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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11-18
作者简介：吴迪，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北京/100871）摘要：我国大学生就业存在着愿景与现实的冲突。在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的双重影响下，国家和个人共同构筑了大学生美好的就业愿景：人力资本理论为国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从不同角度验证了教育程度与终身收入的正相关关系。然而，在过度教育和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的双重作用下，却导致了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本来由于过度教育就已经导致了大学毕业生就业竞争压力的增加，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这种就业压力又被浓缩在了主要劳动力市场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加之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主要劳动力市场由外部市场吸收劳动力的能力有限，进一步加剧了大学生的就业压力。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人力资本理论；筛选理论；过度教育；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实行“双向选择”、自主择业以来，大学生就业问题便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进入21世纪，伴随着高校的扩招，大学毕业生人数迅猛增加，就业压力日益突显，“大学生就业难”越来越成为困扰教育主管部门、高校和千千万万个家庭的主要问题，甚至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于是，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便成为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的头等大事，就业率成为考核高校以及高校考核二级学院的重要指标。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纷纷出台政策鼓励和引导大学毕业生创业、面向西部和基层就业，高校纷纷开设就业指导课程、开展创业教育、拓展就业市场、举办校园招聘会。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但是“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似乎并未从根本上得以破解。大学生就业依然存在着愿景与现实的冲突。本文拟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一、大学生就业的愿景——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的双重影响“一系列范围广泛的研究表明，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中的教育、职业、以及工作收入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有很多种，其中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人力资本理论正式创立于20世纪60年代初，其标志是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人力资本的投资》的演讲，他认为：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以这一演讲为开端，逐渐形成了一股人力资本研究热潮。早期对人力资本理论做出贡献的还有贝克尔（Gary S.Becker）、明塞尔（Jacob Mincer）、丹尼森（Edward Fulton Denison）等人，“他们弥补了舒尔茨只注重宏观分析忽视微观分析的理论缺陷，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诸项因素的具体化、数量化分析”［2］。舒尔茨等人区分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并认为人力资本虽然既有量的方面又有质的方面，其基本的数量特征表现为人口数量、投身于有用工作的人口比例及实际劳动量，但是可以忽略数量的因素，只考虑技术、知识及影响人的生产能力的属性之类的质量成分。由于提高人的这种能力的费用也增加人类活动（劳功）的生产能力的价值，所以，它们将产生一个正数收益率。［3］贝克尔对人力资本进行了界定，认为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资本，而人力投资是指“通过增加人的资源影响未来货币与心理收入的活动……这种投资包括正规学校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迁移，以及收集价格与收入的信息等多种形式”［4］，并且特别强调正规教育与在职培训的重要作用。
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的主要观点是：劳动力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个体在特定工作岗位上的劳动生产力主要依赖能力，而能力主要是通过教育获得的。个体通过接受教育，可以增加知识和技能，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程度与接受教育的程度成正比。因此，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个体在教育方面投资的不同导致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位置和收入的差距。此外，人力资本投资对个人和社会都有益处，对个人而言，教育能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终身收入；对社会而言，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社会的经济增长。“这一理论暗示由于投资收益是教育决策的根本驱动力，因而家庭和社会在投资时将努力确认教育与就业的相关性。”［5］
