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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拉斯科尔尼科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罪与罚》的主人公。小说中塑造了性格充满矛盾冲突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拉斯科尔尼科夫在杀人犯罪之后因自身的负罪感和道德的鞭挞，经历了内心种种的挣扎之后，选择投案自首，皈依上帝，最终经受磨难、重获精神的新生。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形象在俄罗斯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据重要的地位，至今仍散发出迷人的魅力。本文通过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形象分析，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家的写作意图和小说的主题思想。
关键词： 拉斯科尔尼科夫 《罪与罚》 悲剧 索尼娅 宗教救赎
《罪与罚》是一部优秀的社会心理小说，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风格的成熟。“关于这部小说，陀氏本人认为这是‘一起犯罪的心理报告’”[1]。我们从作品的人物形象方面进行分析，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及作品的主旨。
小说主人公穷苦的大学生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拉斯科尔尼科夫因杀害放高利贷的文官太太阿廖娜·伊凡诺夫娜及同父异母妹妹丽扎维塔·伊凡诺夫娜，而受到良心和道德的谴责与惩罚。作品以此为主要情节线索，深入而广泛地描写了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下层平民走投无路的悲惨命运和资产阶级与封建官僚之间、人民大众与统治阶级之间日渐尖锐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街上热得可怕，又闷又拥挤，到处是石灰、脚手架、砖块、尘土和夏天的恶臭，这是每个没有条件租别墅去避暑的彼得堡人闻惯了的臭味。”[2]“干草市场近在咫尺，妓院鳞次栉比，稠密地聚居在彼得堡中区的这些街道和胡同里的居民们多半是工厂的工人和手艺匠。”[2]与此同时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瞪着眼睛，自私又贪婪，荒淫无度的地主和满身铜臭味的市侩继续为所欲为地过着“上层生活”，甚至不惜用诬陷、诱骗等手段来残害“小人物”……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将19世纪60年代沙俄京城的市井风貌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一
从整体来看，小说人物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阿廖娜·伊万诺夫娜和彼特·彼特洛维奇为代表的上层社会的人；第二类是以拉斯科尔尼科夫和索尼娅为代表的下层贫苦大众；第三类是以波尔菲里·彼特洛维奇为代表的维护法律和社会力量的人。
在书中出现的第一个人物也是全书的主人公穷苦的大学生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拉斯科尔尼科夫，这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形象。一方面，他是傲气、慷慨、善良、有孝心且富有同情心的人道主义者，另一方面他是冷酷无情、麻木不仁、情绪阴晴不定、反复无常、众人眼中的“病人”、“疯子”甚至是“罪犯”。从阶层方面分析，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一名大学生，原来在一所大学教书，后来丢了工作，租住在普拉斯柯维雅·巴甫洛夫娜的一间潮湿阴仄的斗室里，他衣衫褴褛、穷困潦倒，只得靠向高利贷的阿廖娜·伊凡诺夫娜变卖抵押物品，勉强维持生计。拉斯科尔尼科夫正因接受过高等教育，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的见解与思考。然而现实的污浊黑暗与生活的贫穷绝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美好的理想被束之高阁，每天他只是像行尸走肉一般苟活。当他在小酒馆听到军官与一名大学生的谈话：“一方面是一個愚蠢的、不中用的、卑微的、凶恶的和患病的老太婆，谁也不需要她，相反地，她对大家都有害。她自己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活着，而且不久她就会死掉的……另一方面是，利用她的钱来办这一切事情，把她杀死，拿走她的钱，为的是往后利用她的钱来为全人类服务，为大众谋福利。从大众利益的观点看来，这个害肺病的、愚蠢而凶恶的老太婆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呢？不过像只虱子或者蟑螂罢了，而且比它们还不如。”[2]他内心一些隐秘而不为人知的想法就像浪花一样翻涌起来。“他认为，那老太婆过着剥削他人的生活，应消灭她，用她的金钱救济穷人，他是为人道而杀人”[3]。这为接下来拉斯科尔尼科夫杀害阿廖娜·伊凡诺夫娜埋下了伏笔。
