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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开了道小门，中国人就会如潮水般涌入。”世界对于庞大的中国移民以及“中国制造”商品的不安由此可见一斑。一些西方人说，这种由中国商品、中国资本以及由中国移民带往全球各地的“中国文化”相互交织在一起，就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这种带有一丝恐慌情绪的论调很好地注解了西方对中国的复杂心态，也提醒新一代中国商人在试图对接世界的过程中，表现得更加温和、更加耐心
告别父辈的模式
意大利罗马华商连日来接连遭受重创，数千万欧元货物被警方查扣。这则新闻近日在中国国内被广泛转载。“我在意大利的朋友最近都中断了在罗马的生意回到了福建。”杨荣告诉《商务周刊》说，“尽管我选择的投资国是瑞典，但这事对我还是触动很大。”
25岁的福州人杨荣，继承了家族一直从事的工艺品加工企业，年利润逾千万元人民币，员工人数达到300多人。他最大的目标就是把这个家族企业发展到海外。经过认真的考察和比较，杨荣选择了瑞典“中国城”项目。这是一个由总部位于杭州的中国凡尔顿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启动的瑞典投资项目。
从杭州到瑞典王国首都斯德哥尔摩，再到瑞典中国商贸城项目所在地卡尔玛市，杨荣前前后后做了好几次实地考察。与父辈们相比，杨荣显得颇为“异类”。在这个中国最大的海外移民输出省份，“亲戚带亲戚”是老一辈福建人最普遍的出去方式，他们选择“扎堆”的地方往往是美国、加拿大。据美国福建同乡会主席陈清泉介绍，在美的闽籍华人达到80万人，在加拿大也约有20万福建人。然而，杨荣选择了瑞典，在那里，华人总数不到1万，而且没有他的任何亲戚。
“我不喜欢受到老一辈人陈旧思想的束缚，不喜欢亲戚或朋友的帮助。”在他看来，他选择移民地的主要标准是是否存在“商业机会”。
从当地的投资环境和潜在商业机会两个方面来分析，瑞典都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凡尔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骆金星曾经给《商务周刊》列举了投资瑞典的13点原因——而这也是瑞典投资总署在向中国企业推介瑞典投资机会时所主要强调的瑞典优势。 在一一列举了“安全的环境、温和的民族、高文化素质、低企业税收、发达的高科技、便利的交通、完备的教育条件、高福利、理想的生活环境以及与中国友好的邦交关系”等等之后，骆金星还强调，在瑞典的支柱产业如汽车配件、电子制造等逐渐向中国这样的国家转移过程中，瑞典为自己寻找的新的支柱点，其一是科研，其二就是商贸。
“瑞典中国城项目，正好符合瑞典国家这一产业建设政策。”骆金星说。
与家族中那些在海外主要经营餐饮业的父辈们不同，杨荣想做的生意是把国内物美价廉的工艺品出口到瑞典。“瑞典当地市场的假日消费能力惊人，那些圣诞节所需要的工艺品、礼品和玩具在当地的价格很高，而同样质量的商品，在国内的成本不过几元钱，相比几百元的售价，这中间存在着高额的利润。”杨荣说。
面对“罗马华商货物被查扣”事件和朋友的回国，杨荣深切感受到投资环境的稳定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杨荣说：“在罗马，大家通常是租赁商铺，对方可以任意抬高房租，朋友们的生意也越做越糟糕。”
事实上，在意大利罗马这个迄今为止西方最大的“中国城”里，早在1990年代移民此地的华商就有一万多人，他们所面临的难题不仅是房租价格的任意调高。据海外媒体报道说，罗马市政府已设下种种规矩，限制中国人集中到罗马的埃司奎里诺区，以减弱该区吸引中国移民的磁聚效应。另外，中国人赖以维生的大盘商生意，该区也加以禁止。媒体援引当地“埃司奎里诺区街坊协会”理事长卡波齐欧的话说：“本区是罗马古城的中心，罗马就是罗马，可不是中国行省的省会。”显然，政府的态度和当地居民的敌视早早就为如今的“罗马华商货物扣押”事件埋下了伏笔。
