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中，“从政”仍葆“中国文人”本色者，无一不成为悲剧的主角。
　　三闾大夫屈原是领衔人，司马迁的从政更可悲，“史官”，不知是几品，那悲惨的遭际，可让千古扼腕！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史上的双星座，一个病死旅途，一个饿死小船。豪气千云霄的壮歌《赤壁怀古·大江东去》的作者，本来是个才绝千古、艺冠百世的拔尖冒顶的“中国文人”，他还幻想当当统帅，玩玩提掣千军，戎马倥偬的武艺。偏偏两“相”不落好。王安石变法，他不满，受贬谪；司马光取安石而代之，彻底否定安石的一切，他也不满，又受贬谪。何苦来哉？
　　按《读书》第八期所载《最是文人有自由》作者的设想，苏轼该学会白居易的一套两手准备：“时之来也，如云龙，如鲲鹏，勃兮突兮，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如雾豹，如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大丈夫出处而不得哉”。(《与元九书》)也就是上文作者的新策：“放松人生”。
　　然而，“放松”谈何容易？白居易对元九讲得头头是道，振振有词，当真正必须他“奉身而退”时他能“放松”吗？能甘心吗？“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比较而言，他比李白、杜甫、苏轼 命运好过百倍了，但他毕竟不甘“作闲人”才牢骚满腹地吼叫、怨憎“朝廷——雇我作闲人！”
　　再说苏轼不汲取受安石冤滴的教训，司马光上台他偏偏还是要上书。他正是英国谚语说的：“即使对魔鬼也得公道”的人。我理解这“公道”，实质上就是“实事求是”。
　　再看看李白、杜甫、白居易的遭际，与苏轼同样属于悲剧主角。他们的共性，我以为正是“中国文人特有的性格”：不在其位，偏谋其政。手中无权，偏爱管闲事。只讲公道，不讲权术。只想为别人辩护，不想对自己保护。司马迁的主要“罪过”是替李陵辩护，真的“吃饱了撑的！”韩愈、柳宗元的许多传世之作，无一不是抒泄从政之后的愤懑。然而篇篇诗文，都洋溢着“中国文人”的正气、骨气、豪气与“浩然之气”。我坚信，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中国文人”特有的骨气，才有了彪炳千古、辉耀寰宇的中国文化。绝大多数真正的“中国文人”，虽受凌辱与迫害而不悔，永远是胸怀坦荡，言行一致，从政则耿介廉正，议政则畅说无隐，文化批判则实事求是，进学考工以求的只是真理(虽然有不少确实是“自言自语”亦即自以为是的“真理”)。从这点上说，“中国文人”正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中国人民的骄傲！“中国文人”为了“引发道德的愤慨”“或在引发政治家的思考”的这种激情是无比珍贵的品格，无比高尚的品质，无与伦比的品德——真真正正切切实实地“先天下之忧而忧”！而且“九死而无悔！”
　　如果一定要“中国文人”们永远清楚知道自己“只是社会的影子”。笔者不敏，以为这么说，如若不是愤懑至极的冷讽便是颓唐过分的自嘲(有点儿阿Q味儿)。
　　当然，你有权利说：“没有《诗经》，西周奴隶社会照样解体；没有《史记》，两个大汉王朝照样持续四百四十年；没有李白与杜甫，照样会有李隆基的‘开天盛世日’；没有《红楼梦》，照样会有大清帝国的版图扩大，还照样会有《四库全书》的编纂，没有鲁迅、沫若以及胡适等等，中国照样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
　　可是，你不能不承认正直的“中国文人”实在是中国的喉舌。没有“中国文人”，只能留下个“无声的中国”。(鲁迅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