾经有一个和他年龄仿佛的青年人为了追求自由,抗议专制而在那里自焚捐躯。
“大概不会,”他认真地笑了,“但会将那个时代所有的证据放进去,让那个时代永远不会回来。”
他的话听起来有些像是多少年前我们曾经说过的豪言壮语,但我可以从年轻人的表情上看到,这不是矫情和做作,看得出他是认真的。我观察到他身边的年轻伙伴正在默默地向路人一份一份发放着小册子。在暮色中如果不留心,你会分不清他们手中派发的到底是“麦当劳”的折价券,还是充满政治诉求的宣传品。当然,在如今捷克的社会环境下,追逐金钱也罢,追逐信仰也罢,都是听凭你自己的选择。正如许多当年支持“天鹅绒革命”的人们,对眼下社会的腐败现象痛心疾首,以为和当初的政治理念渐行渐远,他们同样可以发出另类的呼声。
这时我突然想到,对布拉格来说,对捷克来说,我们只是匆匆的过客,或许能够一时记住这里遇到的人事,可平素谁会心血来潮想到这个人口只有上海一半,国土不及中国百分之一的国家呢?然而她的历史,她的经验,她的教训,却不是可以简简单单用人口和面积来衡量的。
离别布拉格前最后的那个傍晚,我们再去看看承俊姨妈当年留学的布拉格查理大学,然后沿着伏尔塔瓦河岸又重新漫步上查理大桥。对面赫拉恰尼山上的皇宫在地光灯的照射下显得更加庄严辉煌,那是我所见到过欧洲最古老的皇宫,它建于公元九世纪,至今捷克共和国的总统还在那里处理公务,接受国书。
望着夜光下伏尔塔瓦河的粼粼河水,妻子小青若有所思地对我说:“听说去年承俊姨妈过世后,她的老朋友在追悼会上说,承俊姨妈是学捷克文学的,当年也许就是唯一的。如今的青年人都跑到欧美留学,去学商赚钱,即便是到捷克留学,恐怕也不会再有人攻读捷克文学了。言下之意,捷克文学在中国的研究今后会成绝响。”
听了小青的这番话,我倒是以为:我们对捷克的不了解又岂止是在文学呢?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20多年前,妻子小青戴过一条漂亮的花头巾,那是当年留学捷克的承俊姨妈送给她的。在那个“满城尽是灰制服”的年代,头巾上花花绿绿的万国旗和字体飘逸的外文字母显得格外惹眼。
花头巾是捷克卡洛维-发利电影节的纪念品,这个和北京街头跑的10路和22路“斯柯达”牌公共汽车一起构成当年我对捷克的全部了解。
1989年底我再次来到德国,在波恩城里又见到我过去的指导教授欧文•斯考拉先生。除了考古的话题之外,我们不免谈起当时东欧的政局剧变。大约是斯考拉先生祖籍东欧的缘故罢,他对那边的情形十分熟悉。他信心满满地对我说:“别的几国我不敢说,20年之后你去看吧,捷克肯定是发展最好的一个。”
如今离我那次与斯考拉教授相聚的时间已经差不多过去20年。我决定到捷克走一遭,亲眼去看看那里的局面。
我们是从波希米亚南部重镇巴德威斯入境的,那里曾经是“百威”啤酒的创业地。接着我们到了古城克鲁姆洛夫,它因保持了中世纪的旧有风貌而被冠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单位。连带走马观花了一番靠近奥地利边境上那几个有名的捷克古镇之后,我们乘长途汽车去布拉格。无心之中我发现,这辆汽车正是久违了的“斯柯达”。
如果说那些边陲城镇是捷克政治经济的神经末梢,那么在布拉格感受到的则是神经中枢的脉动。
欧洲的“走廊”
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就有凯尔特人定居在这里,捷克至今还沿袭着“波希米亚”(Bohemia)这个名称,就是来自凯尔特其中的一支——波伊人(Boii)。到公元前一世纪,日耳曼人逐走凯尔特人,后来匈人、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在这里来来去去,相继称王,直到公元805年法兰克帝国的查理大帝征服捷克,当地的捷克人和摩拉维亚人才最终基督教化,形成今日捷克文化和历史的最初格局。
捷克位于欧洲东西交通的要道上,被称为欧洲的“走廊”,企图主宰欧洲的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说过:“谁控制了波希米亚,谁就控制了欧洲”,可见捷克的重要通衢地位。
捷克人属于西斯拉夫人,但在宗教皈化上却属天主教,而非东正教。语言是斯拉夫语的西支,文字却采用拉丁字母。虽然当地的捷克人和摩拉维亚人差不多从公元六世纪就相继建立了自己的萨莫王朝、大摩拉维亚公国、霍什米索王朝等政权,但相当大程度上是受到更加强大的外来政权的辖制:最初是受到法兰克王国的统治,继而是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附庸。普谢米斯王朝无嗣之后,又迎外来的卢森堡家族统治。十六世纪之后,被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了将近四百年。
正是由于这些历史、地理、人文和政治的诸多因素,捷克很早以来就是一个文化交汇、民族杂居的国家。近几百年来,捷克人一直生活在德意志国家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王权之下。现代意义上的立国,只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解体的1918年算起。捷克的上流社会与贵族,以及知识分子传统上都是以讲德语为荣,捷克话反倒成为贩夫走卒的用语。
二战以后,虽然在政治与经济上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去德国化运动”,驱逐了几十万的德裔居民,查抄没收了大量的德裔企业和财产,但文化惯性的消除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奏效的,这就难怪斯考拉教授认为我完全可以靠德语畅行捷克。不过这只是其一,斯考拉教授当时没有看到的其二却是:自1989年“天鹅绒革命”之后,美国文化始料未及地席卷全球,语言作为文化冲击的急先锋,捷克也未能幸免。加之整整四十年的政治经济的禁锢一朝破闸,渴望了解外面世界的青年人自然迫不及待要掌握英语这柄通行世界的利器。