不仅在意大利，类似的境遇普遍存在于上个世纪第一代、第二代移民欧洲的华商中间。西班牙、法国等国家曾经先后在2004年和2005年出现过多起针对华商的暴力纵火事件；2005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居民和政界人士甚至走上街头，进行反对在当地建立“中国城”的示威游行。
这种“反华移民”的情绪，与中国移民欧洲的人数大幅增加相伴而生。“国际移民组织”曾经作过统计，在2000年，估计约有20万中国人合法地居住在欧洲。这个数字跟居住在北美以及澳大利亚的中国移民相比还是相当少的。不过，“国际移民组织”研究指出，过去10年中，移民到欧洲的中国人数大幅增加。例如，过去10年中，居住在意大利的中国人增加了260%，同一時期，居住在西班牙的中国人也增加了6倍。
相比较，由于瑞典地处相对比较偏远的北欧，并有着较严格的移民政策，外国人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很难移民此地，因此瑞典过去几十年里也较少受到华人海外移民潮的冲击。而与此同时，据卡尔玛市政府官员托马斯·大卫桑介绍说，瑞典政府现在对待投资型移民态度很宽容，最近刚刚放开了移民政策，在各项标准基本没有具体要求的情况下，对投资型移民的审核条件相对宽松。这也部分解释了瑞典中国城项目为什么得到了瑞典政府的热情回应。杨荣回忆自己在瑞典考察期间的所见所闻，感慨到：“瑞典政府积极合作的态度以及在该项目上投入的巨大精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永岚，美籍华人，目前担任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驻华机构首席代表。在与他的交谈中，不难发现瑞典政府对卡尔玛“中国城”项目非常关注以及积极配合的态度。这与其他欧洲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卡尔玛‘中国城’项目，不论从方向、设计、思路以及远景各个方面都是非常好的。”陈永岚表示，“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我们投资促进署、瑞典使领馆，以及瑞典其他政府机构包括地方政府，将尽最大的资源和我们最大的力量来支持该项目的成功运行。”
为配合卡尔玛“中国城”项目在卡尔玛当地的运作，瑞典政府甚至专门设立了一个“三人”协调小组，这三人分别是来自瑞典投资促进署、卡尔玛省政府以及市政府的官员。作为小组成员，卡尔玛市政府官员托马斯·大卫桑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力赞该项目将为当地居民带来物美价廉的商品，帮助促进卡尔玛当地经济的发展。他说：“我们希望这样一个中国商贸城可以为卡尔玛市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当地旅游、交通、旅馆以及餐饮业的发展。”
正是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欢迎和支持下，不用投亲靠友，不用东躲西藏非法打工、更不用千方百计拿“身份”，杨荣顺利而合法地将家族事业带到了欧洲。
由“自发形成”到“有序经营”
“一家外国企业只要在瑞典法律框架下合法经营，就可以提出申请永久居留。瑞典对此没有任何配额限制，这也是为企业经营者的投资经营提供方便，是一种国民待遇。”陈永岚对《商务周刊》说。
永久居留权，也叫绿卡。这曾经是上一代中国移民梦寐以求的东西。因为拿不到绿卡和严格的移民政策，来自福建的第一代侨民总是与“跳船”、“跳飞机”这样的“偷渡”脱不了干系。1993年6月6日，在意外搁浅于美国纽约港外的“金色冒险号”货轮上躲藏的286名福建“偷渡客”，其中有10人在试图泅水进入美国时不幸溺水身亡。1999年夏，短短两个多月内，在加拿大卑诗省海岸外，先后发现4艘船共运载599名试图无证进入加拿大的中国人，他们几乎都来自福建。2000年6月18日深夜，当一辆货柜车通过英国多佛港海关时，海关官员发现在封闭的货柜内，竟然有58人因窒息毙命，他们也是福建人。2004年2月5日，在英国莫克姆海湾又有21名拾贝者不幸遇难，其中至少17人来自福建……