筛选理论是由斯宾塞（A.Michael Spence）等人于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它由一系列理论构成，如信号理论、过滤理论、筛选理论、柠檬理论、文凭主义、威尔斯假说、羊皮理论等等。筛选理论对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挑战的焦点在于教育能否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否认教育对个人收益的积极作用。筛选理论分为强筛选理论和弱筛选理论。强筛选理论认为教育只是获取某些职业的门票，教育仅仅能鉴别学生的特质，并不能导致或改善这些特质，对劳动生产率没有直接的影响，“只不过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因此纯属浪费”［6］，这种观点难以使人信服。弱筛选理论认为教育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更主要的是提供能力方面的信息。强弱两种筛选理论的分歧“不是在于教育是不是一种分类机制，而在于分类是不是教育的唯一功能”［7］。
•教师与学生•大学生就业：愿景与现实筛选理论关于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的主要观点是：雇主总希望挑选到具有高的劳动生产率的劳动力，但在劳动力市场上信息是不对称的，雇主在掌握自身对劳动力需求方面的信息占有优势，而求职者在掌握自身出卖劳动力的意愿的信息方面占有优势。当雇主与求职者相遇时，雇主缺乏对求职者过去表现的精确测定方法，因此无法了解求职者的真正能力，难以预测求职者未来的表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雇主会使用一些“过滤器”来挑选劳动者，如天生的“标识”——性别、种族、家庭背景等，后天的“信号”——婚姻状况、工作经历、教育程度等。而教育则从所有“过滤器”中被分离出来成为受法律许可并被广泛接受的筛选机制。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它能够发出一种信号，即较高的学历文凭携带着较强的能力、较强的纪律性、努力工作的素质等信号，这些信号预示着求职者在未来的工作表现中会有较高的水平。因此，雇主们非常乐意采取这种“统计判别法”从社会群体中分离出非典型的成员；另一方面，是由于大多数人都认为按教育程度录用是完全公平合法的。这样做的结果是，雇主们通过教育程度筛选劳动者，较高的教育程度便会带来较为理想的岗位和较高的收入，激励着求职者发出相应的“信号”，以增加被选中的机率，导致了人们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增加。此外，教育作为筛选机制具有“配置效应”，“即使教育本身没有促进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它能够把劳动者分到各种工作岗位也可以促进劳动生产率”，因此，“从教育得来的信息对社会也是有价值的……它防止了盲目的非最优的人才配置”［8］。
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大学生的就业愿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国家层面看，人力资本理论提供了大力发展教育的充分理由：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舒尔茨采用收益率法测算了人力资本投资中最重要的教育投资对美国1929～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其比例高达33％”［9］。教育的这一功能恰恰与我国经济建设的大环境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吻合。教育是一种投资行为，既然是投资，必定会有收益。萨卡罗普洛斯（Psacharopoulos）测算出了发展中国家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小学教育为27%，中等教育为15%，高等教育为14%，而且做出判断：教育投资的各种收益都大大超过了10%的资本的机会成本的一般标准，并且不发达国家的教育收益率比发达国家高。［10］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虽然没有初等和中等教育高，但仍然是具有较高收益的投资行为。上世纪末我国启动的高校扩招，俨然是将高等教育看作了投资行为，其目标是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扩招的确使得大量原本高中毕业后就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进入了高校，减少了劳动力市场上与因国企改革而下岗的大量工人的竞争，缓解了就业压力，但是国家没有考虑到四年后第一批扩招的大学毕业生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而带来的压力吗？人力资本理论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认为“劳动力市场有能力持续吸收教育水平较高和培训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只要不同教育水平的工资可以灵活下调”［11］。此外，我们还有两个信念，一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就业岗位会随之增多；二是高等教育是“蓄水池”，可以减缓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流入量，使劳动力市场保持适度的压力，充分运用市场的调节功能，可逐步实现良性循环。继本科扩招后的研究生扩招便是实例。
从个人和家庭的层面看，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均给出了美好的就业愿景，虽然在教育能否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存在分歧，但是二者均揭示了教育程度与终身收入的正相关关系。不管雇主是看中了由较高程度的教育带来的较高的工作能力，还是看中了较高程度的教育发出的信号所蕴含的较高工作能力的预期或带来的较低的培训成本，也不管个人和家庭是否知晓这两个理论，总之他们都确切地看到较高的教育程度会带来较好的工作岗位、较高的工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越来越多的家庭和个人已经把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看作是一种投资行为，对较高的个人收益充满着期待。即使是在目前大学生就业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和热情仍然有增无减，因为人们始终追求着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接受高等教育至少还有机会达到这一目标，不接受高等教育则达到这一目标的机率为零。
