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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马克思一家在伦敦贫苦的生活令恩格斯痛心不已，为接济马克思，他回到曼彻斯特他父亲的公司从事资产阶级的“勾当”。他不断地汇钱给马克思，帮他渡过难关，使他能够安心写作。
恩格斯无声奉献
1851年，《纽约论坛报》邀请马克思为专栏写稿，马克思正埋头于自己的经济研究，而且英文不够好，他要求恩格斯为他写这些文章。恩格斯也有一个自己的研究项目，且白天要全力投入公司的经营业务，只晚上有空余时间。但是，恩格斯还是一口答应了马克思的请求，为《纽约论坛报》每两周写一篇文章，署上马克思的名字，稿费也由马克思支领。这些文章收集成书出版时，仍署上马克思的名字。
为了写作，恩格斯每天都要在公司待到很晚。一次，他答应为英国的民权运动写一篇文章，便写信给马克思说，专栏文章要顺延一个晚上，马克思回信道：“既然你的时间这么紧，你当然还是应优先考虑美国那边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是绝对延误不得的。”后来，恩格斯就劝马克思用德文写这些文章，再由他译成英文。但是，这个活儿显然更不轻松。后来，马克思的英文磨炼得差不多了，终于能够独自承担专栏的写作，他仍不时要求恩格斯为他提供军事和商业方面的资料，以使文章更为完善。1857年，恩格斯由于过度劳累，终于病倒了。即使在病中，他仍替马克思为《大美百科全书》供稿，撰述有关军事和武器方面的文章。
恩格斯重返公司不久，父亲很高兴，为他买了一匹马作为圣诞节礼物。恩格斯因此喜欢上骑马运动，却也为此感到愧疚不安。他写信给马克思说：你在伦敦那么艰难穷困，我却在此骑马，不过，好在这匹马是赊来的。后者回信道：“我要恭喜你能够再度玩你的马术表演，只是要小心，可不能玩得太激烈，把脖子也摔断了，你那匹马似乎太野了些。”这样的口气，颇有点上司的派头，而这也是马克思惯常的作风。
对马克思经济生活和写作等方面的索求，恩格斯从来没有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只有一次，燕妮母亲去世后，留下120英镑，马克思一家人花80英镑添置一套新家具，从伦敦的苏荷区迁居到格拉夫顿街，住进宽敞的房子，情况似乎大有改观。可不久，恩格斯就接到马克思大倒苦水的信，说他在《纽约论坛报》的专栏文章要缩减，处境比过去五年来的任何时候都要糟。恩格斯回信也流露出一些不满情绪：“我本来以为情况已经好转，现在看样子情况并没那么乐观。二月初我会先寄上五英镑，以后每个月就寄这个数目给你，虽然未来一年仍有大笔债务要料理，不过我还是做得到的。”
恩格斯留在曼彻斯特的11年间，马克思几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通信中不停地诉说他的艰苦处境，恩格斯也不断地答应给他一些固定津贴之类的补助。但是，马克思总觉得不够用，要恩格斯挪用公司的公款来接济他一些。这显然有悖恩格斯的商业道德。尽管如此，两个朋友间的相处基本是融洽的。如果听到恩格斯将要来访的消息，马克思十几天前就会停止工作，坐立不安，焦急地期待朋友的到来。恩格斯来后，两个人会在一起彻夜饮酒长谈。这种心灵的默契和精神上的高度融合，非一般人所能理解。
马恩友谊阴转晴
恩格斯不能容忍的是马克思一家对他的女友玛丽·彭斯的冷淡。玛丽逝去后，马克思写的信中对此事轻描淡写，恩格斯心中的悲痛无以言喻，所以收到马克思的信后，心中无法释怀。
