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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春天,柳湾的社员和平常一样在村子北面的旱台地上平整土地。平地的地方,实际上正是湟水沿岸发育良好的第三台地,先民重要的墓地。有一天,被铁锨铲开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处重要的墓葬,墓葬内有陶罐、石器等实物,村子里解放军某部巡回医疗队的两位军医看到后非常惊讶,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于是脱下军装,小心翼翼包了两件陶罐直奔西宁。
这两件陶罐立即引起了青海省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很快派文物组前往柳湾详细调查,并从当地农民手里征集了几十件造型美观、花纹别致的彩陶,同时对柳湾墓地进行大规模的发掘,一年就发掘出25座墓葬,并伴随有大量的陶罐和其他随葬品。之后,又在长达近八年的发掘中,整理出了2万多件陶器。从此,柳湾成了一个被世人瞩目的地方,彩陶成了柳湾响亮的代名词。
江河源头,孕育中华民族古老文明史的青海高原,是古丝绸之路南段,大陆与中亚、西亚之间的通道,在内陆交通上起着沟通中外交流的作用,从东部宽广的湟水谷地到一望无际的柴达木盆地,古代文化遗存丰富。那时候,男人狩猎、女人制陶,使用石器翻土耕种、石刀收割,原始的农业经济生活中,最具特色、最具创造力与想象力的,便是彩陶。
彩陶是近代考古学中出现的一个专有名词。古汉语《说文解字》中“彩”同“采”,强调的是色彩。彩陶不仅在陶器表面有彩绘装饰,陶器内壁也有彩绘装饰。陶器的制作标志着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其纹饰既有具象,又似抽象,色彩主要以黑、白、红为主。当考古学家发掘到这些彩陶后,完全被其出土后仍然绚丽的色彩所震惊,便命名为“彩陶”,以区别没有纹饰的“素陶”。
1921年,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博士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南发现了一枚残破的红色陶片,他在《黄土的儿女》中说:“一小片红色的陶片,其美丽磨光的表面上为黑色的彩绘……我感到这类陶器会与石工具在一起发现是不可思议的……”回到北京,他翻看了1904年美国地质学家在俄国的考察报告,意识到,黄河流域有可能是华夏文明的起源,于是他沿着黄河溯流而上,来到偏远的青海,果然如他期望,在湟水河谷中发现了文化层中露出的彩陶片,这让安特生确定仰韶文化确实延伸到了青藏高原的边缘。
通过大量调查,他确定,源自青海的两大河流长江、黄河的支流沱沱河、金沙江,湟水河、大通河和甘肃省的洮河等,因两岸谷地和台地上良好而肥沃的土地,成为古代先民劳动、生息的理想场所。而青海彩陶便是充分体现古代文化遗存最重要的实物之一,属于仰韶文化的最西段,且以种类繁多、延续时间最长而产生重大影响。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國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柴达木盆地南缘沱沱河沿采集到十余件旧石器时代打制的石器,此后,考古工作者在青海调查各种文物遗存达4000余处,发掘出土与征集各个时期不同类型文物十万余件,其中属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彩陶,包括进入青铜器时期的齐家、辛店、卡约类型文化为主的文物占了绝大比重。特别是青海柳湾一带出土的彩陶,单凭数量和规模,文化内涵之丰富,在世界史前考古史上也极其罕见。
5000年前,青海乐都柳湾是原始社会晚期,先民居住和生活的湟水两岸草木青翠,林木繁茂,百鸟歌唱,野兽出没。人们在此种下粟米,在湟水边捕鱼,在绿树遮盖的山上狩猎。山上,有取之不尽的木柴,用来制陶的黏性土,地里种植的粟米,即使出土后被放在博物馆里,千年后,依旧颗粒饱满。
太阳在头顶上高悬,柳湾的第三台地,是墓葬最稠密的地方。几千年前,这里,甚至现在,依然是适合人类墓葬的一座座山丘,从它不甚高峻的山腰平挖下去,就会形成一个长长的墓穴。墓穴宽敞、干燥,背依大山,面临湟水,天然的好风水,是人类祖先希望永久藏身的地方。
