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当我告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LGBT项目官员廖爱晚，即将要写“T人群”时，这位翻译过《性别是条毛毛虫》的译者马上反驳我：“我不知道你所说的‘T人群’是指什么。”
　　我不得不解释，性少数群体简称“LGBT”，L指称女同性恋者（Lesbian），G指称男同性恋者（Gay），B指称双性恋者（Bisexual），而T是指称跨性别者（Transgender）……
　　“女同里面有一种角色，也叫‘T’（Tomboy，即性格表达较为阳刚的女同性恋者）。”平头、打着耳钉的TA冷静指出。
　　“我要写跨性别人群。”我更正道。
　　“你们可以写我啊”——12月26日傍晚，北京同语负责人徐玢正在向我们推荐合适的采访人选时，文军从门外探进头，毛遂自荐。
　　同语成立于2005年1月。这个民间非营利组织对外宣传，“关注中国在性倾向或性别身份上遭受压迫的群体，旨在通过社群动员、公共教育和政策倡导，推动公众对多元性别议题的认知、消除歧视、争取平等权益。”它的办公室位处北京东直门商圈的一栋大楼里，一间大厅、3间内室中，部分分给北京同志中心。文军这个月初刚来京担任该中心的运营管理主任。
　　她上着细格纹衬衫，饱满的下颏因谈笑风生，显出一个浅浅的梨涡，“我属于跨性别者中的‘男跨女’。我喜爱阳刚的男人。虽然很想跨到直男（异性恋男性），但那会无数次地受伤。所以，我可以跨到男同。”
　　徐玢高兴道，文军快结婚了，对象也是一位跨性别者，名叫小C。
　　“小C先生恰好是这一人群中的‘女跨男’。他喜欢女人，且先跨到女同中来。”文军支手抚腮，妩媚地宣称：我们要在过年前，在圈里举办一场轰轰烈烈的跨性别婚礼。

我是谁

　　“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不同，或性别表达与性别规范相悖，就叫跨性别。”按照概念阐释，文军的生理性别是“男性”，但她的性别认同是“女性”——廖爱晚向我们强调：性别是靠当事人的认同决定的，和身体无关。所以，文军是“她”。
　　“你要问，为什么会产生跨性别者？那我先有一个疑问：顺性别者又是怎样产生的呢？‘顺’与‘跨’是相对应的结构，为什么只问其一，不问其二？”廖爱晚说，“其实跨性别者和顺性别者的产生都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有性别规范，而不同的社会成员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采用了应对这些规范的不同方式，顺从性别规范的就成了顺性别，逾越性别规范的就成了跨性别。”
　　一个人如何获知自己是跨性别者？“就是当一个人受到性别规范惩罚的时候。要记住，规范是用来干什么的——它是用来对社会成员进行管控的。你顺从了它，它就不会让你察觉，你就会以为规范并不存在，一切理所当然。反过来，一旦你逾越了它，你就会遭到惩罚。这个惩罚有时可能很轻微——被别人多看一眼、多问一句;有时则非常极端——从剥夺自由到剥夺生命。”廖爱晚说。
　　叮、叮、叮——文军试穿一双鞋跟超七寸的女式防水台牛皮鞋，得意地踏在客厅地板上，“我在内地不敢穿，在香港才敢穿。”她的新手机里，就存有一张她站在香港街头、满头银饰、左顾右盼、传统苗家女装扮的相片。上有一行字：30岁祝自己生日快乐。
　　“穿女装的心愿，我从来就有。小时候，我偷偷穿过妹妹的衣服。普通女式正装缺乏个性。我爱买苗装、唐装和晚礼服，在出席盛典、中心举办活动时穿。”文军说，“我体型较宽，适合穿唐装。在当地，朋友们都叫我贵妃娘娘。”
　　“我还想打耳洞。结婚时，我披上婚纱，会戴上耳环。我最喜欢那种大圈圈耳环。”闲聊中，她没有丝毫忸怩作态，回味起第一次穿起晚礼服赶赴晚会的模样，“好美，好有气质。”
