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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从领导中国革命、夺取政权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出发，于25日入驻香山。他在这里生活、工作了半年时间，为统一中国，指挥大军南下、西进，写下了三大篇章，其中经济篇章具有基础意义，影响十分深远。
入驻香山后，毛泽东日理万机，要思考和处理许许多多的问题，但生产建设这个接管城市后的中心工作，这个关系到夺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能不能站得住脚的工作，自然成为他关注和研究的第一等大事。于是，4月上旬，“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即四面八方）的经济建设方针就提出来了。
《毛泽东年谱》介绍说：“四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天津市委会议上引述了毛泽东的这一方针。”据时任太行区党委书记的陶鲁笳回忆，4月15日，毛泽东接见陶鲁笳、冷楚、周壁，谈话时讲了“四面八方”的方针政策。5月3日，陶鲁笳在太行区党委会议上做了口头传达。会议记录的第一段话如下：“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里所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和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应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认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红色政权存在的条件之一。赣南闽西时期，他指出：“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提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1946年以后，他不断思考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方针。特别是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进城后怎样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问题摆在了各级党组织的面前。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虽未概括出“四面八方”的方针，但这个方针所包含的思想已经形成了。
毛泽东提出的“四面八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方针，是从井冈山根据地重视经济问题的解决开始，一路发展来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个富有诗意的生动的令人眼前一亮的概括，很像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对游击战争的概括：“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所不同的，一个是解决战争问题的方针，一个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方针。
“四面八方”方针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要调动民族资本家发展工商业的积极性。当时党内存在着重公轻私、重劳轻资，急着搞社会主义的“左”的倾向。天津解放后，有两三个月没人去理会产业界，有些做工会工作的不愿意和资本家接触;有些共产党员怕说自己立场不稳，故意避开资本家，资本家更是担心害怕。
毛泽东同上海商业界代表谈话时，上海商人说：“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毛泽东说：“你们产业界在新中国是四个朋友之一，我们是联合你们的，四个朋友缺一不可。”
上海商人说：“我们在报纸上的地位太不清楚了，而且是危险的。”毛泽东回答：“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忌，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
毛泽东提出“四面八方”的方针既防右倾，更防“左”倾，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民族资本家吃“定心丸”，在城市生产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
“四面八方”的经济建设方针，自毛泽东在香山提出来，立即不胫而走，产生了春雷响遍大地般的轰动效应。首先在中央领导层产生了轰动效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成了“四面八方”方针的宣讲员。
4月18日，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员会会议上讲话时宣讲道：毛主席说过，我们考虑问题要全面，要照顾四面八方。4月24日，刘少奇在天津市干部会议上讲话谈到如何发展生产时宣讲道：“什么是照顾四面八方呢？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四面八方都照顾好了，关系正确地建立了，改善了，城市工作就做好了。”5月2日，刘少奇在天津市工商业家座谈会上讲话，阐释了“四面八方”中的“限制”的含意。獨立自主是对外贸易的限制。“我们大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要开多少，关多少，都由自己决定。”“公私兼顾就是一种限制，没有限制，哪能兼顾？”“劳资两利，也是一个限制政策，如果只利资方不利劳方，是对资方没有限制。”
1949年4月12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的报告和朱德的讲话，也是宣讲“四面八方”方针的报告和讲话。周恩来认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偏于一方，事情就做不好。他说：“毛主席最近给大家讲的‘四面八方’的问题：工人方面要解决劳资问题，要劳资两利;解决公家问题要照顾到私人，公私兼顾;刚才所讲的城乡关系;还有内外关系。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总要有个本。”他还说：“生产的关键就是要了解毛主席所提出来的‘四面八方’的问题——劳资关系、公私关系、城乡关系和内外关系，要解决生产问题，就要了解这个政策”。朱德在讲话中介绍了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城乡政策、内外政策。
5月17日，朱德与毛泽东在香山接见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代表。他在讲话中要求大家必须很好地掌握毛主席所指出的“四面八方”的政策，建立新的劳动态度。5月20日，朱德在给邓子恢的电报中提出，“四面八方”的政策在劳资关系上两方面都要照顾到，既不要“左”，也不要右。“只有广大工人群众与正当的私营工商业资本家都动员起来了，才能恢复与发展生产。”
5月中旬，由朱德、刘少奇、陈云召开香山财政经济会议;6月上旬至7月中旬筹建中央财经统帅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7月下旬至8月下旬，陈云赴上海主持召开各解放区财经会议，找各界代表人物谈话，研究部署以稳定金融物价为中心的经济工作，这些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夜在“四面八方”方针指引下，中共中央研究解决生产和经济问题的重大举措。
