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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系列会议的重要成果，2014年9月，APEC第11届能源部长会议在北京发表《北京宣言》，承诺共同致力于构建亚太地区能源安全新体系；承诺将继续加强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发和综合利用合作，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和有序竞争，支持公开、透明的能源市场。
这次会议还重申了未来亚太地区的液化天然气市场在全球和地区燃料结构中的重要性，呼吁各成员经济体有必要为APEC地区天然气贸易与投资创造有利条件。
2013年，中国全年天然气表观消费量达到1676亿立方米，其中进口530亿立方米、同比增长25%。这一年，中国的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首次突破30%，达到31.6%。
可惜，顾客并没成为上帝。
这一年，东北亚三国遵循的天然气贸易体系基础价格——日本液化天然气平均到岸价格为每百万英热单位16.17美元，约是德国天然气进口价格和英国天然气进口价格的1.5倍，美国亨利天然气交易中心——北美最大天然气贸易中心价格的6倍。
上述三个价格，是日本体系之外全球最主要的三个天然气定价体系的代表。
而日本、韩国、中国，目前分列全球液化天然气进口前三名。
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执行主任、美国能源安全委员会顾问盖尔拉·拉夫特博士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一个比较贴切的比喻是亚太地区正在用买香槟的钱买水。
在他看来，作为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天然气需求市场，中国可以主导一个新的天然气“买家俱乐部”，从而通过交易中心形成新的天然气定价体系。
“因为和石油挂钩的定价方式，不仅涉及中国的利益。”他说。
天然气高价的恶性循环
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联合主任、美国能源安全委员会顾问安妮·柯林博士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解释，根据运输方式，天然气一般有两种贸易形式：管道运输天然气以及货运液化天然气。
由于运输中的巨大挑战，长期合同是这两种贸易形式的共同特点。
一方面，运输天然气的管道修建费用极其昂贵。在液化天然气方面，卖家需要将天然气用高压、低温冷却至液态，买方则需要建造昂贵的液态天然气接收终端。与此同时，液态天然气运输过程中也需要专门运输工具，造价极其高昂。
以中国近期与俄罗斯签订的合同为例，从2018年起，俄罗斯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向中国供气累计30年。中石油与缅甸大宇联合体签署的天然气购销协议也长达30年。
在日本，东北电力公司日前与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公司三厂签署的液化天然气合同长达15年。
在基于长期合同的定价机制中，一般都与石油挂钩、作为参考。这是欧洲和日本定价体系的主要特征。
亚太地区尤其是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定价体系源自日本——这种中心角色源自日本在东亚贸易体系中悠久而权威的地位。
由于日本当年引进液化天然气主要是为了替代原油发电，因此在长期合同中采用了与日本进口原油加权平均价格（JCC）挂钩的定价公式。
天然气是石油的替代资源，在石油价格上涨时，买家开始转向使用天然气，天然气也会供求紧张，价格上涨，因此天然气与石油的价格存在某种程度的正比关系。
不过，近些年天然气价格随着亚太地区石油价格的上涨而持续走高，出现了严重的“亚洲溢价”，JCC价方式已经不再适合亚太地区。由于尚无供需双方都能接受的其他方式，只能通过设定JCC封顶价格和封底价格的方式来规避风险。
在盖尔拉·拉夫特看来，亚洲目前的能源局势十分脆弱。“动荡的中东局势、尼日利亚局势、对伊朗和对俄罗斯的制裁，对这个地区的能源市场都有影响，都凸显出亚洲运输系统解决对石油依赖的紧迫性。”