作为新一代的福建华商，杨荣通过瑞典的“投资移民”政策，可以很容易获得瑞典的永久居留权。在近乎苛刻的瑞典移民政策中，却有着对投资型移民的宽松待遇。来自瑞典移民署的官方资料显示，针对自雇型投资者，唯一条件是需要投资10万克朗（约合11万元人民币）注册一个公司，只要在投资的前两年能证明其公司经营可以维持其本身及家人的正常生活（约每年每人10万元人民币的费用），瑞典政府就会对投资人进行综合判定，授予永久居留权。
陈永岚介绍说，只要遵守瑞典法规并保证公司正常营运的基础上，投资瑞典中国商贸城，可以得到三个瑞典永久居留权的机会。这意味着，杨荣的合伙人或者家人可以通过这个项目合法拿到绿卡。虽然在身价上亿的杨荣看来，他更看重的是瑞典的投资机会而非“绿卡”，但他也坦言，瑞典高水平的教育和生活环境，至少对自己下一代的成长很有好处。
而无论是注册公司或者申请永久居留权，凡尔顿公司将帮助杨荣完成这些必要的手续。在瑞典商贸城的项目中，凡尔顿集团公司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不仅是项目发起者，根据凡尔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骆金星的设想，最终它也是坐落于卡尔玛的中国商贸城的运营者和管理者。
在骆金星的规划中，凡尔顿并不直接参与商业经营和贸易，而是代表业主权益，受业主委托对商贸城进行统一管理，包括统一的商业规划、招商管理、物业管理、推广营销以及服务监督等。
陈永岚很欣赏这一模式。他告诉《商务周刊》说，这样的统一经营方式，可以避免海外华商之间的恶性竞争问题。在他看来，华商间的恶性竞争也是导致商品质量参差不齐、市场管理混乱的主要原因。
陈永岚的分析不无道理：昔日意义上的“中国城”（China Town），大多数是由华人通过早期移民聚居而逐渐形成的。很多的中国城，如意大利的“鞋都”，是由侨民你开一家店我开一间店自然形成，没有统一的经营和管理，华商间激烈的竞争使得利润降到最低，经营不善的情况下很容易以次充好，中国城中因此充斥假冒伪劣，这也是在巴西、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中国货和中国人遭到当地社区居民排斥的重要原因。
凡尔顿显然吸取了教训，在它与杨荣签订的合同中，注明了同类企业“入城”的最大数额。杨荣介绍说，在工艺品贸易领域，凡尔顿承诺只出售200多个商铺。杨荣相信，在凡尔顿详细的规划和规范的管理下，华商间的恶性竞争可以被避免。
“就目前瑞典中国商贸城的2500个商铺的规模，已经足以将中国商品辐射到整个欧洲。”骆金星对《商务周刊》说，“我们不会盲目扩张，一味扩张等于慢性自杀。”
“臭鱼”与“臭豆腐”的潜在冲突
据说瑞典北部的居民喜欢吃一种放至腐败的鱼，俗称“臭鱼”，味道特别之极，不是一般人能够享用。有人说，它与中国的“臭豆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骆金星很熟悉关于“臭豆腐”和“臭鱼”的故事，他更深知，这背后隐藏着两种文化如何实现对接的道理。“两种不同的社会风俗习惯，是需要双方慢慢去适应和了解的。”在骆金星前期对迪拜、意大利、俄罗斯以及巴西等国家的“中国城”项目考察中，他总结出了很多成功与失败的教训。
“很多‘中国城’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在于华商与当地的文化对接没有搞好。”骆说。
以罗马为例，一位早期移民当地的华商向他介绍说，华人开店，做大盘生意，店门口竖起看不懂的中国字招牌，工作时间长至通宵达旦。这种自成一格的方式，让当地人觉得很不友善；传统农历新年时，中国商人在店门口挂起大红灯笼，竟然引起其他居民抗议，市政府于是开始查禁红灯笼装饰。这种因为文化不同而带来的陌生与距离感，让华人始终无法融入到当地的主流社会中去，从而造成“抱团”现象更加严重。