隔了好几天，恩格斯才给马克思回信：“亲爱的马克思，你应该可以了解我此时哀痛的心情才是，而你对此事的冷淡态度竟让我久久无法持笔回信给你。我所有的朋友，包括那些俗气的假绅士们，都对我表现出令人感动的关心态度，几乎超过了我所预期的样子，而你却非得在这种时刻照样表现出你凡事漠不关心的优越态度不可（请慎思为是）。”接下来，他不得不谈钱的问题：“你应该知道我目前的财务状况，你也知道我一向都是尽我所能在帮助你渡过经济难关，但是你提的要我为你筹措的那笔大数目，我实在无能为力，望你能够察谅。”他为马克思列出可能弄到那笔钱的三个方式，最后说，如果都行不通，“就只有去找你那位荷兰的舅舅了”。
十天后，马克思回信，对恩格斯表达歉意。同时他也提及，由于恩格斯的上一封信，燕妮不断地对他施加压力，他们的生活再也維持不下去了。这样也好，他可以宣布破产，让两个大一点儿的女儿去当家庭教师，把女仆琳蘅打发掉，他和燕妮带着最小的女儿小杜茜（即艾琳娜）住进贫民救济院。
恩格斯当然不会对马克思的困境坐视不管，他大胆地给马克思开了一张100英镑的支票寄出去（他将自己逐步还这笔钱），此后22天的时间内，他对马克思的来信一概不复。
恩格斯最后回了信，他请求马克思原谅他长期以来的静默，这段日子里，他努力在学习斯拉夫语，想忘掉失去玛丽的沮丧。朋友间不仅无话不谈，而且恢复了昔日的亲密友情。他对马克思的态度多了一层幽默的慈悲。1867年的一封信中，他用法文写道：“马克思老爹来了。”并用充满感情的语调揶揄马克思说，前一年秋天他给人开了一张支票，却不知上面到底填了多少数目。
1863年1月至2月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度过他们一生交往中最阴霾的日子。马克思战胜自己性格上的缺点，赢得恩格斯的谅解和同情，他们的友谊雨过天晴。
恩格斯的晚年生活似乎很快乐，他住在伦敦一间很普通的房子里，结交一些有趣的朋友。因为已经从他厌恶的商业活动中脱身，他有充分的时间读书写作，和朋友们在一起聚会。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整理亡友马克思的手稿上。当然，这个工作并不轻松。
（摘自《同舟共进》）
恩格斯无声奉献
1851年，《纽约论坛报》邀请马克思为专栏写稿，马克思正埋头于自己的经济研究，而且英文不够好，他要求恩格斯为他写这些文章。恩格斯也有一个自己的研究项目，且白天要全力投入公司的经营业务，只晚上有空余时间。但是，恩格斯还是一口答应了马克思的请求，为《纽约论坛报》每两周写一篇文章，署上马克思的名字，稿费也由马克思支领。这些文章收集成书出版时，仍署上马克思的名字。
为了写作，恩格斯每天都要在公司待到很晚。一次，他答应为英国的民权运动写一篇文章，便写信给马克思说，专栏文章要顺延一个晚上，马克思回信道：“既然你的时间这么紧，你当然还是应优先考虑美国那边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是绝对延误不得的。”后来，恩格斯就劝马克思用德文写这些文章，再由他译成英文。但是，这个活儿显然更不轻松。后来，马克思的英文磨炼得差不多了，终于能够独自承担专栏的写作，他仍不时要求恩格斯为他提供军事和商业方面的资料，以使文章更为完善。1857年，恩格斯由于过度劳累，终于病倒了。即使在病中，他仍替马克思为《大美百科全书》供稿，撰述有关军事和武器方面的文章。
恩格斯重返公司不久，父亲很高兴，为他买了一匹马作为圣诞节礼物。恩格斯因此喜欢上骑马运动，却也为此感到愧疚不安。他写信给马克思说：你在伦敦那么艰难穷困，我却在此骑马，不过，好在这匹马是赊来的。后者回信道：“我要恭喜你能够再度玩你的马术表演，只是要小心，可不能玩得太激烈，把脖子也摔断了，你那匹马似乎太野了些。”这样的口气，颇有点上司的派头，而这也是马克思惯常的作风。
