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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就要被推进手术室了，住院半年，准备了半年，说好了不怕的，但从被通知到现在，牙一直在打战，很没出息吧。”肺移植手术前夜，16岁的任雪给班主任老师发了这条短信。
这个夜晚对任雪来说无疑是刻骨铭心的，为了这一刻，她足足熬了漫长的4年。“就像长期走在一个黑暗的隧道里，看不到前方的光亮。”自从2012年被确诊为特发性肺动脉高压——被称为“心血管疾病中的癌症”——这个平均存活时长只有3.78年且无法被治愈的疾病，就像一片驱不散的乌云始终笼罩着这个三口之家。
生死抉择间，再冷静的人也难免抱着赌徒心态——“如果不做移植，孩子的最终结果都看得见；如果做移植，还可以搏一搏。”反复权衡后，任雪的父亲态度坚决：“除了肺移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2016年春节刚过，一家三口就从北京赶到无锡人民医院肺移植中心，想在这里为孩子搏出一片天来。
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约有100万器官衰竭患者，其中30万人急需器官移植以拯救生命，但能获得移植机会的仅有1万人左右。
漫长的等待
合适的肺源是任雪唯一的希望。为了等待合适的肺源，她已经在医院里守了将近半年。这天晚上，医院传来消息，让任雪做好肺移植的手术准备。但无论是她，还是父母，都不敢轻易放宽心——只要一刻没亲眼见到肺源，变数就仍然可能出现。
第二天早晨，直到无锡人民医院肺移植专家陈静瑜走进病房时，任雪的父亲还悬着一颗心。这位父亲一直表现得沉稳坚强，但此刻却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急切。他焦急地询问肺源的情况，仿佛置身黑暗的人终于找到了光亮的出口。体察到他的紧张忐忑，陈静瑜贴心地安慰道：“放心，肺的状态很好。”
小姑娘则抓住陈静瑜的胳膊，怯生生地说：“请您一定要亲自做这个手术啊。”作为国内肺移植的“头把刀”，陈静瑜亲自出马，对任雪和她的父母来说，是极大的心理安慰。事实上，陈静瑜平日里的工作强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平均3天做一台肺移植手术，科内每年还要做1100多台普胸手术，而即将开始的这台手术正是他2016年做的第80例肺移植手术。
中午12点，任雪进入手术室。
器官从哪里来
就在任雪被推进手术室的这一刻，一颗新鲜的肺正搭乘着飞机从南宁机场滑翔起飞。“22岁，男性，摔伤，脑死亡。”这是此刻焦急守候在手术室门前的任雪父母，对这颗来自遥远广西的救命肺源仅知的一点信息。按照器官捐献的双盲原则，他们无法获知更详细的信息。
在同一座医院医务科里工作的钱共匋或许能解开这个谜题。今年33岁的他是无锡人民醫院OPO（器官获取组织）的元老，对器官捐献的流程再清楚不过。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他的使命就是发现潜在的、符合条件的捐献者，说服他们的家属，并协助完成器官捐献的全过程。正如移植界一直推崇的那句话：没有捐献就没有器官移植，就没有新生命的诞生。
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难的是开口说第一句话，家属正在伤痛之时，任何不够慎重的话都可能引起冲突和不快。”事实上，受传统观念影响，人们对器官捐献的接受度并不高，我国的器官自愿捐献率每百万人中仅为0.6人。钱共匋说：“不少人没听完我说的话就断然拒绝了，甚至还有过谩骂和威胁。”
器官捐献的最佳时机是达到脑死亡状态的当天，因此协调员和家属的沟通必须争分夺秒。对于如何判断潜在的器官捐献者，有严格的标准。“简单来说就是，病情是否重到无法治愈，同时是否达到脑死亡状态。”但由于老百姓对脑死亡认识不足，往往这个时候还会要求医生极力抢救。
事实上，器官捐献不仅仅是医学问题，更是复杂的伦理情感问题。多年护士长的临床经验，让姜武佳跟家属接触起来自有一套。姜武佳通常会提前了解患者的家庭状况，并摸清谁是家里能做主的人。按照她的经验，第一次谈话时，人数千万不能多。“很多人有人言可畏的顾虑，害怕被远亲近邻知道自己同意器官捐献，被指指点点。”姜武佳很无奈地说，“明明是爱心之举，却要偷偷摸摸地进行，这就是器官捐献面临的社会现实。”