　　她告诉我，那次也是她真正意识到，她不是男同中的女角，而是跨性别中的“男跨女”。“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一对男同无论生理还是心理上，都认为自己是男人。我却在心理上认为，我是一个女人。”
　　“她就应该是女孩。”家人也这么说过文军。出生于贵州遵义农村，父母是农民，她本是“长子”，后面还有一弟一妹。那会，村里女娃多，她们成天玩耍，“就像生活在女人堆中。”亲戚们羡慕她母亲，但凡她在家，母亲几乎不用下厨。“刺绣、打毛衣、做鞋子、烧菜干家务，基本上女人会的，我都精通。女人不会的，我也会。除了不会生孩子。”
　　9岁时，她随父母进城，读书。生性开朗温和的她广受男女同学欢迎。“我会用男人的外表解读男生，用女人的细心体贴男生。他们没有欺负过我。”她自觉，“人生还挺平顺，尽管感情有过挫折。”
　　2000年，她考上一所工科大学，无意中勾起往日相思。“我们家族一共两百多号人，我从小爱慕过里面的一个表哥，他比我大十多岁。当时懵懵懂懂，我遐想能和他一起过日子多好。这份情感，我暗暗压在心底。”她说，“大一新生入学。军训一个月，我仿佛心脏被箭刺中，嘣噔炸开，一下爱上我的教官。我不想隐藏想法。跟谁恋爱，我都会事先表明，我是怎样的人，你愿意和我好就愿意，不愿意就算了。我向他表白后，他居然接受了。原来他是个gay。”

　　“我们好了3年多。部队纪律严明，轮休才能出来，我们一周相会一次。聊天、逛街、看电影，当然，也有更亲密的接触。那时期，传闻成都一家美发店老板与员工相爱，甘愿为对方做变性手术。一度我也很想为教官做手术。我问过他，假如我是女生，你愿不愿娶我？他曾回答，愿意。直到他退伍，我回到家乡，我们失去了联系——他不再来信。2004年，我来到北京。4年里，我没有交往这个圈里的人。除了工作，还是努力工作。待我终于放下心结，才回到贵州。我记得，那年大年三十，我向家人吐露，我喜欢男人。父母听后，又惊又怖，度过一晚。初一早上，他们对我说，幸福是你自己的，你自己把握。” 　　“如今家族里，除了奶奶、大伯二伯、大姑二姑瞒着，其他亲戚都知道我‘出柜’了，他们依然对我很好，从没传播闲言碎语。弟弟妹妹也支持我。至于同学好友，我想，他们或许早知我的性倾向，从不点破，默默接受。”
　　教官消失后，文军相继谈过两个男友。“第三个比前两个稍微瘦小。性格气质上，也是十分阳刚的男生。无论做男同还是跨性别者，我择偶标准绝不会变——必须很man的男人，才能征服我。”
　　最终，这两个“很man的男人”娶妻生子，离他而去。第三任男友在今年五一结婚。2011年，第二任男友结婚时，他强忍心里痛楚，为之张罗隆重的婚礼。新娘婚纱都是她帮忙选的。
　　“我觉得人需要换位思考。他们的父母不像我的父母。对方父母盼望看到自家的孩子结婚。再说，生活是对方的选择，我无法强迫他们。相好前，我就跟他们说，你可以结婚。但我不同意分手，双方还保持情人关系。”她说，一次她送喝醉的前男友回家，“途中，他想和我做爱，我拒绝了。”
　　“有媒体采访我，问我最担心什么。我说，我担心‘同妻’问题。我希望有一天，同性恋真的在中国合法化，这样便不会导致很多男同被迫结婚，因而产生大量可怜的‘同妻’。所以，我站在女人的角度，考虑对方妻子的感受。我告诫第二任男友，既然你娶妻，你就要对她负责，好好待她。他的妻子不是没怀疑过我们。今天，我们却成了好姐妹。”
　　我问过文军，对生理性别是男性间的爱情，有无前景上的迷茫。她一派淡然，两人在一起，可算协调融洽，包括性生活。没有风风光光，没有要生要死。中国没有确立同性婚姻，彼此相处久了，没有约束，确实无从保障未来。可是，异性恋不也没有这种保障？“我想未来，不管我的另一半是男同或直男，我都要一心一意对他。”
　　一度，她对性别认同迷茫过。“和男同的1（性生活中，主动攻的一方）或0（受的一方）相比，我更像0，更趋向女性。我更心细。”她为此查阅资料，探索有无像她这样的人群。她尝试和一个gay朋友详解，自己在心理上是女人，不过身体是一具男人的皮囊。那人说，我知道你是“女人”啊。
