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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艺术家都在心灵深处保留着一种独一无二的源泉，在有生之年滋养着他们的言行。当这源泉干涸的时候，作品也就萎缩，甚至破绽百出。这无形的泉流不再浇灌艺术的荒芜之地。这时艺术家的毛发变得稀疏干枯、头顶茅草，成熟得可以缄默无言或被打入沙龙(那同沉默是一回事儿)……”(加缪《正与反·作者序》)
这些天我一直在思索加缪的这段话，思索其实是每个人心灵深处都留有的或者说曾经有过的独一无二的源泉。于是有了这篇《(离骚>之于我…一》。
《离骚》，我独一无二的源泉，它确曾干涸过，也许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或者三次，但我知道它始终留存在我心灵的深处，滋养着我——连心灰意懒时的那一声长叹“算了罢”，也不过是“已矣哉!”的白话译文。
2009年初夏，女儿以非常的毅力、出色的“答卷”走过“小升初”的艰难历程之后，又多了一份令人心疼却也令人欣慰的自信和成熟。在那个相对来说自由自在的暑假里，女儿小心翼翼地翻开了那本“就像文物”的薄薄的小册子——《离骚今译》。那是三十多年前我的钟爱，上面还留有我用钢笔写下的笔记。即将成为中学生的她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学时代的我。
第一次手捧《离骚》，女儿很有些兴奋，随即吟诵起了闻一多讲解《离骚》时那段著名的开场白：“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谓真名士……”并对我说，我也要像你当年一样背诵《离骚》。我说，我接触《离骚》比你晚多了，那是在高中时代——
1979年1月17日(《离骚今译》上记录的购书日期)，那天放学回家，母亲照例让我去小镇的大街上买米。我带着《购粮证》和白布做的米袋兴冲冲地出门了。我很乐意承担买米这一家务，因为不仅可以顺道去书店转一下，而且看到喜欢的书，只要价钱不是太贵，还可以“先斩后奏”，用买米的钱先买书。有几次，买米的钱因此不够了，只得折回家中取钱，再跑一趟米店，但心里还是乐滋滋的。
每次“先斩后奏”，母亲总会责备几句，有时还希望父亲和她“联手”劝诫我一下，但父亲总是不痛不痒地说我两句，最后又对母亲说，“喜欢读书总是好事”——对此母亲心里也是认同的，因为她自己也常说，她这辈子吃亏就在于小时候没条件多读点书。于是“喜欢读书总是好事”便成了我“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
家里的拮据，这是我从小便知的。父亲虽是八级锻工，月工资八十多元，在那年头也算是高收入了，但那时一家八口人，仅父亲一个人有工作。每到开学，母亲总是特别焦虑，最多的时候一家五个书包，小学学费三元，中学学费六元，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按照我们家的经济情况，我们原本是可以申请减免学费的，但母亲从来没让我们申请过，在她看来，“再穷，学费也是一定要自己出的。“为此，她不断去居委会申请工作。终于，她去了街道缝纫机厂——女儿给我看五年级语文课本中梁晓声的《慈母情深》，我说，那“七八十台破缝纫机发出的噪声震耳欲聋”的地方，和你奶奶当年的工作场所一模一样；去废钢铁厂，日晒雨淋中挑着重重的形状各异的废铁步履艰难地登上高高的铁山；去加固防汛墙的工地，干的活竟是不断地扛水泥大包，直到在工地上被飞来的钢缆击中头部，颅骨骨裂九死一生……
我开始“先斩后奏”的时候，哥哥姐姐都有了工作，家里的经济状况好转了许多。但孩子大了要结婚，家里的钱还是一分一厘算着花的。我清楚地记得，那时的父亲一如既往地带饭去上班，用省下的饭票给我们买馒头……前些年的一个夏天，我给父母送去一盒包装精美的咸蛋时，才知道曾经每年自制咸蛋的父亲，已经不愿再看见咸蛋了。父亲从来不愿让孩子为他担心、伤心，这事还是母亲悄悄告诉我的：你父亲说，那时上班带饭，一天一个咸蛋，他都吃怕了。
这本《离骚今译》就是我“先斩后奏”买下来的，我对女儿说。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定价一角五分，当时的米价——我还清楚地记得：籼米，每斤一角四分三；粳米，每斤一角七分一。
听着我的叙说，女儿含泪。
“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谓真名士……”这则轶事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但当时确是闻一多让我结识了屈原，并对《离骚》有了一种奇异的感情。