此外，虽然人力资本理论的实证研究也揭示了教育的个人收益率大于社会收益率，这种差距在高等教育阶段更大，［12］国家对发展高等教育的愿望没有个人强烈，但是迫于公众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压力，为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加之人力资本理论告诉我们教育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筛选理论告诉我们“配置效应”也可以促进劳动生产率，国家发展高等教育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在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的共同影响下，国家和个人的相互作用构筑了大学生就业的美好愿景。二、大学生就业的现实——过度教育和被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的双重作用大学生就业的现实状况似乎并没有设想的好，“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呢？原因可能很多，但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最主要的是过度教育和被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共同带来的拥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劳动力的相对过剩。
美国著名教育家、教育经济学权威亨利•莱文（Henry M.Levin）指出，过度教育包括三个含义：一为对于历史上较高水平者而言，指受过教育者的经济地位下降；二指受过教育者未能实现其对事业成就之期望；三指工人拥有比其工作要求较高之教育技能。［13］根据这些标准，我国高等教育的确存在“高校毕业生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高学位低就业、盲目攀升教育层次、人才消费过高”［14］等过度教育的现象。那么，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现象呢？可以说，过度教育正是上文述及的国家和个人共同构筑的大学生就业的美好愿景带来的直接后果。由于就业主要依赖于所接受的学校教育，获得高收入和就业岗位的唯一必要条件是拥有足够高的教育程度，因此，人们需要更大规模的高等教育。而国家出于提高国民素质，建立人力资源大国，发展经济，以及满足公众对高等教育的需要，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也需要更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其结果便是劳动力市场上拥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劳动力人数的膨胀，超出了我国经济体系适当的就业水平所能吸收的劳动力数量。
如果说过度教育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中大学毕业生的竞争，那么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则进一步恶化了大学生就业的现实状况。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多林格（P.Doeringer）和皮奥里（Michael J.Piore）于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他们在对20世纪60年代城市低收入人口的经济研究中发现，很难用传统理论解释那些高工资群体和低工资群体及失业者之间的区别，进而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是由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组成的。主要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大公司、大企业和大机构中的职业岗位，雇员工资较高，福利丰厚，工作和培训条件优越，晋升靠资历，工作有保障；次要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小公司、小企业的职业岗位，雇员工资较低，福利较少，工作条件差，培训和晋升机会少，易遭解雇。在解释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成因时，出现了“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工作竞争理论”和“激进的分割理论”等流派。“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以多林格和皮奥里为代表，认为市场分割的类别与数量取决于技术要求；“工作竞争理论”以瑟罗（Thurow）和卢卡斯（Lucas）为代表，认为工资是由工作特点而不是由人的特点决定的，将劳动力市场看作是匹配接受培训人员和不同培训面值的市场；“激进的分割理论”以雷克（Reich M.）、戈登（DordonD.）和爱德华兹（Edwards R.）为代表，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由资本家为实现对劳动过程的永恒控制而有意识地分化工人阶级队伍，弱化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敌对情绪所导致的。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主要劳动力市场与次要劳动力市场是相对封闭的，彼此间极少存在人员流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内部劳动力市场，雇主会对雇员进行在职培训以使其掌握公司所需的具体工作技能，而且培训成本主要由雇主承担，为减少因接受过培训的雇员辞职带来的损失，雇主会付更高的工资。而且求职者一旦进入内部劳动力市场，就会获得优于“外部人”的被聘用的权利、接受培训的权利、晋升和职业发展的权利。在雇主和雇员共同利益的作用下，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人员流动是内部的、纵向的，极少在内部和外部劳动力市场间流动。为降低培训成本，保证雇员对工作的投入，雇主会利用求职者所拥有的教育文凭筛选出具有较低预期培训成本和较好行为品质的人。而次要劳动力市场中没有形成内部劳动力市场，人员的流动是横向的，而且比较频繁。此外，主要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的教育收益较高，而次要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的教育收益较低，甚至几乎为零。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的增长能够提高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收入，而对提高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收入则没有作用。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基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提出的，那么，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吗？有研究者通过对有关数据的分析，验证了我国存在着二元制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次要劳动力市场包括：生产运输工人、服务性工作人员、商业工作人员、农林牧渔劳动者和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15］甚至还有研究者认为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呈现出典型的两重“二元性”特征，即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同时体现了“内外二元性”和“城乡二元性”，而且两大特征之间存在着“嵌套”关系，“城乡二元性”体现在“内外二元性”的二级部分中。“内外二元性”即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前者由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构成，后者由前二者以外的劳动力市场构成。［16］
