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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亲爱的人：至少20年，我已没用这个称呼给你写信了。如今提起笔来，似乎那些在大学的日子，又回到了眼前……”1993年1月，郑安娜去世整整2年后，耄耋之年的冯亦代泪眼婆娑地写下这封无处投递的信。遺像前，她生前最爱的水仙花蕾初绽。
1934年的一个夏夜，沪江大学校园的露天剧场里，同学们正在上演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台上，扮演小精灵的女子调皮可爱，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为整部戏增添了灵气和趣味。台下，就读经济系读工商管理的冯亦代看呆了，他痴痴地向往早日结识她：“她似乎是天生要我去爱的人。”
第二天，他惊喜地在教室门口碰到她，原来，他们选了同一门课。为了结识她，他早早坐到教室前排等她，绞尽脑汁制造偶遇没话找话，渐渐与郑安娜熟悉起来。相思决堤，见面交谈远远不够，冯亦代开始写信，每天1封。再后来，长长的滨江大堤上，多了他们的足迹。一个一心只想当作家，课余专注于文学巨著;一个是英语系的才女，熟读英美古典文学，共同的爱好成为桥梁，他们的谈话逐渐从日常琐事过渡到外国作品上。默契中，彼此相见恨晚。孤身在校，自幼失母、很少享受家庭温暖的冯亦代倍觉寂寞，周末，郑安娜放弃回家的机会，陪他江边漫步，草坪闲谈，料峭寒风中，“风是冷的，心却是热的”。
“爱上一个英文天才，不搞翻译才怪。”大学毕业后，冯亦代进入中国保险公司，白天上班，晚上在自成一统的小楼里开始文学翻译，尽管退稿连连，但他不气馁，有她鼓励和支持，三冬暖，春不寒。
不久，抗战爆发，冯亦代被派往香港，身处兵荒马乱，分别时，谁都没有提到婚姻，但两人清楚地知道，他们要找的，就是坐在对面的那个人。离别使爱情热烈，到香港后，冯亦代饱尝离情之苦，无尽的思念中，他提笔给郑安娜写信，要她立刻来香港结婚。1939年6月3日，相爱整整5年后，他们在香港大酒店举行了婚礼，他倜傥多情，她风采照人，在贺词中，朋友们写道：“这是美的结合，天才的结合，更当然是爱的结合。”
婚后，他们一起读书、听音乐、看电影。她不喜无所事事，他和朋友们出版《中国作家》（英文版），她帮助他翻译、校对;他信手写来的文章，作为第一读者，她总会提出建议;他喜欢看她在阳台上眺望他时的笑容，她则喜欢看他在黄昏中燃着烟斗倚着阳台栏杆的侧影。
1941年，冯亦代离开妻儿到重庆任职，她不在身边，几多愁思，在题名《期待的日子》的日记里，他用泰戈尔的诗深情呼唤：“坚定地持着你的信心，我亲爱的，天将要黎明了。希望的种子，深深地在泥土里，它将要萌芽了。”
不久，香港沦陷。她跟随他逃到重庆后，他们的家成了“难友之家”，冯亦代因仗义疏财被称为“路路通”“百有份”，不管谁遇到困难，他都会出手相助。面对所求，郑安娜也从不吝啬。被生活所缚，他不得不当官，对于不能专事文学深感苦恼，一有不愉快的事情，便想脱离这份“苦差使”。每逢这时，她便劝他静下心来多读书、多写作，她的平和令他清醒，开始为自己制订读书、翻译的目标。多年后，他说：“没有她那种冷静心绪的影响，我终将一事无成。”
抗战胜利后，冯亦代辞去工作，决心办报，她完全支持。《世界晨报》办起来了，可是因为支持反内战，同情工人罢工运动，报纸成为国民党的眼中芒刺，仅仅一年就不得不中止出版。事业垮了，他十分颓废，她一面负担起家庭，一面安慰他：“世上没有永胜不败的事业，这条路不能，拣另一条走好了，一个人最怕没有为事业作牺牲的决心。”她的话，总能治愈他。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意气风发迎接新生活，冯亦代参加国际新闻局筹备，做喜欢的翻译、出版工作;郑安娜则被录取到全国总工会国际部当了翻译，经常陪同工人代表团出国。尽管聚少离多，但他们仍然感到欣慰。好景不长，1957年，郑安娜陪同一个代表团回国，一下飞机就有“好心人”告诫，要她与冯亦代“划清界限”，因为几句诤言、几点建议，一夜之间，冯亦代已名列黑籍。他不想连累她，请她考虑离婚。面对他的顾虑，她说：“能在一切逆流中紧握住你的同伴的手，那才是永恒不变的真正的感情。”受他牵连，她成为被批判对象，下放无可避免。生离两地，鲜有消息。1972年，他终于有机会去探视她，4年未见，一眼看见她茫无光泽的右眼时，他欲哭无泪。劳改中，因延误治疗，她失去了右眼。当年舞台上的小精灵已被摧残成瘦弱的老妇人，他忍不住悲恸失声。而她，仍是一贯的坦然，反过来安慰他：“只失掉一只眼睛，已是不幸之大幸。”
