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北京，我见过流浪者最多的城市。
有人做过对北京流浪者的统计，他们可以在任意“寄宿地”睡觉，不冷就行——但最受流浪者们欢迎的，还是麦当劳，不仅走到哪儿都有，还能偶尔加个餐。
北京各个角落的麦当劳里，在睡觉之前，流浪者们会仔细搜寻整个餐厅，将顾客吃剩的薯条汉堡仔细吃完——如果有可乐，那今晚就更令人心满意足。
我的熟人中，也有一个流浪者，磊哥。与其他流浪者不同——磊哥从不睡在快餐店，只住美术馆东街24小时的三联书店。他每天凌晨十二点准时“回到”书店，花半小时挑选书籍，然后找一个最舒服的角落躺下，读书直到自己睡着。
我每次来找他，都得给带吃的——因为他只在零点后出现，还不吃快餐，所以我总得找凌晨营业的中餐厅给他打包吃的。
最好的选择当然是簋街，离得近，凌晨也不打烊——作为一个经常黑白颠倒的夜行者，簋街是我的天堂，一条街全都是我最爱的麻小，而且都能在半夜吃到。但磊哥不吃辣，所以我一般会在东四北大街的北新桥卤煮老店里，给他买点卤煮和火烧。
像我这种夜行者，昼伏夜出，经常得找些凌晨开门的地方吃饭，北新桥卤煮老店，就是常去的一家。凌晨的北新桥卤煮，才是真正的北京卤煮。这家北京开到最晚的卤煮店，每天从开门到凌晨三四点，都坐满了人。但和挤满游客的白天不同，晚上坐在这儿的，都是北京本地的老饕。
我曾在凌晨四点，跟这儿见过一个拎着鸟笼子的大爷——吃了这碗卤煮，就该去遛遛鸟了。
即使到了凌晨，本地人仍然贪恋这口卤煮。
在一次凌晨三点的拼桌里，一个京腔比周庸重很多的大哥，和我聊起了为什么要这么晚来吃卤煮。他说比起白天，店里的气氛和口味全不一样，晚上无论是满座的食客，还是灶上的师傅，对卤煮的要求都不一样——卤煮口味比起白天，会有很微妙的不同。
对于真正的北京老饕来说，凌晨一点以后的北新桥卤煮，才是真正的老味儿卤煮。肥肉多一些，大肠也更厚，稍重的口味，会唤醒因为熬夜而麻木的味觉。
和这家卤煮齐名的，是北四环太平桥下的卤煮脏摊，除了出租车司机和公交司机，一些明星也时有出现，据说王健林也在那吃过两次。凌晨的北京，卤煮也就这么两家，但烤串还是很好找的。我最好的朋友是周庸，我们以前在工体喝酒后，总爱吃一家特别有名的烤串脏摊——之前很火的保利俱乐部，就在这家脏摊的旁边。
脏摊老板李哥，每个熟客都亲切地称他保利老李。
老李和保利俱乐部，有一部分共同顾客，你总能看见一些豪车超跑停在老李的脏摊旁边，不慌不忙撸上几串，然后再慢悠悠开走。
不论什么人，老李都一视同仁——烤什么就吃什么，站在路边吃，不许对老李有任何要求。
后来老李歇业，我和周庸失去了一个酒后吃串的好地方，好在我们迅速又找到了一个。
三里屯，老外最爱的杭州烧烤。这家串棚，从三里屯向南走，在幸福三村四巷的一条小路里。这家店是周庸发现的，他受邀参加一个在三里屯路附近的地库party，喝得有点多，出来透透气，在附近随便转转，就找到了这里。
因为地处三里屯，在这吃串的外国人很多，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串棚远比大董和全聚德的北京烤鸭，更能代表北京。
周庸有个加拿大朋友，叫Daniel，就住在附近。有次我们在这里一起吃串，他说并不觉得北京烤鸭多好吃，而且烤鸭实在是太贵了，根本就不值那么多钱——但这个肉串，真是又便宜又好吃！在他眼里，人均300元的大董不如人均50元的脏摊。
我们告诉他，这种地方的肉，质量不能保证，说不定是什么其他动物的肉。Daniel撸了一口腰子：“Who cares？”肉是否为好肉，我们无法判断，因为店主夫妇俩交流的时候，一直在用杭州方言，没法偷听是否有猫腻。
对于我和周庸来说，这儿最大的优点就是离喝酒的地方近，开得还晚。所以，即便周庸每次都要狂擦盘子，我们在喝完酒的午夜，也会经常来这找口食。如果没喝酒，只是单纯想吃串，我们会去北苑中街，北京青年城南门的老杨头烧烤。
老杨头烧烤是北五环的地標性脏摊，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本地的朋友就给我讲过，北五环有个开路虎出烧烤摊，每天早上自己去市场挑肉的老杨头。