这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离骚今译》的扉页上，有我旧时的笔迹：人民的诗人——屈原闻一多。
闻一多——屈原——《离骚》……1993年的五月天，我曾写过一篇小文，题为“书缘即宿命”：
很久以来，我一直隐隐感到冥冥之中有什么在安排着我的读书生活。
我的第一张借书卡是我初中时的班主任在洗脚时递给我的。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黄昏，当得知班上有两张街道图书馆的借书卡时，我当即赶到学校，当时住校的班主任正在宿舍的走廊上洗脚。夕阳的余辉透过高大的柏树洒在走廊的栏杆上……
街道图书馆是一幢两层小楼，书目卡箱排放在加了雨篷的小院里。借书处是一条很窄的走道，倘若有人在书架前搜寻图书，那你便得紧贴着墙壁而行。但这里的藏书很丰富。有些还是民国时的版本。记得有一本臧克家的《烙印》，薄薄的，黄黄的(他后来的作品便谈不上喜欢了)。但当时借得最多的还是五十年代出版的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作品，因为我曾在一本民国版图书的版权页上看到过一份“中国现代十大作家”名录，一张白纸的我于是便按图索骥。
有一天我开始借阅《闻一多全集》。为什么选闻一多已记不得了，印象中当时很喜欢闻一多先生辑录的一批中国现代诗歌，以及闻一多先生关于屈原的两篇文章，其中有一篇题为《人民的诗人》，由此我对屈原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不久我在书店买到了附有郭沫若译文的《离骚》。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买文学书。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地开始背诵《离骚》，搜集各类楚辞集注本。
中学毕业前有报社来学校招聘记者、编辑，面试时我背诵了“帝高阳之苗裔兮……”不久，我这“铁匠之苗裔”便交上了华盖运。
凭着《离骚》，我在高考之前便被一家大报录用了。那个年代，虽然“好儿女志在四方”，但户籍还是人们真正看重的，况且那时新闻工作还是一份非常受人敬重的职业。虽然也有好心的老教师心有余悸地一再提醒我“新闻与政治挨得太近”，对我的选择持反对意见，但父母很高兴我留在了他们身边。从此我开始了与书打交道的职业生涯——
“运交华盖欲何求?”从此夜夜灯下，书入对语。
我常常不禁自问：如果当时班主任不是在洗脚(在黄昏的走廊上洗脚，在我至今还是一个谜)，而是外出散步去了，家访去了；如果那图书馆也和现在的许多图书馆一样要借的书偏偏没有；如果那本《离骚》不是单行本、狭长本，可放入口袋随时拿出来诵读；如果那位来校招聘的也是淹了秭归而无动于衷的人……如果是那样，如今的我又会怎样?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所谓有选择的读书常常并不是我们的选择，某本书的出现常常并不是偶然的、全无意志的。在第一次 后来夭折了的商品大潮来临之初，我曾很偶然地又见《离骚》，并在“兮”的回肠荡气中写下了《又见《离骚)》；如今，我“三而竭”地想到了《离骚》……楚天之下，谁人重唱楚声?又有何人应和?我精神上的“帝高阳之苗裔兮……”
昨夜我听到发了疯的尼采抱着那匹被车夫鞭打的马失声痛哭(窗外雨声浙沥)；前夜我看见一个老翁正逐一点亮伦敦法学会殿堂内的那一百零二盏煤气灯(我家附近那座饰有煤气灯的旧桥在现代化的大桥通车之后消失了)；前夜的前夜我闻到了三岛由纪夫焚烧金阁寺所散发的焦烟味(今天下班回家由于交通拥挤我又徒步走过了一段很脂粉气的美的霓虹灯街道)……
我不知道今夜我将(被)感觉什么，我只知道我将沿着书缘即宿命的漫漫长路，怀着自嘲的自信找寻偶然之书的某种命运般的启示，那个悲剧的波德莱尔眼中的月亮——明亮的毒。
17年过去了，重读这篇旧文，感觉我还是在“沿着书缘即宿命的漫漫长路，怀着自嘲的自信找寻偶然之书的某种命运般的启示，那个悲剧的波德莱尔眼中的月亮——明亮的毒”，只是经历得多了，那“毒”便也愈发明亮，甚至有了某种“通透”感。
但当女儿开始诵读《离骚》的时候，我还是有种说不出的异样情绪，不知是喜是忧。我只能这样告诫女儿：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因此在选择之前，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应对将来可能付出的代价的心理准备。
女儿说“我知道!”