面对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大学毕业生如何进行就业决策呢？布罗（Bulow）和桑莫斯（Summers）认为：“劳动力市场上之所以存在工资差异主要归因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劳动者越是关心公平的相对工资，就越有可能期望得到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高薪工作。”［17］现实中，我国大学毕业生正如他们所描述的那样，出于对教育投资收益的期待，更加青睐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天津工业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79%的学生对毕业后的首选行业是三资企业、国企、政府机关、事业单位；91%的学生选择毕业后在大中城市及沿海等发达地区或省内工作。［18］另一项在盐城师范学院的调查也显示：在就业的地理区域方面，46.5%的学生选择“北京”和“上海”，51.6%的学生选择“苏南”，只有17.2%的学生选择“苏北”，4.5%的学生选择“西部地区”；在就业区域的层次方面，33.8%的学生期望到“省级城市”就业，56.1%的学生期望到“地级城市”就业，6.4%的学生选择到“小城镇”就业，只有0.6%的学生愿意到“农村”就业。［19］
本来由于过度教育就已经加剧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压力，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面前，这种加剧的就业压力又被浓缩在了主要劳动力市场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之内，加之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主要劳动力市场由外部吸收劳动力的能力有限，进一步恶化了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状况。
三、结论
首先，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是由国家和个人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国家出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考虑，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没有错，我们不能指望通过缩减高等教育规模来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否则只能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无异于因噎废食、杀鸡取卵；个人追求高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也没有错，我们不能指望通过教育降低大学生就业期望值的方式来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毕竟作为理性经济人，大学生对高的教育投资收益率的追求是合理的。既然二者都没有错，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恐怕经济发展水平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不足和分割的劳动力市场难辞其咎。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增强其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另一方面要打破劳动力市场被分割的局面，尤其是制度性因素导致的分割局面，缩小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差距，最终实现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需要足够的耐心与勇气。
其次，应当看到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实质不是就业难，而是择业难，有研究者将其描述为“自愿性失业”。自愿性失业是大学生理性选择的结果，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和必然性［20］，不必将其视为洪水猛兽。正如国外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失业作为求职的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已被视为合理，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信息匮乏的国家情况更是如此……虽然人们为了找到高收入工作而付出时间，但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可能将‘不适宜’的期望转变为更加‘现实’的水平上来。”［21］
最后，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综合治理，政府、社会、用人单位、高等学校、大学生及家庭都要做出努力。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将大学生就业难的责任全怪到高校的头上，也不能将促进大学生就业的重担全压在高校的肩上，高校实在是承担不起。令人欣慰的是各级政府都在出台各种政策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那么高校是不是就没有责任和义务呢？当然不是。但这种责任和义务不能靠将大学蜕变为职业培训机构的方式来实现。理想的方式是：一方面，着力促进和实现高等教育多样化，每所高校均合理定位，追求特色发展，以适应劳动力市场中对劳动力需求的多样性；另一方面，高校要培养可被训练的人、具有较高培训潜质的人，而不是单纯的职业教育。当然这需要内部劳动力市场、终身教育体系的完善和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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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吴克明, 赖德胜.大学生自愿性失业的经济学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 2004(2): 41.