每次去老杨头吃烧烤，都要排队拿号，通常是由老杨头的儿子来打开一副扑克牌，发给排队的食客，经我和周庸手的扑克估计也能攒半副了。
老杨头出摊的时间神出鬼没，每天出摊与否，全凭心情决定。最长的一次，消失了一个多月，然后忽然再次出摊了——你只能通过他的朋友圈，判断他每天是否出摊。
周庸有次跟他搭话，问他不出摊时都干什么去了，老杨头脸很硬：“我朋友才能知道。”虽然有老杨头的朋友圈，但并不算是朋友。他在网上的不近人情，和现实里如出一辙——他会在大众点评看自己店铺下面的评论，然后给骂他的人回复。
现在老杨头有了自己的店，还开了分店，招牌的鸡关节和肉筋都不如脏摊时期好吃了，但仍是北京最好吃的烤串之一。
同样变味的还有望京小腰，在九朝会的垃圾堆旁出摊时，每天干到深夜，小腰又辣又香，现在搬到店里后，完全没了当年的味道。除了脏摊，我们晚上工作时，也会吃一些正常的，看起来干净一点的馆子。比如隐藏在三源里小区的Suzumei日料，不熟悉的客人靠导航很难找到，尤其是在深夜。
这家店在北京的外国人圈里很有名——尤其是日本人，7月的一天，我们在他家吃饭，一群日本人坐在隔壁桌，喝地瓜酒，喝着喝着就唱起了歌。
出来时，周庸低声说：“徐哥，比起这种居酒屋，我半夜还是想吃口脏摊的烤串。”我说确实，半夜吃脏摊有种不能言喻的快感，但北京的脏摊慢慢变少了。
如果北京的脏摊逐渐消失，我最舍不得的，一定是西三环的黑哥煎饼。黑哥煎饼味道奇好，却只在十二点后出摊，我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黑哥煎饼的特点是个儿大，量足——咀嚼的时候能感觉到里面有一些干果，让煎饼变得更加香。
我吃过唯一味道相近的煎饼，是西城区仁寿路口附近一白天出的摊儿，叫“白毛煎饼王”，味道跟黑哥特别相近，第一次吃时，还以为是黑哥的亲戚在白天替他出摊儿。
在许多无聊饥饿的夜晚，是黑哥的煎饼拯救了我。周庸也问过我黑哥的事：“你到底知不知道他的秘密？”
我说真不知道：“要是哪天我不做夜行者了，也想出个脏摊，卖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很美好。”
有人做过对北京流浪者的统计，他们可以在任意“寄宿地”睡觉，不冷就行——但最受流浪者们欢迎的，还是麦当劳，不仅走到哪儿都有，还能偶尔加个餐。
北京各个角落的麦当劳里，在睡觉之前，流浪者们会仔细搜寻整个餐厅，将顾客吃剩的薯条汉堡仔细吃完——如果有可乐，那今晚就更令人心满意足。
我的熟人中，也有一个流浪者，磊哥。与其他流浪者不同——磊哥从不睡在快餐店，只住美术馆东街24小时的三联书店。他每天凌晨十二点准时“回到”书店，花半小时挑选书籍，然后找一个最舒服的角落躺下，读书直到自己睡着。
我每次来找他，都得给带吃的——因为他只在零点后出现，还不吃快餐，所以我总得找凌晨营业的中餐厅给他打包吃的。
最好的选择当然是簋街，离得近，凌晨也不打烊——作为一个经常黑白颠倒的夜行者，簋街是我的天堂，一条街全都是我最爱的麻小，而且都能在半夜吃到。但磊哥不吃辣，所以我一般会在东四北大街的北新桥卤煮老店里，给他买点卤煮和火烧。
像我这种夜行者，昼伏夜出，经常得找些凌晨开门的地方吃饭，北新桥卤煮老店，就是常去的一家。凌晨的北新桥卤煮，才是真正的北京卤煮。这家北京开到最晚的卤煮店，每天从开门到凌晨三四点，都坐满了人。但和挤满游客的白天不同，晚上坐在这儿的，都是北京本地的老饕。
我曾在凌晨四点，跟这儿见过一个拎着鸟笼子的大爷——吃了这碗卤煮，就该去遛遛鸟了。
即使到了凌晨，本地人仍然贪恋这口卤煮。
在一次凌晨三点的拼桌里，一个京腔比周庸重很多的大哥，和我聊起了为什么要这么晚来吃卤煮。他说比起白天，店里的气氛和口味全不一样，晚上无论是满座的食客，还是灶上的师傅，对卤煮的要求都不一样——卤煮口味比起白天，会有很微妙的不同。
对于真正的北京老饕来说，凌晨一点以后的北新桥卤煮，才是真正的老味儿卤煮。肥肉多一些，大肠也更厚，稍重的口味，会唤醒因为熬夜而麻木的味觉。
和这家卤煮齐名的，是北四环太平桥下的卤煮脏摊，除了出租车司机和公交司机，一些明星也时有出现，据说王健林也在那吃过两次。凌晨的北京，卤煮也就这么两家，但烤串还是很好找的。我最好的朋友是周庸，我们以前在工体喝酒后，总爱吃一家特别有名的烤串脏摊——之前很火的保利俱乐部，就在这家脏摊的旁边。