二
在小说中贯穿首尾的线索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行为和心理变化，比较明显的“罪人”就是杀害了两个人的拉斯科尔尼科夫，而其中还暗含“恶人”的反面形象，即荒淫无耻的地主斯维里德加伊洛夫及冷酷卑鄙、自私自利的彼特·彼特洛维奇·卢仁这两个人物形象。占全书较大篇幅的“罚”具有多层涵义：一方面指肉体或者说是生理上的“罚”，包括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接到警察局的侦缉、法院的判决及后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另一方面是指他内心或者说是精神上所受的“罚”，即拉斯科尔尼科夫在杀人之后良心上的自我谴责及来自社会道德的鞭挞；结合主人公本身的双重人格来看，主人公在杀人犯罪之后，内心的起伏变化是巨大的，他生活在无法言说而又难以调和的矛盾与痛苦之中，他开始对自己的理论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关于“平凡的人”和“不平凡的人”的理论：“人按照天性法则，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低级的人（平凡的人），也可以说，他们是一种仅为繁殖同类的材料；另一类则是这样的一种人，就是说，具有天禀和才华的人，在当时的社会里能发表新的见解……第一类人就是一种材料，他们大抵都是天生保守、循规蹈矩、活着必须服从而且乐于听命于人……第二类人呢，他们都犯法，都是破坏者，或者想要破坏，根据他们的能量来说这些人的犯罪当然是相对的，而且有很大的差别；在各种不同的声明中，他们绝大多数都要求为着美好的未来而破坏现状。我认为，他能忍心踏过血泊，但这眼看理想的性质和理想的规模……第一类人永远是现代的主人，而第二类人则永远是未来的主人。第一类人维持着这个世界，增加它的数目；而第二类人推进这个世界，引导它走向目标”[2]。在内心无穷无尽的痛苦挣扎过程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经受的不仅仅是内在理想信念与污浊黑暗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还有对母亲普尔赫里雅·亚历山大罗夫娜和妹妹杜涅奇卡的愧疚之情；对谢苗·扎哈雷奇·马美拉多夫一家悲惨命运的惋惜与垂怜；对朋友德米特里·普罗柯费奇·拉祖米兴的信任；对荒淫无耻的地主斯维里德加伊洛夫和上层社会的彼特·彼特洛维奇·卢仁的蔑视……对于拉斯科尔尼科夫来说，如果他放弃抗争，做一个逆来顺受、循规蹈矩的“平凡的人”，那么他的命运将会是另一个“马美拉多夫”，如果不顾一切做一个“不平凡的人”，就必然会犯下更多的罪，无疑是将与卢仁和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这样的人同流合污。他内心的苦恼、无奈与挣扎，无数次将他置身于精神崩溃和绝望的边缘。于是，他选择了逃避，力图避开所有人。“谁智力强，精神旺，谁就是他们的统治者”。“这是典型的超人思想，后来被德国反动哲学家尼采给上升到哲学高度，成为德国法西斯分子和一切帝国主义者进行侵略、掠夺的理论根据”[4]。 三
就在这个艰难的抉择与挣扎过程中，拉斯科尔尼科夫遇到了索尼娅·谢苗诺夫娜。索涅奇卡是马美拉多夫的大女儿，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她甘愿牺牲领了“黄执照”，面对父亲的突然离世，养母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的发疯、去世，人们对她的肆意谩骂与侮辱，她只能默默地承受。从外表来看，索尼娅是一个孱弱而瘦小的姑娘，“一头淡黄色的头发，那张可爱的脸蛋常常显得又苍白又瘦削”[2]，然而她的内心却是坚韧、善良、勇于奉献的。当拉斯科尔尼科夫把他的“秘密”告诉索尼娅的时候，善良的索涅奇卡打心眼里同情罗佳、为罗佳痛苦担忧：“‘多么痛苦啊！’索尼娅迸发出一阵痛苦的号叫……她叫道，一边霍地站了起来，泪水一直没有干过的眼睛突然闪闪放光：‘你立刻就去，现在就走，站在十字街头，双膝跪下，先吻被你玷污的大地，然后向全世界、向四方磕头，对所有的人高声叫喊：“我杀了人！’那么上帝又会使你获得新生。……去受苦赎罪，你应该这样做。”[2]索尼娅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作者把索尼娅塑造为人类苦难的化身，在她身上体现出应该虔诚地相信上帝，承受生活的苦难与不幸，并通过这些痛苦使得内心得以磨炼、灵魂得以净化的理念。在得知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秘密”之后，索尼娅一方面说服他去自首、去服苦役、去赎罪，另一方面对罗佳不离不弃，甘愿同他一道前往西伯利亚，对他忠贞不渝、不离不弃。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索尼娅不但肩负着与彼得堡方面联系的“联络员”，而且密切关注着罗佳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她还热心帮助其他流放犯人，帮他们寄信，为他们治疗精神的疾病和心灵的创伤，那些流放的犯人也被索尼娅的善良所感化：当她到干活的地方去找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时候，或者跟出发去干活的一批囚犯在路上相遇的时候，他们都脱帽向她招呼：“索菲雅·谢苗诺夫娜，妈妈，你是我们的母亲，温柔的、可爱的母亲！