亚洲正面临着高昂石油价格以及供应风险。尽管国际石油市场长期波动，大多数亚洲汽车仍以石油为燃料。亚洲缺乏欧洲和北美国家所具有的紧急石油储备，如果再次发生石油危机，显然亚太地区是最易受影响的区域。
他分析，在电力供应方面，亚洲经济体过度依赖煤炭。更糟的是，亚太地区由煤炭转向清洁能源天然气的过程正在受到天然气价格的影响。
这样的定价机制不仅使亚太地区经济蒙受严重损失，还使亚太地区的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步履维艰。
“亚洲国家所承受的高价天然气其实相当于隐形税收，这降低了天然气替代石油、煤炭等其他不环保能源的可能。这些国家对石油的依赖会进一步提升油价，天然气价格又会因为与油价挂钩而进一步提高。”盖尔拉·拉夫特解释说。
为难的欧洲
其实亚洲的天然气价格并非从开始就高于其他地区。9年前，美国亨利天然气交易中心价格就高于日本的平均液化天然气到岸价格，差价为每百万英热单位3美元。
但是由于美国页岩气开发成功后，广义的天然气产量大幅提高，价格持续走低，自2008年起与其他地区的价格逐年拉开。
“美国的天然气之所以便宜，是因为需求量小、生产量大。这种价格不是正常价格，而是因供过于求导致的临时价格。在美国，每单位天然气价格低于每单位石油的价格，事实上亚洲却不是这样。亚洲的天然气价格和石油是挂钩的，这对于亚洲经济的发展非常糟糕。”安妮·柯林说。
盖尔拉·拉夫特告诉本刊记者：“液态天然气与管道天然气都面临与石油挂钩导致的价格上涨，这赋予了天然气供应商在价格上的掌控能力。”
同样由于长期合同，在2008年全球天然气价格突然下跌时，欧洲国家仍然必须以远高于现货的价格购买固定数量的天然气，蒙受巨大损失。其中，德国公司受到俄国天燃气管道牵制尤为严重，所处地位非常不利。
到2009年底，与油价挂钩的天然气价格比现货市场高出50%，欧洲天然气买家纷纷请求供应商网开一面。
最终，作为主要供应商之一的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允许他们在未来三年内、约25%的合同可以采用现货价格。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允许的比例更低一些，为15%至20%。不过此后在油价飙升的情况下，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一直力挺挂钩油价，购买方的谈判纷纷失败。一个德国买家甚至将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上诉至仲裁机构。
为了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欧洲国家曾试图通过建设通往中亚的天然气管道（即纳布科管道）来获得其他供应。不过该项目已经流产。
从全球来看，2013年北非、尼日利亚的天然气出口供应因局势动乱大幅下滑，俄罗斯再次获得了此前因与欧洲交恶而丧失的市场份额。
这样，经过多年博弈，在目前两种主要的全球天然气定价机制——现货定价和与石油挂钩的长期协议定价中，北美和英国虽然是两个市场，但都主要采取竞争性的交易中心定价。
欧洲采取与石油挂钩的长期协议价格和“交易中心定价”两种机制。而在东亚市场，与石油挂钩的长期协议价格则占据主导地位。
盖尔拉·拉夫特说，“世界上主要的天然气贸易中心是美国亨利中心，交易量大约为每天18亿立方英尺。欧洲的天然气虚拟交易中心主要分布在英国、挪威、比利时，交易量比美国小。不过亚太地区作为最大的天然气市场却仍然没有天然气交易中心，这是十分不利的。”
早在1990年，纽约商品交易所就推出了亨利中心价的天然气期货交易。后来美国天然气供应端出现充足并富有竞争力的多元供应，买方能够在众多供应商中自由选择，天然气作为商品的短期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长期合同。
由此，北美最终形成了以亨利中心为核心的定价体系。英国定价体系与北美相似。
在本国供应充分、市场相对自由的英国，天然气以供需决定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这样的机制使英国在2008年天然气价格突然下跌时避免了损失。
亚洲必须有自己的交易中心
在盖尔拉·拉夫特看来，亚洲的天然气价格过高不仅因为“亚洲溢价”，也因为亚洲缺乏天然气交易的透明度以及通用的协议。
亚太地区的买家希望实现天然气价格与石油的脱钩，相反天然气出口国家却不愿意放弃天然气价格与石油的绑定。
卡塔尔埃米尔哈马德·阿勒萨尼就曾在2009年于多哈举行的天然气出口国论坛首次峰会上提出，天然气出口国不应该放弃自己把天然气价格与石油价格挂钩要求。
在买卖双方的博弈中，买方集体的合作尤为重要。