脏摊老板李哥，每个熟客都亲切地称他保利老李。
老李和保利俱乐部，有一部分共同顾客，你总能看见一些豪车超跑停在老李的脏摊旁边，不慌不忙撸上几串，然后再慢悠悠开走。
不论什么人，老李都一视同仁——烤什么就吃什么，站在路边吃，不许对老李有任何要求。
后来老李歇业，我和周庸失去了一个酒后吃串的好地方，好在我们迅速又找到了一个。
三里屯，老外最爱的杭州烧烤。这家串棚，从三里屯向南走，在幸福三村四巷的一条小路里。这家店是周庸发现的，他受邀参加一个在三里屯路附近的地库party，喝得有点多，出来透透气，在附近随便转转，就找到了这里。
因为地处三里屯，在这吃串的外国人很多，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串棚远比大董和全聚德的北京烤鸭，更能代表北京。
周庸有个加拿大朋友，叫Daniel，就住在附近。有次我们在这里一起吃串，他说并不觉得北京烤鸭多好吃，而且烤鸭实在是太贵了，根本就不值那么多钱——但这个肉串，真是又便宜又好吃！在他眼里，人均300元的大董不如人均50元的脏摊。
我们告诉他，这种地方的肉，质量不能保证，说不定是什么其他动物的肉。Daniel撸了一口腰子：“Who cares？”肉是否为好肉，我们无法判断，因为店主夫妇俩交流的时候，一直在用杭州方言，没法偷听是否有猫腻。
对于我和周庸来说，这儿最大的优点就是离喝酒的地方近，开得还晚。所以，即便周庸每次都要狂擦盘子，我们在喝完酒的午夜，也会经常来这找口食。如果没喝酒，只是单纯想吃串，我们会去北苑中街，北京青年城南门的老杨头烧烤。
老杨头烧烤是北五环的地標性脏摊，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本地的朋友就给我讲过，北五环有个开路虎出烧烤摊，每天早上自己去市场挑肉的老杨头。
每次去老杨头吃烧烤，都要排队拿号，通常是由老杨头的儿子来打开一副扑克牌，发给排队的食客，经我和周庸手的扑克估计也能攒半副了。
老杨头出摊的时间神出鬼没，每天出摊与否，全凭心情决定。最长的一次，消失了一个多月，然后忽然再次出摊了——你只能通过他的朋友圈，判断他每天是否出摊。
周庸有次跟他搭话，问他不出摊时都干什么去了，老杨头脸很硬：“我朋友才能知道。”虽然有老杨头的朋友圈，但并不算是朋友。他在网上的不近人情，和现实里如出一辙——他会在大众点评看自己店铺下面的评论，然后给骂他的人回复。
现在老杨头有了自己的店，还开了分店，招牌的鸡关节和肉筋都不如脏摊时期好吃了，但仍是北京最好吃的烤串之一。
同样变味的还有望京小腰，在九朝会的垃圾堆旁出摊时，每天干到深夜，小腰又辣又香，现在搬到店里后，完全没了当年的味道。除了脏摊，我们晚上工作时，也会吃一些正常的，看起来干净一点的馆子。比如隐藏在三源里小区的Suzumei日料，不熟悉的客人靠导航很难找到，尤其是在深夜。
这家店在北京的外国人圈里很有名——尤其是日本人，7月的一天，我们在他家吃饭，一群日本人坐在隔壁桌，喝地瓜酒，喝着喝着就唱起了歌。
出来时，周庸低声说：“徐哥，比起这种居酒屋，我半夜还是想吃口脏摊的烤串。”我说确实，半夜吃脏摊有种不能言喻的快感，但北京的脏摊慢慢变少了。
如果北京的脏摊逐渐消失，我最舍不得的，一定是西三环的黑哥煎饼。黑哥煎饼味道奇好，却只在十二点后出摊，我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黑哥煎饼的特点是个儿大，量足——咀嚼的时候能感觉到里面有一些干果，让煎饼变得更加香。
我吃过唯一味道相近的煎饼，是西城区仁寿路口附近一白天出的摊儿，叫“白毛煎饼王”，味道跟黑哥特别相近，第一次吃时，还以为是黑哥的亲戚在白天替他出摊儿。
在许多无聊饥饿的夜晚，是黑哥的煎饼拯救了我。周庸也问过我黑哥的事：“你到底知不知道他的秘密？”
我说真不知道：“要是哪天我不做夜行者了，也想出个脏摊，卖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