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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美国以“俄罗斯违约”和“中国不受约束”为借口，宣布退出《中导条约》，俄罗斯也紧随其后宣布暂停相关履约责任。《中导条约》终止、《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前途未卜，不仅对大国战略稳定关系造成一定冲击，也给国际安全形势带来巨大变数，国际社会自此迈入“后中导条约时代”。
所谓“后中导条约时代”，即伴随《中导条约》的废止，陆基中程导弹凭借其战略和战役优势，重新成为主要大国或地区国家研发或装备的重点，国际社会恐将面临新一轮导弹军备竞赛热潮以及由此产生的军备控制低迷前景。在亚洲地区，鉴于中美关系持续走低和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陆基中导成为美国升级印太威慑战略和制衡中国军力崛起的重要一环，势必会对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构成负面影响。
美国对中国陆基中导发展存在严重安全焦虑
美国认为，中国长期以来受到《中导条约》的“安全庇护”。由于缺少《中导条约》的约束，中国凭借大量的陆基中导和小规模的洲际弹道导弹，在东亚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常规威慑能力和有效的核威慑力，前者以“东风-21”和“东风26D”反舰弹道导弹等“航母杀手”为代表，后者则以“东风5”洲际弹道导弹为代表，加起来构成中国日益强大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严重威胁了美军在印度—西太平洋地区的航行自由行动和力量投送能力，进而也影响了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
美国对陆基中导的另一关注点在于中国对军控谈判的“消极态度”。在美国看来，中国对于军控条约的态度同俄罗斯相比更为“消极”和“抵触”。虽然俄罗斯对军控问题持实用主义原则，但至少愿就导弹相关议题进行谈判，美俄双方可凭借谈判进程和后续核查制度了解对方的安全关切。而中国既不受条约束缚，又对军控谈判持“回避”态度，这将导致中美之间在亚太地区的军力对比失衡，日益成为地区军备竞赛和战略不稳定的导火索，增加了两国之间的冲突风险——从常规层面升级到核冲突层面的危险。
2020年4月以来，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对峙和冲突阶段。从国内因素来看，美国疫情急剧恶化，感染人数屡创新高。为转移国内舆情压力和政治矛盾焦点，特朗普政府大肆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在其2020年版的《中国军力报告》中，中国的军事实力尤其是海军力量与核力量被严重夸大。从两国互动的角度看，美国对中国的敌视和指责由经济和安全利益领域转移到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领域，关于中美之间是否进入“新冷战”的争论愈演愈烈。从地区安全的角度看，伴随中美战略竞争与军事博弈加剧，美国加速推进印太战略实施进程，不断升级印太战略威慑态势：一是出台《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提出设立“太平洋威慑倡议”基金，要求将国防部有限的资金资源集中用于遏制中国的关键军事能力上;二是在南海方向，6月以来首次进行双航母演习，大幅提升对南海的抵近侦察频次，出台“南海政策声明”，调整立场转向公开介入;三是在台海方向，陆续出台相关法案，逐渐偏移之前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政策，走向“战略清晰”;四是筹划“亚洲版北约”，加强与日、韩、澳盟友军事合作与演习;五是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第六次试射X-37B空天飞机和出版首份《太空力量》作战条令，强化太空威慑力度。
展望下一阶段的中美关系，不排除美国在南海地区制造“舰机相遇”事件，或出台其他涉台法案，或对台、对韩、对日出售反导等战略武器系统，以达到转移国内政治矛盾焦点、为选举制造“黑天鹅事件”、恢复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军力平衡的“一石三鸟”效果。与其他武器系统相比，陆基中导具备特殊的战略战役优势，在美国印太威慑战略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陆基中导的战略战役优势