运输“时间战”
就在任雪的父母紧张地守在手术室门前时，无锡人民医院肺移植中心负责取肺源的医生刘东正带着肺源飞行千里而归。
头一天上午，刘东刚刚出差回来，就接到OPO组织传来的肺源信息——广西贵港市平南县有患者捐献器官。为了尽早赶过去维护器官——像这种脑死亡的情况，只能靠呼吸机维持呼吸，时间长了就容易造成肺源损伤——他当天中午就出发了。
当刘东辗转赶到时，已是当晚上8点半，距离供体确诊脑死亡已经接近24小时。幸运的是这次的供体肺源质量不错，他很顺畅地就对肺源做起了维护。消息反馈到坐镇后方的陈静瑜那里，他才拍板通知任雪和她的父母做好第二天肺移植的准备。
整晚，刘东和当地医生都在忙着给供体吸痰、补充蛋白、泌尿等等。直到第二天早上，在提取器官前的最后一次评估中，肺源的各项指标已经逐渐提升，他才放下心来。
上午9点，在庄重的集体默哀仪式后，在红十字会和OPO协调员的监督下，医生们开始动刀提取器官。取下肺源后，刘东的运输“时间战”才刚刚打响。肺源从供体身上取下，到植入受体体内血流灌注为止，有一段安全的冷缺血时间，如果超过冷缺血时间，肺源质量将变差甚至无法使用。“一般来说肺源冷缺血时间为12个小时，刨除移植手术本身需要的5个多小时，事实上留给路上运输的时间只有6个小时左右，也被称为‘黄金6小时’。”
相较于国外运输器官使用的小型商务机，受制于我国国情和病人经济实力，绝大多数器官异运输只能依靠民航班机。但民航运输往往又受制于很多不可预测的因素——航班延误、高速路堵车、雾霾天气，乃至各种运输工具间的衔接，无论哪一项都足以让刘东和所有负责器官运输的医生头疼。多年的经验让刘东和同事们形成默契，等到他顺利登机、飞机滑行起飞前，远在后方的同事才将患者接进手术室。
事实上，一颗器官从捐献到维护、从运输到移植，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诸如此类的“意外状况”。
下午3点半，距离肺源取出6个半小时，一路风尘仆仆的刘东终于赶到，将肺源送进手术室。晚上7点半，在陈静瑜的亲自操刀下，新的肺源在任雪的胸腔里灌注成功，重新跳动起来。这一刻，她获得了重生。
（大浪淘沙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40期，本刊有删节，李晓林图）
这个夜晚对任雪来说无疑是刻骨铭心的，为了这一刻，她足足熬了漫长的4年。“就像长期走在一个黑暗的隧道里，看不到前方的光亮。”自从2012年被确诊为特发性肺动脉高压——被称为“心血管疾病中的癌症”——这个平均存活时长只有3.78年且无法被治愈的疾病，就像一片驱不散的乌云始终笼罩着这个三口之家。
生死抉择间，再冷静的人也难免抱着赌徒心态——“如果不做移植，孩子的最终结果都看得见；如果做移植，还可以搏一搏。”反复权衡后，任雪的父亲态度坚决：“除了肺移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2016年春节刚过，一家三口就从北京赶到无锡人民医院肺移植中心，想在这里为孩子搏出一片天来。
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约有100万器官衰竭患者，其中30万人急需器官移植以拯救生命，但能获得移植机会的仅有1万人左右。
漫长的等待
合适的肺源是任雪唯一的希望。为了等待合适的肺源，她已经在医院里守了将近半年。这天晚上，医院传来消息，让任雪做好肺移植的手术准备。但无论是她，还是父母，都不敢轻易放宽心——只要一刻没亲眼见到肺源，变数就仍然可能出现。
第二天早晨，直到无锡人民医院肺移植专家陈静瑜走进病房时，任雪的父亲还悬着一颗心。这位父亲一直表现得沉稳坚强，但此刻却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急切。他焦急地询问肺源的情况，仿佛置身黑暗的人终于找到了光亮的出口。体察到他的紧张忐忑，陈静瑜贴心地安慰道：“放心，肺的状态很好。”
小姑娘则抓住陈静瑜的胳膊，怯生生地说：“请您一定要亲自做这个手术啊。”作为国内肺移植的“头把刀”，陈静瑜亲自出马，对任雪和她的父母来说，是极大的心理安慰。事实上，陈静瑜平日里的工作强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平均3天做一台肺移植手术，科内每年还要做1100多台普胸手术，而即将开始的这台手术正是他2016年做的第80例肺移植手术。