（责任编辑陈志萍）2014年第4期高 教 探 索Higher Education Exploration
作者简介：吴迪，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北京/100871）摘要：我国大学生就业存在着愿景与现实的冲突。在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的双重影响下，国家和个人共同构筑了大学生美好的就业愿景：人力资本理论为国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从不同角度验证了教育程度与终身收入的正相关关系。然而，在过度教育和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的双重作用下，却导致了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本来由于过度教育就已经导致了大学毕业生就业竞争压力的增加，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这种就业压力又被浓缩在了主要劳动力市场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加之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主要劳动力市场由外部市场吸收劳动力的能力有限，进一步加剧了大学生的就业压力。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人力资本理论；筛选理论；过度教育；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实行“双向选择”、自主择业以来，大学生就业问题便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进入21世纪，伴随着高校的扩招，大学毕业生人数迅猛增加，就业压力日益突显，“大学生就业难”越来越成为困扰教育主管部门、高校和千千万万个家庭的主要问题，甚至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于是，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便成为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的头等大事，就业率成为考核高校以及高校考核二级学院的重要指标。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纷纷出台政策鼓励和引导大学毕业生创业、面向西部和基层就业，高校纷纷开设就业指导课程、开展创业教育、拓展就业市场、举办校园招聘会。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但是“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似乎并未从根本上得以破解。大学生就业依然存在着愿景与现实的冲突。本文拟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一、大学生就业的愿景——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的双重影响“一系列范围广泛的研究表明，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中的教育、职业、以及工作收入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有很多种，其中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人力资本理论正式创立于20世纪60年代初，其标志是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人力资本的投资》的演讲，他认为：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以这一演讲为开端，逐渐形成了一股人力资本研究热潮。早期对人力资本理论做出贡献的还有贝克尔（Gary S.Becker）、明塞尔（Jacob Mincer）、丹尼森（Edward Fulton Denison）等人，“他们弥补了舒尔茨只注重宏观分析忽视微观分析的理论缺陷，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诸项因素的具体化、数量化分析”［2］。舒尔茨等人区分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并认为人力资本虽然既有量的方面又有质的方面，其基本的数量特征表现为人口数量、投身于有用工作的人口比例及实际劳动量，但是可以忽略数量的因素，只考虑技术、知识及影响人的生产能力的属性之类的质量成分。由于提高人的这种能力的费用也增加人类活动（劳功）的生产能力的价值，所以，它们将产生一个正数收益率。［3］贝克尔对人力资本进行了界定，认为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资本，而人力投资是指“通过增加人的资源影响未来货币与心理收入的活动……这种投资包括正规学校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迁移，以及收集价格与收入的信息等多种形式”［4］，并且特别强调正规教育与在职培训的重要作用。
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的主要观点是：劳动力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个体在特定工作岗位上的劳动生产力主要依赖能力，而能力主要是通过教育获得的。个体通过接受教育，可以增加知识和技能，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程度与接受教育的程度成正比。因此，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个体在教育方面投资的不同导致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位置和收入的差距。此外，人力资本投资对个人和社会都有益处，对个人而言，教育能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终身收入；对社会而言，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社会的经济增长。“这一理论暗示由于投资收益是教育决策的根本驱动力，因而家庭和社会在投资时将努力确认教育与就业的相关性。”［5］
筛选理论是由斯宾塞（A.Michael Spence）等人于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它由一系列理论构成，如信号理论、过滤理论、筛选理论、柠檬理论、文凭主义、威尔斯假说、羊皮理论等等。筛选理论对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挑战的焦点在于教育能否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否认教育对个人收益的积极作用。筛选理论分为强筛选理论和弱筛选理论。强筛选理论认为教育只是获取某些职业的门票，教育仅仅能鉴别学生的特质，并不能导致或改善这些特质，对劳动生产率没有直接的影响，“只不过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因此纯属浪费”［6］，这种观点难以使人信服。弱筛选理论认为教育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更主要的是提供能力方面的信息。强弱两种筛选理论的分歧“不是在于教育是不是一种分类机制，而在于分类是不是教育的唯一功能”［7］。