自退约以后，美国已按计划展开了一系列关于陆基中导的研发和部署。2019年8月19日，美军利用海基“宙斯盾”调整Mk41发射系统试射了一枚常规陆基巡航导弹，射程500公里，可在18个月内完成部署。当年12月底，美军再次试射一枚常规陆基弹道导弹，射程为2900～3900公里。2020年初以来，美军在前述行动基础上展开了后续试验工作，计划到2023年完成四类陆基中导的作战部署：一是“精确打击导弹”（PrSM），射程499公里，可用于远距离打击海上舰船类目标，2020年6月出台的《2021财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已决定增加5960万美元建造36枚“精确打击导弹”;二是“陆军战术导弹（ATACMS）的跨域系统”，射程500～700公里，这是一种陆基中程反舰导弹;三是搭载高超音速助推滑翔器（HGV）的陆基中程弹道导弹（IRBM），射程约为4000公里，已于2020年3月完成通用高超音速滑翔器（C-HGB）的首次实验;四是以“潘兴3”为代表的射程更长的常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从性能看，上述陆基中程导弹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即陆基巡航导弹和陆基弹道导弹，各具优劣势。陆基巡航导弹的优势在于：较快的部署时间（一年半左右），精度高，成本低，并可多角度发射;劣势在于，与弹道导弹相比，其飞行速度较慢和毁伤性能较低，更适合于抵近部署，用于打击地面目标的雷达和油料贮藏设备，因此美方认为最佳部署地点是位于距离中国东南沿海750～1000公里的琉球群岛。
陆基弹道导弹的优势包括：飞行速度快、突防能力强、投送距离远、毁伤性能强大，可弥补巡航导弹的不足，用于远程打击对方的固定目标如传感器、指挥控制系统、飞机跑道、弹药仓库等。按飞行距离划分，陆基弹道导弹又可分为陆基中程弹道导弹和陆基中远程弹道导弹，前者飞行2000公里需耗时13分钟，美方认为最佳部署地點为距离中国750～2000公里的日本本州岛及西南群岛;后者则适用于部署距离中国较远的关岛、阿留申群岛（谢米亚空军基地）、澳大利亚北部（丁达尔空军基地）或印度洋（迪戈加西亚海军基地）。因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鉴于陆基中导的有效射程，其部署区域不能选择第二岛链以东范围。
陆基中导升级与印太战略
美国印太威慑战略正呈现不断升级的态势，以B-52H战略轰炸机的“动态武力运用”强化对印太地区的延伸威慑，以舰机“航行自由行动”强化在南海地区的实战威慑，以太空力量成军成体系建设强化跨域威慑态势。推动陆基中导的相关研发、部署、作战筹划，并保持对战略对手的军控施压，正在成为美国升级印太战略威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是使陆军“多域作战”与美军“空海一体战”高度融合。自“空海一体战”概念出台以来，美国的国防建设重心逐渐向海空军倾斜，冷战时期“空地一体战”中陆军的传统优势难以为继。为扭转这一局面，美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于2017年提出了“多域作战”概念，旨在打破军种、领域之间的界限，拓展陆、海、空、天、网、电等领域联合作战的能力，以提升陆军在未来联合行动中的作用。
在“多域作战”概念的指引下，美国未来重点发展陆基中导项目之一的“精确打击导弹”，可通过F-35隐形战机提供目标信号，实现各军兵种武器系统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互联互通”，从而强化“多域作战”的战场效能。在关于陆基中导的具体作战想定中，搭载陆基高超音速助推滑翔器的中程弹道导弹主要用于突防，即摧毁敌方防空反导系统关键节点，随后大规模前沿部署的陆基巡航导弹进行齐射飞行，并伴随海基和空基巡航导弹实现协同发射，从而与美军的“空海一体战”作战构想高度融合。
二是使陆基中导成为对台威慑及作战行动的关键环节。在美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设想的对台威慑及作战行动中，陆基中导主要用于发挥瞄准中国舰上和岸上的关键防空反导节点，为后续作战行动奠定基础。此外，陆基中导还会重点打击部署在中国内陆的太空态势感知系统、卫星数据接收设施及控制站，切断指挥控制链等，此即“致盲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内已有在陆基中远程导弹上部署低当量核弹头的讨论，并认为若在日本等地部署陆基核中导，并强化美陆军与日本陆上自卫队协同部署远程反舰巡航导弹，能强化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慑行动。2020年2月4日，美海军在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上配备了W76-2低当量核弹头，表明低当量核弹头已经进入实战部署阶段。