目前，全球液化天然气的供应增长处于多年以来的低潮，2013年供应量仅增加0.6%。全球市场供应呈现紧张状况，供应方更希望将货物灵活调配给愿意且能支付高价的客户。东亚作为全球液化天然气的主要买家，需求国如果各自为争取资源私下谈判、不断支付高价，无疑赋予天然气卖家更大的话语权。
在盖尔拉·拉夫特看来，今天亚洲的能源格局是互相独立的市场集群，“每个国家都在独自运行，少有区域合作。这样的局势也使西太平洋发生越来越多的资源冲突”。
他认为，亚洲可以从过去欧洲煤炭和钢铁资源的争议经验中学习合作。
近代以来，欧洲大国因抢夺莱茵河和鲁尔区有争议的煤矿和钢矿而发动战争。1951年，欧洲人终于走到了一起，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加强对自然资源方面的区域合作。该机制最终演变成今天的欧盟。
盖尔拉·拉夫特认为，类似的合作可以充分利用亚洲的集体购买力，共同创造亚洲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买家俱乐部”——交易中心，建立自己的价格体系，“亚洲经济体将会拥有较强的能源议价能力。”
安妮·柯林则对本刊记者表示，要改变不适合亚洲的天然气定价机制，中国应该积极主导建立一个天然气交易中心，也为进一步创建亚太天然气“买家俱乐部”奠定基础，最终实现天然气和石油价格的脱钩。
“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公司都急于把天然气卖给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时刻，正是建立亚洲天然气定价机制，为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争取利益、制定战略的机会。”她说，
其中，首先需要一个有竞争力和透明的国家市场或地区市场，中国存在主导这种定价机制的可能。
“这首先需要在一个时间段，有特别大的天然气交易量来创造出强有力的市场，并树立市场信心来吸引新的参与者。交易所能否成功，取决于这个市场是否有能力鼓动市场参与者，使用它来进行常规天然气交易或大额的天然气交易。随着中国天然气市场的发展，中国成为构建这个市场的领先候选者，中国存在说服其他地区参与交易的可能。”盖尔拉·拉夫特说 。
不过，“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在政治上，日本和参与者有可能因为地区局势紧张而反对。这需要亚洲国家通过磋商来建立一个亚洲能源合作机制，打造这样一个交易中心。”他建议说。
这次会议还重申了未来亚太地区的液化天然气市场在全球和地区燃料结构中的重要性，呼吁各成员经济体有必要为APEC地区天然气贸易与投资创造有利条件。
2013年，中国全年天然气表观消费量达到1676亿立方米，其中进口530亿立方米、同比增长25%。这一年，中国的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首次突破30%，达到31.6%。
可惜，顾客并没成为上帝。
这一年，东北亚三国遵循的天然气贸易体系基础价格——日本液化天然气平均到岸价格为每百万英热单位16.17美元，约是德国天然气进口价格和英国天然气进口价格的1.5倍，美国亨利天然气交易中心——北美最大天然气贸易中心价格的6倍。
上述三个价格，是日本体系之外全球最主要的三个天然气定价体系的代表。
而日本、韩国、中国，目前分列全球液化天然气进口前三名。
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执行主任、美国能源安全委员会顾问盖尔拉·拉夫特博士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一个比较贴切的比喻是亚太地区正在用买香槟的钱买水。
在他看来，作为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天然气需求市场，中国可以主导一个新的天然气“买家俱乐部”，从而通过交易中心形成新的天然气定价体系。
“因为和石油挂钩的定价方式，不仅涉及中国的利益。”他说。
天然气高价的恶性循环
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联合主任、美国能源安全委员会顾问安妮·柯林博士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解释，根据运输方式，天然气一般有两种贸易形式：管道运输天然气以及货运液化天然气。
由于运输中的巨大挑战，长期合同是这两种贸易形式的共同特点。