　　“不对，不对，定义上不同。”
　　“有什么不同？你是一个男人，你喜欢男人就是gay。”
　　这让文军明白了，“我们在性少数人群里，更占少数。如果在gay面前，声称你是跨性别者，人家会以为你作怪。” 2012年，他在贵阳一家男同NGO工作。由此，结识了另一家做女同NGO的小C。
　　“你看，小C有胡子的。”文军切换手机里的照片，一个短发、青春洋溢的少年正在微笑。
　　“他最早以为他是女同中的T，也是近两年，才搞清自己是跨性别中的‘女跨男’。”文军说，小C是“独生女”，父母均为县城公务员。有一回，他试图“出柜”，患有心脏病的母亲气得吐血，连夜送入医院。从此，家人催他快速“出嫁”。孝道与逼婚的双重压力下，今年11月，他忍不住向文军倒出苦水。
　　“以前，我们也仅限工作上打交道。听他倾诉后，我当即表态，我跟你结婚。正式公证注册。”两人一拍即合，“本想只为家人举办婚礼，我穿男装，他穿女装。后来决定在朋友圈里再办一场，他穿男装，我穿女装。我们要通过婚礼，让这一领域的部分人群站出来，自我认同，我就是跨性别者。”这次，文军的父母依然没过问儿子婚姻的实质，“在他们眼里，小C是一个中性的女孩。”
　　文军说，她与小C达成共识：婚后各自延续各自的道路。一方家中出状况，另一方要履行家庭成员义务。他们不会生育后代，“即使同一屋檐下，同睡一张床，我们也绝不会有性接触。实在想要小孩，我们可以领养孤儿，何必非要生。”
　　她的脑海里浮现过一个画面：有一天，两人分别拥有自己的伴侣。4个人住在一起，亲如一家。“我和小C在贵阳的房子，仅隔一堵墙。”她低下头，双手合拢着比划。

磨合

　　“女儿，你应该清醒了！”
　　“很认真地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也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很多话每次憋着，谁也不舒服。我不回家的原因是你们让我改变，我尝试过，没办法……我尝试过你们所谓的正常人的生活，可我做不到，我的身体本能做不到……我告诉你们，我以后会有一个家，一个对象，一个孩子。只是这个对象不是男生。”
　　咖啡师然然将手机里TA与家人不久前的微信对话摆在我面前。“TA”是然然要求放在文中的称谓，“你哪怕称我为‘它’。反正我讨厌用‘他们’这类标签。”“TA”也象征了这名90后跨性别者的性别认同处于流动状态，“我也不知以后怎样。目前是非男非女，我是‘第三性别’。”
　　事前，廖爱晚已竭力向我们解析，以跨越方式划分，跨性别者可分为“二元跨越”和“非二元跨越”。譬如，文军是单纯的“男跨女”，属“二元跨越”，然然看似“女跨男”，尚属“非二元跨越”。
　　与复杂的性别认同相比，然然的性倾向简单明了，“我喜欢一切女性和‘娘白受’，只要是我喜欢的人就行。性生活上，我是‘万年攻’，我要找‘万年受’。”那张戴着黑框眼镜、突显学生气的面庞，一脸豪迈。
　　一落座，我便注意到然然的配饰：马头像的金属领带、手腕上的珠子、小指上的尾戒。TA告诉我，配戴这些只为自我保护。“特别不自信时，脖上能挂三四样东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觉得我的脖子、手肘、脚踝是特别小心攻击的地方。我要将它们保护好，戴得越多越安全。”
　　然然10岁留短发，爱好中性打扮，善于保护弱小，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TA说，童年时性格比较懦弱，朋友很少，容易被同学欺负。读高中后，TA渴望强大，于是趋于暴力倾向。因此，TA与男生的关系反而变好——男生之间闹摩擦，大不了靠打架一决胜负。我打赢你，你就得服从我。