•教师与学生•大学生就业：愿景与现实筛选理论关于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的主要观点是：雇主总希望挑选到具有高的劳动生产率的劳动力，但在劳动力市场上信息是不对称的，雇主在掌握自身对劳动力需求方面的信息占有优势，而求职者在掌握自身出卖劳动力的意愿的信息方面占有优势。当雇主与求职者相遇时，雇主缺乏对求职者过去表现的精确测定方法，因此无法了解求职者的真正能力，难以预测求职者未来的表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雇主会使用一些“过滤器”来挑选劳动者，如天生的“标识”——性别、种族、家庭背景等，后天的“信号”——婚姻状况、工作经历、教育程度等。而教育则从所有“过滤器”中被分离出来成为受法律许可并被广泛接受的筛选机制。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它能够发出一种信号，即较高的学历文凭携带着较强的能力、较强的纪律性、努力工作的素质等信号，这些信号预示着求职者在未来的工作表现中会有较高的水平。因此，雇主们非常乐意采取这种“统计判别法”从社会群体中分离出非典型的成员；另一方面，是由于大多数人都认为按教育程度录用是完全公平合法的。这样做的结果是，雇主们通过教育程度筛选劳动者，较高的教育程度便会带来较为理想的岗位和较高的收入，激励着求职者发出相应的“信号”，以增加被选中的机率，导致了人们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增加。此外，教育作为筛选机制具有“配置效应”，“即使教育本身没有促进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它能够把劳动者分到各种工作岗位也可以促进劳动生产率”，因此，“从教育得来的信息对社会也是有价值的……它防止了盲目的非最优的人才配置”［8］。
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大学生的就业愿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国家层面看，人力资本理论提供了大力发展教育的充分理由：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舒尔茨采用收益率法测算了人力资本投资中最重要的教育投资对美国1929～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其比例高达33％”［9］。教育的这一功能恰恰与我国经济建设的大环境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吻合。教育是一种投资行为，既然是投资，必定会有收益。萨卡罗普洛斯（Psacharopoulos）测算出了发展中国家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小学教育为27%，中等教育为15%，高等教育为14%，而且做出判断：教育投资的各种收益都大大超过了10%的资本的机会成本的一般标准，并且不发达国家的教育收益率比发达国家高。［10］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虽然没有初等和中等教育高，但仍然是具有较高收益的投资行为。上世纪末我国启动的高校扩招，俨然是将高等教育看作了投资行为，其目标是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扩招的确使得大量原本高中毕业后就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进入了高校，减少了劳动力市场上与因国企改革而下岗的大量工人的竞争，缓解了就业压力，但是国家没有考虑到四年后第一批扩招的大学毕业生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而带来的压力吗？人力资本理论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认为“劳动力市场有能力持续吸收教育水平较高和培训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只要不同教育水平的工资可以灵活下调”［11］。此外，我们还有两个信念，一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就业岗位会随之增多；二是高等教育是“蓄水池”，可以减缓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流入量，使劳动力市场保持适度的压力，充分运用市场的调节功能，可逐步实现良性循环。继本科扩招后的研究生扩招便是实例。
从个人和家庭的层面看，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均给出了美好的就业愿景，虽然在教育能否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存在分歧，但是二者均揭示了教育程度与终身收入的正相关关系。不管雇主是看中了由较高程度的教育带来的较高的工作能力，还是看中了较高程度的教育发出的信号所蕴含的较高工作能力的预期或带来的较低的培训成本，也不管个人和家庭是否知晓这两个理论，总之他们都确切地看到较高的教育程度会带来较好的工作岗位、较高的工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越来越多的家庭和个人已经把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看作是一种投资行为，对较高的个人收益充满着期待。即使是在目前大学生就业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和热情仍然有增无减，因为人们始终追求着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接受高等教育至少还有机会达到这一目标，不接受高等教育则达到这一目标的机率为零。
此外，虽然人力资本理论的实证研究也揭示了教育的个人收益率大于社会收益率，这种差距在高等教育阶段更大，［12］国家对发展高等教育的愿望没有个人强烈，但是迫于公众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压力，为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加之人力资本理论告诉我们教育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筛选理论告诉我们“配置效应”也可以促进劳动生产率，国家发展高等教育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在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的共同影响下，国家和个人的相互作用构筑了大学生就业的美好愿景。二、大学生就业的现实——过度教育和被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的双重作用大学生就业的现实状况似乎并没有设想的好，“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呢？原因可能很多，但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最主要的是过度教育和被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共同带来的拥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劳动力的相对过剩。