一方面，运输天然气的管道修建费用极其昂贵。在液化天然气方面，卖家需要将天然气用高压、低温冷却至液态，买方则需要建造昂贵的液态天然气接收终端。与此同时，液态天然气运输过程中也需要专门运输工具，造价极其高昂。
以中国近期与俄罗斯签订的合同为例，从2018年起，俄罗斯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向中国供气累计30年。中石油与缅甸大宇联合体签署的天然气购销协议也长达30年。
在日本，东北电力公司日前与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公司三厂签署的液化天然气合同长达15年。
在基于长期合同的定价机制中，一般都与石油挂钩、作为参考。这是欧洲和日本定价体系的主要特征。
亚太地区尤其是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定价体系源自日本——这种中心角色源自日本在东亚贸易体系中悠久而权威的地位。
由于日本当年引进液化天然气主要是为了替代原油发电，因此在长期合同中采用了与日本进口原油加权平均价格（JCC）挂钩的定价公式。
天然气是石油的替代资源，在石油价格上涨时，买家开始转向使用天然气，天然气也会供求紧张，价格上涨，因此天然气与石油的价格存在某种程度的正比关系。
不过，近些年天然气价格随着亚太地区石油价格的上涨而持续走高，出现了严重的“亚洲溢价”，JCC价方式已经不再适合亚太地区。由于尚无供需双方都能接受的其他方式，只能通过设定JCC封顶价格和封底价格的方式来规避风险。
在盖尔拉·拉夫特看来，亚洲目前的能源局势十分脆弱。“动荡的中东局势、尼日利亚局势、对伊朗和对俄罗斯的制裁，对这个地区的能源市场都有影响，都凸显出亚洲运输系统解决对石油依赖的紧迫性。”
亚洲正面临着高昂石油价格以及供应风险。尽管国际石油市场长期波动，大多数亚洲汽车仍以石油为燃料。亚洲缺乏欧洲和北美国家所具有的紧急石油储备，如果再次发生石油危机，显然亚太地区是最易受影响的区域。
他分析，在电力供应方面，亚洲经济体过度依赖煤炭。更糟的是，亚太地区由煤炭转向清洁能源天然气的过程正在受到天然气价格的影响。
这样的定价机制不仅使亚太地区经济蒙受严重损失，还使亚太地区的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步履维艰。
“亚洲国家所承受的高价天然气其实相当于隐形税收，这降低了天然气替代石油、煤炭等其他不环保能源的可能。这些国家对石油的依赖会进一步提升油价，天然气价格又会因为与油价挂钩而进一步提高。”盖尔拉·拉夫特解释说。
为难的欧洲
其实亚洲的天然气价格并非从开始就高于其他地区。9年前，美国亨利天然气交易中心价格就高于日本的平均液化天然气到岸价格，差价为每百万英热单位3美元。
但是由于美国页岩气开发成功后，广义的天然气产量大幅提高，价格持续走低，自2008年起与其他地区的价格逐年拉开。
“美国的天然气之所以便宜，是因为需求量小、生产量大。这种价格不是正常价格，而是因供过于求导致的临时价格。在美国，每单位天然气价格低于每单位石油的价格，事实上亚洲却不是这样。亚洲的天然气价格和石油是挂钩的，这对于亚洲经济的发展非常糟糕。”安妮·柯林说。
盖尔拉·拉夫特告诉本刊记者：“液态天然气与管道天然气都面临与石油挂钩导致的价格上涨，这赋予了天然气供应商在价格上的掌控能力。”
同样由于长期合同，在2008年全球天然气价格突然下跌时，欧洲国家仍然必须以远高于现货的价格购买固定数量的天然气，蒙受巨大损失。其中，德国公司受到俄国天燃气管道牵制尤为严重，所处地位非常不利。
到2009年底，与油价挂钩的天然气价格比现货市场高出50%，欧洲天然气买家纷纷请求供应商网开一面。
最终，作为主要供应商之一的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允许他们在未来三年内、约25%的合同可以采用现货价格。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允许的比例更低一些，为15%至20%。不过此后在油价飙升的情况下，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一直力挺挂钩油价，购买方的谈判纷纷失败。一个德国买家甚至将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上诉至仲裁机构。
为了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欧洲国家曾试图通过建设通往中亚的天然气管道（即纳布科管道）来获得其他供应。不过该项目已经流产。