一位旅居美国多年的学者曾经指出，华人聚居地的出现，虽然使华人在异乡找到了某种归属感，生活更加方便，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文化单一性现象。随着当地人减少，华人社区出现中文一统天下的局面：说汉语、看中文、听汉语、写中文，俨然形成一个“国中之国”。其次，华人在自己圈子里自娱自乐，与其他族裔老死不相往来，这并不利于华人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另外，华人聚集在一起，一些不良习惯如喝酒、搓麻等也日益在损害华人的名声和形象。
骆金星显然很明白文化沟通不畅的利害关系。在商贸城进行基础建设的同时，他与当地政府一起，花費了很大的时间与精力进行双边文化层面的“预热”——按骆金星的话说，是先打好“预防针”。过去一年里，凡尔顿公司在卡尔玛当地举行了多次有关“中国文化”的讲座和论坛，向当地人民介绍中国文化、中国人的习惯以及中国商人。与此同时，骆还经常邀请瑞典政府的官员来中国给将要移民的中国商人进行管理以及文化方面的培训。
作为本身就具有国内国外两种生活经历的陈永岚来说，他非常赞同凡尔顿的这些做法。陈永岚也认为海外华商碰见的许多问题，追根溯源即是“文化沟通不足”，而凡尔顿和瑞典政府合作起来，“是从源头上开展工作，从而防微杜渐”。陈永岚告诉《商务周刊》，目前，这种前期的文化沟通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他强调说：“更关键的是，这种双方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在中国企业到卡尔玛后还要坚持进行下去。”
但没有什么事情是容易的，尤其在社会文化这种最微妙的问题上。即便有瑞典政府的支持以及骆金星在文化沟通上做出的种种努力，仍然未能避免中瑞在这个项目上出现“红灯笼”的阴影。《商务周刊》了解到，凡尔顿公司在瑞典进行工地建设的承包商——新兴建筑工程公司与瑞典工会就一些在当地务工的中国工人的劳资出现纠纷。相关人士透露，纠纷是源于瑞典工会认为新兴建筑未能按照合约支付中国工人工资。
而来自另一方面的声音表示，32名赴瑞典务工的中国工人中，有两名工人确实因为工作能力不合格遭到了工程公司的惩罚而没有按时发放工资。事关一两个工人的小事，却引得当地工会出面介入，主要是因为瑞典当地一些人包括个别记者对中国企业的误解，他们仅仅基于与这两名工人的谈话基础上，就得出了“中国公司克扣工人工资”的结论。
“当地人高度关注‘瑞典商贸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太大了，且与他们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它的一举一动就容易被放在放大镜下来审视。”凡尔顿集团董事长骆金星说。
据《商务周刊》向当地核实，凡尔顿与新兴建筑当初与瑞典方签定的协议劳资是162元/小时，条件是视工人的劳动产出效益和工作时间而定。而新兴建筑公司正是按照此标准发放的工资，新兴建筑公司方面已经向瑞典工会提交了相关的银行凭证作为证据。
“在目前新兴建筑工程公司与瑞典工会的一系列沟通中，劳资问题趋于解决。” 4月11日，刚刚从瑞典飞抵杭州的骆金星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这样表示。
不可否认，上述问题仅仅是中瑞文化沟通方面出现问题的一个缩影。随着商贸城项目的进展，骆金星和陈永岚等人必然还会面临诸多类似“臭豆腐”和“臭鱼”博弈的难题。