我知道，书缘即宿命。常常，选择也是被选择，或者说是别无选择。
我第一次感叹“已矣哉”，是在1988年岁末。“在‘兮’的回肠荡气中”，我以笔名“虞星”写下了《又见(离骚)》。也是在那个“寒气袭人的冬夜”，钟叔河先生撰文：
读《又见(离骚>》
书评为散文(杂文)文体之一。曾涤生易姚姬传所分文体十三类为十一类，其三即为序跋，定义是“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日序，日跋，日引，日题，日读，日传，日注，日笺，日疏，曰说，曰解皆是”，也就是今天广义的书评了。
我的职业是编书，每天收到报刊，习惯总是先看有没有书评类的文章，当然这和自己爱读散文多少也有关系。也许眼高手低确是文人通病罢，我的感觉，简直跟Montaigne总结他的接吻经验差不多，就是——“并不上算，因为须得亲上五十个丑的才能亲到三个美丽的女子”。(见丹麦Dr.Nyrop著《接吻与其历史》)
接吻的经验我无足称述，看书评的经验则可援“总理遗嘱”，已经“积四十年”。今从《文汇读书周报》上，读到了虞星的《又见(离骚)》这篇文章，不禁拍案叫绝。是的，我把它叫做文章，不叫做书评，因为它的确是一篇好文章，是我认为可以在散文杂文评奖中获一等奖的好文章，当然更是一篇好书评，应该属于Montaigne的五十分之三以内的。
文章不长，全抄如下：
又见《离骚》
夜读《文艺鉴赏大成》，又见《离骚》。
学生时代我曾苦滋滋地享受过一阵《离骚》，屈原的人格、力量透过那缤纷的诗行向我袭来，一种真实的“躁动”骚扰了我那年轻而平静的心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直至现在我又见《离骚》。
《离骚》是难啃的，但嚼起来却是芬芳无比的。
《离骚》是不朽的，但它的读者却是不会与人口同步增长的——又见《离骚》，我既喜又忧。
一位三年级的文科大学生从未“碰”过《离骚》《诗经》之类的经典，当知琼瑶的许多诗是译自古典诗词时竟大为惊讶。据熟悉大学生生活的人士透露，这类“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般的学生并不在少数，在校园里你随手就可“抓上一大把”。
我说这些并无愤怒或谴责之意，说实在的，让大学生去念《离骚》《诗经》之类的经典毕竟是不合时宜的。大学生为了今后的出路，不论是出国之路，还是就业之路，就得读一些有用的书，《离骚》离得太远，即使在未来的旅途上也未必会见到一位读过《离骚》的上司或同僚。此其一。
其二，《离骚》《诗经》之类的经典现正处于“冻结”阶段，轰轰烈烈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讨论告诉我们什么?《离骚》《诗经》之中是否也包含了精华和糟粕?还是不“碰”为妙，要知道，大学生代表未来，切不可在吸取精华的同时滚上一身糟粕，以至在跨入社会时丧失自己的惟一的资本——思想解放。
又见《离骚》，我自觉不合时宜，好在《离骚》所产生的“气”场依旧围绕着我，清新的芬芳令人陶醉，也令人凛然，在这寒气袭人的冬夜。
“乱曰：‘已矣哉!”’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又见(离骚)》是书评，但又不仅仅是书评。他评《离骚》：“是难啃的，但嚼起来是芬芳无比的”，再不用多作分析，只真实地诉说自己的感受：“屈原的人格力量通过那缤纷的诗行向我袭来，一种真实的‘躁动’骚扰了我那年轻而平静的心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正因为“一发而不可收”，他才写《又见(离骚>》。这当然不仅是为了评屈原的作品，恐怕也不仅是为了评《文艺鉴赏大成》这类书。他像张华作《海赋》，“于海之上下四旁言之”，精气神全在“又见”二字上。又见《离骚》，他既喜又忧。大学生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是值得忧?还是值得喜?大学生“在未来的旅途上也未必会见到一位读过《离骚》的上司或同僚”，是值得喜?还是值得忧?他并没有强迫读者作结论，而且我相信作者自己也还没有结论。他只是在思想，而且希望读者也来思想。