她的豁达令他钦佩，随着风暴平息，他们相继回京，一间狭小破败的小屋，被他命名为“听风楼”，再大的风雨，他们也将泰然处之。在小屋里，他带领几个青年组织了翻译研究小组，他们争论时，她总是安静聆听，翻译不当的，便及时指出，欧美现当代小说选集陆续问世，每一篇文章里，都有她的心血。
1982年，冯亦代患脑血栓，郑安娜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他，被朋友们戏称为保育员。他健康受损，查找资料的重担全部落在她的身上，每每看到她举着一只大功倍放大镜，用唯一的左眼在书报堆里寻找时，冯亦代的愧疚便涌上心头。流逝的年华引发触动，更加惜时如金，他们开起了“夫妻店”，他出题目，她找资料，文章写出，她是初审人，立论不严谨或是行文草率的地方，她都一一指出，被他称为“一字师”“审稿人”。一张小书桌，两副老花镜，或读或写或交谈，窗台上，水仙盛开，岁月静好。
小书桌上结出硕果，《读书》杂志上一篇篇“西窗漫笔”诞生了，其中介绍的海外作家和欧美书讯为中国读者填补了文化沟壑，深受学术界和出版界好评，毛姆、辛格等人的译著也相继问世。他成为人人皆知的大翻译家，而做了大量工作的她，只是默默地站在他身后，偶尔署名，也是在他的名字后边写个“冯之岱”或者“冯之安”，即使笔名，也要冠以他的姓。
多么想让爱情的列车开到地老天荒，然而1991年，郑安娜因中风猝然离世。“我尚在人间，你却已魂归离恨天了，除了我对你的朝夕思念，还能有什么呢？”流连在她的爱里，冯亦代热泪斑斑。
2005年上元佳节，乘着漫天雪花，带着往事、誓言与约定，他去与她团聚，天上，水仙缥缈。
（责任编辑/刘大伟 张金余）
1934年的一个夏夜，沪江大学校园的露天剧场里，同学们正在上演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台上，扮演小精灵的女子调皮可爱，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为整部戏增添了灵气和趣味。台下，就读经济系读工商管理的冯亦代看呆了，他痴痴地向往早日结识她：“她似乎是天生要我去爱的人。”
第二天，他惊喜地在教室门口碰到她，原来，他们选了同一门课。为了结识她，他早早坐到教室前排等她，绞尽脑汁制造偶遇没话找话，渐渐与郑安娜熟悉起来。相思决堤，见面交谈远远不够，冯亦代开始写信，每天1封。再后来，长长的滨江大堤上，多了他们的足迹。一个一心只想当作家，课余专注于文学巨著;一个是英语系的才女，熟读英美古典文学，共同的爱好成为桥梁，他们的谈话逐渐从日常琐事过渡到外国作品上。默契中，彼此相见恨晚。孤身在校，自幼失母、很少享受家庭温暖的冯亦代倍觉寂寞，周末，郑安娜放弃回家的机会，陪他江边漫步，草坪闲谈，料峭寒风中，“风是冷的，心却是热的”。
“爱上一个英文天才，不搞翻译才怪。”大学毕业后，冯亦代进入中国保险公司，白天上班，晚上在自成一统的小楼里开始文学翻译，尽管退稿连连，但他不气馁，有她鼓励和支持，三冬暖，春不寒。
不久，抗战爆发，冯亦代被派往香港，身处兵荒马乱，分别时，谁都没有提到婚姻，但两人清楚地知道，他们要找的，就是坐在对面的那个人。离别使爱情热烈，到香港后，冯亦代饱尝离情之苦，无尽的思念中，他提笔给郑安娜写信，要她立刻来香港结婚。1939年6月3日，相爱整整5年后，他们在香港大酒店举行了婚礼，他倜傥多情，她风采照人，在贺词中，朋友们写道：“这是美的结合，天才的结合，更当然是爱的结合。”