美国著名教育家、教育经济学权威亨利•莱文（Henry M.Levin）指出，过度教育包括三个含义：一为对于历史上较高水平者而言，指受过教育者的经济地位下降；二指受过教育者未能实现其对事业成就之期望；三指工人拥有比其工作要求较高之教育技能。［13］根据这些标准，我国高等教育的确存在“高校毕业生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高学位低就业、盲目攀升教育层次、人才消费过高”［14］等过度教育的现象。那么，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现象呢？可以说，过度教育正是上文述及的国家和个人共同构筑的大学生就业的美好愿景带来的直接后果。由于就业主要依赖于所接受的学校教育，获得高收入和就业岗位的唯一必要条件是拥有足够高的教育程度，因此，人们需要更大规模的高等教育。而国家出于提高国民素质，建立人力资源大国，发展经济，以及满足公众对高等教育的需要，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也需要更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其结果便是劳动力市场上拥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劳动力人数的膨胀，超出了我国经济体系适当的就业水平所能吸收的劳动力数量。
如果说过度教育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中大学毕业生的竞争，那么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则进一步恶化了大学生就业的现实状况。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多林格（P.Doeringer）和皮奥里（Michael J.Piore）于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他们在对20世纪60年代城市低收入人口的经济研究中发现，很难用传统理论解释那些高工资群体和低工资群体及失业者之间的区别，进而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是由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组成的。主要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大公司、大企业和大机构中的职业岗位，雇员工资较高，福利丰厚，工作和培训条件优越，晋升靠资历，工作有保障；次要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小公司、小企业的职业岗位，雇员工资较低，福利较少，工作条件差，培训和晋升机会少，易遭解雇。在解释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成因时，出现了“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工作竞争理论”和“激进的分割理论”等流派。“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以多林格和皮奥里为代表，认为市场分割的类别与数量取决于技术要求；“工作竞争理论”以瑟罗（Thurow）和卢卡斯（Lucas）为代表，认为工资是由工作特点而不是由人的特点决定的，将劳动力市场看作是匹配接受培训人员和不同培训面值的市场；“激进的分割理论”以雷克（Reich M.）、戈登（DordonD.）和爱德华兹（Edwards R.）为代表，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由资本家为实现对劳动过程的永恒控制而有意识地分化工人阶级队伍，弱化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敌对情绪所导致的。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主要劳动力市场与次要劳动力市场是相对封闭的，彼此间极少存在人员流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内部劳动力市场，雇主会对雇员进行在职培训以使其掌握公司所需的具体工作技能，而且培训成本主要由雇主承担，为减少因接受过培训的雇员辞职带来的损失，雇主会付更高的工资。而且求职者一旦进入内部劳动力市场，就会获得优于“外部人”的被聘用的权利、接受培训的权利、晋升和职业发展的权利。在雇主和雇员共同利益的作用下，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人员流动是内部的、纵向的，极少在内部和外部劳动力市场间流动。为降低培训成本，保证雇员对工作的投入，雇主会利用求职者所拥有的教育文凭筛选出具有较低预期培训成本和较好行为品质的人。而次要劳动力市场中没有形成内部劳动力市场，人员的流动是横向的，而且比较频繁。此外，主要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的教育收益较高，而次要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的教育收益较低，甚至几乎为零。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的增长能够提高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收入，而对提高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收入则没有作用。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基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提出的，那么，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吗？有研究者通过对有关数据的分析，验证了我国存在着二元制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次要劳动力市场包括：生产运输工人、服务性工作人员、商业工作人员、农林牧渔劳动者和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15］甚至还有研究者认为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呈现出典型的两重“二元性”特征，即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同时体现了“内外二元性”和“城乡二元性”，而且两大特征之间存在着“嵌套”关系，“城乡二元性”体现在“内外二元性”的二级部分中。“内外二元性”即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前者由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构成，后者由前二者以外的劳动力市场构成。［16］