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人们似乎都在依据文化传统界定着对自我的认同，瑞典人与中国人在接触中不可避免会相互归类。这种认同和归类让我们之间产生了沟通的障碍。如果真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不要祈求出现任何单一的普世文化，那么，放弃“自我文明中心论”，敞开心扉进行文化沟通，或许是瑞典商贸城项目以及所有新一代华商在海外能够生存和发展的唯一途径。
告别父辈的模式
意大利罗马华商连日来接连遭受重创，数千万欧元货物被警方查扣。这则新闻近日在中国国内被广泛转载。“我在意大利的朋友最近都中断了在罗马的生意回到了福建。”杨荣告诉《商务周刊》说，“尽管我选择的投资国是瑞典，但这事对我还是触动很大。”
25岁的福州人杨荣，继承了家族一直从事的工艺品加工企业，年利润逾千万元人民币，员工人数达到300多人。他最大的目标就是把这个家族企业发展到海外。经过认真的考察和比较，杨荣选择了瑞典“中国城”项目。这是一个由总部位于杭州的中国凡尔顿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启动的瑞典投资项目。
从杭州到瑞典王国首都斯德哥尔摩，再到瑞典中国商贸城项目所在地卡尔玛市，杨荣前前后后做了好几次实地考察。与父辈们相比，杨荣显得颇为“异类”。在这个中国最大的海外移民输出省份，“亲戚带亲戚”是老一辈福建人最普遍的出去方式，他们选择“扎堆”的地方往往是美国、加拿大。据美国福建同乡会主席陈清泉介绍，在美的闽籍华人达到80万人，在加拿大也约有20万福建人。然而，杨荣选择了瑞典，在那里，华人总数不到1万，而且没有他的任何亲戚。
“我不喜欢受到老一辈人陈旧思想的束缚，不喜欢亲戚或朋友的帮助。”在他看来，他选择移民地的主要标准是是否存在“商业机会”。
从当地的投资环境和潜在商业机会两个方面来分析，瑞典都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凡尔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骆金星曾经给《商务周刊》列举了投资瑞典的13点原因——而这也是瑞典投资总署在向中国企业推介瑞典投资机会时所主要强调的瑞典优势。 在一一列举了“安全的环境、温和的民族、高文化素质、低企业税收、发达的高科技、便利的交通、完备的教育条件、高福利、理想的生活环境以及与中国友好的邦交关系”等等之后，骆金星还强调，在瑞典的支柱产业如汽车配件、电子制造等逐渐向中国这样的国家转移过程中，瑞典为自己寻找的新的支柱点，其一是科研，其二就是商贸。
“瑞典中国城项目，正好符合瑞典国家这一产业建设政策。”骆金星说。
与家族中那些在海外主要经营餐饮业的父辈们不同，杨荣想做的生意是把国内物美价廉的工艺品出口到瑞典。“瑞典当地市场的假日消费能力惊人，那些圣诞节所需要的工艺品、礼品和玩具在当地的价格很高，而同样质量的商品，在国内的成本不过几元钱，相比几百元的售价，这中间存在着高额的利润。”杨荣说。
面对“罗马华商货物被查扣”事件和朋友的回国，杨荣深切感受到投资环境的稳定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杨荣说：“在罗马，大家通常是租赁商铺，对方可以任意抬高房租，朋友们的生意也越做越糟糕。”
事实上，在意大利罗马这个迄今为止西方最大的“中国城”里，早在1990年代移民此地的华商就有一万多人，他们所面临的难题不仅是房租价格的任意调高。据海外媒体报道说，罗马市政府已设下种种规矩，限制中国人集中到罗马的埃司奎里诺区，以减弱该区吸引中国移民的磁聚效应。另外，中国人赖以维生的大盘商生意，该区也加以禁止。媒体援引当地“埃司奎里诺区街坊协会”理事长卡波齐欧的话说：“本区是罗马古城的中心，罗马就是罗马，可不是中国行省的省会。”显然，政府的态度和当地居民的敌视早早就为如今的“罗马华商货物扣押”事件埋下了伏笔。
不仅在意大利，类似的境遇普遍存在于上个世纪第一代、第二代移民欧洲的华商中间。西班牙、法国等国家曾经先后在2004年和2005年出现过多起针对华商的暴力纵火事件；2005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居民和政界人士甚至走上街头，进行反对在当地建立“中国城”的示威游行。