婚后，他们一起读书、听音乐、看电影。她不喜无所事事，他和朋友们出版《中国作家》（英文版），她帮助他翻译、校对;他信手写来的文章，作为第一读者，她总会提出建议;他喜欢看她在阳台上眺望他时的笑容，她则喜欢看他在黄昏中燃着烟斗倚着阳台栏杆的侧影。
1941年，冯亦代离开妻儿到重庆任职，她不在身边，几多愁思，在题名《期待的日子》的日记里，他用泰戈尔的诗深情呼唤：“坚定地持着你的信心，我亲爱的，天将要黎明了。希望的种子，深深地在泥土里，它将要萌芽了。”
不久，香港沦陷。她跟随他逃到重庆后，他们的家成了“难友之家”，冯亦代因仗义疏财被称为“路路通”“百有份”，不管谁遇到困难，他都会出手相助。面对所求，郑安娜也从不吝啬。被生活所缚，他不得不当官，对于不能专事文学深感苦恼，一有不愉快的事情，便想脱离这份“苦差使”。每逢这时，她便劝他静下心来多读书、多写作，她的平和令他清醒，开始为自己制订读书、翻译的目标。多年后，他说：“没有她那种冷静心绪的影响，我终将一事无成。”
抗战胜利后，冯亦代辞去工作，决心办报，她完全支持。《世界晨报》办起来了，可是因为支持反内战，同情工人罢工运动，报纸成为国民党的眼中芒刺，仅仅一年就不得不中止出版。事业垮了，他十分颓废，她一面负担起家庭，一面安慰他：“世上没有永胜不败的事业，这条路不能，拣另一条走好了，一个人最怕没有为事业作牺牲的决心。”她的话，总能治愈他。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意气风发迎接新生活，冯亦代参加国际新闻局筹备，做喜欢的翻译、出版工作;郑安娜则被录取到全国总工会国际部当了翻译，经常陪同工人代表团出国。尽管聚少离多，但他们仍然感到欣慰。好景不长，1957年，郑安娜陪同一个代表团回国，一下飞机就有“好心人”告诫，要她与冯亦代“划清界限”，因为几句诤言、几点建议，一夜之间，冯亦代已名列黑籍。他不想连累她，请她考虑离婚。面对他的顾虑，她说：“能在一切逆流中紧握住你的同伴的手，那才是永恒不变的真正的感情。”受他牵连，她成为被批判对象，下放无可避免。生离两地，鲜有消息。1972年，他终于有机会去探视她，4年未见，一眼看见她茫无光泽的右眼时，他欲哭无泪。劳改中，因延误治疗，她失去了右眼。当年舞台上的小精灵已被摧残成瘦弱的老妇人，他忍不住悲恸失声。而她，仍是一贯的坦然，反过来安慰他：“只失掉一只眼睛，已是不幸之大幸。”
她的豁达令他钦佩，随着风暴平息，他们相继回京，一间狭小破败的小屋，被他命名为“听风楼”，再大的风雨，他们也将泰然处之。在小屋里，他带领几个青年组织了翻译研究小组，他们争论时，她总是安静聆听，翻译不当的，便及时指出，欧美现当代小说选集陆续问世，每一篇文章里，都有她的心血。
1982年，冯亦代患脑血栓，郑安娜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他，被朋友们戏称为保育员。他健康受损，查找资料的重担全部落在她的身上，每每看到她举着一只大功倍放大镜，用唯一的左眼在书报堆里寻找时，冯亦代的愧疚便涌上心头。流逝的年华引发触动，更加惜时如金，他们开起了“夫妻店”，他出题目，她找资料，文章写出，她是初审人，立论不严谨或是行文草率的地方，她都一一指出，被他称为“一字师”“审稿人”。一张小书桌，两副老花镜，或读或写或交谈，窗台上，水仙盛开，岁月静好。
小书桌上结出硕果，《读书》杂志上一篇篇“西窗漫笔”诞生了，其中介绍的海外作家和欧美书讯为中国读者填补了文化沟壑，深受学术界和出版界好评，毛姆、辛格等人的译著也相继问世。他成为人人皆知的大翻译家，而做了大量工作的她，只是默默地站在他身后，偶尔署名，也是在他的名字后边写个“冯之岱”或者“冯之安”，即使笔名，也要冠以他的姓。
多么想让爱情的列车开到地老天荒，然而1991年，郑安娜因中风猝然离世。“我尚在人间，你却已魂归离恨天了，除了我对你的朝夕思念，还能有什么呢？”流连在她的爱里，冯亦代热泪斑斑。
2005年上元佳节，乘着漫天雪花，带着往事、誓言与约定，他去与她团聚，天上，水仙缥缈。
（责任编辑/刘大伟 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