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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餐员、保洁员、维修工、网约厨师、保健医师、网约车司机……“网约工”已经形成一种新的就业形态，然而，这一群体一直处于劳动权益保障的灰色地带。
没有社会保险，不签劳动合同，整日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网约工”，每天在社会上刷着“存在感”，却在权益保护上成了“隐形人”。
互联网从业平台门槛低，入行容易，但并不意味着入行后就一帆风顺。
外卖送餐员刘明强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做了“外卖小哥”之后，自己对时间的感知尤为敏感，说“分秒必争”毫不为过。
“时间就是金钱，较高的准时率是对我们这个行业的基本要求，平台要求我们的准时率要达到98%以上，如果由于自己的原因耽误了时间，就会被罚钱，准时率太低到了月底就不达标，工资就要被扣一部分。”
穿梭在街头巷尾，经常一闪而过的外卖小哥，除了炫酷的外形，内心的辛酸也不少。
2017年6月，刘明强骑电动车送餐，在路口转弯时为躲闪行人而不慎摔倒，造成踝骨骨折，住院花费7000多元。
刘明强就职的公司是某外卖公司在南京的外包公司，他从未与公司签过劳动合同，公司也没有给他缴纳“五险一金”。只是在刚入职时，公司为其买了一份意外险，最终他只获得了这份保险的理赔款。
业内人士表示，在很多人眼中，外卖小哥是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的员工，但实际上，外卖小哥并不属于这些网络公司，而是由配送公司进行管理。
北京的网约车司机王霖也有一肚子苦水。2017年底，王霖因为劝阻乘客吸烟双方发生争执，临下车时乘客不但不支付车费，还将满满一瓶可乐倾倒在王霖车内，下车时还掰坏了倒车镜。
“当时大概半夜一点多钟，他们两个人，好汉不吃眼前亏吧，我也没敢上前理论，只得眼睁睁看着。”王霖说，打车费、倒车镜维修费加上车内物品清洗费一共是2500多元。
第二天，王霖将乘客逃单、损坏车辆的情况上报给网约车平台客服，客服声称会及时联系上报处理，但时至今日，仍没有任何消息，对车辆受损一事也并未给出处理意见。
王霖对《民生周刊》记者说：“最初做网约车司机就是图自由，多劳多得，所以，有时候吃点亏就认了，但真的摊上事儿，想依靠平台的时候，就是两眼一抹黑，平台也帮不上你。”
值得注意的是，王霖和刘明强一样，都没有和网约平台签订劳动合同，平台也没有给他们购买社会保险。
在北京一家家政中心工作的秦凤莲，一直想找一份能给自己缴纳“五险一金”的工作，但由于自己学历低、技能有限，也只好在家政公司做一些保洁、护理方面的工作。
秦凤莲说：“看着人家年轻人真羡慕，五险一金都给上齐，各种福利保障都有，这工作起来也踏实啊。我们不行的，老板只给买了一份人身意外险，因为有时候爬高擦玻璃还是有危险的。”
胡俊刚过完49岁的生日，在“网约工”群体里，他是一个多面手。
“年轻时做过几年木匠，还跟着施工队做过泥瓦匠，后来开过餐馆做了几天厨子，再后来又学会了开车，艺多不压身！”胡俊提起自己的经历，一脸得意。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发展，“网约工”的形式在不断推陈出新，胡俊也在其中找到了施展本事的平台。
“论学历，咱不行，但论能干的工种，还真不少，网上提供的工作干都干不完。”胡俊说。
最忙的时候，胡俊一天可以在3份职业间转换。早上开几个小时的网约车，10点过后接几个外卖的单，下午时间充裕还可以接一个上门维修的活，一天下来三四百块钱的收入，对于胡俊来说已是心满意足。
在胡俊看来，这种自由是每天坐在办公室的上班族享受不到的。
当然，任何自由都是有代价的，因为不用坐班，劳动时间和地点不固定，加上人员流动性较大，“网约工”与网约平台之间的劳动关系就变得模糊起来。
胡俊对《民生周刊》记者说，“网约工”多数都是临时工，流动性很大。今天入职了，可能做几天不高兴就走了，各个平台也不可能给缴纳“五险一金”。
北京某家政公司负责人坦言，“网约工”流动性很大，灵活性较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有的人同时做着多份工作，平台或公司为其缴纳“五险一金”也不现实。但是，多数网约平台都会为他们购买人身意外险。
社会学专家马坤表示，共享经济下，“公司 员工”的方式逐渐被“平台 个人”的方式所替代，而新的问题与矛盾也由此产生。
像送餐、保洁、保健、维修等工种，入职和离职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用形象一点的话说，“网约工”事实上是处在一种“U盘化生存”的状态，可以“即插即拔”。
马坤说，一个网约车司机可以在多个平台注册，甚至可以上午开网约车，下午去送外賣，如果技能多，晚上还可以当个网约厨师。
新业态带给劳动者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很高。这样，“网约工”与用人机构的劳动关系就变得难以认定。
在国内，传统的劳动关系要么签订标准的劳动合同，要么属于非劳动关系，非黑即白，两者之间没有过渡地带。但现实中，“网约工”和平台之间的关系，既有一定的劳动关系，但又有别于传统的劳动关系。
