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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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实行"关中本位"制度,以中县道为统治中心,新地、故徼地区以及徼中普通县道等边缘地区与中县道之间的人口往来受到一定限制。同时,秦在不受重视的边缘地区也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且区分十分细密。具体而言,秦不但将新地纳入全国统一管辖,而且鉴于新地入秦时间短、反秦情绪强烈,对新地吏与新黔首实施了保障权益、减轻处罚、减免义务等优待措施,以强化对新地的统治。故徼虽然已经不是秦的边徼,但秦仍以非法越过故徼作为认定"邦亡"的依据,并对故徼地区实行了强化惩罚力度等较新地、徼中普通县道而言更为严苛的统治措施。秦对这些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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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吉林长春130012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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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岳麓秦简所见诉讼史料的整理与研究”(101832018C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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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实行"关中本位"制度,以中县道为统治中心,新地、故徼地区以及徼中普通县道等边缘地区与中县道之间的人口往来受到一定限制。同时,秦在不受重视的边缘地区也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且区分十分细密。具体而言,秦不但将新地纳入全国统一管辖,而且鉴于新地入秦时间短、反秦情绪强烈,对新地吏与新黔首实施了保障权益、减轻处罚、减免义务等优待措施,以强化对新地的统治。故徼虽然已经不是秦的边徼,但秦仍以非法越过故徼作为认定"邦亡"的依据,并对故徼地区实行了强化惩罚力度等较新地、徼中普通县道而言更为严苛的统治措施。秦对这些边缘地区的统治,正是针对先秦以来形成的、从中央到地方重要性递减的"圈层化"模式,做出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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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1898年,苏丹萨瓦金和埃及边疆省的英埃当局利用自身优势持续地引发粮食短缺,试图"饿死马赫迪叛乱"并重新征服苏丹。马赫迪国家采取各种手段积极因应,对外通过走私、袭扰、战争等手段突破封锁,对内通过控制土地和粮食资源分配统驭民众和军队,但整体上处于劣势。从实际效果看,英埃当局在北方尼罗河流域被动的粮食战争有效地遏制了马赫迪军队的进攻,在东部红海山区积极发动的粮食战争却因为当地盟友和英国海军的不配合半途而废。马赫迪国家的覆灭和英埃当局(1898-1956)的建立一定程度上都是粮食危机的发展结果,萨
20世纪60年代,"大屠杀"话语的传播引发了美国犹太人对族群命运的担忧。在"六日战争"前,面对阿拉伯国家的反犹宣传及其对以色列的重重围困,美国犹太人担心"再次大屠杀"会发生,从而促使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生存产生深度忧虑。美国犹太社团逐渐把维护以色列的特殊利益和争取美国社会对以色列的同情与支持,作为游说活动的主要目标。美国犹太游说组织通过舆论引导、公开呼吁、经济动员等方式积极进行游说。"六日战争"后,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特殊关系迅速发展。美国犹太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显著提升,并自觉地将以色列
叙事主义历史哲学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叙事,但是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作为非事件史学的代表对此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本文在梳理不同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试图证明《地中海》亦属于叙事的范畴。首先,《地中海》在采用多种辞格的情况下呈现出一种圆形叙事结构,但是由于这种叙事风格的解读未能与内容分析相结合,所以挑战仍然存在;其次,《地中海》凭借新式历史话语大体上实现了总体史学、结构史学和问题史学的主张;最后,利科的历史叙事理论可以将以上两种分析结合起来,并且在该书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情节线索。它有助于打
东京审判作为与中国近代史、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历史记忆息息相关的重要事件,引起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无论与纽伦堡审判的对比研究,还是兼及盟国境内其他审判的综合性研究;无论东京审判相关史料收集、整理与出版,还是从历史学与国际法角度的学术探讨,都反映了不同时期国际关系、时代环境对东京审判研究的影响与制约。随着东京审判外文史料的公开与出版,如何充分利用这些丰富的外文史料,进一步拓宽研究思路和研究领域,不断汲取外国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加强中外学者的对话和开展"共同研究",或将是东京审判研究的一个发展方
南京国民政府肇建后,为加强集权和国家统一,提升其治理能力与水平,采取了系列改革运动,但仍无力消弭经济衰败和社会秩序混乱状况。因之各种社会犯罪事件迭起,监所人满为患成为常态。据冯客研究,由于人犯数量逐增,监狱建设并不能和刑事犯罪增速同步,所以“民国时期监狱过度拥挤是刑罚系统最为严重的问题”(冯客著,徐有威等译,潘兴明校:《近代中国的犯罪、惩罚与监狱》。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页)。
2019年9月26-28日,《史学月刊》编辑部与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以“时代变革与制度”为主题,联合主办了“第三届新史学青年论坛”。此次论坛得到广大青年学者的积极响应,共收到征文340多篇,因受会议规模限制,最终遴选59篇论文的作者参会。与会论文作者分布在海内外37所高校和科研院所,议题涵盖了中国与外国、传统与现代的政治、财政经济、军事文化等相关制度的革新,兹择要介绍。
谈到两汉教育,人们自然会想起"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想起那"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的官私儒学。在这种思维定式的潜在束缚下,两汉律学教育究竟走过怎样的历程,似乎还没有得到很好梳理。考虑到律学教育在法治进程中的基础地位和引领作用,同时又是两汉教育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问题是值得深究的。本文打算通过历史文本的剥茧抽丝,努力厘清两汉律学教育的实的实际形态,揭示其演进轨迹,以期纠正当代法史研究中似是而非的一些说法,还原两汉学术史的真实镜像。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共同秉赋,是心理状态、价值观念和思维旨趣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灵魂。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华民族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国人鉴于民族精神丧失而提出了"陶铸国魂"问题。20世纪初的"陶铸国魂"话语,是适应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和世界发展大势而进行的民族精神构建,故它必然以反思中国历史传统为特征,以改造国民性为手段,以建构民族国家而实现民族复兴为目标。
中国的民族虽然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是一个"自发"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国的民族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据郝时远研究,中国古代汉语中虽然有"民族"一词,但"就其含义而言,既指宗族之属,又指华夷之别"(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第63页),与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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