这种“反华移民”的情绪，与中国移民欧洲的人数大幅增加相伴而生。“国际移民组织”曾经作过统计，在2000年，估计约有20万中国人合法地居住在欧洲。这个数字跟居住在北美以及澳大利亚的中国移民相比还是相当少的。不过，“国际移民组织”研究指出，过去10年中，移民到欧洲的中国人数大幅增加。例如，过去10年中，居住在意大利的中国人增加了260%，同一時期，居住在西班牙的中国人也增加了6倍。
相比较，由于瑞典地处相对比较偏远的北欧，并有着较严格的移民政策，外国人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很难移民此地，因此瑞典过去几十年里也较少受到华人海外移民潮的冲击。而与此同时，据卡尔玛市政府官员托马斯·大卫桑介绍说，瑞典政府现在对待投资型移民态度很宽容，最近刚刚放开了移民政策，在各项标准基本没有具体要求的情况下，对投资型移民的审核条件相对宽松。这也部分解释了瑞典中国城项目为什么得到了瑞典政府的热情回应。杨荣回忆自己在瑞典考察期间的所见所闻，感慨到：“瑞典政府积极合作的态度以及在该项目上投入的巨大精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永岚，美籍华人，目前担任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驻华机构首席代表。在与他的交谈中，不难发现瑞典政府对卡尔玛“中国城”项目非常关注以及积极配合的态度。这与其他欧洲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卡尔玛‘中国城’项目，不论从方向、设计、思路以及远景各个方面都是非常好的。”陈永岚表示，“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我们投资促进署、瑞典使领馆，以及瑞典其他政府机构包括地方政府，将尽最大的资源和我们最大的力量来支持该项目的成功运行。”
为配合卡尔玛“中国城”项目在卡尔玛当地的运作，瑞典政府甚至专门设立了一个“三人”协调小组，这三人分别是来自瑞典投资促进署、卡尔玛省政府以及市政府的官员。作为小组成员，卡尔玛市政府官员托马斯·大卫桑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力赞该项目将为当地居民带来物美价廉的商品，帮助促进卡尔玛当地经济的发展。他说：“我们希望这样一个中国商贸城可以为卡尔玛市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当地旅游、交通、旅馆以及餐饮业的发展。”
正是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欢迎和支持下，不用投亲靠友，不用东躲西藏非法打工、更不用千方百计拿“身份”，杨荣顺利而合法地将家族事业带到了欧洲。
由“自发形成”到“有序经营”
“一家外国企业只要在瑞典法律框架下合法经营，就可以提出申请永久居留。瑞典对此没有任何配额限制，这也是为企业经营者的投资经营提供方便，是一种国民待遇。”陈永岚对《商务周刊》说。
永久居留权，也叫绿卡。这曾经是上一代中国移民梦寐以求的东西。因为拿不到绿卡和严格的移民政策，来自福建的第一代侨民总是与“跳船”、“跳飞机”这样的“偷渡”脱不了干系。1993年6月6日，在意外搁浅于美国纽约港外的“金色冒险号”货轮上躲藏的286名福建“偷渡客”，其中有10人在试图泅水进入美国时不幸溺水身亡。1999年夏，短短两个多月内，在加拿大卑诗省海岸外，先后发现4艘船共运载599名试图无证进入加拿大的中国人，他们几乎都来自福建。2000年6月18日深夜，当一辆货柜车通过英国多佛港海关时，海关官员发现在封闭的货柜内，竟然有58人因窒息毙命，他们也是福建人。2004年2月5日，在英国莫克姆海湾又有21名拾贝者不幸遇难，其中至少17人来自福建……