《又见离骚>》，这样的书评，难道真的不合时宜吗?我披衣起坐，面对孤灯，在这寒气袭人的冬夜。
一九八九年二月
钟先生的这篇文章刊载于1989年3月13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因此我们报社老总还特批给我五十元奖金，近乎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对我这个初习写作的人来说，的确是个莫大的鼓励；兴奋，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但当时我更为感触并深受启发的是：“在这寒气袭人的冬夜”，我并不孤单；文章之写作，重在思想(动词)，而思想常常比结论更为重要，或者说更有生命力。“我相信作者自己也还没有结论。他只是在思想……”钟先生点穿了我的写作心境，也点明了我思想、写作的路径——至今。
四
那“寒气袭人的冬夜”之后便是一场倒春寒，紧接着更是一个异常炎炎的夏天
后来，时间也成了金钱……
乱曰：“巳矣哉!
国无人莫我知兮，
又何怀乎故都?
……”
再后来，“当这源泉干涸的时候”……我搁笔。
但我终究还是没有“成熟得可以缄默无言或被打入沙龙(那同沉默是一回事儿)”——“打入沙龙”与“沉默”是一回事儿，加缪说得实在精妙。
新世纪的某一天，那股“心灵深处保留着”的“独一无二的源泉”再度喷涌——毅然决然的“告别”式的“转身”之后：我终于又回到了我自己。
于是有了充裕的阅读、写作时间，也不无意外地多了些许生命的曲折……
但我知道，这一生已注定无法躲避那“明亮的毒”—书，在我就是生命的寓言。
生命可以被传奇，但不是传奇；可以被传说，但不是传说。本质上，生命只是寓言。
当女儿小心翼翼地翻开“就像文物”的《离骚》时，我更确信了这一点。
这些天我一直在思索加缪的这段话，思索其实是每个人心灵深处都留有的或者说曾经有过的独一无二的源泉。于是有了这篇《(离骚>之于我…一》。
《离骚》，我独一无二的源泉，它确曾干涸过，也许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或者三次，但我知道它始终留存在我心灵的深处，滋养着我——连心灰意懒时的那一声长叹“算了罢”，也不过是“已矣哉!”的白话译文。
2009年初夏，女儿以非常的毅力、出色的“答卷”走过“小升初”的艰难历程之后，又多了一份令人心疼却也令人欣慰的自信和成熟。在那个相对来说自由自在的暑假里，女儿小心翼翼地翻开了那本“就像文物”的薄薄的小册子——《离骚今译》。那是三十多年前我的钟爱，上面还留有我用钢笔写下的笔记。即将成为中学生的她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学时代的我。
第一次手捧《离骚》，女儿很有些兴奋，随即吟诵起了闻一多讲解《离骚》时那段著名的开场白：“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谓真名士……”并对我说，我也要像你当年一样背诵《离骚》。我说，我接触《离骚》比你晚多了，那是在高中时代——
1979年1月17日(《离骚今译》上记录的购书日期)，那天放学回家，母亲照例让我去小镇的大街上买米。我带着《购粮证》和白布做的米袋兴冲冲地出门了。我很乐意承担买米这一家务，因为不仅可以顺道去书店转一下，而且看到喜欢的书，只要价钱不是太贵，还可以“先斩后奏”，用买米的钱先买书。有几次，买米的钱因此不够了，只得折回家中取钱，再跑一趟米店，但心里还是乐滋滋的。
每次“先斩后奏”，母亲总会责备几句，有时还希望父亲和她“联手”劝诫我一下，但父亲总是不痛不痒地说我两句，最后又对母亲说，“喜欢读书总是好事”——对此母亲心里也是认同的，因为她自己也常说，她这辈子吃亏就在于小时候没条件多读点书。于是“喜欢读书总是好事”便成了我“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