打开墓穴,长方形的竖穴式土坑里,有一个用松柏类的圆木挖成的独木舟样的木棺,里面是一个成年的男人,还有一个或者两个没有棺木的年轻女人躺在男人身边,和或多或少的彩陶、石器一起被人们视为陪葬品。看上去,年轻的女人死的时候是不安静的,她们的身子扭曲,头骨有明显的裂痕,那是因为当她们被推下墓穴的一刻,一般是健康而清醒的。这充分说明,马厂文化时期的父系氏族社会,有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男女的不平等。
从考古学的意义上讲,柳湾墓地是国家至今发现的保存最好、最完整的原始社会晚期的墓地,也是出土彩陶最多的墓地。而且,只有柳湾出土的墓地里,才同时并存着马厂文化时期的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齐家文化和辛店文化。马家窑文化在4600年以前,辛店文化在3600年以前,其间延续了1000多年。
随着青铜器的诞生,彩陶从早期更多注重外表的华美,逐渐趋于朴素耐用,成为先民生活中真正意义上的实用品。所以,至辛店文化时期,彩陶的器型也就相应地变得浑厚、有力。这一时期的彩陶多为平底或凹式底,颈部的纹饰大多是简单的回纹,腹部为双勾纹,黑色单彩,普遍施白陶衣。柳湾出土的粗陶,更是体现出朴素、实用、大方的特点。
有些学者苦于探索彩陶纹饰的含义,其实,这些纹饰的意义,也许很简单,也许就是先民在自由、无意识的状态下创作的。伴随湟水滔滔,那些美丽的漩涡,款款流淌的波纹,那些近似于动植物及孩子神态的作品,不仅是先民们自由创作、任意想象的产物,也代表了人类发乎自然的天性和淳朴的愿望。不仅可以从中寻找到历史,寻找到美,寻找到西部神韵与青海高原古文化鲜活的生命气息,还似乎能够看见含笑的先民们在燃烧的火窑前,悉心盘筑、打磨,精心勾绘的背影,听见他们敦厚的口唇间发出的悠长、低沉的埙音。
从出土的彩陶器物上看,出现在柳湾彩陶上的某些序号或者某些符号,似乎表明人类已经有了文字的意识,符号中有一些象征着陶器的类型,还有一些似乎是陶匠留下的记号。据考古学家统计,柳湾共有679件陶器上画有符号,其形状大致分几何形和动物形两类。几何形符号中,共有139种不同的形状,动物形符号仅在5件陶器上有所发现。而且,其中的有些符号多次重复使用,这说明一定有某种特定含义。不管怎样,都有可能具备先民表达意识、交流情感的功能。假如研究者能够考证出这是甲骨文等早期文字的发展根源,那么,中国文字的出现恐怕还要往前推进至少1000年。
从世界人类文明史的发展看,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尚处于一种蒙昧的原始时代,只是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氏族社会,才得到空前发展,人类社会的文明才开始出现曙光。对于新石器时代的划分,以出现磨制石器、制陶术、农业和畜牧业这四个基本要素为标志,而在这四个基本要素中,陶器的发明和制作对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是开创性的。
因为,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最早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变为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是人力改变天然物的初始开端,也是人类传统艺术的起点。自从有了彩陶,远古先民的生活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类生活才趋向稳定,生产力才得以发展。自从有了彩陶,中国才有了以彩绘图案纹样与造型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呈现出中国上古时期各部族丰富多彩的文化面貌。
而如青海这般,出土彩陶范围之广、数量之密集、文化类型之丰富的地方,实不多见。由此可见,青海彩陶的发展史,是人类新石器时代的进步史、文明史,是人类精神文明发达的前提和外表特征,是留在青海高大陆的一段辉煌记忆,也是青海人最值得骄傲和无比珍惜,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遗存。作为青海人,不应忘记,是5000年前,占据黄河上游生活在青海湖东西部与河湟谷地农业区域的先民,把彩陶文化推向了新石器时代的高峰,迎接了人类文明进程中又一重要的历史时期——青铜器时代的到来。