三是强拉三边军控谈判，保持对中国的军控施压。在军控问题上，美国意图复制冷战时期迫使苏联参与《中导条约》谈判的“双轨政策”，即“慑拉并举、软硬兼施”的两手政策。一是通过前沿军事力量展示、战略威慑态势升级、核武器实战化部署等“硬手段”，慑止和抵消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强大的兵力投送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二是以維护地区安全、推动军控进程为“幌子”，拉中国加入军控谈判进程为“软手段”，在保持对中国军控施压的同时增加谈判筹码。当前，《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第二轮谈判已结束，美俄就续约问题达成初步共识，即形成一个综合性但非正式的协议，并在后续谈判中将中国纳入进来，中国在该领域所受到的外交压力并未减轻。
众所周知，美国所担心的“中国导弹威胁论”并非真实存在，不过是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在导弹领域的翻版。就数量而言，无论是常规导弹还是核导弹，中国与美相比都处于绝对劣势地位，近年来虽有缓慢提升，但鉴于美国更为强大的地区反导能力和庞大的军事联盟网络，中美战略力量对比态势难以被轻易扭转。就质量而言，中国的导弹均部署于本国领土之上，且处于“低戒备状态”，主要作战意图均是解决领土和主权等核心利益问题，本质上属于防御而非进攻态势。此外，即便中美之间的导弹数量对比发生逆转，鉴于现代高科技战争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导弹攻防作战也绝非靠数量和质量取胜，而是与态势感知、指挥控制、火力投送、后勤保障等系统密切相关。对陆基中导，美国也是战略战役层面兼顾的“慑战并举”之策，既有在作战层面融合“空海一体战”的考虑，又有在战略层面升级印太威慑态势的考量，最终目的是慑止并打赢大国之间的“高端战争”。在思考和应对中美关于“中导较量”的问题上，应超越单纯数量之争、置于中美亚太军力对比的结构性背景并结合大国高端战争的系统性特征来看待。
所谓“后中导条约时代”，即伴随《中导条约》的废止，陆基中程导弹凭借其战略和战役优势，重新成为主要大国或地区国家研发或装备的重点，国际社会恐将面临新一轮导弹军备竞赛热潮以及由此产生的军备控制低迷前景。在亚洲地区，鉴于中美关系持续走低和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陆基中导成为美国升级印太威慑战略和制衡中国军力崛起的重要一环，势必会对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构成负面影响。
美国对中国陆基中导发展存在严重安全焦虑
美国认为，中国长期以来受到《中导条约》的“安全庇护”。由于缺少《中导条约》的约束，中国凭借大量的陆基中导和小规模的洲际弹道导弹，在东亚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常规威慑能力和有效的核威慑力，前者以“东风-21”和“东风26D”反舰弹道导弹等“航母杀手”为代表，后者则以“东风5”洲际弹道导弹为代表，加起来构成中国日益强大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严重威胁了美军在印度—西太平洋地区的航行自由行动和力量投送能力，进而也影响了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
美国对陆基中导的另一关注点在于中国对军控谈判的“消极态度”。在美国看来，中国对于军控条约的态度同俄罗斯相比更为“消极”和“抵触”。虽然俄罗斯对军控问题持实用主义原则，但至少愿就导弹相关议题进行谈判，美俄双方可凭借谈判进程和后续核查制度了解对方的安全关切。而中国既不受条约束缚，又对军控谈判持“回避”态度，这将导致中美之间在亚太地区的军力对比失衡，日益成为地区军备竞赛和战略不稳定的导火索，增加了两国之间的冲突风险——从常规层面升级到核冲突层面的危险。