……大家都喜欢她对他们微笑，爱看她的步态，回过头来看她怎样走路，夸赞她，甚至夸赞她那瘦小的身材。他们害了病，甚至去找她治疗。”[2]这里，作者力图把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行为归结为抛弃了对上帝的信仰而导致的报应。用索尼娅的话来说：“是因为您离开了上帝，上帝惩罚了您，把您交给了魔鬼。”[2]经过内心痛苦的挣扎和斗争，拉斯科尔尼科夫最终选择了向索尼娅靠拢，“在他的枕头底下放着一本《新约》。他无意识地把它拿了出来”。作者为拉斯科尔尼科夫安排的“新生”之路，实际上就是一条与污浊黑暗现实妥协的道路。作品中体现的宗教思想与整部作品所显示出的强大的批判力量是不相协调的，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索尼娅这人物形象是作者心中宗教理想的体现，这个形象从某种程度来看，略显苍白无力。
全书仅用了一个章节叙述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罪”，用了剩下的第二至第六章包括尾声在内很长的篇幅去写“罚”。小说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罚”的描写体现在各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于代表法律和社会力量的波尔菲里·彼特洛维奇，他通过仔细的观察、逻辑推理和心理分析确定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事实，否定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理论”，使得后者陷入了深深的震撼与恐惧之中，为后来拉斯科尔尼科夫自首埋下伏笔，另一方面是代表上帝与信仰的纯洁化身的索尼娅，她用那直面生活苦难的坚韧与善良及甘愿牺牲、无悔奉献的圣母般纯洁美好的心灵和行动感化了拉斯科尔尼科夫，最终使他去自首和赎罪，再一方面是来自于拉斯科尔尼科夫自身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内心的挣扎与矛盾，最终放弃了自己的“超人”理论，选择赎罪，信仰上帝、接受磨难并走向新生。
四
在艺术特色方面，首先，小说情节富有戏剧性，节奏紧凑、曲折紧张。小说一开头，便介绍了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身世与处境，然后第一章就直切主题地描写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过程。其中对于犯罪的前期准备和心理的描写尤其细腻入微：“他把木片和铁片叠起来，然后用一张白纸把它们齐整而又美观地包起来。这是要老太婆解结子的时候分散一下注意力，以便利用这片刻时间来动手。”并且以梦境、幻觉、下意识的言行失态等手法衬托主人公惊恐不安的矛盾心理，比如在警察局，当听到关于案子的讨论时吓得昏倒、当听到别人谈到凶手把一个首饰盒掉在木工房时，他脱口而出，问“是在门后面吗？”等细节。作者的潜意识分析和心理描写对20世纪以来的现代派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被誉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鼻祖。并且小说开篇便高潮迭起，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其次，离奇怪诞的情节，使读者耳目一新，欲罢不能。这部作品就是作者这一观点的很好例证。凶杀案的凶手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有自己思想的大学生，犯罪行为是在信仰缺失、错误的哲学观下导致的理性行为，以及主人公看似“人格分裂”的形象与贯穿始终的内心的矛盾斗争，这一切看似荒诞，实则为小说增添了一份破朔迷离和跌宕起伏。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俄国进入资本主义之后，摆在小市民和平民知识分子面前的‘不当奴隶，就当统治者’的两条道路”[5]。
总之，“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一个具有强大精神能量，致力于寻求超越异化了的社会生活价值准则的反抗者，同时又是在对社会的超越中超越了自己崇高理想的悲剧主人公”[4]。作者通过种种手法，细腻而逼真地塑造了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这一经典形象及其矛盾复杂的性格特征，为我们进一步了解19世纪俄罗斯城市下层人民的真实生活及其心灵状况提供了一把钥匙；“拉斯科尔尼科夫从‘以头撞墙’的思想者到‘举起斧头’的实践者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从地下室走来，用行動演绎地下室人的理论。”[6]并且在艺术手法的运用方面，也给予读者极大的审美享受。因此，至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仍然散发出迷人的魅力，值得我们不断阅读和欣赏。
参考文献：
[1]彭克巽.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陀思妥耶夫斯基.岳麟，译.罪与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3]周启超.跨越·困惑·张力——拉斯科尔尼科夫性格刍议.名作欣赏[J].1988，（4）.
