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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承认，叶莺是个谜一样的女人。
1997年元旦，叶莺弃政从商，出任柯达大中华区副主席，亚太区副总裁兼对外事务部总经理。8年时间里，她的美丽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而她率领的柯达中国却越来越变得和她一样多彩。
政治记者、外交官以及跨国公司高层，叶莺似乎永远有机会在顶级舞台展示其翩翩之美。在充满压力与无奈的现代社会，叶莺声称自己的每次抉择都出自自我的真心意愿，这使得她的几次转身都堪称完美。
选择与成功
2002年5月上旬，叶莺被任命为柯达公司全球副总裁，全球瞩目。这是华裔女性第一次出现在世界500强企业高级管理职位上。一位年轻的男记者对叶莺说：“如果我能够早生几年，你一定是我追求的对象。”叶莺回答：“如果我能够早生100年，乔治·伊士曼一定是我追求的对象。”
当然，在叶莺心目中，乔治·伊士曼并不是惟一。她坦言自己很崇拜父亲，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是父亲选择了忠于自己理想的路。
《中国新时代》：回顾8年前，你从一个著名的美女外交官，走到一个企业的高层，当时做出这样的选择，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叶莺：一方面是希望能够扣到时代发展的环节。因为中国一直都是计划经济的国家，在计划经济的架构中，支柱当然是国营企业。走向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后，在国企的改革中，怎样使一些过去的旧有的国营企业不要把它甩掉，而是希望能留住一些根，在这个根上能够发出新的嫩芽，这是一个生命的再创，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思维和理念，这就是国营企业改革的一个理念；
另外一个原因是对柯达公司的理解和对柯达创始人乔治·伊士曼的崇拜。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既懂生活，同时又对社会有一颗爱心和真心的企业家。其实放眼来看这100多年，从过去的资本经济走到现在的资讯经济和感情经济的过程中，我觉得还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家能够和他媲美。
《中国新时代》：您觉得对他可以称得上是崇拜？那您还有其他崇拜的人吗？
叶莺：我很崇拜我的父亲。我觉得他是一个对自己、对生命以及对于自己的诉求和信仰很执着的一个人，很有原则。
《中国新时代》：这些品质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叶莺：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我的父亲原可以变成一个纨绔子弟，他可以完全不负责任地走完一辈子。可他选择了一条对自己的理想、对自己的生存负责任的一条路。这一点一直深深铭刻在我的生命过程中，我自己做的每一个选择差不多都是以此作为一个衡量标准。
《中国新时代》：从外交官到一个企业管理者，您认为自己成功的经验有哪些？
叶莺：其实成功这两个字有很多不同的标准和定义，说我是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不如说我是一个“称职”的女企业家。至于说到女强人，其实未必是职场上的女人才可以享有这样的头衔。很多住家的女人，她如果勤俭持家，相夫教子，而且自己不断地提升，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强人。
我前一阵子在一个演讲会上和一些女大学生对话，我告诉她们，你不一定要把自己定位为将来一定要在职场上拼搏，以为那样才会是一个不辜负父母希望的凤凰，没有人给你这样的定位，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决定什么是你自己的天命。男人为什么就一定要被推出去，在沙场上拼搏，住家男人有什么不可以？
《中国新时代》：在您的促成下，“98协议”得以出炉，这也为柯达在中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而您能够成功，据说是因为对中国先讲“情”与“理”，而后讲“法”有关。是不是您更喜欢“情和理”？您给人的感觉也一直是擅长攻心战的。
叶莺：当然，你说我用的是攻心战，我同意。因为我是有心的人。我常常告诉我的同事，做任何一件事之前，一定要先做人。而做人，必须要用心做人，你做好了人，才能做事。而做事，必须要把小事做好，才能做大事。
《中国新时代》：这也是您成功的一个经验吧。
叶莺：你一直说成功，我觉得很汗颜，我一路都是这样走的。如果人家问我：“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我的目标就是能够有自由的选择。因为如果一个人有选择，那就证明他做的每件事情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是他心甘情愿要去做的。
很多时候你都会被问到，“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呀？”也许你会说：“哎，没办法呀，我没有选择。”这是很悲哀的事情。所以如果你问我人生当中的诉求，我希望能永远有选择。