家里的拮据，这是我从小便知的。父亲虽是八级锻工，月工资八十多元，在那年头也算是高收入了，但那时一家八口人，仅父亲一个人有工作。每到开学，母亲总是特别焦虑，最多的时候一家五个书包，小学学费三元，中学学费六元，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按照我们家的经济情况，我们原本是可以申请减免学费的，但母亲从来没让我们申请过，在她看来，“再穷，学费也是一定要自己出的。“为此，她不断去居委会申请工作。终于，她去了街道缝纫机厂——女儿给我看五年级语文课本中梁晓声的《慈母情深》，我说，那“七八十台破缝纫机发出的噪声震耳欲聋”的地方，和你奶奶当年的工作场所一模一样；去废钢铁厂，日晒雨淋中挑着重重的形状各异的废铁步履艰难地登上高高的铁山；去加固防汛墙的工地，干的活竟是不断地扛水泥大包，直到在工地上被飞来的钢缆击中头部，颅骨骨裂九死一生……
我开始“先斩后奏”的时候，哥哥姐姐都有了工作，家里的经济状况好转了许多。但孩子大了要结婚，家里的钱还是一分一厘算着花的。我清楚地记得，那时的父亲一如既往地带饭去上班，用省下的饭票给我们买馒头……前些年的一个夏天，我给父母送去一盒包装精美的咸蛋时，才知道曾经每年自制咸蛋的父亲，已经不愿再看见咸蛋了。父亲从来不愿让孩子为他担心、伤心，这事还是母亲悄悄告诉我的：你父亲说，那时上班带饭，一天一个咸蛋，他都吃怕了。
这本《离骚今译》就是我“先斩后奏”买下来的，我对女儿说。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定价一角五分，当时的米价——我还清楚地记得：籼米，每斤一角四分三；粳米，每斤一角七分一。
听着我的叙说，女儿含泪。
“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谓真名士……”这则轶事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但当时确是闻一多让我结识了屈原，并对《离骚》有了一种奇异的感情。
这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离骚今译》的扉页上，有我旧时的笔迹：人民的诗人——屈原闻一多。
闻一多——屈原——《离骚》……1993年的五月天，我曾写过一篇小文，题为“书缘即宿命”：
很久以来，我一直隐隐感到冥冥之中有什么在安排着我的读书生活。
我的第一张借书卡是我初中时的班主任在洗脚时递给我的。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黄昏，当得知班上有两张街道图书馆的借书卡时，我当即赶到学校，当时住校的班主任正在宿舍的走廊上洗脚。夕阳的余辉透过高大的柏树洒在走廊的栏杆上……
街道图书馆是一幢两层小楼，书目卡箱排放在加了雨篷的小院里。借书处是一条很窄的走道，倘若有人在书架前搜寻图书，那你便得紧贴着墙壁而行。但这里的藏书很丰富。有些还是民国时的版本。记得有一本臧克家的《烙印》，薄薄的，黄黄的(他后来的作品便谈不上喜欢了)。但当时借得最多的还是五十年代出版的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作品，因为我曾在一本民国版图书的版权页上看到过一份“中国现代十大作家”名录，一张白纸的我于是便按图索骥。
有一天我开始借阅《闻一多全集》。为什么选闻一多已记不得了，印象中当时很喜欢闻一多先生辑录的一批中国现代诗歌，以及闻一多先生关于屈原的两篇文章，其中有一篇题为《人民的诗人》，由此我对屈原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不久我在书店买到了附有郭沫若译文的《离骚》。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买文学书。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地开始背诵《离骚》，搜集各类楚辞集注本。
中学毕业前有报社来学校招聘记者、编辑，面试时我背诵了“帝高阳之苗裔兮……”不久，我这“铁匠之苗裔”便交上了华盖运。
凭着《离骚》，我在高考之前便被一家大报录用了。那个年代，虽然“好儿女志在四方”，但户籍还是人们真正看重的，况且那时新闻工作还是一份非常受人敬重的职业。虽然也有好心的老教师心有余悸地一再提醒我“新闻与政治挨得太近”，对我的选择持反对意见，但父母很高兴我留在了他们身边。从此我开始了与书打交道的职业生涯——