[4]刘航舵.论《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一百周年.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1981（2）.
[5]叶尔米洛夫.满涛，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57.
[6]吴琼.从思想者到行动者的嬗变——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和“超人”为例.外语学刊[J].2014，（3）.
关键词： 拉斯科尔尼科夫 《罪与罚》 悲剧 索尼娅 宗教救赎
《罪与罚》是一部优秀的社会心理小说，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风格的成熟。“关于这部小说，陀氏本人认为这是‘一起犯罪的心理报告’”[1]。我们从作品的人物形象方面进行分析，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及作品的主旨。
小说主人公穷苦的大学生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拉斯科尔尼科夫因杀害放高利贷的文官太太阿廖娜·伊凡诺夫娜及同父异母妹妹丽扎维塔·伊凡诺夫娜，而受到良心和道德的谴责与惩罚。作品以此为主要情节线索，深入而广泛地描写了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下层平民走投无路的悲惨命运和资产阶级与封建官僚之间、人民大众与统治阶级之间日渐尖锐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街上热得可怕，又闷又拥挤，到处是石灰、脚手架、砖块、尘土和夏天的恶臭，这是每个没有条件租别墅去避暑的彼得堡人闻惯了的臭味。”[2]“干草市场近在咫尺，妓院鳞次栉比，稠密地聚居在彼得堡中区的这些街道和胡同里的居民们多半是工厂的工人和手艺匠。”[2]与此同时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瞪着眼睛，自私又贪婪，荒淫无度的地主和满身铜臭味的市侩继续为所欲为地过着“上层生活”，甚至不惜用诬陷、诱骗等手段来残害“小人物”……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将19世纪60年代沙俄京城的市井风貌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一
从整体来看，小说人物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阿廖娜·伊万诺夫娜和彼特·彼特洛维奇为代表的上层社会的人；第二类是以拉斯科尔尼科夫和索尼娅为代表的下层贫苦大众；第三类是以波尔菲里·彼特洛维奇为代表的维护法律和社会力量的人。
在书中出现的第一个人物也是全书的主人公穷苦的大学生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拉斯科尔尼科夫，这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形象。一方面，他是傲气、慷慨、善良、有孝心且富有同情心的人道主义者，另一方面他是冷酷无情、麻木不仁、情绪阴晴不定、反复无常、众人眼中的“病人”、“疯子”甚至是“罪犯”。从阶层方面分析，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一名大学生，原来在一所大学教书，后来丢了工作，租住在普拉斯柯维雅·巴甫洛夫娜的一间潮湿阴仄的斗室里，他衣衫褴褛、穷困潦倒，只得靠向高利贷的阿廖娜·伊凡诺夫娜变卖抵押物品，勉强维持生计。拉斯科尔尼科夫正因接受过高等教育，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的见解与思考。然而现实的污浊黑暗与生活的贫穷绝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美好的理想被束之高阁，每天他只是像行尸走肉一般苟活。当他在小酒馆听到军官与一名大学生的谈话：“一方面是一個愚蠢的、不中用的、卑微的、凶恶的和患病的老太婆，谁也不需要她，相反地，她对大家都有害。她自己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活着，而且不久她就会死掉的……另一方面是，利用她的钱来办这一切事情，把她杀死，拿走她的钱，为的是往后利用她的钱来为全人类服务，为大众谋福利。从大众利益的观点看来，这个害肺病的、愚蠢而凶恶的老太婆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呢？不过像只虱子或者蟑螂罢了，而且比它们还不如。”[2]他内心一些隐秘而不为人知的想法就像浪花一样翻涌起来。“他认为，那老太婆过着剥削他人的生活，应消灭她，用她的金钱救济穷人，他是为人道而杀人”[3]。这为接下来拉斯科尔尼科夫杀害阿廖娜·伊凡诺夫娜埋下了伏笔。
二