距今3600年后的日子里,柳湾先民告别了在他们眼里已然不再美丽富饶的土地,不知所终。历史学家和考古专家至今对此没有准确的解释。大地默默无言,只剩下这些神秘幽雅、湟水般奔流不息的彩陶,散发出悠悠古情。
这两件陶罐立即引起了青海省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很快派文物组前往柳湾详细调查,并从当地农民手里征集了几十件造型美观、花纹别致的彩陶,同时对柳湾墓地进行大规模的发掘,一年就发掘出25座墓葬,并伴随有大量的陶罐和其他随葬品。之后,又在长达近八年的发掘中,整理出了2万多件陶器。从此,柳湾成了一个被世人瞩目的地方,彩陶成了柳湾响亮的代名词。
江河源头,孕育中华民族古老文明史的青海高原,是古丝绸之路南段,大陆与中亚、西亚之间的通道,在内陆交通上起着沟通中外交流的作用,从东部宽广的湟水谷地到一望无际的柴达木盆地,古代文化遗存丰富。那时候,男人狩猎、女人制陶,使用石器翻土耕种、石刀收割,原始的农业经济生活中,最具特色、最具创造力与想象力的,便是彩陶。
彩陶是近代考古学中出现的一个专有名词。古汉语《说文解字》中“彩”同“采”,强调的是色彩。彩陶不仅在陶器表面有彩绘装饰,陶器内壁也有彩绘装饰。陶器的制作标志着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其纹饰既有具象,又似抽象,色彩主要以黑、白、红为主。当考古学家发掘到这些彩陶后,完全被其出土后仍然绚丽的色彩所震惊,便命名为“彩陶”,以区别没有纹饰的“素陶”。
1921年,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博士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南发现了一枚残破的红色陶片,他在《黄土的儿女》中说:“一小片红色的陶片,其美丽磨光的表面上为黑色的彩绘……我感到这类陶器会与石工具在一起发现是不可思议的……”回到北京,他翻看了1904年美国地质学家在俄国的考察报告,意识到,黄河流域有可能是华夏文明的起源,于是他沿着黄河溯流而上,来到偏远的青海,果然如他期望,在湟水河谷中发现了文化层中露出的彩陶片,这让安特生确定仰韶文化确实延伸到了青藏高原的边缘。
通过大量调查,他确定,源自青海的两大河流长江、黄河的支流沱沱河、金沙江,湟水河、大通河和甘肃省的洮河等,因两岸谷地和台地上良好而肥沃的土地,成为古代先民劳动、生息的理想场所。而青海彩陶便是充分体现古代文化遗存最重要的实物之一,属于仰韶文化的最西段,且以种类繁多、延续时间最长而产生重大影响。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國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柴达木盆地南缘沱沱河沿采集到十余件旧石器时代打制的石器,此后,考古工作者在青海调查各种文物遗存达4000余处,发掘出土与征集各个时期不同类型文物十万余件,其中属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彩陶,包括进入青铜器时期的齐家、辛店、卡约类型文化为主的文物占了绝大比重。特别是青海柳湾一带出土的彩陶,单凭数量和规模,文化内涵之丰富,在世界史前考古史上也极其罕见。
5000年前,青海乐都柳湾是原始社会晚期,先民居住和生活的湟水两岸草木青翠,林木繁茂,百鸟歌唱,野兽出没。人们在此种下粟米,在湟水边捕鱼,在绿树遮盖的山上狩猎。山上,有取之不尽的木柴,用来制陶的黏性土,地里种植的粟米,即使出土后被放在博物馆里,千年后,依旧颗粒饱满。
太阳在头顶上高悬,柳湾的第三台地,是墓葬最稠密的地方。几千年前,这里,甚至现在,依然是适合人类墓葬的一座座山丘,从它不甚高峻的山腰平挖下去,就会形成一个长长的墓穴。墓穴宽敞、干燥,背依大山,面临湟水,天然的好风水,是人类祖先希望永久藏身的地方。
打开墓穴,长方形的竖穴式土坑里,有一个用松柏类的圆木挖成的独木舟样的木棺,里面是一个成年的男人,还有一个或者两个没有棺木的年轻女人躺在男人身边,和或多或少的彩陶、石器一起被人们视为陪葬品。看上去,年轻的女人死的时候是不安静的,她们的身子扭曲,头骨有明显的裂痕,那是因为当她们被推下墓穴的一刻,一般是健康而清醒的。这充分说明,马厂文化时期的父系氏族社会,有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男女的不平等。