　　“高二时，我与班上一女生关系亲密，好到上课睡觉都要手拉手。一个老师离间我们，跟她说，不要跟我玩，我是个同性恋。我估计这老师从大城市毕业，对同性恋早有见闻。高三那年，我真的暗恋上一女孩。她才念初三，我们在安徽一座城市的同所寄宿学校上学。每个月返家，我们会同乘一辆汽车，交流默契。我慢慢发觉，我不单单把她看作朋友。她对我倒无所察觉。之前，我和男生谈过恋爱，但止于手牵手。若想再进一步，我便不自觉地想避开。”TA不知如何应对内心挣扎，向一发小求助。这名发小正是女同里的“T”，听完TA的困惑说，很正常啊，你也是女同中的“T”。她向TA传输经验，并告之网上的女同聊天板块。“因为本身不排斥，我吸纳很快。”然然说。

　　女同中，“T”的定义五花八门。“娘T、爷T、铁T（不让对方碰自己，只主动与对方有性行为），我得找我是哪一类‘T’。”自觉打扮与男生相似，然然将自己先归为“爷T”。朋友们笑话TA很“娘”，喜爱很萌的事物——“看见娃娃，两眼泛光”，容易倾慕女生中的“女汉子”，还会与熟谙的人撒娇，于是，TA又设定自己是——“很娘的爷T！”
　　然然要变“爷”。“公共场合，我进男厕才自在，进女厕像上错地方。要是有男生发现我是女生，我会瞪回去。要是我进女厕所，女生指指点点，我会勾下头。我上男厕所都快两三年了。”TA隐隐觉得，TA与女同的“T”不太一样，“有些T不在意自己的女性身份。可我在北京上大学的4年里，没和女生洗过澡，她们也从没看过我换衣服。”
　　无论哪种“T”，女同是认同自身的生理性别的。然然却从十五六岁起，讨厌自己的身体。“还没有束胸带时，我就拿束腰带缠住自己的胸。作为同志后，知道了网上有束胸卖，我买了戴到如今。早期，我体重有一百八九十斤，胸部不算小，束成平胸实在难受，尤其在夏天。但和不束胸比起来，我宁肯选择难受。”
　　在北京，然然让远方的父母步步惊心。“刚开始，我跟他们虚构，自己周围有女同朋友。他们不接受。我又给他们介绍一些描写同志的电影等等，他们还是不接受。一年半前，我才向他们执意表态：我不结婚，我无法按照你们的要求打扮自己，我喜欢女生，不喜欢男生。”
　　TA说，态度转为强势，是由于清晰地了解自己。“谁都不是生来就能承受所有舆论。我爸妈在小城市过活，一生好面子，深信口水能淹死人。他们说服我要有从众心理。我私下既自卑又自责。整个人抑郁得都快活不下去。”第一次，TA来到北京同志中心，想做心理咨询：我想变回异性恋，不想那么痛苦。
　　“此前，我只知道女同分T和P，不知道英文Lesbian全称。只知道攻与受，不知道1与0。也不知道彩虹旗与粉色的寓意。甚至，也不太知道LGBT是什么。更对跨性别者的存在一无所知。”参加了多元性别的讲座后，TA结识不少性少数人群，一点点厘清：“我的不自信来自我的种种不了解。我想告诉你，真实的我是这样的，但我没有坚强的理由告诉你，我是对的。如果没来这里，我极可能一辈子自我定义是‘爷T’。跨性别者是性少数人群中的少数，因为没有站出来，显得比同性恋少太多。一部分女同中的T可能和我一样，属跨性别范围。她们或者不自知，或者还在摸索。”
　　TA开始在大众面前表达自己，不再介怀别人眼光。“最早，别人问我是女生还是男生。我说我是女生。转为跨性别者后，工作中，我跟人说，我是男生。有一个女生说，你这么娘，一点都不男生。你比女生还女生。我说，那我还是男生。在男女划分严重的情况下，我只能学习，怎样做一个社会上的男生。我认同我不是女生才两年，等于一个婴幼儿，在完成社会上男性该有的特质。”
　　我问TA，是否有遇他人恶意攻击？
　　“万一遇到，我会请他坐下听我说。实在不讲道理，那么我会说，你觉得我是什么就是什么。我权当你无知。有些人的确是无知才会做那种事。就像我没有办法让所有歧视同性恋的人不歧视同性恋，但我可以让不了解同性恋的人了解他们。我上大二时，同学、舍友听说‘同志传播艾滋’，害怕女同也会如此，她们对我指桑骂槐，有意孤立我。我从同志中心带回资料跟她们讲解。她们才逐渐了解，原来事情不像她们想象的那样。”
　　当有人问及，你是女生，为什么进男厕，TA才不知如何说清。TA没打算向所有人挑明，自己是一名跨性别者，“否则累死了，还不起多大作用。”对不熟悉LGBT的人（包括TA的父母），TA说：我是女同，但我要上男厕所……