中午12点，任雪进入手术室。
器官从哪里来
就在任雪被推进手术室的这一刻，一颗新鲜的肺正搭乘着飞机从南宁机场滑翔起飞。“22岁，男性，摔伤，脑死亡。”这是此刻焦急守候在手术室门前的任雪父母，对这颗来自遥远广西的救命肺源仅知的一点信息。按照器官捐献的双盲原则，他们无法获知更详细的信息。
在同一座医院医务科里工作的钱共匋或许能解开这个谜题。今年33岁的他是无锡人民醫院OPO（器官获取组织）的元老，对器官捐献的流程再清楚不过。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他的使命就是发现潜在的、符合条件的捐献者，说服他们的家属，并协助完成器官捐献的全过程。正如移植界一直推崇的那句话：没有捐献就没有器官移植，就没有新生命的诞生。
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难的是开口说第一句话，家属正在伤痛之时，任何不够慎重的话都可能引起冲突和不快。”事实上，受传统观念影响，人们对器官捐献的接受度并不高，我国的器官自愿捐献率每百万人中仅为0.6人。钱共匋说：“不少人没听完我说的话就断然拒绝了，甚至还有过谩骂和威胁。”
器官捐献的最佳时机是达到脑死亡状态的当天，因此协调员和家属的沟通必须争分夺秒。对于如何判断潜在的器官捐献者，有严格的标准。“简单来说就是，病情是否重到无法治愈，同时是否达到脑死亡状态。”但由于老百姓对脑死亡认识不足，往往这个时候还会要求医生极力抢救。
事实上，器官捐献不仅仅是医学问题，更是复杂的伦理情感问题。多年护士长的临床经验，让姜武佳跟家属接触起来自有一套。姜武佳通常会提前了解患者的家庭状况，并摸清谁是家里能做主的人。按照她的经验，第一次谈话时，人数千万不能多。“很多人有人言可畏的顾虑，害怕被远亲近邻知道自己同意器官捐献，被指指点点。”姜武佳很无奈地说，“明明是爱心之举，却要偷偷摸摸地进行，这就是器官捐献面临的社会现实。”
运输“时间战”
就在任雪的父母紧张地守在手术室门前时，无锡人民医院肺移植中心负责取肺源的医生刘东正带着肺源飞行千里而归。
头一天上午，刘东刚刚出差回来，就接到OPO组织传来的肺源信息——广西贵港市平南县有患者捐献器官。为了尽早赶过去维护器官——像这种脑死亡的情况，只能靠呼吸机维持呼吸，时间长了就容易造成肺源损伤——他当天中午就出发了。
当刘东辗转赶到时，已是当晚上8点半，距离供体确诊脑死亡已经接近24小时。幸运的是这次的供体肺源质量不错，他很顺畅地就对肺源做起了维护。消息反馈到坐镇后方的陈静瑜那里，他才拍板通知任雪和她的父母做好第二天肺移植的准备。
整晚，刘东和当地医生都在忙着给供体吸痰、补充蛋白、泌尿等等。直到第二天早上，在提取器官前的最后一次评估中，肺源的各项指标已经逐渐提升，他才放下心来。
上午9点，在庄重的集体默哀仪式后，在红十字会和OPO协调员的监督下，医生们开始动刀提取器官。取下肺源后，刘东的运输“时间战”才刚刚打响。肺源从供体身上取下，到植入受体体内血流灌注为止，有一段安全的冷缺血时间，如果超过冷缺血时间，肺源质量将变差甚至无法使用。“一般来说肺源冷缺血时间为12个小时，刨除移植手术本身需要的5个多小时，事实上留给路上运输的时间只有6个小时左右，也被称为‘黄金6小时’。”
相较于国外运输器官使用的小型商务机，受制于我国国情和病人经济实力，绝大多数器官异运输只能依靠民航班机。但民航运输往往又受制于很多不可预测的因素——航班延误、高速路堵车、雾霾天气，乃至各种运输工具间的衔接，无论哪一项都足以让刘东和所有负责器官运输的医生头疼。多年的经验让刘东和同事们形成默契，等到他顺利登机、飞机滑行起飞前，远在后方的同事才将患者接进手术室。
事实上，一颗器官从捐献到维护、从运输到移植，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诸如此类的“意外状况”。
下午3点半，距离肺源取出6个半小时，一路风尘仆仆的刘东终于赶到，将肺源送进手术室。晚上7点半，在陈静瑜的亲自操刀下，新的肺源在任雪的胸腔里灌注成功，重新跳动起来。这一刻，她获得了重生。
（大浪淘沙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40期，本刊有删节，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