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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民对彩票的态度,很像是父亲对儿子,骂归骂,钱还是要照给,甚至给得更多。这种“越骂越买”的怪圈现象,到底掩盖了怎样的彩票业现实呢?
彩民中流传着一句话:中500万,比生五胞胎还难。但是河南安阳的彩民却中了3.6个亿,有彩民打趣说:“这相当于连着生了70回五胞胎”,出现几率之小可想而知。
当一注巨奖被彩民领走之后,就应该淡出公众视线了,但这个大奖却偏偏引来了无休止的争论和非议,很多彩民也陷入了对彩票“骂得越凶、买得越狠”的怪圈。本应是扶危济困的“正面典型”的彩票,却成了被怀疑、被诅咒的对象,到底是彩票业自身的漏洞太多,还是彩民们“心太急”?
彩票,把他逼成了“陈景润”
曾有媒体使用过“疯狂的彩票”一类的标题,其实真正疯狂的是彩民。
东北沈阳的一个傍晚,路灯光昏黄,尽管工作一天了很疲惫,53岁的刘敬业(化名)还是没有回家,而是轻车熟路地走进了那家他经常光顾的彩票投注站。他按照自己事先写在纸上的几组数字,买了10注双色球,共20块钱。他每月都会拿出几百块买彩票。
“中了5块钱,不错。”开奖那天,他高兴地说。对于他这样的铁杆彩民来说,这种最少几块、最多几百块的小奖已是家常便饭,但是真正的大奖却从未见过,用他的说法是“好几次就差一个数,擦肩而过”。
老刘作为“知青”从农村返城之后,就一直在国营工厂工作。妻子已经退休,女儿在电信公司工作,刘敬业在下班之余的唯一乐趣就是研究彩票。他有自己专门的“研究设备”——一张两开大的纸、卡西欧的计算器、德国施德楼牌圆珠笔。先说那张纸,记者看到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从第一期到现在的各期中奖号码,还有我的计算结果”,折痕的部分已经破烂,妻子将这张纸戏称为“圣旨”,“很贵重的,他不让别人动,有一次我生气就把他那‘圣旨’给撕了,他不声不响地又去买了一张纸,把那些数字重新抄在上面。”妻子苦笑地说。
至于为什么必须要卡西欧的计算器和施德楼的圆珠笔,老刘解释说:“计算器是因为用顺手了,闭着眼睛都会按加减乘除;那个德国笔很顺,数字写得再密也不会划破纸。”
于是,有很多个下班后的夜晚,老刘就在那张大纸上进行着他的彩票号码研究,他觉得虽然是电脑随机摇号,但一定会有某种规律。在记者的百般劝说下,他透露了部分“研究成果”:“你看,把这三期中奖号码的前三个数相加,得到一个两位数,再把这个两位数的两个数字相加,一直加下去,直到结果变成一个一位数,就是下面那期中奖号码的第一个数字。”当记者怀疑说这只是巧合的时候,他仍坚持说:“那你不能说它没有规律。”用彩民的话讲,老刘属于“技术型彩民”。
老刘计算出的某些规律极其复杂,甚至要用到公差、平均数、积商等等较为复杂的数学运算公式,一个结果要通过加减乘除很多道计算,“他都快成陈景润了,考大学时他要是这么用功至于当一辈子工人么,”妻子打趣说,“他也不理我,整天就在那算那些东西。起初,我很生气,好几次撕了他的纸,我觉得这人简直是走火入魔了,可是后来一想,原来我们都是忙孩子的事情,现在孩子工作也稳定了,我们就不知该干吗了。他这么大年纪,不玩、不赌、不抽烟、不喝酒的,喜欢算就算吧。反正我管钱,他翻不了天。”
从法庭庭长,到彩票囚徒
在同一个城市里,有着很多身份不同却爱好相同的人,张志发(化名)就是老刘的“同道中人”。
退休前,老张是该市某区法院的某庭庭长,女儿在公安局工作,“一家子公务员,什么都不缺,但谁知道他退休后竟然迷上了玩这个。”老张的女儿对记者说,前一天,老张刚刚把几条硬包中华烟偷偷塞给她,说那是国庆节期间朋友送他的,想让女儿帮他把烟卖掉,换钱去买彩票,之所以偷偷,是怕妻子发现会吵架。
