骤然看来，萧乾先生的真话似乎迥异于巴老那种阳刚硬朗和澄明透澈；似乎显得嗫嚅、内敛，甚至张惶。可是，当我在这个寒秋之夜，深怀知识分子改不掉的敏感和脆弱，来同时用眼睛和内心触摸到那些痛定思痛、意蕴幽深的创痕时，我的感受绝不亚于当初读《随想录》时的震吓和敬慕——因为这是另一种风格的真话，而且是那种颇容易被人误读的真话。
　　这是我读《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时得到的经验。鉴于这本书是一个奇异生命的灵魂自白，所以我们不能不带点儿奇异的念头来审视审视书中的这些颇不爽快的话——
　　首先我得将该书《重见阳光》这一章里有关“真话”的意见介绍给自己，以防出错。作者说：“……对于巴金所提倡的说真话，我既由衷拥护，又从实际出发而有所保留。我再也不求讲个痛快而执笔了。我为自己划了条线。我只敢在勉强允许的范围内，尽量说真话。”这段话十分怪异，除了我自己长期享用外，还打算推荐给其他渴望分享的人们——怪异的真话毕竟还是真话，急用先学，随时可带着防身(？)。
　　而在另一章：《我回来落户了》当中，萧先生向我们讲了一个“文革”中的恐怖故事，无奈他作了这个恐怖故事的反派主角——被诬为“反动刊物”《新路》的骨干。在严讯威逼下他“折腾一宿”后痛痛快快地“在谎言上画了押”。糟糕的是多年后有位女同志告诉他说，“她被威胁说，不肯签字就活埋，但她宁死也不肯……”而怯懦的萧先生竟不如一个弱女子。他当时抱的是这样一种不太健康的心态：“洁若(萧夫人)下放了，我再有个三长两短，为客观真理而殉了难，三个孩子可怎么办？”更加糟糕是他连“知错就改”的古训都不懂，还要继续让自己难堪，“尽管我鄙视自己的怯懦，至今我仍认为，假使历史重演，在那情景下，我依然也只能硬了头皮去签。不举白旗，火焰就会变本加厉地扑过来。”抄着这些话，连我都为萧先生感到不好意思。不过，我又反问自己：“你可以这样做，但你胆敢这样向大伙说吗？”——好喝阮籍的酒，酷爱说嵇康的话，这就是我们和萧先生的极大差距；他既不是阮籍，也不是嵇康！实在不好归类。说实话，前两天我在录像厅看《辛德勒名单》的镭射时，眼前就分明动着萧先生的影子——即使当时我满面泪水，仍确信绝对没看错——那些“文雅温顺”的犹太人哟……
　　这本书的最后萧先生本来没有必要这么写：“当前知识分子和党‘和平共处’了。就是说，党宽容了，知识分子也懂得了分寸。这不是理想的最高境界，还有待一步步亲密，得一步步地来。已故领袖毛泽东是位干了大量糊涂事的明白人……但愿在新形势下，能按‘两论’(指《实践论》和《矛盾论》——引者注)办事。”这段话加以吹求不免有语病：其一，“和平共处”是我国的外交政策，不宜乱套内交；其二，知识分子早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分寸”云云就太见外了；其三，将“境界说”挪用到公共关系学上也不恰当……看来，说真话又要合乎逻辑真难。
　　本来巴金先生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已被人们悬置不提，就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无奈，说真话的萧先生却偏要旧事重提。他叙述道，“一九八四年访问西德之后，《人民日报》又连载了我的《欧洲冥想录》，我在《“永志不忘”之二》一节中建议：为‘文革’那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修个永久性的纪念馆，那是重访达豪集中营之后受到的启发。老友巴金则在《随想录》中，两次写专文……我们都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萧先生自己不是说过“我再也不求‘讲个痛快’而执笔了”吗？为何记性竟如此之差呢？
　　曾有人跟巴老较劲说，“真话不等于真理”——这话确实不好对付。不过，真话毕竟包孕着美善的因子吧？那么，它与真理间的距离就绝不会比假话和谎言还更远；即或是像萧先生说的那种初看并不让我们觉得美善的真话。
　　
　　(《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萧乾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一年九月版，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