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有幸，在求学路上一直得到名师指点。上世纪90年代初远赴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竟得以成为当代著名史学家、社会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入室弟子。
　　佩里是英国新左派运动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学术成果集大成者和开拓者”。在激情燃烧的60年代，佩里投身于英国左派阵营，支持第三世界的去殖民化运动，并笔耕不辍。他是一位严谨而博学的学者，两部史学著作《从古代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和《专制主义国家谱系》，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
　　1962年，佩里接任《新左派评论》主编。当时杂志已经一蹶不振，销量猛跌，他买下这份杂志，重整旗鼓，使杂志成为欧美新左派运动的理论重镇。佩里还写了两本理论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他带头构建了新的革命文化和工人阶级的新理论。

　　我进UCLA的时候，佩里·安德森不久前才移居美国，在我校历史系任教。佩里·安德森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二年级开学后，我报读了他讲授的《现代欧洲思想史》。开学前，第一次去安德森教授的办公室拜访。他的头发已经花白，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一口浓重的牛津口音，全然没有英国人那种自大刻板的作派，显得特别亲切和蔼。记得我在自我介绍时说，来自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但却并不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他诡秘地笑笑说：“我理解。”整整两个学期，佩里指定我们每星期读一到两本经典著作，然后花半天时间組织讨论。每次由一位同学主讲，大家再补充、质疑、辩论。讨论都十分热烈，佩里不时插话引导，最后提纲挈领地做个总结。他从来不带书进课堂，对整本著作的把握全凭记忆，实在令人钦佩之至。
　　佩里的这门课带我们阅读了二十多本包括阿多诺、阿尔都塞、葛兰西、撒列尼等人在内的著作。每次都从他们各自对知识分子的不同定义切入，让我们了解这些理论家的思想脉络和学术观点。我当时的英文还结结巴巴，但总算领略了大师学问的深邃和渊博。后来在安德森教授的指导下，我完成了以研究中国知识分子为题的硕士论文。
　　当年选修这门课的有二十多人，撒列尼的儿子也在班上。和我同班的中国同学还有东亚系的孟悦和王超华。后者多年后成为佩里的夫人。北京来的访问学者汪晖也旁听了几堂课，回国后举起了新左派的大旗。大概我们算是安德森教授的第一批中国学生，因此他对我们格外关心，和我们有了比一般美国同学更多的接触。有一次，一起去观看中国影片《秋菊打官司》。回来的路上，佩里突然提起巩俐饰演的秋菊有一句台词“要给个说法”，英文字幕把“说法”翻译成“justice”（公正） 。他觉得似乎不是很准确。我一听才觉得翻译确实不妥，但佩里是全然不懂中文的，只是根据剧情判断翻译错误。当时我为佩里超凡的理解力感到吃惊。二十多年过去了，此事仍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学期结束前夕，佩里请我们3位中国学生去他家做客。当时他还独身，在美国和英国两边轮流居住。上课的时候留在洛杉矶，上完课就回伦敦去。洛杉矶的居所在西区的一个山顶上，视野十分宽广。我们师生四人沐浴在加利福尼亚的阳光下聊天。佩里提起第一次去中国，是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会的年会。尽管主人只让这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师“听课”，而没让他发言，但他依然很高兴。其实，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趁机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搜集父亲的资料。佩里的父亲在30年代曾任职于中国海关。虽然出生于伦敦，但1938到1941年间，佩里却是在上海度过了自己的婴儿期。难怪他对中国始终怀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情。2000年，安德森重新接手《新左派评论》后，就开始把关注点聚焦到中国问题上。
　　离开美国后的最初几年，每次回洛杉矶，只要佩里在，我都会去拜访他，聆听他对中国和国际政治的见解。后来因为忙也就慢慢疏远了。2010年暑假，特地去伦敦看望我的这位导师。在饭桌上，我们一边品着红酒，一边高谈阔论。佩里老了，但他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豪情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