老张每天都至少要在彩票投注站“泡”上四五个小时,他的玩法比刘敬业更为“凶猛”,经常是同一组号码,买几十注,这与河南安阳买88注中3.6亿的案例极其相似,不同的是,老张从未中过什么大奖,最多几千块。
由于买得入迷,他往往会将一个月四五千块的退休金全部用光,“为了这个我妈没少和他吵架,他甚至向家里保姆借钱买彩票,”但女儿的话锋一转,“不过有时我们也有点理解他,从前在单位发号施令、前呼后拥的,现在退下来他觉得很冷清,用时髦话讲,他买的不是彩票,是寂寞。只要他不会太走火入魔,我们也就随他了。”
据北京大学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以下简称“彩研所”)执行所长、彩票研究专家王薛红估计,中国的彩民数量有2亿,其中问题彩民的比例约为2%～3%。而像刘敬业和张志发这样的故事,只是中国数百万甚至上亿个家庭中每日都在上演的生活故事而已。
广州出租车司机李慧颖在谈起巨奖时很开心:“那么多钱,买栋别墅再买辆车,把有钱人的标牌都补齐了,别说让我中奖,想想都很开心。”巨奖天降,这种美丽的梦确实对都市中焦虑的心灵有着无比强大的抚慰作用。这或许是彩票投注站点人头攒动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彩票研究专家王薛红认为,彩民可以分作“中奖型”、“娱乐型”、“偶然型”等几种类型,而她估计“中奖型”彩民所占比例最大,应该有8成。“彩民多为中低收入群体,他们渴望通过中奖来改变自身命运。”王薛红说。
彩票业,应对质疑时的捉襟见肘
此次河南安阳3.6亿巨奖的从天而降,引发了很多彩民、甚至非彩民的极大关注。像中国近来年的多数公共性事件一样,网络成了愤怒与质疑的最先突破口。很多网民对3.6亿巨奖的第一反应就是:有假。
首先,有网友根据前后两则新闻中的矛盾,质疑彩票票面上所写的“梅园庄建行楼下”与新闻中所说的“编号为41050075号的福彩投注站”地址不符,前后矛盾。
随后,又有网友对若干次大奖领奖者的照片进行比对,发现墨镜、帽子、口罩的组合方式惊人地相似,疑为有人刻意导演,该人并非真实的中奖者,或另有隐情。
诸如此类对于蛛丝马迹的怀疑之声不绝于网络。但这些声音仅仅是对一些细节的怀疑,对彩票发行本身并无诋毁或颠覆之意,而国内影响力最大的网络社区——天涯——上的一页帖子,却成了众多彩民与网民竞相阅读、转载的文字。
今年6月的新闻显示,黑客入侵了深圳福彩中心的电脑系统,篡改彩票数据,欲诈骗3305万元大奖。网名为“wyg021”、自称业内人士的发帖人认为,这种说法只是福彩中心在媒体上发布的新闻通稿。他认为深圳的双色球结果是内定的,但由于新来的程序员错误地领会了北京中国福彩中心的意思,而将中一注错误操作为中5注。最终,只好以黑客篡改电脑结果的方式,宣布深圳该注中奖彩票无效。
发帖人在帖子中特别指出:“报纸上看到谁中大奖、怎么领奖、得奖感言的报道,都是福彩中心花钱投放的广告,俗称‘新闻通稿’,按广告版面费用按月结账。”
记者始终无法联系上这个发帖人,其真实身份与言论的真实性也无从考证。但多数媒体均开设彩票专版的确是事实,房地产版面的收入当然来自房地产广告,那么就此推测彩票版面的广告也来自彩票广告。
该事件发生时,福彩中心的确在明知中奖结果存在问题的情况下,依然通过媒体寻找弃奖者。案情水落石出之后,福彩中心对“欺骗媒体”的解释是:为了配合公安机关破案。
而中国彩民对于彩票的最成功的一次打假行为,是在2004年。当年2月,热心彩民发现,双色球2004009期的摇奖视频有作假嫌疑。随后福彩中心的解释是,由于摇奖时负责拍摄特写镜头的摄像机出了问题,所以进行了补拍,导致画面出现了明显的不一致。这则新闻入选网民评出的“中国彩票十大黑镜头”。
面对彩民与网民的质疑与批判,彩票发行机构显得有些捉襟见肘,总是在事后舆论的四面楚歌中才扭扭捏捏地公布一些“真相”出来,如果彩民不问,您就不说了?