对马克思经济生活和写作等方面的索求，恩格斯从来没有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只有一次，燕妮母亲去世后，留下120英镑，马克思一家人花80英镑添置一套新家具，从伦敦的苏荷区迁居到格拉夫顿街，住进宽敞的房子，情况似乎大有改观。可不久，恩格斯就接到马克思大倒苦水的信，说他在《纽约论坛报》的专栏文章要缩减，处境比过去五年来的任何时候都要糟。恩格斯回信也流露出一些不满情绪：“我本来以为情况已经好转，现在看样子情况并没那么乐观。二月初我会先寄上五英镑，以后每个月就寄这个数目给你，虽然未来一年仍有大笔债务要料理，不过我还是做得到的。”
恩格斯留在曼彻斯特的11年间，马克思几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通信中不停地诉说他的艰苦处境，恩格斯也不断地答应给他一些固定津贴之类的补助。但是，马克思总觉得不够用，要恩格斯挪用公司的公款来接济他一些。这显然有悖恩格斯的商业道德。尽管如此，两个朋友间的相处基本是融洽的。如果听到恩格斯将要来访的消息，马克思十几天前就会停止工作，坐立不安，焦急地期待朋友的到来。恩格斯来后，两个人会在一起彻夜饮酒长谈。这种心灵的默契和精神上的高度融合，非一般人所能理解。
马恩友谊阴转晴
恩格斯不能容忍的是马克思一家对他的女友玛丽·彭斯的冷淡。玛丽逝去后，马克思写的信中对此事轻描淡写，恩格斯心中的悲痛无以言喻，所以收到马克思的信后，心中无法释怀。
隔了好几天，恩格斯才给马克思回信：“亲爱的马克思，你应该可以了解我此时哀痛的心情才是，而你对此事的冷淡态度竟让我久久无法持笔回信给你。我所有的朋友，包括那些俗气的假绅士们，都对我表现出令人感动的关心态度，几乎超过了我所预期的样子，而你却非得在这种时刻照样表现出你凡事漠不关心的优越态度不可（请慎思为是）。”接下来，他不得不谈钱的问题：“你应该知道我目前的财务状况，你也知道我一向都是尽我所能在帮助你渡过经济难关，但是你提的要我为你筹措的那笔大数目，我实在无能为力，望你能够察谅。”他为马克思列出可能弄到那笔钱的三个方式，最后说，如果都行不通，“就只有去找你那位荷兰的舅舅了”。
十天后，马克思回信，对恩格斯表达歉意。同时他也提及，由于恩格斯的上一封信，燕妮不断地对他施加压力，他们的生活再也維持不下去了。这样也好，他可以宣布破产，让两个大一点儿的女儿去当家庭教师，把女仆琳蘅打发掉，他和燕妮带着最小的女儿小杜茜（即艾琳娜）住进贫民救济院。
恩格斯当然不会对马克思的困境坐视不管，他大胆地给马克思开了一张100英镑的支票寄出去（他将自己逐步还这笔钱），此后22天的时间内，他对马克思的来信一概不复。
恩格斯最后回了信，他请求马克思原谅他长期以来的静默，这段日子里，他努力在学习斯拉夫语，想忘掉失去玛丽的沮丧。朋友间不仅无话不谈，而且恢复了昔日的亲密友情。他对马克思的态度多了一层幽默的慈悲。1867年的一封信中，他用法文写道：“马克思老爹来了。”并用充满感情的语调揶揄马克思说，前一年秋天他给人开了一张支票，却不知上面到底填了多少数目。
1863年1月至2月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度过他们一生交往中最阴霾的日子。马克思战胜自己性格上的缺点，赢得恩格斯的谅解和同情，他们的友谊雨过天晴。
恩格斯的晚年生活似乎很快乐，他住在伦敦一间很普通的房子里，结交一些有趣的朋友。因为已经从他厌恶的商业活动中脱身，他有充分的时间读书写作，和朋友们在一起聚会。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整理亡友马克思的手稿上。当然，这个工作并不轻松。
（摘自《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