《中国新时代》：在您的经历中有没有相反的情况，几乎没有选择？
叶莺：我应该很幸运地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可我也做过错误的选择。可是这种错误的选择其实回头来看未必是错误，因为你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我念书的时候从来没有给自己定位说我要拿第一名，考100分。所以我从来没拿过全班第一名。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我只要能及格就行了，这就是我的选择。但当你的目标定在一个较低的程度，没有按更高的标准来迫使你自己，就会是这样的结果。
由于这样的原因，进入柯达以后，我们提出来，顾客的满意度就是要全面满意，就是100%的满意。当时有人提出来说这怎么可能呢，我就举了这个例子。如果你不定在100%，那你永远连90%都做不到；如果你定在100%，也许偶尔，某一个春天的下午，你可能做到了呢，也许很短暂。可这个短暂就是证明你曾经定的目标做到了。
我小时候如果说我的化学怎么样都要考90分以上，那也许有一个学期我可能可以考到80分，可因为我的目标是及格就行了，所以就常常不及格。进入柯达后，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柯达是个高度精细的化工公司，谈到技术问题的时候，我真是后悔，恨当时念书没念好，看到那些“乌龟壳”（指化学分子式）的时候，就头疼。
桥梁与跨越
叶莺曾有3个迥异的梦想：跳芭蕾舞、做记者、做外交官。后两者她都实现了，而且做得相当出色。这3个看上去并无多大关联的梦想，在叶莺眼里，有着巧妙而紧密的联系，它们的共同点便是桥梁。
“我们把花拿到这里好不好？”采访中，看到摄影师为取景犯愁，叶莺主动帮忙，“我看他瞄了半天，不好意思开口，我就替他说了。”在“98协议”、与乐凯合资等重大项目中叶莺无往不胜，可能就是因为她的这种时刻用心研究对方的需要、以柔克刚的长处。在8年里，叶莺带领柯达中国成功跨越，她本身也在完成着自我的跨越。
《中国新时代》：我们知道你有3个梦想，看上去很迥异。
叶莺（大笑）：其实差异不大。
《中国新时代》：为什么这么说？
叶莺：作为一个舞者，其实也是在诠释音乐里的精神和精髓，讲述一个故事，这个桥梁是音乐和肢体的桥梁；后来做记者，其实一个好的记者就是一个忠实地诚恳地说故事的人，不是吗？而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桥梁，这个桥梁是架在真理和事实之间，为社会所架的桥梁；而最后走到外交官的工作，那更是说故事，作为一个桥梁，这个故事是说明国与国之间如何双赢、如何互利，如何互补有无，在共同为整个世界和人类的大前提之下，不牺牲两国之间的利益以及为多边不同的国家找到相同点，这本身也是一个桥梁。这三者本身是很有联系的。
柯达在中国是很新的一个公司，如何在西方企业的基础上融合中国文化的精华而形成一个非常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的柯达文化，这本身就要传承过去100年所走的路和故事，然后这个故事还要继续讲下去。怎么样联系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这本身也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桥梁的作用。这个联系的这一条线就是我。
《中国新时代》：据说您很向往中国的国企，但是，如果您真的在国企，是不可能跟“邓凯达”打赌并赢钱的，可能还会故意输钱。如果置身国企，您如何解决类似的问题？
叶莺：我觉得绝对可能。中国的国企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种盛会。就像咸水和淡水交接的地方，这里的鱼肉是最鲜美的。因为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还没完全脱掉计划经济一些好的东西，也接受了一些市场经济的精华。中国的国企在世界上真正是可以腾云驾雾的，因为现在的国企还有很多计划经济时的优势；重组后，它可以轻装上阵在市场上竞争。比如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有很多脱胎换骨的国企现在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联想、TCL和早期的海尔。
《中国新时代》：您在《跨越——柯达在中国》一书的前言里写到：“柯达的企业文化正是根植于相互的尊重和信任。在这样的基础上，柯达在中国的成功，其实就是东西方文化之间，从尊重、理解到接受、欣赏的过程。”能否用简单的事例阐释一下这样的总结？
叶莺：我们把我们本地的经理人派到国外去培训,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接受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接收能力和消化能力也是不一样的。他们回来后，我们没有跟他们说你学的东西你就原本照抄，而是说你把你学来的知识消化了以后，输入到你的血液里，然后搭配中国固有的特性，再用你的方法来进行你的业务。很多来我们工厂参观的人都非常惊讶而且非常喜悦地发现我们的这个特别的做法。