彩票的公正性如何保证
北大彩研所王薛红博士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先反问了记者一个问题:“3.6亿都已经领走了,按理说这事情就应该结束了,但社会和媒体依然关注度不减,这说明了什么?”
王薛红是我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内华达大学(雷诺)商学院博彩管理专业、并回国专门从事博彩问题研究的专家。她所在的彩研所如今也开设了彩票研究专业,并招收研究生。
王薛红认为中国彩票发行最大的问题是透明度、公开度不够,“媒体的关注还应该更多。这个3.6亿巨奖已经领走了,大家还是不放过,因为信息没有足够地公开。”
对于充斥网络的对巨奖真实性的质疑之声,王薛红认为:“彩民的质疑是可以理解的,奖虽然领走了,但并不代表彩票业就没有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彩票发行和摇奖机构的电脑等设备的安全性、真实性和随机性进行检测,但至今也没有制定出一个正式的检测标准。没有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也没有通过正式的检测标准来检测,彩票发行机构用什么来证明摇奖结果的真实性呢?”无法证明,也就无法平息彩民们的质疑与声讨。
2005年,王薛红带领下的彩研所就已经研制出了整套的彩票摇奖机随机性检测标准。“欧美的标准是5项或7项,但我们这套标准是9项。如果使用我们这个标准的话,可以说,我国的彩票摇奖机无疑将是世界上公平性最好的摇奖机之一。”但至今,这套标准还只是束之高阁的研究成果,无人问津。“彩票发行机构没有自愿要求检测,而彩票发行的监管机构也没有要求检测,双方都不谈,还是没人用。”对此,王薛红非常无奈。
当记者提起像刘敬业一样的“技术型彩民”时,王薛红认为,如果摇奖机的随机性可以通过检测得到确认,那么这些“技术型彩民”掌握的所谓的“技术”是完全不存在的,“因为每一次的摇奖结果都是随机的,与上一次没有任何关系”。
刘敬业在得知安阳的3.6亿巨奖时,也曾经怀疑过:“同号码连买88注,怎么会那么巧呢?”但他觉得,能够对一注号码有如此信心的人,要么也是像自己一样埋头研究规律的“技术型彩民”,要么就是奖的真实性真的有问题。
媒体与彩票的暧昧史
与所有行业一样,彩票业的发展也与媒体有着纠缠不清的暧昧关系。
此次巨奖诞生之后,人民网的网上民意调查显示,有71.8%的投票者认为“彩王显身再成社会热点”是“媒体借机炒作”的结果。媒体在彩票问题中的作用,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著名评论人江晓原在《报纸的良心──以彩票中奖预测为例》一文中写道:“彩民收入本来就低,还要额外支出去博彩,这已经有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味道了,偏偏报纸还要去误导他们,将纯粹是投机行为的博彩美化成“投资”,引诱他们耗费时间和金钱买报买书去研究‘预测’,进一步增加博彩支出。”
记者翻开2009年11月5日《新快报》B15版“金钱豹·福彩”版,看到了这样的文字:单双、大小、生肖、波色、七码全中!跟了就中!下期再推两肖劲料!如您的服务到期,请您及时转账并告之我们!——这是上期我们发给会员的短信。多名会员发来短信祝贺。手机尾数为2538会员发来“我都不敢相信了!您们的生肖料太准了!”手机尾数为9537会员发来了“你们七码料真的很准。我连中两期,谢谢!”显然,这是一种带有中奖号码预测性质的收费服务。
彩票专家王薛红认为,自从今年7月1日《彩票管理条例》实施之后,媒体对彩票的报道应当有所规范。“如果是广告,那么应当符合《广告法》,如果是普及彩票知识的内容可以,但如果是预测性质的,显然是有问题的。”
彩民对彩票的“越骂越买”的心理怪圈固然不正常,但是如果彩票发行机构自身可以更规范,彩票宣传媒体可以不再充当算命先生,彩民们或许不会那么疯狂。
彩民中流传着一句话:中500万,比生五胞胎还难。但是河南安阳的彩民却中了3.6个亿,有彩民打趣说:“这相当于连着生了70回五胞胎”,出现几率之小可想而知。
当一注巨奖被彩民领走之后,就应该淡出公众视线了,但这个大奖却偏偏引来了无休止的争论和非议,很多彩民也陷入了对彩票“骂得越凶、买得越狠”的怪圈。本应是扶危济困的“正面典型”的彩票,却成了被怀疑、被诅咒的对象,到底是彩票业自身的漏洞太多,还是彩民们“心太急”?
