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明已是国内著名的评论家，已有大量评论文字见于《诗刊》、《星星》、《文艺争鸣》、《中国诗人》、《人民日报》等报刊，并主编了多本评论或诗歌类著作。现为广东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南方诗歌研究中心主任。
　　评论家写诗会是怎样的？一个用笔或语言为他人指点江山或盖棺定论的人，到他出手，其题材、用词、角度等等，便都因此有了莫名的吸引力与神秘感。其作为评论家的前瞻性与全局性，是否会让他比一般诗作者更加高屋建瓴？
　　我的好奇心顿起。
　　在书的总序中有诗人安琪说的这段话：“批评家向来以理论见长，职业训练造就出的发达的逻辑思维如果再辅之以诗歌的形象思维，可谓相得益彰。写诗的评论家进入诗歌文本往往更能一步到位，已是批评界的共识，而诗人们对会写好诗的批评家自然也有着天然的亲近和信任”。
　　——一针见血也！
　　当真正阅读完全书，掩卷沉思时，我发觉有一点非常明显，令我意外又颇为欣慰，那就是这个著名评论家的诗歌作品并非“云里雾里”。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刻意的宏大的构架、虚妄的题旨、狂野的思想、高蹈的大词、隐晦的意象……一条清澈而不深的河流，鱼虾乱跳，是否更充满着生活的美与希望？就像一个伟人露出了自己的脚丫，其诗风竟是出奇的朴实，质地清纯，原来他同样食人间烟火，也有过初恋、失败、乡愁。作家威廉斯在其《自传》中说：“诗人的任务不是谈论一些虚无缥缈的范畴，而是刻画具体事物，就像一位外科医生的工作……”评论家谢有顺也说“诗人不是那些站在生活之外，活在苍白的想像中的技术崇拜者……”张德明必定早已深谙此理，也早已深深懂得，文学作品是写给人看的，而非用于“研究”。
　　我一直反感那些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故意给读者设下太多障碍的人和作品，写作离不开创新与深度，但创新总被太多人误解。一个人为了创新应先保持自身的干净与健康，而非把自己的双脚打断，再柱上拐杖。安娜·布兰迪亚娜有一段话一直深刻于我的脑海：“能够用最简单的意象来表达最细致的感情、最深刻的思想的诗人才是大诗人。”而我也早已发觉，象征、暗指，有时充满了力量，有时却是含混不清的同义词。
　　——黄金多了，同样也不值一钱。
　　言下之意：所幸作者都没有掉进所述的那些泥淖。
　　近期的《人民日报》评论专页上，任飞帆的《找准创作的坐标》中有这样的句子：“当下的许多诗歌创作，很难让人定位到他们的坐标，有些陷入了自我情绪的泥沼，有些一直在思索如何用繁杂的方式让自己的诗歌更好看……”。其后，他更指出“诗歌能表达个人的内心情感，更可以跨越时间、空间而产生心灵的共鸣，这共鸣需要诗人找准自己的创作坐标，将自己最热忱的情感灌注进去，触摸读者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进而建立起与读者之间的关联。如此，诗歌也就不再高高在上，而是人们纾解心灵的一种方式了”。
　　集中吸引我细读的第一首作品《纸空气》，明朗清新，准确性、真实性、幽默感十分明显，既简洁又形象，阅后颇有清水洗尘之感。爱情诗是大众化的题材，更是诗人食人间烟火的标志性之一。这样的作品让我突然想对一个戴着高帽子的评论家喝一声彩，甚至——致敬！
　　接下来的《如果没有可瑞亚》，更是一场对其初恋赤裸裸狂热的追忆与赞美，用词大胆而颇具新意，几乎到了毫不顾忌的地步——爱的真，与情的重，作者无法忘怀，读者也因此无法忘记。
　　我一直觉得，写作是为了吐出心中的块垒，或把泪流完后，再更好地继续前进。