我们在进城的路上心中一直还在七上八下,不知道这六十年来,又经翻天覆地的政局变化,这座在二战中唯一没有被战火破坏的欧洲古城会是什么样子。等我们从地铁里钻出地面,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座凝重庄严的古教堂,伏尔塔瓦河对岸的皇宫辉煌依旧,这才放下心来。几天看下来,更让人觉得高兴,非但旧城保持很好,而且在城中心也看不到一座高耸如云的“暴发户式建筑”。走在凸凹不平,但地砖浑圆光洁的小巷里,借着昏黄的煤气路灯,完全可以领略到中世纪般的盎然古意。
革命的遗痕
跨过查理大桥,走进对岸的游客中心,接待的女孩子建议我们:看过老城的景致,不妨也去看看新城的瓦茨拉夫广场。
所谓新城,是相对于九世纪建城的老城而言,其实新城也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广场上竖立铜象的“好王”瓦茨拉夫就是十世纪的捷克国王。捷克人一直纪念这位“好王”,而就在“好王”的铜像下不足五十米的地方,人们还在纪念着一位捷克人,一位至今难忘的青年人,他就是布拉格查理大学的学生扬•帕拉赫(Jan Palach),他在1969年1月16日,为了抗议苏俄的入侵而在瓦茨拉夫铜像对面的国家博物馆石阶上愤而自焚。而当时捷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下落却一直没有交待。我是很晚才知道,原来他被贬去做了一名伐木工。
然而这个已经销声匿迹多年的杜布切克,却在“天鹅绒革命”里重出江湖。众望所归的哈维尔当选总统,杜布切克出任国会议长。
在此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政体平稳过渡,被后人称为“天鹅绒革命”,意指其革命有如丝绒般平滑。1993年,终于无法共处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自行决定和平分手而成两国,为世人立下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能好聚好散的楷模,同样被世人称为“天鹅绒离婚”。如今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没有反目成仇,反倒更加亲近,一同在欧盟里和平共处,成就了一段佳话。
此时我走在布拉格的街头,常常有意观察来去匆匆的当地民众,他们的表情大多心闲气定,安之若素。看来20年前那样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似乎并没有给他们造成太大的冲击,好像一切都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有的国家政体转型和分裂会出现那样惨烈的流血暴力,而有的国家,象捷克,如果没有外界势力的介入和干涉,却可以大体平稳如常。其中大异其趣的道理在我这个对捷克不甚了了的人来说,至今是个难解的谜团。
捷克新年轻人
那个傍晚,就在扬•帕拉赫纪念碑下,我们发现了一群年轻人,他们正在组织一次募捐的图片展览。用木板隔开的空间里,展示了四十年间各个不同阶段的历史图片,只有这些图片才能让人从灯红酒绿的现实中回想起那个不堪的岁月。
我问一个大学生模样的义工:“你们募了钱,准备做什么用呢?”
“我们要建一座博物馆”,他自信地说。
“就像那边的博物馆一样大么?”我指着对面的国家博物馆,差不多四十年前曾经有一个和他年龄仿佛的青年人为了追求自由,抗议专制而在那里自焚捐躯。
“大概不会,”他认真地笑了,“但会将那个时代所有的证据放进去,让那个时代永远不会回来。”
他的话听起来有些像是多少年前我们曾经说过的豪言壮语,但我可以从年轻人的表情上看到,这不是矫情和做作,看得出他是认真的。我观察到他身边的年轻伙伴正在默默地向路人一份一份发放着小册子。在暮色中如果不留心,你会分不清他们手中派发的到底是“麦当劳”的折价券,还是充满政治诉求的宣传品。当然,在如今捷克的社会环境下,追逐金钱也罢,追逐信仰也罢,都是听凭你自己的选择。正如许多当年支持“天鹅绒革命”的人们,对眼下社会的腐败现象痛心疾首,以为和当初的政治理念渐行渐远,他们同样可以发出另类的呼声。
这时我突然想到,对布拉格来说,对捷克来说,我们只是匆匆的过客,或许能够一时记住这里遇到的人事,可平素谁会心血来潮想到这个人口只有上海一半,国土不及中国百分之一的国家呢?然而她的历史,她的经验,她的教训,却不是可以简简单单用人口和面积来衡量的。
离别布拉格前最后的那个傍晚,我们再去看看承俊姨妈当年留学的布拉格查理大学,然后沿着伏尔塔瓦河岸又重新漫步上查理大桥。对面赫拉恰尼山上的皇宫在地光灯的照射下显得更加庄严辉煌,那是我所见到过欧洲最古老的皇宫,它建于公元九世纪,至今捷克共和国的总统还在那里处理公务,接受国书。
望着夜光下伏尔塔瓦河的粼粼河水,妻子小青若有所思地对我说:“听说去年承俊姨妈过世后,她的老朋友在追悼会上说,承俊姨妈是学捷克文学的,当年也许就是唯一的。如今的青年人都跑到欧美留学,去学商赚钱,即便是到捷克留学,恐怕也不会再有人攻读捷克文学了。言下之意,捷克文学在中国的研究今后会成绝响。”
听了小青的这番话,我倒是以为:我们对捷克的不了解又岂止是在文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