从全球来看，2013年北非、尼日利亚的天然气出口供应因局势动乱大幅下滑，俄罗斯再次获得了此前因与欧洲交恶而丧失的市场份额。
这样，经过多年博弈，在目前两种主要的全球天然气定价机制——现货定价和与石油挂钩的长期协议定价中，北美和英国虽然是两个市场，但都主要采取竞争性的交易中心定价。
欧洲采取与石油挂钩的长期协议价格和“交易中心定价”两种机制。而在东亚市场，与石油挂钩的长期协议价格则占据主导地位。
盖尔拉·拉夫特说，“世界上主要的天然气贸易中心是美国亨利中心，交易量大约为每天18亿立方英尺。欧洲的天然气虚拟交易中心主要分布在英国、挪威、比利时，交易量比美国小。不过亚太地区作为最大的天然气市场却仍然没有天然气交易中心，这是十分不利的。”
早在1990年，纽约商品交易所就推出了亨利中心价的天然气期货交易。后来美国天然气供应端出现充足并富有竞争力的多元供应，买方能够在众多供应商中自由选择，天然气作为商品的短期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长期合同。
由此，北美最终形成了以亨利中心为核心的定价体系。英国定价体系与北美相似。
在本国供应充分、市场相对自由的英国，天然气以供需决定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这样的机制使英国在2008年天然气价格突然下跌时避免了损失。
亚洲必须有自己的交易中心
在盖尔拉·拉夫特看来，亚洲的天然气价格过高不仅因为“亚洲溢价”，也因为亚洲缺乏天然气交易的透明度以及通用的协议。
亚太地区的买家希望实现天然气价格与石油的脱钩，相反天然气出口国家却不愿意放弃天然气价格与石油的绑定。
卡塔尔埃米尔哈马德·阿勒萨尼就曾在2009年于多哈举行的天然气出口国论坛首次峰会上提出，天然气出口国不应该放弃自己把天然气价格与石油价格挂钩要求。
在买卖双方的博弈中，买方集体的合作尤为重要。
目前，全球液化天然气的供应增长处于多年以来的低潮，2013年供应量仅增加0.6%。全球市场供应呈现紧张状况，供应方更希望将货物灵活调配给愿意且能支付高价的客户。东亚作为全球液化天然气的主要买家，需求国如果各自为争取资源私下谈判、不断支付高价，无疑赋予天然气卖家更大的话语权。
在盖尔拉·拉夫特看来，今天亚洲的能源格局是互相独立的市场集群，“每个国家都在独自运行，少有区域合作。这样的局势也使西太平洋发生越来越多的资源冲突”。
他认为，亚洲可以从过去欧洲煤炭和钢铁资源的争议经验中学习合作。
近代以来，欧洲大国因抢夺莱茵河和鲁尔区有争议的煤矿和钢矿而发动战争。1951年，欧洲人终于走到了一起，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加强对自然资源方面的区域合作。该机制最终演变成今天的欧盟。
盖尔拉·拉夫特认为，类似的合作可以充分利用亚洲的集体购买力，共同创造亚洲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买家俱乐部”——交易中心，建立自己的价格体系，“亚洲经济体将会拥有较强的能源议价能力。”
安妮·柯林则对本刊记者表示，要改变不适合亚洲的天然气定价机制，中国应该积极主导建立一个天然气交易中心，也为进一步创建亚太天然气“买家俱乐部”奠定基础，最终实现天然气和石油价格的脱钩。
“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公司都急于把天然气卖给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时刻，正是建立亚洲天然气定价机制，为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争取利益、制定战略的机会。”她说，
其中，首先需要一个有竞争力和透明的国家市场或地区市场，中国存在主导这种定价机制的可能。
“这首先需要在一个时间段，有特别大的天然气交易量来创造出强有力的市场，并树立市场信心来吸引新的参与者。交易所能否成功，取决于这个市场是否有能力鼓动市场参与者，使用它来进行常规天然气交易或大额的天然气交易。随着中国天然气市场的发展，中国成为构建这个市场的领先候选者，中国存在说服其他地区参与交易的可能。”盖尔拉·拉夫特说 。
不过，“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在政治上，日本和参与者有可能因为地区局势紧张而反对。这需要亚洲国家通过磋商来建立一个亚洲能源合作机制，打造这样一个交易中心。”他建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