并不是说柯达在美国的做法就是问题的正确答案，这只是做法之一，更重要的是要因地制宜地去执行。
1997年元旦，叶莺弃政从商，出任柯达大中华区副主席，亚太区副总裁兼对外事务部总经理。8年时间里，她的美丽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而她率领的柯达中国却越来越变得和她一样多彩。
政治记者、外交官以及跨国公司高层，叶莺似乎永远有机会在顶级舞台展示其翩翩之美。在充满压力与无奈的现代社会，叶莺声称自己的每次抉择都出自自我的真心意愿，这使得她的几次转身都堪称完美。
选择与成功
2002年5月上旬，叶莺被任命为柯达公司全球副总裁，全球瞩目。这是华裔女性第一次出现在世界500强企业高级管理职位上。一位年轻的男记者对叶莺说：“如果我能够早生几年，你一定是我追求的对象。”叶莺回答：“如果我能够早生100年，乔治·伊士曼一定是我追求的对象。”
当然，在叶莺心目中，乔治·伊士曼并不是惟一。她坦言自己很崇拜父亲，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是父亲选择了忠于自己理想的路。
《中国新时代》：回顾8年前，你从一个著名的美女外交官，走到一个企业的高层，当时做出这样的选择，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叶莺：一方面是希望能够扣到时代发展的环节。因为中国一直都是计划经济的国家，在计划经济的架构中，支柱当然是国营企业。走向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后，在国企的改革中，怎样使一些过去的旧有的国营企业不要把它甩掉，而是希望能留住一些根，在这个根上能够发出新的嫩芽，这是一个生命的再创，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思维和理念，这就是国营企业改革的一个理念；
另外一个原因是对柯达公司的理解和对柯达创始人乔治·伊士曼的崇拜。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既懂生活，同时又对社会有一颗爱心和真心的企业家。其实放眼来看这100多年，从过去的资本经济走到现在的资讯经济和感情经济的过程中，我觉得还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家能够和他媲美。
《中国新时代》：您觉得对他可以称得上是崇拜？那您还有其他崇拜的人吗？
叶莺：我很崇拜我的父亲。我觉得他是一个对自己、对生命以及对于自己的诉求和信仰很执着的一个人，很有原则。
《中国新时代》：这些品质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叶莺：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我的父亲原可以变成一个纨绔子弟，他可以完全不负责任地走完一辈子。可他选择了一条对自己的理想、对自己的生存负责任的一条路。这一点一直深深铭刻在我的生命过程中，我自己做的每一个选择差不多都是以此作为一个衡量标准。
《中国新时代》：从外交官到一个企业管理者，您认为自己成功的经验有哪些？
叶莺：其实成功这两个字有很多不同的标准和定义，说我是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不如说我是一个“称职”的女企业家。至于说到女强人，其实未必是职场上的女人才可以享有这样的头衔。很多住家的女人，她如果勤俭持家，相夫教子，而且自己不断地提升，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强人。
我前一阵子在一个演讲会上和一些女大学生对话，我告诉她们，你不一定要把自己定位为将来一定要在职场上拼搏，以为那样才会是一个不辜负父母希望的凤凰，没有人给你这样的定位，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决定什么是你自己的天命。男人为什么就一定要被推出去，在沙场上拼搏，住家男人有什么不可以？
《中国新时代》：在您的促成下，“98协议”得以出炉，这也为柯达在中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而您能够成功，据说是因为对中国先讲“情”与“理”，而后讲“法”有关。是不是您更喜欢“情和理”？您给人的感觉也一直是擅长攻心战的。
叶莺：当然，你说我用的是攻心战，我同意。因为我是有心的人。我常常告诉我的同事，做任何一件事之前，一定要先做人。而做人，必须要用心做人，你做好了人，才能做事。而做事，必须要把小事做好，才能做大事。
《中国新时代》：这也是您成功的一个经验吧。
叶莺：你一直说成功，我觉得很汗颜，我一路都是这样走的。如果人家问我：“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我的目标就是能够有自由的选择。因为如果一个人有选择，那就证明他做的每件事情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是他心甘情愿要去做的。
很多时候你都会被问到，“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呀？”也许你会说：“哎，没办法呀，我没有选择。”这是很悲哀的事情。所以如果你问我人生当中的诉求，我希望能永远有选择。
《中国新时代》：在您的经历中有没有相反的情况，几乎没有选择？