　　徐玢告诉我，对于跨性别者，最深的隐痛来自家庭的不接纳。
　　对此，然然不停把玩手中的男表，TA已和父母一个月没说话。“刚开始，我和爸妈争吵不休。寒暑假都不敢回家。每每和他们3句话讲不到头，就感到自己特委屈。为什么我说了那么多，他们还是不能理解。我在外面很少流泪。我妈问我，每次你和我吵架都要哭，你能不能不要再哭？”再后来，父母刻意逃避TA——“他们说没事，你还小呢，再看看吧，没准是没找着钟意的对象。”一年前，然然的母亲略有松口，“你找男生还是女生，能谈够3年就带回家。”
　　“我目前就有一个女朋友，在厦门。我们是2013年负责中心活动签到时认识，中间差点分手。俩人算是一见钟情，第一天认识，第三天约出喝酒，一周后同居。她不是女同。男生女生，她都交往过。不讲性别认同，我们认同是彼此这个人。
　　“没有对象前，我曾想过，相处3年，双方会拍一张结婚照。超过5年，我会带她见我爸妈。超过7年，我们举办婚礼，或到国外领证。这不是对社会负责，而是对自己的承诺。我们都想有自己的小孩。我明白这事很难。我曾异想天开，我怀她的宝宝，她怀我的宝宝。让孩子享有同一个爸爸……”
　　我反问TA，“假如有一天，你们的孩子也成为性少数人群中一个？”
　　“我会跟他说实话。第一，随大众，你会少吃很多苦;第二，如果你真的决定了，只能说这条路很难走，你愿意你就走。”然然认真地说。

做不做变性手术

　　孙小姐在微信上的头像十分娇媚。尽管她在电话里声称，自己今年40岁。即连她的声音都透着女人味的慵懒。她说，她在4年前做完男跨女的变性手术，现已结婚。偶尔也会参加TS与CD的聚会，每人彰显穿上女装的魅力。“跨性别人群中，有一类称为CD（Cross-Dressing的简称，译为“易装”），还有一类称为TS（Transsexual的简称，译为 “变性人”）。我就属于TS。” 　　“那么，跨性别者不一定非做变性手术不可？”
　　“差别很大。比如我妈陪我到泰国做手术，最初还觉得这种行为很怪异。到那里一看，做变性手术的人太多了，有沙特的石油大亨驾着私人飞机前来，也有七十多岁的老头想做老太太。我们私底下聊天时，她说，我如今孙子大了，我一生中该完成的使命都完成了，我要做回我自己。等我埋进棺材里时，我一定要是个女人。所有TS都认定一件事，我是生错的。”她说道。
　　徐玢深谙TS的心理：这些跨性别者焦虑于自己的性别表达，对原有的生理器官难以忍受，渴求改变自己的身体，使之符合自己的性别认同。
　　我在微信关注了一位爱白跨性别小组负责人。这名跨性别者不愿暴露姓名，本职工作是电子工程师。图像上，她的眼神干净清澈。我们的话题，以她明确自己是男跨女前与女性的情感关系展开——
　　第一次谈恋爱，是在初中，纯粹好玩。第二段与女性交往，是试图将自己的性别认同“掰直”。我上大学时，生理性别是男性，构成我人生的主要烦恼。人们通常解决烦恼的方式，不是适应它，就是消除它。我尝试不去想它，根本无法办到。那场恋爱只维持几个月，与她都谈不上密集的接触，我真切感受到“不想要”。最终，我完全放弃，还是要遵从自己意愿过活。从内心而言，我希望我一出生就是一个妹子。但那没有发生。于是我执著地思考，如何使自己达成心愿？在相关知识封闭的情形下，我改变自己的性别表达的直观做法是，留长发。
　　出柜发生在工作第一年。那时，我在外地一家公司，我将发型剪成齐刘海的披肩发。衣着一件件换成偏中性的女装。父母发现我的着装变化，他们问我怎么了。较之跨性别是什么，他们更易懂变性人是什么。我说，我要变性。他们审问我一大堆问题：是不是身体出毛病了，是不是喜欢谁了，我连说没有。氛围相当吃紧。第二天我便跑回外地。我是趁着出差到京的机会，回家一趟出了柜。
　　我了解一些跨性别者的出柜经历。我认为改变上一代人的观点实无必要。重点是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而不是改变他们。最为关键是，我一直隐藏自己是跨性别，就是怕他们知道。既然出柜了，我就能光明正大做自己。