2020年4月以来，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对峙和冲突阶段。从国内因素来看，美国疫情急剧恶化，感染人数屡创新高。为转移国内舆情压力和政治矛盾焦点，特朗普政府大肆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在其2020年版的《中国军力报告》中，中国的军事实力尤其是海军力量与核力量被严重夸大。从两国互动的角度看，美国对中国的敌视和指责由经济和安全利益领域转移到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领域，关于中美之间是否进入“新冷战”的争论愈演愈烈。从地区安全的角度看，伴随中美战略竞争与军事博弈加剧，美国加速推进印太战略实施进程，不断升级印太战略威慑态势：一是出台《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提出设立“太平洋威慑倡议”基金，要求将国防部有限的资金资源集中用于遏制中国的关键军事能力上;二是在南海方向，6月以来首次进行双航母演习，大幅提升对南海的抵近侦察频次，出台“南海政策声明”，调整立场转向公开介入;三是在台海方向，陆续出台相关法案，逐渐偏移之前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政策，走向“战略清晰”;四是筹划“亚洲版北约”，加强与日、韩、澳盟友军事合作与演习;五是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第六次试射X-37B空天飞机和出版首份《太空力量》作战条令，强化太空威慑力度。
展望下一阶段的中美关系，不排除美国在南海地区制造“舰机相遇”事件，或出台其他涉台法案，或对台、对韩、对日出售反导等战略武器系统，以达到转移国内政治矛盾焦点、为选举制造“黑天鹅事件”、恢复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军力平衡的“一石三鸟”效果。与其他武器系统相比，陆基中导具备特殊的战略战役优势，在美国印太威慑战略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陆基中导的战略战役优势
自退约以后，美国已按计划展开了一系列关于陆基中导的研发和部署。2019年8月19日，美军利用海基“宙斯盾”调整Mk41发射系统试射了一枚常规陆基巡航导弹，射程500公里，可在18个月内完成部署。当年12月底，美军再次试射一枚常规陆基弹道导弹，射程为2900～3900公里。2020年初以来，美军在前述行动基础上展开了后续试验工作，计划到2023年完成四类陆基中导的作战部署：一是“精确打击导弹”（PrSM），射程499公里，可用于远距离打击海上舰船类目标，2020年6月出台的《2021财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已决定增加5960万美元建造36枚“精确打击导弹”;二是“陆军战术导弹（ATACMS）的跨域系统”，射程500～700公里，这是一种陆基中程反舰导弹;三是搭载高超音速助推滑翔器（HGV）的陆基中程弹道导弹（IRBM），射程约为4000公里，已于2020年3月完成通用高超音速滑翔器（C-HGB）的首次实验;四是以“潘兴3”为代表的射程更长的常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从性能看，上述陆基中程导弹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即陆基巡航导弹和陆基弹道导弹，各具优劣势。陆基巡航导弹的优势在于：较快的部署时间（一年半左右），精度高，成本低，并可多角度发射;劣势在于，与弹道导弹相比，其飞行速度较慢和毁伤性能较低，更适合于抵近部署，用于打击地面目标的雷达和油料贮藏设备，因此美方认为最佳部署地点是位于距离中国东南沿海750～1000公里的琉球群岛。
陆基弹道导弹的优势包括：飞行速度快、突防能力强、投送距离远、毁伤性能强大，可弥补巡航导弹的不足，用于远程打击对方的固定目标如传感器、指挥控制系统、飞机跑道、弹药仓库等。按飞行距离划分，陆基弹道导弹又可分为陆基中程弹道导弹和陆基中远程弹道导弹，前者飞行2000公里需耗时13分钟，美方认为最佳部署地點为距离中国750～2000公里的日本本州岛及西南群岛;后者则适用于部署距离中国较远的关岛、阿留申群岛（谢米亚空军基地）、澳大利亚北部（丁达尔空军基地）或印度洋（迪戈加西亚海军基地）。因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鉴于陆基中导的有效射程，其部署区域不能选择第二岛链以东范围。
陆基中导升级与印太战略