在小说中贯穿首尾的线索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行为和心理变化，比较明显的“罪人”就是杀害了两个人的拉斯科尔尼科夫，而其中还暗含“恶人”的反面形象，即荒淫无耻的地主斯维里德加伊洛夫及冷酷卑鄙、自私自利的彼特·彼特洛维奇·卢仁这两个人物形象。占全书较大篇幅的“罚”具有多层涵义：一方面指肉体或者说是生理上的“罚”，包括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接到警察局的侦缉、法院的判决及后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另一方面是指他内心或者说是精神上所受的“罚”，即拉斯科尔尼科夫在杀人之后良心上的自我谴责及来自社会道德的鞭挞；结合主人公本身的双重人格来看，主人公在杀人犯罪之后，内心的起伏变化是巨大的，他生活在无法言说而又难以调和的矛盾与痛苦之中，他开始对自己的理论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关于“平凡的人”和“不平凡的人”的理论：“人按照天性法则，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低级的人（平凡的人），也可以说，他们是一种仅为繁殖同类的材料；另一类则是这样的一种人，就是说，具有天禀和才华的人，在当时的社会里能发表新的见解……第一类人就是一种材料，他们大抵都是天生保守、循规蹈矩、活着必须服从而且乐于听命于人……第二类人呢，他们都犯法，都是破坏者，或者想要破坏，根据他们的能量来说这些人的犯罪当然是相对的，而且有很大的差别；在各种不同的声明中，他们绝大多数都要求为着美好的未来而破坏现状。我认为，他能忍心踏过血泊，但这眼看理想的性质和理想的规模……第一类人永远是现代的主人，而第二类人则永远是未来的主人。第一类人维持着这个世界，增加它的数目；而第二类人推进这个世界，引导它走向目标”[2]。在内心无穷无尽的痛苦挣扎过程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经受的不仅仅是内在理想信念与污浊黑暗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还有对母亲普尔赫里雅·亚历山大罗夫娜和妹妹杜涅奇卡的愧疚之情；对谢苗·扎哈雷奇·马美拉多夫一家悲惨命运的惋惜与垂怜；对朋友德米特里·普罗柯费奇·拉祖米兴的信任；对荒淫无耻的地主斯维里德加伊洛夫和上层社会的彼特·彼特洛维奇·卢仁的蔑视……对于拉斯科尔尼科夫来说，如果他放弃抗争，做一个逆来顺受、循规蹈矩的“平凡的人”，那么他的命运将会是另一个“马美拉多夫”，如果不顾一切做一个“不平凡的人”，就必然会犯下更多的罪，无疑是将与卢仁和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这样的人同流合污。他内心的苦恼、无奈与挣扎，无数次将他置身于精神崩溃和绝望的边缘。于是，他选择了逃避，力图避开所有人。“谁智力强，精神旺，谁就是他们的统治者”。“这是典型的超人思想，后来被德国反动哲学家尼采给上升到哲学高度，成为德国法西斯分子和一切帝国主义者进行侵略、掠夺的理论根据”[4]。 三
就在这个艰难的抉择与挣扎过程中，拉斯科尔尼科夫遇到了索尼娅·谢苗诺夫娜。索涅奇卡是马美拉多夫的大女儿，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她甘愿牺牲领了“黄执照”，面对父亲的突然离世，养母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的发疯、去世，人们对她的肆意谩骂与侮辱，她只能默默地承受。从外表来看，索尼娅是一个孱弱而瘦小的姑娘，“一头淡黄色的头发，那张可爱的脸蛋常常显得又苍白又瘦削”[2]，然而她的内心却是坚韧、善良、勇于奉献的。当拉斯科尔尼科夫把他的“秘密”告诉索尼娅的时候，善良的索涅奇卡打心眼里同情罗佳、为罗佳痛苦担忧：“‘多么痛苦啊！’索尼娅迸发出一阵痛苦的号叫……她叫道，一边霍地站了起来，泪水一直没有干过的眼睛突然闪闪放光：‘你立刻就去，现在就走，站在十字街头，双膝跪下，先吻被你玷污的大地，然后向全世界、向四方磕头，对所有的人高声叫喊：“我杀了人！’那么上帝又会使你获得新生。……去受苦赎罪，你应该这样做。”[2]索尼娅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作者把索尼娅塑造为人类苦难的化身，在她身上体现出应该虔诚地相信上帝，承受生活的苦难与不幸，并通过这些痛苦使得内心得以磨炼、灵魂得以净化的理念。在得知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秘密”之后，索尼娅一方面说服他去自首、去服苦役、去赎罪，另一方面对罗佳不离不弃，甘愿同他一道前往西伯利亚，对他忠贞不渝、不离不弃。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索尼娅不但肩负着与彼得堡方面联系的“联络员”，而且密切关注着罗佳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她还热心帮助其他流放犯人，帮他们寄信，为他们治疗精神的疾病和心灵的创伤，那些流放的犯人也被索尼娅的善良所感化：当她到干活的地方去找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时候，或者跟出发去干活的一批囚犯在路上相遇的时候，他们都脱帽向她招呼：“索菲雅·谢苗诺夫娜，妈妈，你是我们的母亲，温柔的、可爱的母亲！……大家都喜欢她对他们微笑，爱看她的步态，回过头来看她怎样走路，夸赞她，甚至夸赞她那瘦小的身材。他们害了病，甚至去找她治疗。”[2]这里，作者力图把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行为归结为抛弃了对上帝的信仰而导致的报应。用索尼娅的话来说：“是因为您离开了上帝，上帝惩罚了您，把您交给了魔鬼。”[2]经过内心痛苦的挣扎和斗争，拉斯科尔尼科夫最终选择了向索尼娅靠拢，“在他的枕头底下放着一本《新约》。他无意识地把它拿了出来”。作者为拉斯科尔尼科夫安排的“新生”之路，实际上就是一条与污浊黑暗现实妥协的道路。作品中体现的宗教思想与整部作品所显示出的强大的批判力量是不相协调的，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索尼娅这人物形象是作者心中宗教理想的体现，这个形象从某种程度来看，略显苍白无力。