作为新一代的福建华商，杨荣通过瑞典的“投资移民”政策，可以很容易获得瑞典的永久居留权。在近乎苛刻的瑞典移民政策中，却有着对投资型移民的宽松待遇。来自瑞典移民署的官方资料显示，针对自雇型投资者，唯一条件是需要投资10万克朗（约合11万元人民币）注册一个公司，只要在投资的前两年能证明其公司经营可以维持其本身及家人的正常生活（约每年每人10万元人民币的费用），瑞典政府就会对投资人进行综合判定，授予永久居留权。
陈永岚介绍说，只要遵守瑞典法规并保证公司正常营运的基础上，投资瑞典中国商贸城，可以得到三个瑞典永久居留权的机会。这意味着，杨荣的合伙人或者家人可以通过这个项目合法拿到绿卡。虽然在身价上亿的杨荣看来，他更看重的是瑞典的投资机会而非“绿卡”，但他也坦言，瑞典高水平的教育和生活环境，至少对自己下一代的成长很有好处。
而无论是注册公司或者申请永久居留权，凡尔顿公司将帮助杨荣完成这些必要的手续。在瑞典商贸城的项目中，凡尔顿集团公司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不仅是项目发起者，根据凡尔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骆金星的设想，最终它也是坐落于卡尔玛的中国商贸城的运营者和管理者。
在骆金星的规划中，凡尔顿并不直接参与商业经营和贸易，而是代表业主权益，受业主委托对商贸城进行统一管理，包括统一的商业规划、招商管理、物业管理、推广营销以及服务监督等。
陈永岚很欣赏这一模式。他告诉《商务周刊》说，这样的统一经营方式，可以避免海外华商之间的恶性竞争问题。在他看来，华商间的恶性竞争也是导致商品质量参差不齐、市场管理混乱的主要原因。
陈永岚的分析不无道理：昔日意义上的“中国城”（China Town），大多数是由华人通过早期移民聚居而逐渐形成的。很多的中国城，如意大利的“鞋都”，是由侨民你开一家店我开一间店自然形成，没有统一的经营和管理，华商间激烈的竞争使得利润降到最低，经营不善的情况下很容易以次充好，中国城中因此充斥假冒伪劣，这也是在巴西、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中国货和中国人遭到当地社区居民排斥的重要原因。
凡尔顿显然吸取了教训，在它与杨荣签订的合同中，注明了同类企业“入城”的最大数额。杨荣介绍说，在工艺品贸易领域，凡尔顿承诺只出售200多个商铺。杨荣相信，在凡尔顿详细的规划和规范的管理下，华商间的恶性竞争可以被避免。
“就目前瑞典中国商贸城的2500个商铺的规模，已经足以将中国商品辐射到整个欧洲。”骆金星对《商务周刊》说，“我们不会盲目扩张，一味扩张等于慢性自杀。”
“臭鱼”与“臭豆腐”的潜在冲突
据说瑞典北部的居民喜欢吃一种放至腐败的鱼，俗称“臭鱼”，味道特别之极，不是一般人能够享用。有人说，它与中国的“臭豆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骆金星很熟悉关于“臭豆腐”和“臭鱼”的故事，他更深知，这背后隐藏着两种文化如何实现对接的道理。“两种不同的社会风俗习惯，是需要双方慢慢去适应和了解的。”在骆金星前期对迪拜、意大利、俄罗斯以及巴西等国家的“中国城”项目考察中，他总结出了很多成功与失败的教训。
“很多‘中国城’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在于华商与当地的文化对接没有搞好。”骆说。
以罗马为例，一位早期移民当地的华商向他介绍说，华人开店，做大盘生意，店门口竖起看不懂的中国字招牌，工作时间长至通宵达旦。这种自成一格的方式，让当地人觉得很不友善；传统农历新年时，中国商人在店门口挂起大红灯笼，竟然引起其他居民抗议，市政府于是开始查禁红灯笼装饰。这种因为文化不同而带来的陌生与距离感，让华人始终无法融入到当地的主流社会中去，从而造成“抱团”现象更加严重。