“运交华盖欲何求?”从此夜夜灯下，书入对语。
我常常不禁自问：如果当时班主任不是在洗脚(在黄昏的走廊上洗脚，在我至今还是一个谜)，而是外出散步去了，家访去了；如果那图书馆也和现在的许多图书馆一样要借的书偏偏没有；如果那本《离骚》不是单行本、狭长本，可放入口袋随时拿出来诵读；如果那位来校招聘的也是淹了秭归而无动于衷的人……如果是那样，如今的我又会怎样?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所谓有选择的读书常常并不是我们的选择，某本书的出现常常并不是偶然的、全无意志的。在第一次 后来夭折了的商品大潮来临之初，我曾很偶然地又见《离骚》，并在“兮”的回肠荡气中写下了《又见《离骚)》；如今，我“三而竭”地想到了《离骚》……楚天之下，谁人重唱楚声?又有何人应和?我精神上的“帝高阳之苗裔兮……”
昨夜我听到发了疯的尼采抱着那匹被车夫鞭打的马失声痛哭(窗外雨声浙沥)；前夜我看见一个老翁正逐一点亮伦敦法学会殿堂内的那一百零二盏煤气灯(我家附近那座饰有煤气灯的旧桥在现代化的大桥通车之后消失了)；前夜的前夜我闻到了三岛由纪夫焚烧金阁寺所散发的焦烟味(今天下班回家由于交通拥挤我又徒步走过了一段很脂粉气的美的霓虹灯街道)……
我不知道今夜我将(被)感觉什么，我只知道我将沿着书缘即宿命的漫漫长路，怀着自嘲的自信找寻偶然之书的某种命运般的启示，那个悲剧的波德莱尔眼中的月亮——明亮的毒。
17年过去了，重读这篇旧文，感觉我还是在“沿着书缘即宿命的漫漫长路，怀着自嘲的自信找寻偶然之书的某种命运般的启示，那个悲剧的波德莱尔眼中的月亮——明亮的毒”，只是经历得多了，那“毒”便也愈发明亮，甚至有了某种“通透”感。
但当女儿开始诵读《离骚》的时候，我还是有种说不出的异样情绪，不知是喜是忧。我只能这样告诫女儿：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因此在选择之前，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应对将来可能付出的代价的心理准备。
女儿说“我知道!”
我知道，书缘即宿命。常常，选择也是被选择，或者说是别无选择。
我第一次感叹“已矣哉”，是在1988年岁末。“在‘兮’的回肠荡气中”，我以笔名“虞星”写下了《又见(离骚)》。也是在那个“寒气袭人的冬夜”，钟叔河先生撰文：
读《又见(离骚>》
书评为散文(杂文)文体之一。曾涤生易姚姬传所分文体十三类为十一类，其三即为序跋，定义是“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日序，日跋，日引，日题，日读，日传，日注，日笺，日疏，曰说，曰解皆是”，也就是今天广义的书评了。
我的职业是编书，每天收到报刊，习惯总是先看有没有书评类的文章，当然这和自己爱读散文多少也有关系。也许眼高手低确是文人通病罢，我的感觉，简直跟Montaigne总结他的接吻经验差不多，就是——“并不上算，因为须得亲上五十个丑的才能亲到三个美丽的女子”。(见丹麦Dr.Nyrop著《接吻与其历史》)
接吻的经验我无足称述，看书评的经验则可援“总理遗嘱”，已经“积四十年”。今从《文汇读书周报》上，读到了虞星的《又见(离骚)》这篇文章，不禁拍案叫绝。是的，我把它叫做文章，不叫做书评，因为它的确是一篇好文章，是我认为可以在散文杂文评奖中获一等奖的好文章，当然更是一篇好书评，应该属于Montaigne的五十分之三以内的。
文章不长，全抄如下：
又见《离骚》
夜读《文艺鉴赏大成》，又见《离骚》。
学生时代我曾苦滋滋地享受过一阵《离骚》，屈原的人格、力量透过那缤纷的诗行向我袭来，一种真实的“躁动”骚扰了我那年轻而平静的心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直至现在我又见《离骚》。
《离骚》是难啃的，但嚼起来却是芬芳无比的。
《离骚》是不朽的，但它的读者却是不会与人口同步增长的——又见《离骚》，我既喜又忧。