彩票,把他逼成了“陈景润”
曾有媒体使用过“疯狂的彩票”一类的标题,其实真正疯狂的是彩民。
东北沈阳的一个傍晚,路灯光昏黄,尽管工作一天了很疲惫,53岁的刘敬业(化名)还是没有回家,而是轻车熟路地走进了那家他经常光顾的彩票投注站。他按照自己事先写在纸上的几组数字,买了10注双色球,共20块钱。他每月都会拿出几百块买彩票。
“中了5块钱,不错。”开奖那天,他高兴地说。对于他这样的铁杆彩民来说,这种最少几块、最多几百块的小奖已是家常便饭,但是真正的大奖却从未见过,用他的说法是“好几次就差一个数,擦肩而过”。
老刘作为“知青”从农村返城之后,就一直在国营工厂工作。妻子已经退休,女儿在电信公司工作,刘敬业在下班之余的唯一乐趣就是研究彩票。他有自己专门的“研究设备”——一张两开大的纸、卡西欧的计算器、德国施德楼牌圆珠笔。先说那张纸,记者看到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从第一期到现在的各期中奖号码,还有我的计算结果”,折痕的部分已经破烂,妻子将这张纸戏称为“圣旨”,“很贵重的,他不让别人动,有一次我生气就把他那‘圣旨’给撕了,他不声不响地又去买了一张纸,把那些数字重新抄在上面。”妻子苦笑地说。
至于为什么必须要卡西欧的计算器和施德楼的圆珠笔,老刘解释说:“计算器是因为用顺手了,闭着眼睛都会按加减乘除;那个德国笔很顺,数字写得再密也不会划破纸。”
于是,有很多个下班后的夜晚,老刘就在那张大纸上进行着他的彩票号码研究,他觉得虽然是电脑随机摇号,但一定会有某种规律。在记者的百般劝说下,他透露了部分“研究成果”:“你看,把这三期中奖号码的前三个数相加,得到一个两位数,再把这个两位数的两个数字相加,一直加下去,直到结果变成一个一位数,就是下面那期中奖号码的第一个数字。”当记者怀疑说这只是巧合的时候,他仍坚持说:“那你不能说它没有规律。”用彩民的话讲,老刘属于“技术型彩民”。
老刘计算出的某些规律极其复杂,甚至要用到公差、平均数、积商等等较为复杂的数学运算公式,一个结果要通过加减乘除很多道计算,“他都快成陈景润了,考大学时他要是这么用功至于当一辈子工人么,”妻子打趣说,“他也不理我,整天就在那算那些东西。起初,我很生气,好几次撕了他的纸,我觉得这人简直是走火入魔了,可是后来一想,原来我们都是忙孩子的事情,现在孩子工作也稳定了,我们就不知该干吗了。他这么大年纪,不玩、不赌、不抽烟、不喝酒的,喜欢算就算吧。反正我管钱,他翻不了天。”
从法庭庭长,到彩票囚徒
在同一个城市里,有着很多身份不同却爱好相同的人,张志发(化名)就是老刘的“同道中人”。
退休前,老张是该市某区法院的某庭庭长,女儿在公安局工作,“一家子公务员,什么都不缺,但谁知道他退休后竟然迷上了玩这个。”老张的女儿对记者说,前一天,老张刚刚把几条硬包中华烟偷偷塞给她,说那是国庆节期间朋友送他的,想让女儿帮他把烟卖掉,换钱去买彩票,之所以偷偷,是怕妻子发现会吵架。
老张每天都至少要在彩票投注站“泡”上四五个小时,他的玩法比刘敬业更为“凶猛”,经常是同一组号码,买几十注,这与河南安阳买88注中3.6亿的案例极其相似,不同的是,老张从未中过什么大奖,最多几千块。
由于买得入迷,他往往会将一个月四五千块的退休金全部用光,“为了这个我妈没少和他吵架,他甚至向家里保姆借钱买彩票,”但女儿的话锋一转,“不过有时我们也有点理解他,从前在单位发号施令、前呼后拥的,现在退下来他觉得很冷清,用时髦话讲,他买的不是彩票,是寂寞。只要他不会太走火入魔,我们也就随他了。”