中国目前还没有像德国一样，在法律层面规定一种“类似劳动关系”的形式。所以，这也使得“网约工”群体存在权益保障的盲区。
（文中受访网约工均为化名。）
没有社会保险，不签劳动合同，整日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网约工”，每天在社会上刷着“存在感”，却在权益保护上成了“隐形人”。
只有一份意外险
互联网从业平台门槛低，入行容易，但并不意味着入行后就一帆风顺。
外卖送餐员刘明强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做了“外卖小哥”之后，自己对时间的感知尤为敏感，说“分秒必争”毫不为过。
“时间就是金钱，较高的准时率是对我们这个行业的基本要求，平台要求我们的准时率要达到98%以上，如果由于自己的原因耽误了时间，就会被罚钱，准时率太低到了月底就不达标，工资就要被扣一部分。”
穿梭在街头巷尾，经常一闪而过的外卖小哥，除了炫酷的外形，内心的辛酸也不少。
2017年6月，刘明强骑电动车送餐，在路口转弯时为躲闪行人而不慎摔倒，造成踝骨骨折，住院花费7000多元。
刘明强就职的公司是某外卖公司在南京的外包公司，他从未与公司签过劳动合同，公司也没有给他缴纳“五险一金”。只是在刚入职时，公司为其买了一份意外险，最终他只获得了这份保险的理赔款。
业内人士表示，在很多人眼中，外卖小哥是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的员工，但实际上，外卖小哥并不属于这些网络公司，而是由配送公司进行管理。
北京的网约车司机王霖也有一肚子苦水。2017年底，王霖因为劝阻乘客吸烟双方发生争执，临下车时乘客不但不支付车费，还将满满一瓶可乐倾倒在王霖车内，下车时还掰坏了倒车镜。
“当时大概半夜一点多钟，他们两个人，好汉不吃眼前亏吧，我也没敢上前理论，只得眼睁睁看着。”王霖说，打车费、倒车镜维修费加上车内物品清洗费一共是2500多元。
第二天，王霖将乘客逃单、损坏车辆的情况上报给网约车平台客服，客服声称会及时联系上报处理，但时至今日，仍没有任何消息，对车辆受损一事也并未给出处理意见。
王霖对《民生周刊》记者说：“最初做网约车司机就是图自由，多劳多得，所以，有时候吃点亏就认了，但真的摊上事儿，想依靠平台的时候，就是两眼一抹黑，平台也帮不上你。”
值得注意的是，王霖和刘明强一样，都没有和网约平台签订劳动合同，平台也没有给他们购买社会保险。
在北京一家家政中心工作的秦凤莲，一直想找一份能给自己缴纳“五险一金”的工作，但由于自己学历低、技能有限，也只好在家政公司做一些保洁、护理方面的工作。
秦凤莲说：“看着人家年轻人真羡慕，五险一金都给上齐，各种福利保障都有，这工作起来也踏实啊。我们不行的，老板只给买了一份人身意外险，因为有时候爬高擦玻璃还是有危险的。”
类似劳动关系
胡俊刚过完49岁的生日，在“网约工”群体里，他是一个多面手。
“年轻时做过几年木匠，还跟着施工队做过泥瓦匠，后来开过餐馆做了几天厨子，再后来又学会了开车，艺多不压身！”胡俊提起自己的经历，一脸得意。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发展，“网约工”的形式在不断推陈出新，胡俊也在其中找到了施展本事的平台。
“论学历，咱不行，但论能干的工种，还真不少，网上提供的工作干都干不完。”胡俊说。
最忙的时候，胡俊一天可以在3份职业间转换。早上开几个小时的网约车，10点过后接几个外卖的单，下午时间充裕还可以接一个上门维修的活，一天下来三四百块钱的收入，对于胡俊来说已是心满意足。
在胡俊看来，这种自由是每天坐在办公室的上班族享受不到的。
当然，任何自由都是有代价的，因为不用坐班，劳动时间和地点不固定，加上人员流动性较大，“网约工”与网约平台之间的劳动关系就变得模糊起来。
胡俊对《民生周刊》记者说，“网约工”多数都是临时工，流动性很大。今天入职了，可能做几天不高兴就走了，各个平台也不可能给缴纳“五险一金”。
北京某家政公司负责人坦言，“网约工”流动性很大，灵活性较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有的人同时做着多份工作，平台或公司为其缴纳“五险一金”也不现实。但是，多数网约平台都会为他们购买人身意外险。
社会学专家马坤表示，共享经济下，“公司 员工”的方式逐渐被“平台 个人”的方式所替代，而新的问题与矛盾也由此产生。
像送餐、保洁、保健、维修等工种，入职和离职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用形象一点的话说，“网约工”事实上是处在一种“U盘化生存”的状态，可以“即插即拔”。
马坤说，一个网约车司机可以在多个平台注册，甚至可以上午开网约车，下午去送外賣，如果技能多，晚上还可以当个网约厨师。
新业态带给劳动者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很高。这样，“网约工”与用人机构的劳动关系就变得难以认定。
在国内，传统的劳动关系要么签订标准的劳动合同，要么属于非劳动关系，非黑即白，两者之间没有过渡地带。但现实中，“网约工”和平台之间的关系，既有一定的劳动关系，但又有别于传统的劳动关系。
中国目前还没有像德国一样，在法律层面规定一种“类似劳动关系”的形式。所以，这也使得“网约工”群体存在权益保障的盲区。
（文中受访网约工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