一位三年级的文科大学生从未“碰”过《离骚》《诗经》之类的经典，当知琼瑶的许多诗是译自古典诗词时竟大为惊讶。据熟悉大学生生活的人士透露，这类“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般的学生并不在少数，在校园里你随手就可“抓上一大把”。
我说这些并无愤怒或谴责之意，说实在的，让大学生去念《离骚》《诗经》之类的经典毕竟是不合时宜的。大学生为了今后的出路，不论是出国之路，还是就业之路，就得读一些有用的书，《离骚》离得太远，即使在未来的旅途上也未必会见到一位读过《离骚》的上司或同僚。此其一。
其二，《离骚》《诗经》之类的经典现正处于“冻结”阶段，轰轰烈烈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讨论告诉我们什么?《离骚》《诗经》之中是否也包含了精华和糟粕?还是不“碰”为妙，要知道，大学生代表未来，切不可在吸取精华的同时滚上一身糟粕，以至在跨入社会时丧失自己的惟一的资本——思想解放。
又见《离骚》，我自觉不合时宜，好在《离骚》所产生的“气”场依旧围绕着我，清新的芬芳令人陶醉，也令人凛然，在这寒气袭人的冬夜。
“乱曰：‘已矣哉!”’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又见(离骚)》是书评，但又不仅仅是书评。他评《离骚》：“是难啃的，但嚼起来是芬芳无比的”，再不用多作分析，只真实地诉说自己的感受：“屈原的人格力量通过那缤纷的诗行向我袭来，一种真实的‘躁动’骚扰了我那年轻而平静的心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正因为“一发而不可收”，他才写《又见(离骚>》。这当然不仅是为了评屈原的作品，恐怕也不仅是为了评《文艺鉴赏大成》这类书。他像张华作《海赋》，“于海之上下四旁言之”，精气神全在“又见”二字上。又见《离骚》，他既喜又忧。大学生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是值得忧?还是值得喜?大学生“在未来的旅途上也未必会见到一位读过《离骚》的上司或同僚”，是值得喜?还是值得忧?他并没有强迫读者作结论，而且我相信作者自己也还没有结论。他只是在思想，而且希望读者也来思想。
《又见离骚>》，这样的书评，难道真的不合时宜吗?我披衣起坐，面对孤灯，在这寒气袭人的冬夜。
一九八九年二月
钟先生的这篇文章刊载于1989年3月13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因此我们报社老总还特批给我五十元奖金，近乎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对我这个初习写作的人来说，的确是个莫大的鼓励；兴奋，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但当时我更为感触并深受启发的是：“在这寒气袭人的冬夜”，我并不孤单；文章之写作，重在思想(动词)，而思想常常比结论更为重要，或者说更有生命力。“我相信作者自己也还没有结论。他只是在思想……”钟先生点穿了我的写作心境，也点明了我思想、写作的路径——至今。
四
那“寒气袭人的冬夜”之后便是一场倒春寒，紧接着更是一个异常炎炎的夏天
后来，时间也成了金钱……
乱曰：“巳矣哉!
国无人莫我知兮，
又何怀乎故都?
……”
再后来，“当这源泉干涸的时候”……我搁笔。
但我终究还是没有“成熟得可以缄默无言或被打入沙龙(那同沉默是一回事儿)”——“打入沙龙”与“沉默”是一回事儿，加缪说得实在精妙。
新世纪的某一天，那股“心灵深处保留着”的“独一无二的源泉”再度喷涌——毅然决然的“告别”式的“转身”之后：我终于又回到了我自己。
于是有了充裕的阅读、写作时间，也不无意外地多了些许生命的曲折……
但我知道，这一生已注定无法躲避那“明亮的毒”—书，在我就是生命的寓言。
生命可以被传奇，但不是传奇；可以被传说，但不是传说。本质上，生命只是寓言。
当女儿小心翼翼地翻开“就像文物”的《离骚》时，我更确信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