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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六十年,我所感受到的最大变化,是大众对民乐的热爱越来越强烈了。
——民乐教师李建国
“我还未出生父母就取好了这个名字”
“我出生于1954年,正赶上庆祝建国五周年,而我的生日又恰巧在十月份,因此就取名为‘建国’了!”采访开始时,李建国老师就兴致勃勃地介绍起了名字的由来。“其实,我还未出生时,父母就给我取好了这个名字。”
从一个热爱民乐的孩子到现在的国家级民乐演奏员,这条路走了五十年。在这几十年中,他从基本乐理入门到熟练演奏上百上千首曲子,学遍了自己所能学到的乐器:竹笛、口琴、柳琴、吉他、圆号……还有他演奏时最拿手的琵琶和中阮。虽然已是国家级民乐演奏员,但他仍在学习。他有幸得到了中国音乐学院琵琶演奏家刘德海的悉心指点,从而在业务上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而在这六十年间,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文化百花园中,百花齐放,多元发展,中国民乐以它优雅、古典的姿态重新回归大众的视线。
“一波三折的学艺之路,让我更加懂得珍惜”
因为家里的亲戚是专业民乐乐师,所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年仅6岁的李建国就在家人的支持下开始逐渐接触音乐,优美的旋律和节奏让他备感快乐和喜悦。
“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只能学习竹笛、柳琴、口琴等简单的乐器。上小学时,我开始在宣传队和联欢会独奏,或者在乐队里演奏,主要演奏《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红色娘子军》等红色革命歌曲。”在“文革”时期,文艺园地一花独放,但是他心中对音乐的热爱之火并没有熄灭。一次,京剧团在京招收演奏员,李建国以一首笛子独奏《大红枣》赢得了进入专业文艺团体的机会。1994年,他首次独立创作的晚会组曲荣获了“北京市庆祝建国45周年荣誉文艺作品创新奖”。这期间,在和专业演奏员学习和切磋中,他又开始练习其他弹拨乐器,并逐渐接触西洋乐器吉他和圆号等,之后,他又凭着高超的演奏水平进入歌舞团做乐手。但是文艺团体的不景气也曾让他备感失落,用他的话说,乐手总是在漂泊中寻找自我的价值。
直到90年代初,李建国才逐渐找到了一个平衡点。那时,流行音乐的走俏让很多人都为之沉醉和迷恋,但仍有一部分人由衷地喜爱传统民乐,为此各大活动中心都开设了此类课程以满足人们的学习需要。正所谓“时间能证明一切”,李建国和其他民乐老师在教授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前来学习的学生在不经意间增多了不少,这也坚定了他一直坚持民乐教学的信心。之后,在各大少年宫和文化馆经常能看到李建国的身影,从事琵琶、中阮等民乐教学,出任各大民乐赛评委,成了他的日常工作。他曾任大观园女子乐坊指挥和艺术总监,加入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北京音乐家协会以及专业的琵琶、中阮委员会,更让他在音乐上收获了以前未曾获得的成就感,他还获得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全国民族乐器演奏水平考级委员会、北京市第二届至第六届少儿民族乐器独奏比赛的优秀指导教师、优秀教师奖等称号。
“民乐的发展和祖国的繁荣密不可分”
李建国表示,从做学生,到如今教授学生,自己在身份发生转折的同时,民乐教学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是学生弹奏或者吹奏,老师在一旁指点,而现在却是以基本功的培养为重点,包括乐理的教学、文艺情感的培养和熏陶等。”
教学近二十年,他感到以前热衷于民乐学习的人很少,但是现在大众对民乐的热爱与日俱增,大众对民族音乐的热爱越来越强烈,民乐普及到千家万户。其中的原因在于大众越来越注重审美情趣、艺术情操的培养。
作为民乐老师,李建国在业余时间里也经常欣赏各类音乐。他认为,一个乐手要在爱好和兴趣的基础上学好乐理,高水平的乐手则应该更加重视艺术修养的培养,音乐中的各种元素是相融的,比如,中阮的节奏和旋律完全可以融入到吉他中,中西方的融合点也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在教授民乐这几年中,李建国并不把这当作谋生的手段,更多的是一种对音乐艺术的追求。