一位旅居美国多年的学者曾经指出，华人聚居地的出现，虽然使华人在异乡找到了某种归属感，生活更加方便，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文化单一性现象。随着当地人减少，华人社区出现中文一统天下的局面：说汉语、看中文、听汉语、写中文，俨然形成一个“国中之国”。其次，华人在自己圈子里自娱自乐，与其他族裔老死不相往来，这并不利于华人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另外，华人聚集在一起，一些不良习惯如喝酒、搓麻等也日益在损害华人的名声和形象。
骆金星显然很明白文化沟通不畅的利害关系。在商贸城进行基础建设的同时，他与当地政府一起，花費了很大的时间与精力进行双边文化层面的“预热”——按骆金星的话说，是先打好“预防针”。过去一年里，凡尔顿公司在卡尔玛当地举行了多次有关“中国文化”的讲座和论坛，向当地人民介绍中国文化、中国人的习惯以及中国商人。与此同时，骆还经常邀请瑞典政府的官员来中国给将要移民的中国商人进行管理以及文化方面的培训。
作为本身就具有国内国外两种生活经历的陈永岚来说，他非常赞同凡尔顿的这些做法。陈永岚也认为海外华商碰见的许多问题，追根溯源即是“文化沟通不足”，而凡尔顿和瑞典政府合作起来，“是从源头上开展工作，从而防微杜渐”。陈永岚告诉《商务周刊》，目前，这种前期的文化沟通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他强调说：“更关键的是，这种双方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在中国企业到卡尔玛后还要坚持进行下去。”
但没有什么事情是容易的，尤其在社会文化这种最微妙的问题上。即便有瑞典政府的支持以及骆金星在文化沟通上做出的种种努力，仍然未能避免中瑞在这个项目上出现“红灯笼”的阴影。《商务周刊》了解到，凡尔顿公司在瑞典进行工地建设的承包商——新兴建筑工程公司与瑞典工会就一些在当地务工的中国工人的劳资出现纠纷。相关人士透露，纠纷是源于瑞典工会认为新兴建筑未能按照合约支付中国工人工资。
而来自另一方面的声音表示，32名赴瑞典务工的中国工人中，有两名工人确实因为工作能力不合格遭到了工程公司的惩罚而没有按时发放工资。事关一两个工人的小事，却引得当地工会出面介入，主要是因为瑞典当地一些人包括个别记者对中国企业的误解，他们仅仅基于与这两名工人的谈话基础上，就得出了“中国公司克扣工人工资”的结论。
“当地人高度关注‘瑞典商贸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太大了，且与他们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它的一举一动就容易被放在放大镜下来审视。”凡尔顿集团董事长骆金星说。
据《商务周刊》向当地核实，凡尔顿与新兴建筑当初与瑞典方签定的协议劳资是162元/小时，条件是视工人的劳动产出效益和工作时间而定。而新兴建筑公司正是按照此标准发放的工资，新兴建筑公司方面已经向瑞典工会提交了相关的银行凭证作为证据。
“在目前新兴建筑工程公司与瑞典工会的一系列沟通中，劳资问题趋于解决。” 4月11日，刚刚从瑞典飞抵杭州的骆金星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这样表示。
不可否认，上述问题仅仅是中瑞文化沟通方面出现问题的一个缩影。随着商贸城项目的进展，骆金星和陈永岚等人必然还会面临诸多类似“臭豆腐”和“臭鱼”博弈的难题。
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人们似乎都在依据文化传统界定着对自我的认同，瑞典人与中国人在接触中不可避免会相互归类。这种认同和归类让我们之间产生了沟通的障碍。如果真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不要祈求出现任何单一的普世文化，那么，放弃“自我文明中心论”，敞开心扉进行文化沟通，或许是瑞典商贸城项目以及所有新一代华商在海外能够生存和发展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