据北京大学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以下简称“彩研所”)执行所长、彩票研究专家王薛红估计,中国的彩民数量有2亿,其中问题彩民的比例约为2%～3%。而像刘敬业和张志发这样的故事,只是中国数百万甚至上亿个家庭中每日都在上演的生活故事而已。
广州出租车司机李慧颖在谈起巨奖时很开心:“那么多钱,买栋别墅再买辆车,把有钱人的标牌都补齐了,别说让我中奖,想想都很开心。”巨奖天降,这种美丽的梦确实对都市中焦虑的心灵有着无比强大的抚慰作用。这或许是彩票投注站点人头攒动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彩票研究专家王薛红认为,彩民可以分作“中奖型”、“娱乐型”、“偶然型”等几种类型,而她估计“中奖型”彩民所占比例最大,应该有8成。“彩民多为中低收入群体,他们渴望通过中奖来改变自身命运。”王薛红说。
彩票业,应对质疑时的捉襟见肘
此次河南安阳3.6亿巨奖的从天而降,引发了很多彩民、甚至非彩民的极大关注。像中国近来年的多数公共性事件一样,网络成了愤怒与质疑的最先突破口。很多网民对3.6亿巨奖的第一反应就是:有假。
首先,有网友根据前后两则新闻中的矛盾,质疑彩票票面上所写的“梅园庄建行楼下”与新闻中所说的“编号为41050075号的福彩投注站”地址不符,前后矛盾。
随后,又有网友对若干次大奖领奖者的照片进行比对,发现墨镜、帽子、口罩的组合方式惊人地相似,疑为有人刻意导演,该人并非真实的中奖者,或另有隐情。
诸如此类对于蛛丝马迹的怀疑之声不绝于网络。但这些声音仅仅是对一些细节的怀疑,对彩票发行本身并无诋毁或颠覆之意,而国内影响力最大的网络社区——天涯——上的一页帖子,却成了众多彩民与网民竞相阅读、转载的文字。
今年6月的新闻显示,黑客入侵了深圳福彩中心的电脑系统,篡改彩票数据,欲诈骗3305万元大奖。网名为“wyg021”、自称业内人士的发帖人认为,这种说法只是福彩中心在媒体上发布的新闻通稿。他认为深圳的双色球结果是内定的,但由于新来的程序员错误地领会了北京中国福彩中心的意思,而将中一注错误操作为中5注。最终,只好以黑客篡改电脑结果的方式,宣布深圳该注中奖彩票无效。
发帖人在帖子中特别指出:“报纸上看到谁中大奖、怎么领奖、得奖感言的报道,都是福彩中心花钱投放的广告,俗称‘新闻通稿’,按广告版面费用按月结账。”
记者始终无法联系上这个发帖人,其真实身份与言论的真实性也无从考证。但多数媒体均开设彩票专版的确是事实,房地产版面的收入当然来自房地产广告,那么就此推测彩票版面的广告也来自彩票广告。
该事件发生时,福彩中心的确在明知中奖结果存在问题的情况下,依然通过媒体寻找弃奖者。案情水落石出之后,福彩中心对“欺骗媒体”的解释是:为了配合公安机关破案。
而中国彩民对于彩票的最成功的一次打假行为,是在2004年。当年2月,热心彩民发现,双色球2004009期的摇奖视频有作假嫌疑。随后福彩中心的解释是,由于摇奖时负责拍摄特写镜头的摄像机出了问题,所以进行了补拍,导致画面出现了明显的不一致。这则新闻入选网民评出的“中国彩票十大黑镜头”。
面对彩民与网民的质疑与批判,彩票发行机构显得有些捉襟见肘,总是在事后舆论的四面楚歌中才扭扭捏捏地公布一些“真相”出来,如果彩民不问,您就不说了?