——民乐教师李建国
“我还未出生父母就取好了这个名字”
“我出生于1954年,正赶上庆祝建国五周年,而我的生日又恰巧在十月份,因此就取名为‘建国’了!”采访开始时,李建国老师就兴致勃勃地介绍起了名字的由来。“其实,我还未出生时,父母就给我取好了这个名字。”
从一个热爱民乐的孩子到现在的国家级民乐演奏员,这条路走了五十年。在这几十年中,他从基本乐理入门到熟练演奏上百上千首曲子,学遍了自己所能学到的乐器:竹笛、口琴、柳琴、吉他、圆号……还有他演奏时最拿手的琵琶和中阮。虽然已是国家级民乐演奏员,但他仍在学习。他有幸得到了中国音乐学院琵琶演奏家刘德海的悉心指点,从而在业务上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而在这六十年间,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文化百花园中,百花齐放,多元发展,中国民乐以它优雅、古典的姿态重新回归大众的视线。
“一波三折的学艺之路,让我更加懂得珍惜”
因为家里的亲戚是专业民乐乐师,所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年仅6岁的李建国就在家人的支持下开始逐渐接触音乐,优美的旋律和节奏让他备感快乐和喜悦。
“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只能学习竹笛、柳琴、口琴等简单的乐器。上小学时,我开始在宣传队和联欢会独奏,或者在乐队里演奏,主要演奏《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红色娘子军》等红色革命歌曲。”在“文革”时期,文艺园地一花独放,但是他心中对音乐的热爱之火并没有熄灭。一次,京剧团在京招收演奏员,李建国以一首笛子独奏《大红枣》赢得了进入专业文艺团体的机会。1994年,他首次独立创作的晚会组曲荣获了“北京市庆祝建国45周年荣誉文艺作品创新奖”。这期间,在和专业演奏员学习和切磋中,他又开始练习其他弹拨乐器,并逐渐接触西洋乐器吉他和圆号等,之后,他又凭着高超的演奏水平进入歌舞团做乐手。但是文艺团体的不景气也曾让他备感失落,用他的话说,乐手总是在漂泊中寻找自我的价值。
直到90年代初,李建国才逐渐找到了一个平衡点。那时,流行音乐的走俏让很多人都为之沉醉和迷恋,但仍有一部分人由衷地喜爱传统民乐,为此各大活动中心都开设了此类课程以满足人们的学习需要。正所谓“时间能证明一切”,李建国和其他民乐老师在教授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前来学习的学生在不经意间增多了不少,这也坚定了他一直坚持民乐教学的信心。之后,在各大少年宫和文化馆经常能看到李建国的身影,从事琵琶、中阮等民乐教学,出任各大民乐赛评委,成了他的日常工作。他曾任大观园女子乐坊指挥和艺术总监,加入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北京音乐家协会以及专业的琵琶、中阮委员会,更让他在音乐上收获了以前未曾获得的成就感,他还获得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全国民族乐器演奏水平考级委员会、北京市第二届至第六届少儿民族乐器独奏比赛的优秀指导教师、优秀教师奖等称号。
“民乐的发展和祖国的繁荣密不可分”
李建国表示,从做学生,到如今教授学生,自己在身份发生转折的同时,民乐教学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是学生弹奏或者吹奏,老师在一旁指点,而现在却是以基本功的培养为重点,包括乐理的教学、文艺情感的培养和熏陶等。”
教学近二十年,他感到以前热衷于民乐学习的人很少,但是现在大众对民乐的热爱与日俱增,大众对民族音乐的热爱越来越强烈,民乐普及到千家万户。其中的原因在于大众越来越注重审美情趣、艺术情操的培养。
作为民乐老师,李建国在业余时间里也经常欣赏各类音乐。他认为,一个乐手要在爱好和兴趣的基础上学好乐理,高水平的乐手则应该更加重视艺术修养的培养,音乐中的各种元素是相融的,比如,中阮的节奏和旋律完全可以融入到吉他中,中西方的融合点也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在教授民乐这几年中,李建国并不把这当作谋生的手段,更多的是一种对音乐艺术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