从考古学的意义上讲,柳湾墓地是国家至今发现的保存最好、最完整的原始社会晚期的墓地,也是出土彩陶最多的墓地。而且,只有柳湾出土的墓地里,才同时并存着马厂文化时期的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齐家文化和辛店文化。马家窑文化在4600年以前,辛店文化在3600年以前,其间延续了1000多年。
随着青铜器的诞生,彩陶从早期更多注重外表的华美,逐渐趋于朴素耐用,成为先民生活中真正意义上的实用品。所以,至辛店文化时期,彩陶的器型也就相应地变得浑厚、有力。这一时期的彩陶多为平底或凹式底,颈部的纹饰大多是简单的回纹,腹部为双勾纹,黑色单彩,普遍施白陶衣。柳湾出土的粗陶,更是体现出朴素、实用、大方的特点。
有些学者苦于探索彩陶纹饰的含义,其实,这些纹饰的意义,也许很简单,也许就是先民在自由、无意识的状态下创作的。伴随湟水滔滔,那些美丽的漩涡,款款流淌的波纹,那些近似于动植物及孩子神态的作品,不仅是先民们自由创作、任意想象的产物,也代表了人类发乎自然的天性和淳朴的愿望。不仅可以从中寻找到历史,寻找到美,寻找到西部神韵与青海高原古文化鲜活的生命气息,还似乎能够看见含笑的先民们在燃烧的火窑前,悉心盘筑、打磨,精心勾绘的背影,听见他们敦厚的口唇间发出的悠长、低沉的埙音。
从出土的彩陶器物上看,出现在柳湾彩陶上的某些序号或者某些符号,似乎表明人类已经有了文字的意识,符号中有一些象征着陶器的类型,还有一些似乎是陶匠留下的记号。据考古学家统计,柳湾共有679件陶器上画有符号,其形状大致分几何形和动物形两类。几何形符号中,共有139种不同的形状,动物形符号仅在5件陶器上有所发现。而且,其中的有些符号多次重复使用,这说明一定有某种特定含义。不管怎样,都有可能具备先民表达意识、交流情感的功能。假如研究者能够考证出这是甲骨文等早期文字的发展根源,那么,中国文字的出现恐怕还要往前推进至少1000年。
从世界人类文明史的发展看,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尚处于一种蒙昧的原始时代,只是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氏族社会,才得到空前发展,人类社会的文明才开始出现曙光。对于新石器时代的划分,以出现磨制石器、制陶术、农业和畜牧业这四个基本要素为标志,而在这四个基本要素中,陶器的发明和制作对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是开创性的。
因为,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最早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变为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是人力改变天然物的初始开端,也是人类传统艺术的起点。自从有了彩陶,远古先民的生活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类生活才趋向稳定,生产力才得以发展。自从有了彩陶,中国才有了以彩绘图案纹样与造型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呈现出中国上古时期各部族丰富多彩的文化面貌。
而如青海这般,出土彩陶范围之广、数量之密集、文化类型之丰富的地方,实不多见。由此可见,青海彩陶的发展史,是人类新石器时代的进步史、文明史,是人类精神文明发达的前提和外表特征,是留在青海高大陆的一段辉煌记忆,也是青海人最值得骄傲和无比珍惜,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遗存。作为青海人,不应忘记,是5000年前,占据黄河上游生活在青海湖东西部与河湟谷地农业区域的先民,把彩陶文化推向了新石器时代的高峰,迎接了人类文明进程中又一重要的历史时期——青铜器时代的到来。
距今3600年后的日子里,柳湾先民告别了在他们眼里已然不再美丽富饶的土地,不知所终。历史学家和考古专家至今对此没有准确的解释。大地默默无言,只剩下这些神秘幽雅、湟水般奔流不息的彩陶,散发出悠悠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