叶莺：我应该很幸运地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可我也做过错误的选择。可是这种错误的选择其实回头来看未必是错误，因为你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我念书的时候从来没有给自己定位说我要拿第一名，考100分。所以我从来没拿过全班第一名。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我只要能及格就行了，这就是我的选择。但当你的目标定在一个较低的程度，没有按更高的标准来迫使你自己，就会是这样的结果。
由于这样的原因，进入柯达以后，我们提出来，顾客的满意度就是要全面满意，就是100%的满意。当时有人提出来说这怎么可能呢，我就举了这个例子。如果你不定在100%，那你永远连90%都做不到；如果你定在100%，也许偶尔，某一个春天的下午，你可能做到了呢，也许很短暂。可这个短暂就是证明你曾经定的目标做到了。
我小时候如果说我的化学怎么样都要考90分以上，那也许有一个学期我可能可以考到80分，可因为我的目标是及格就行了，所以就常常不及格。进入柯达后，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柯达是个高度精细的化工公司，谈到技术问题的时候，我真是后悔，恨当时念书没念好，看到那些“乌龟壳”（指化学分子式）的时候，就头疼。
桥梁与跨越
叶莺曾有3个迥异的梦想：跳芭蕾舞、做记者、做外交官。后两者她都实现了，而且做得相当出色。这3个看上去并无多大关联的梦想，在叶莺眼里，有着巧妙而紧密的联系，它们的共同点便是桥梁。
“我们把花拿到这里好不好？”采访中，看到摄影师为取景犯愁，叶莺主动帮忙，“我看他瞄了半天，不好意思开口，我就替他说了。”在“98协议”、与乐凯合资等重大项目中叶莺无往不胜，可能就是因为她的这种时刻用心研究对方的需要、以柔克刚的长处。在8年里，叶莺带领柯达中国成功跨越，她本身也在完成着自我的跨越。
《中国新时代》：我们知道你有3个梦想，看上去很迥异。
叶莺（大笑）：其实差异不大。
《中国新时代》：为什么这么说？
叶莺：作为一个舞者，其实也是在诠释音乐里的精神和精髓，讲述一个故事，这个桥梁是音乐和肢体的桥梁；后来做记者，其实一个好的记者就是一个忠实地诚恳地说故事的人，不是吗？而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桥梁，这个桥梁是架在真理和事实之间，为社会所架的桥梁；而最后走到外交官的工作，那更是说故事，作为一个桥梁，这个故事是说明国与国之间如何双赢、如何互利，如何互补有无，在共同为整个世界和人类的大前提之下，不牺牲两国之间的利益以及为多边不同的国家找到相同点，这本身也是一个桥梁。这三者本身是很有联系的。
柯达在中国是很新的一个公司，如何在西方企业的基础上融合中国文化的精华而形成一个非常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的柯达文化，这本身就要传承过去100年所走的路和故事，然后这个故事还要继续讲下去。怎么样联系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这本身也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桥梁的作用。这个联系的这一条线就是我。
《中国新时代》：据说您很向往中国的国企，但是，如果您真的在国企，是不可能跟“邓凯达”打赌并赢钱的，可能还会故意输钱。如果置身国企，您如何解决类似的问题？
叶莺：我觉得绝对可能。中国的国企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种盛会。就像咸水和淡水交接的地方，这里的鱼肉是最鲜美的。因为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还没完全脱掉计划经济一些好的东西，也接受了一些市场经济的精华。中国的国企在世界上真正是可以腾云驾雾的，因为现在的国企还有很多计划经济时的优势；重组后，它可以轻装上阵在市场上竞争。比如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有很多脱胎换骨的国企现在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联想、TCL和早期的海尔。
《中国新时代》：您在《跨越——柯达在中国》一书的前言里写到：“柯达的企业文化正是根植于相互的尊重和信任。在这样的基础上，柯达在中国的成功，其实就是东西方文化之间，从尊重、理解到接受、欣赏的过程。”能否用简单的事例阐释一下这样的总结？
叶莺：我们把我们本地的经理人派到国外去培训,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接受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接收能力和消化能力也是不一样的。他们回来后，我们没有跟他们说你学的东西你就原本照抄，而是说你把你学来的知识消化了以后，输入到你的血液里，然后搭配中国固有的特性，再用你的方法来进行你的业务。很多来我们工厂参观的人都非常惊讶而且非常喜悦地发现我们的这个特别的做法。
并不是说柯达在美国的做法就是问题的正确答案，这只是做法之一，更重要的是要因地制宜地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