全书仅用了一个章节叙述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罪”，用了剩下的第二至第六章包括尾声在内很长的篇幅去写“罚”。小说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罚”的描写体现在各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于代表法律和社会力量的波尔菲里·彼特洛维奇，他通过仔细的观察、逻辑推理和心理分析确定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事实，否定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理论”，使得后者陷入了深深的震撼与恐惧之中，为后来拉斯科尔尼科夫自首埋下伏笔，另一方面是代表上帝与信仰的纯洁化身的索尼娅，她用那直面生活苦难的坚韧与善良及甘愿牺牲、无悔奉献的圣母般纯洁美好的心灵和行动感化了拉斯科尔尼科夫，最终使他去自首和赎罪，再一方面是来自于拉斯科尔尼科夫自身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内心的挣扎与矛盾，最终放弃了自己的“超人”理论，选择赎罪，信仰上帝、接受磨难并走向新生。
四
在艺术特色方面，首先，小说情节富有戏剧性，节奏紧凑、曲折紧张。小说一开头，便介绍了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身世与处境，然后第一章就直切主题地描写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过程。其中对于犯罪的前期准备和心理的描写尤其细腻入微：“他把木片和铁片叠起来，然后用一张白纸把它们齐整而又美观地包起来。这是要老太婆解结子的时候分散一下注意力，以便利用这片刻时间来动手。”并且以梦境、幻觉、下意识的言行失态等手法衬托主人公惊恐不安的矛盾心理，比如在警察局，当听到关于案子的讨论时吓得昏倒、当听到别人谈到凶手把一个首饰盒掉在木工房时，他脱口而出，问“是在门后面吗？”等细节。作者的潜意识分析和心理描写对20世纪以来的现代派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被誉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鼻祖。并且小说开篇便高潮迭起，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其次，离奇怪诞的情节，使读者耳目一新，欲罢不能。这部作品就是作者这一观点的很好例证。凶杀案的凶手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有自己思想的大学生，犯罪行为是在信仰缺失、错误的哲学观下导致的理性行为，以及主人公看似“人格分裂”的形象与贯穿始终的内心的矛盾斗争，这一切看似荒诞，实则为小说增添了一份破朔迷离和跌宕起伏。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俄国进入资本主义之后，摆在小市民和平民知识分子面前的‘不当奴隶，就当统治者’的两条道路”[5]。
总之，“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一个具有强大精神能量，致力于寻求超越异化了的社会生活价值准则的反抗者，同时又是在对社会的超越中超越了自己崇高理想的悲剧主人公”[4]。作者通过种种手法，细腻而逼真地塑造了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这一经典形象及其矛盾复杂的性格特征，为我们进一步了解19世纪俄罗斯城市下层人民的真实生活及其心灵状况提供了一把钥匙；“拉斯科尔尼科夫从‘以头撞墙’的思想者到‘举起斧头’的实践者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从地下室走来，用行動演绎地下室人的理论。”[6]并且在艺术手法的运用方面，也给予读者极大的审美享受。因此，至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仍然散发出迷人的魅力，值得我们不断阅读和欣赏。
参考文献：
[1]彭克巽.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陀思妥耶夫斯基.岳麟，译.罪与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3]周启超.跨越·困惑·张力——拉斯科尔尼科夫性格刍议.名作欣赏[J].1988，（4）.
[4]刘航舵.论《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一百周年.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1981（2）.
[5]叶尔米洛夫.满涛，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57.
[6]吴琼.从思想者到行动者的嬗变——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和“超人”为例.外语学刊[J].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