面对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大学毕业生如何进行就业决策呢？布罗（Bulow）和桑莫斯（Summers）认为：“劳动力市场上之所以存在工资差异主要归因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劳动者越是关心公平的相对工资，就越有可能期望得到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高薪工作。”［17］现实中，我国大学毕业生正如他们所描述的那样，出于对教育投资收益的期待，更加青睐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天津工业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79%的学生对毕业后的首选行业是三资企业、国企、政府机关、事业单位；91%的学生选择毕业后在大中城市及沿海等发达地区或省内工作。［18］另一项在盐城师范学院的调查也显示：在就业的地理区域方面，46.5%的学生选择“北京”和“上海”，51.6%的学生选择“苏南”，只有17.2%的学生选择“苏北”，4.5%的学生选择“西部地区”；在就业区域的层次方面，33.8%的学生期望到“省级城市”就业，56.1%的学生期望到“地级城市”就业，6.4%的学生选择到“小城镇”就业，只有0.6%的学生愿意到“农村”就业。［19］
本来由于过度教育就已经加剧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压力，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面前，这种加剧的就业压力又被浓缩在了主要劳动力市场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之内，加之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主要劳动力市场由外部吸收劳动力的能力有限，进一步恶化了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状况。
三、结论
首先，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是由国家和个人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国家出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考虑，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没有错，我们不能指望通过缩减高等教育规模来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否则只能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无异于因噎废食、杀鸡取卵；个人追求高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也没有错，我们不能指望通过教育降低大学生就业期望值的方式来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毕竟作为理性经济人，大学生对高的教育投资收益率的追求是合理的。既然二者都没有错，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恐怕经济发展水平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不足和分割的劳动力市场难辞其咎。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增强其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另一方面要打破劳动力市场被分割的局面，尤其是制度性因素导致的分割局面，缩小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差距，最终实现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需要足够的耐心与勇气。
其次，应当看到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实质不是就业难，而是择业难，有研究者将其描述为“自愿性失业”。自愿性失业是大学生理性选择的结果，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和必然性［20］，不必将其视为洪水猛兽。正如国外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失业作为求职的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已被视为合理，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信息匮乏的国家情况更是如此……虽然人们为了找到高收入工作而付出时间，但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可能将‘不适宜’的期望转变为更加‘现实’的水平上来。”［21］
最后，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综合治理，政府、社会、用人单位、高等学校、大学生及家庭都要做出努力。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将大学生就业难的责任全怪到高校的头上，也不能将促进大学生就业的重担全压在高校的肩上，高校实在是承担不起。令人欣慰的是各级政府都在出台各种政策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那么高校是不是就没有责任和义务呢？当然不是。但这种责任和义务不能靠将大学蜕变为职业培训机构的方式来实现。理想的方式是：一方面，着力促进和实现高等教育多样化，每所高校均合理定位，追求特色发展，以适应劳动力市场中对劳动力需求的多样性；另一方面，高校要培养可被训练的人、具有较高培训潜质的人，而不是单纯的职业教育。当然这需要内部劳动力市场、终身教育体系的完善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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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志萍）2014年第4期高 教 探 索Higher Education Explo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