　　《与雪阔别》、《为难》、《三千米高空》同样都写得十分清新与简短，既具诗的质地，更溶入了一个诗人在现实生活中鲜活的情感，笔力开放时犹如鱼儿入海，篇幅结束时犹如悬崖勒马。《夜访小镇》更是让我击掌，“你住的小镇是我心头的某处伤痕”，“伤痕”一词包含的故事或语言何止千万？“它在祖国的东南角呼吸，却在我的心上疼痛”，地理与人物有如经纬的交织，瞬间一段可触可摸的故事或意味就在我们心头浮现。
　　而“在小镇暧昧的路灯下，我一边赏景，一边用脚量度，思念的尺寸，爱的距离”，更是巧妙地把无形转化成了有形，让那些爱情诗的写作者必有启迪。最后一段“我在暮色中偷袭你的王国，不小心成了这块土地、意外的俘虏”，廖廖几句，一幅颇具战争画面与幽默感的“诗人夜奔图”便诗意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其《南方生活》更是我喜爱的一首诗，估计也是作者重要的一段人生的真实写照。作者走了十年长路，离家、求学、求职，其中的酸甜苦辣虽然一字不提，但我们尽可想像，作者生于湖北，离湛何止千里，异地他乡，即使万事如意，依然会有漂泊之感，“在方言的沼泽地，我总是落不下插话的脚。”在各种方言混杂的中国大陆最南端，作者的尴尬可想而知，幸好还有老乡，还有友谊，更有热爱的诗歌。（令人费解的是，我这个写诗的人，却从未有机会主动去探访过这个写评的人，我自己也觉不可理喻。）诗的最后三句，便颇为让人感慨：“有限的余生，会灌满海风的聒噪和，椰雨的温婉。”也把我们的距离，无意中接近了许多。
　　《清凉山人物志》是作者目前较为重要的一组诗，篇幅都不短，但每一首都几乎写得行云流水，有诗之韵，更有散文的宽衣大袖，没有怪词，没有佶聱难懂。李金发、里尔克这些他最熟悉的亲戚们他也没让“到此一游”。我相信作者不是眼高手低，而是有意为之。我一向觉得，中国人就应写中国人的诗，什么中西合壁，熔什么什么于一炉，是什么鸟话？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作者就都忘记了，自己和读者的国籍、背景、习惯与传统。在其《新诗话》中我也已读到：“四曰装神弄鬼诗，故作高深，故弄玄虚，以玄妙之神学或幽僻之历史唬人，这类诗以艰深文其浅陋，实则是无甚价值的。”
　　我一直认为，一个作者写出怎样的作品，总是绝非偶然，其中包含的其实是他生存的环境，阅读的广度，生活的姿态，道德的底线，诗歌的技巧等等，品格之高下，只有随着他不断的自省与坚持而提升。
　　而在其《新诗话》中，作者对散文诗甚至诗论的写作同样有着深刻的见解。其辽阔的意识与深入的体验时时有如夜晚的灯火把我们的眼睛照亮。他对女性诗歌的论述，对地域书写的警惕，对散文诗的精确定位，均令我有共鸣之感与受益非浅。“诗歌批评要做到硬度与弹性的和谐统一，既要有理论深厚、逻辑缜密的学术硬度，又要有激情涌荡，表达鲜活的弹性。缺乏激情和鲜活话语的诗歌批评正如没有血肉的筋骨，显得枯瘦干瘪，了无生趣；缺乏理论硬度而仅有浮华文字的诗歌批评恰似没有骨骼的赘肉，显得绵软乏力，华而不实。”这段话，应该可看作他评论生涯的最高体验与成绩的有力见证。同样，也将令我等泛泛之辈深受启发，和汗颜不已。
　　在湛江，不管谁给张德明写评，似乎都有班门弄斧之疑。但文章快结尾时，我还是觉得应该不客气地指出，纵观这本不厚的集子，不难发现也是有一些遗憾的。也许是作者写作诗歌的时间不多，或仅是“副业”也说不定，在题材与数量上因此都有单薄之感。也由于作者的生活一直是个“学院派”，生存的苦与大地的尘的相对缺乏，枝繁叶茂因此尚未出现。而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评论家写诗，示范性的意义总是存在的。可贵的是，作者的方向感与出发点都选对了，所需的，还是那句老话：仅仅是时间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