　　大概2008年，我在网上无意搜索一些TRANS的论坛。在我的理解中，“跨性别”是一个广义词，是为包含多种性少数群体的共同需求而创造。有人不满自己的生理性别，以外在装束来呈现。有人则是改变躯体构造，来实现自己的性别认同，像我。
　　从2008年起心动念，到今年完成手术，我咨询过医生，走访大约50到100个做过变性手术者。看到他们手术后，大体生活都比之前有显著提高。不似未出柜的人，充满紧张感。你就会明白，一个人想一件事很多年，忽然有一天放下了，对他相当受益。
　　剩下的事顺水推舟，比如我看到一个统计数据，说在TRANS人群里，要求做手术的人比例逐年下滑，这让我有所疑惑。我在国内讨问数圈无果，后向美国一个从事TRANS公益40年的前辈请教这一问题的根源。获得结论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TRANS”的内涵扩大了，更多人被纳入其中。需要手术的人的绝对数量从来没有减少，但在“TRANS”这一总量快速增长下，比例下降。也是在“TRANS”社区里，你会见到在各个国家做手术的人，探听到各种各样的医院或是医生。
　　今年2月底，我住进泰国一家医院。早在一两年前，我就亲自调查过。手术前，医生向我详述他的技术，然后检查我的身体状况。并询问我对手术效果的要求。这跟点菜似的，医生摆出三点：敏感度、深度、外观，问我最在乎哪一项。依照泰国法律，做手术还要填写一份心理评估。一个咨询师会根据你的经历、你身处的环境等情况得出结论。我给他看了一张画，那是一个有点卡通型、非常普通的妹子。我告诉他，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手术历经四五个小时，全身麻醉。我躺在手术台上，双手摊开，往里插上各种管子，检测仪器。医生问我，Are you ready？我回答OK。他一声令下，Close your eyes。
　　手术完后，我在床上待了5天。第六天，拆掉包扎，下床，学习如何术后照料自己，学习如何洗澡。拆包扎时，如何判断出血位置在哪儿，如何止血。出血非常常见。除了术后扩张有点疼，要做康复训练，此外还好。对我来说，我并不把这事看作生活的分界点。TRANS只是普通生活的一部分，略带点年轻人成长的烦恼。不是今天做了手术，明天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照样工作，照样与周围人相处。倒是加入爱白前，我只是一个技术员，每天泡在实验室，接触机器不接触人。做公益就是要在生活中去与人交流，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转变。我以前寄望成为一个优秀的工程师，那是我一生的理想。现在，我觉得为一个群体做点事更重要。中国这么大，不缺一个电子工程师，却缺少做TRANS权益的人。

守望

　　2012年9月，“性别多元：理论与实务国际研讨会”召开之际，性学家、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将早已起草，并与李银河等来自性别研究学术界及社会活动界人士联署的《关于跨性别平等权益的呼吁书》推出。
　　文中，他们发出呼吁：“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必须摈弃这种污名化”、“呼吁有关部门放宽对变性欲者的手术限制，使其获得更加人性化的对待”、“呼吁有关部门在中国公民身份证、户籍等注册时，在人口普查时，在性别一栏增加新的选项;呼吁社会各界在进行涉及‘性别’的调查与登记时，均提供‘男性’、‘女性’之外的选项”、“保障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呼吁在公共设施建设中，充分考虑到跨性别者的需求，比如建设适宜跨性别者使用的性别码头公厕或‘无性别公厕’”、“呼吁各级学校和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性别发展需求，和对性别公平的实践追求;呼吁学校性教育中纳入跨性别的知识，教育青少年尊重性别的多元选择。” 　　我问方刚：“外界对于跨性别的接纳，经历过哪些变化？”他反问：“社会对跨性别有接纳吗？我觉得基本没什么接纳，一直把其当作病。”