彩票的公正性如何保证
北大彩研所王薛红博士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先反问了记者一个问题:“3.6亿都已经领走了,按理说这事情就应该结束了,但社会和媒体依然关注度不减,这说明了什么?”
王薛红是我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内华达大学(雷诺)商学院博彩管理专业、并回国专门从事博彩问题研究的专家。她所在的彩研所如今也开设了彩票研究专业,并招收研究生。
王薛红认为中国彩票发行最大的问题是透明度、公开度不够,“媒体的关注还应该更多。这个3.6亿巨奖已经领走了,大家还是不放过,因为信息没有足够地公开。”
对于充斥网络的对巨奖真实性的质疑之声,王薛红认为:“彩民的质疑是可以理解的,奖虽然领走了,但并不代表彩票业就没有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彩票发行和摇奖机构的电脑等设备的安全性、真实性和随机性进行检测,但至今也没有制定出一个正式的检测标准。没有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也没有通过正式的检测标准来检测,彩票发行机构用什么来证明摇奖结果的真实性呢?”无法证明,也就无法平息彩民们的质疑与声讨。
2005年,王薛红带领下的彩研所就已经研制出了整套的彩票摇奖机随机性检测标准。“欧美的标准是5项或7项,但我们这套标准是9项。如果使用我们这个标准的话,可以说,我国的彩票摇奖机无疑将是世界上公平性最好的摇奖机之一。”但至今,这套标准还只是束之高阁的研究成果,无人问津。“彩票发行机构没有自愿要求检测,而彩票发行的监管机构也没有要求检测,双方都不谈,还是没人用。”对此,王薛红非常无奈。
当记者提起像刘敬业一样的“技术型彩民”时,王薛红认为,如果摇奖机的随机性可以通过检测得到确认,那么这些“技术型彩民”掌握的所谓的“技术”是完全不存在的,“因为每一次的摇奖结果都是随机的,与上一次没有任何关系”。
刘敬业在得知安阳的3.6亿巨奖时,也曾经怀疑过:“同号码连买88注,怎么会那么巧呢?”但他觉得,能够对一注号码有如此信心的人,要么也是像自己一样埋头研究规律的“技术型彩民”,要么就是奖的真实性真的有问题。
媒体与彩票的暧昧史
与所有行业一样,彩票业的发展也与媒体有着纠缠不清的暧昧关系。
此次巨奖诞生之后,人民网的网上民意调查显示,有71.8%的投票者认为“彩王显身再成社会热点”是“媒体借机炒作”的结果。媒体在彩票问题中的作用,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著名评论人江晓原在《报纸的良心──以彩票中奖预测为例》一文中写道:“彩民收入本来就低,还要额外支出去博彩,这已经有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味道了,偏偏报纸还要去误导他们,将纯粹是投机行为的博彩美化成“投资”,引诱他们耗费时间和金钱买报买书去研究‘预测’,进一步增加博彩支出。”
记者翻开2009年11月5日《新快报》B15版“金钱豹·福彩”版,看到了这样的文字:单双、大小、生肖、波色、七码全中!跟了就中!下期再推两肖劲料!如您的服务到期,请您及时转账并告之我们!——这是上期我们发给会员的短信。多名会员发来短信祝贺。手机尾数为2538会员发来“我都不敢相信了!您们的生肖料太准了!”手机尾数为9537会员发来了“你们七码料真的很准。我连中两期,谢谢!”显然,这是一种带有中奖号码预测性质的收费服务。
彩票专家王薛红认为,自从今年7月1日《彩票管理条例》实施之后,媒体对彩票的报道应当有所规范。“如果是广告,那么应当符合《广告法》,如果是普及彩票知识的内容可以,但如果是预测性质的,显然是有问题的。”
彩民对彩票的“越骂越买”的心理怪圈固然不正常,但是如果彩票发行机构自身可以更规范,彩票宣传媒体可以不再充当算命先生,彩民们或许不会那么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