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四面八方”方针载入其中。
（摘自《北京日报》）
方针的提出
入驻香山后，毛泽东日理万机，要思考和处理许许多多的问题，但生产建设这个接管城市后的中心工作，这个关系到夺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能不能站得住脚的工作，自然成为他关注和研究的第一等大事。于是，4月上旬，“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即四面八方）的经济建设方针就提出来了。
《毛泽东年谱》介绍说：“四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天津市委会议上引述了毛泽东的这一方针。”据时任太行区党委书记的陶鲁笳回忆，4月15日，毛泽东接见陶鲁笳、冷楚、周壁，谈话时讲了“四面八方”的方针政策。5月3日，陶鲁笳在太行区党委会议上做了口头传达。会议记录的第一段话如下：“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里所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和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应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令人眼前一亮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认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红色政权存在的条件之一。赣南闽西时期，他指出：“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提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1946年以后，他不断思考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方针。特别是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进城后怎样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问题摆在了各级党组织的面前。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虽未概括出“四面八方”的方针，但这个方针所包含的思想已经形成了。
毛泽东提出的“四面八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方针，是从井冈山根据地重视经济问题的解决开始，一路发展来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个富有诗意的生动的令人眼前一亮的概括，很像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对游击战争的概括：“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所不同的，一个是解决战争问题的方针，一个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方针。
轰动效应
“四面八方”方针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要调动民族资本家发展工商业的积极性。当时党内存在着重公轻私、重劳轻资，急着搞社会主义的“左”的倾向。天津解放后，有两三个月没人去理会产业界，有些做工会工作的不愿意和资本家接触;有些共产党员怕说自己立场不稳，故意避开资本家，资本家更是担心害怕。
毛泽东同上海商业界代表谈话时，上海商人说：“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毛泽东说：“你们产业界在新中国是四个朋友之一，我们是联合你们的，四个朋友缺一不可。”
上海商人说：“我们在报纸上的地位太不清楚了，而且是危险的。”毛泽东回答：“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忌，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
毛泽东提出“四面八方”的方针既防右倾，更防“左”倾，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民族资本家吃“定心丸”，在城市生产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
“四面八方”的经济建设方针，自毛泽东在香山提出来，立即不胫而走，产生了春雷响遍大地般的轰动效应。首先在中央领导层产生了轰动效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成了“四面八方”方针的宣讲员。
4月18日，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员会会议上讲话时宣讲道：毛主席说过，我们考虑问题要全面，要照顾四面八方。4月24日，刘少奇在天津市干部会议上讲话谈到如何发展生产时宣讲道：“什么是照顾四面八方呢？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四面八方都照顾好了，关系正确地建立了，改善了，城市工作就做好了。”5月2日，刘少奇在天津市工商业家座谈会上讲话，阐释了“四面八方”中的“限制”的含意。獨立自主是对外贸易的限制。“我们大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要开多少，关多少，都由自己决定。”“公私兼顾就是一种限制，没有限制，哪能兼顾？”“劳资两利，也是一个限制政策，如果只利资方不利劳方，是对资方没有限制。”
1949年4月12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的报告和朱德的讲话，也是宣讲“四面八方”方针的报告和讲话。周恩来认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偏于一方，事情就做不好。他说：“毛主席最近给大家讲的‘四面八方’的问题：工人方面要解决劳资问题，要劳资两利;解决公家问题要照顾到私人，公私兼顾;刚才所讲的城乡关系;还有内外关系。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总要有个本。”他还说：“生产的关键就是要了解毛主席所提出来的‘四面八方’的问题——劳资关系、公私关系、城乡关系和内外关系，要解决生产问题，就要了解这个政策”。朱德在讲话中介绍了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城乡政策、内外政策。
5月17日，朱德与毛泽东在香山接见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代表。他在讲话中要求大家必须很好地掌握毛主席所指出的“四面八方”的政策，建立新的劳动态度。5月20日，朱德在给邓子恢的电报中提出，“四面八方”的政策在劳资关系上两方面都要照顾到，既不要“左”，也不要右。“只有广大工人群众与正当的私营工商业资本家都动员起来了，才能恢复与发展生产。”
5月中旬，由朱德、刘少奇、陈云召开香山财政经济会议;6月上旬至7月中旬筹建中央财经统帅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7月下旬至8月下旬，陈云赴上海主持召开各解放区财经会议，找各界代表人物谈话，研究部署以稳定金融物价为中心的经济工作，这些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夜在“四面八方”方针指引下，中共中央研究解决生产和经济问题的重大举措。
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四面八方”方针载入其中。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