　　他说，“‘跨性别’一词在国际上是1990年代才造出，在中国也是近十几年才被提出。过去人们认为这是病，跨性别者也认为是病。到近十年才表示‘跨性别’不是病。这是一种性别的存在，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性别。可是你看，今年十大新闻评点里，对于‘刘霆变性’和‘黄海波嫖妓事件’的评语，就能非常准确说明跨性别的处境——没被接受。”
　　采访中，我不断听到反馈：“很多跨性别者不认同自己身份证上标注的性别，不愿用原生性别去找工作。但没做变性手术，就不能更换身份证”、“中国的学历证明有‘性别’这栏，这在别的国家是没有的。而且中国的学历证明不能更改性别”、“有些人跟家里闹得分崩离析，该上学没上完，变性手术费用又很昂贵，掏不起”、“圈里有这么一句话：10个TS，9个卖，还有一个在准备。”
　　知名裙装“酷儿”曹靖在演讲《我的短裙，我的“美性”人生》中提到：不仅是在日常公共场所，几乎每一个酷儿，都会在医院里遭受到很严重的歧视。2002年冬季，我健身跑时不小心摔伤了腿，膝盖半月板撕裂了，要住院做手术。医院有个医生，他见我穿白色长款羽绒服，就一直把我停在那儿，后来，他走过来，紧皱着眉头劈头盖脸地问：你在此之前曾献过几次血？他其实是暗指我是个同性恋，而且用诬蔑和贬低的态度……那些医务界的卫道士主观而无知地认为我是同性恋者，而且就此不准备给我同等医疗服务，这是个很严重的歧视，不仅仅是态度上歧视，这是对我生命权进行一次最严重的社会暴力。
　　“酷儿”（queer）指性倾向和/或性别认同不顺从当前主流的性与性别规范，英文原意为“古怪反常”，后被性和性别少数者用于自我形容以示对歧视的反抗。“酷儿和跨性别一样，是颠覆传统性别二元划分的性别多元实践者。”方刚说。
　　也有跨性别者发出个人观点，文军就指出：“有些问题是自己造成，不全怪社会。比如，面对社会广泛人群，如果你非要做出一些过分动作，人们自然拿异样眼光看待你。在职场上，我会注意收敛自己的肢体语言。等换上女装，那才是真正的我，各种姿势都出来了。人要把每一个角色放在不同位置上适应。再说，我的性别认同干嘛广而告之？还有，我既不会吃激素，也不想做变性手术。激素一停，人就老了，我要享受体验生活变老。在国内，要做完完整的变性手术，除要背负经济压力，还要承受一定风险。皮囊而已，何必受尽‘千刀万剐’？”
　　“如何使跨性别者避免受外界的伤害？”最后，我问廖爱晚。TA的看法是：建立法律制度和改变社会态度。制度是硬的，态度是软的，两者相辅相成。没有社会态度作为基础，法律制度难以建立，就算建立了，在运行中也可能难以落实或不够彻底，达不到预期效果;而法律制度的建立，又会促成和加速社会态度的转变，或者促使更多的人拥有和这种制度相符的态度。
　　12月26日，华灯初上。徐玢从容地走出大楼。从90年代第一次亲睹跨性别者，到发现“金星变性”，再到“李银河公布私生活”的新闻，引发大众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她已见证了李银河早期的预言：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静悄悄的性革命。
　　她笑眯眯地说，慢慢来。“主要是教育”，“重要的是观念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