美国印太威慑战略正呈现不断升级的态势，以B-52H战略轰炸机的“动态武力运用”强化对印太地区的延伸威慑，以舰机“航行自由行动”强化在南海地区的实战威慑，以太空力量成军成体系建设强化跨域威慑态势。推动陆基中导的相关研发、部署、作战筹划，并保持对战略对手的军控施压，正在成为美国升级印太战略威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是使陆军“多域作战”与美军“空海一体战”高度融合。自“空海一体战”概念出台以来，美国的国防建设重心逐渐向海空军倾斜，冷战时期“空地一体战”中陆军的传统优势难以为继。为扭转这一局面，美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于2017年提出了“多域作战”概念，旨在打破军种、领域之间的界限，拓展陆、海、空、天、网、电等领域联合作战的能力，以提升陆军在未来联合行动中的作用。
在“多域作战”概念的指引下，美国未来重点发展陆基中导项目之一的“精确打击导弹”，可通过F-35隐形战机提供目标信号，实现各军兵种武器系统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互联互通”，从而强化“多域作战”的战场效能。在关于陆基中导的具体作战想定中，搭载陆基高超音速助推滑翔器的中程弹道导弹主要用于突防，即摧毁敌方防空反导系统关键节点，随后大规模前沿部署的陆基巡航导弹进行齐射飞行，并伴随海基和空基巡航导弹实现协同发射，从而与美军的“空海一体战”作战构想高度融合。
二是使陆基中导成为对台威慑及作战行动的关键环节。在美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设想的对台威慑及作战行动中，陆基中导主要用于发挥瞄准中国舰上和岸上的关键防空反导节点，为后续作战行动奠定基础。此外，陆基中导还会重点打击部署在中国内陆的太空态势感知系统、卫星数据接收设施及控制站，切断指挥控制链等，此即“致盲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内已有在陆基中远程导弹上部署低当量核弹头的讨论，并认为若在日本等地部署陆基核中导，并强化美陆军与日本陆上自卫队协同部署远程反舰巡航导弹，能强化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慑行动。2020年2月4日，美海军在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上配备了W76-2低当量核弹头，表明低当量核弹头已经进入实战部署阶段。
三是强拉三边军控谈判，保持对中国的军控施压。在军控问题上，美国意图复制冷战时期迫使苏联参与《中导条约》谈判的“双轨政策”，即“慑拉并举、软硬兼施”的两手政策。一是通过前沿军事力量展示、战略威慑态势升级、核武器实战化部署等“硬手段”，慑止和抵消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强大的兵力投送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二是以維护地区安全、推动军控进程为“幌子”，拉中国加入军控谈判进程为“软手段”，在保持对中国军控施压的同时增加谈判筹码。当前，《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第二轮谈判已结束，美俄就续约问题达成初步共识，即形成一个综合性但非正式的协议，并在后续谈判中将中国纳入进来，中国在该领域所受到的外交压力并未减轻。
众所周知，美国所担心的“中国导弹威胁论”并非真实存在，不过是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在导弹领域的翻版。就数量而言，无论是常规导弹还是核导弹，中国与美相比都处于绝对劣势地位，近年来虽有缓慢提升，但鉴于美国更为强大的地区反导能力和庞大的军事联盟网络，中美战略力量对比态势难以被轻易扭转。就质量而言，中国的导弹均部署于本国领土之上，且处于“低戒备状态”，主要作战意图均是解决领土和主权等核心利益问题，本质上属于防御而非进攻态势。此外，即便中美之间的导弹数量对比发生逆转，鉴于现代高科技战争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导弹攻防作战也绝非靠数量和质量取胜，而是与态势感知、指挥控制、火力投送、后勤保障等系统密切相关。对陆基中导，美国也是战略战役层面兼顾的“慑战并举”之策，既有在作战层面融合“空海一体战”的考虑，又有在战略层面升级印太威慑态势的考量，最终目的是慑止并打赢大国之间的“高端战争”。在思考和应对中美关于“中导较量”的问题上，应超越单纯数量之争、置于中美亚太军力对比的结构性背景并结合大国高端战争的系统性特征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