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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兰西学院社会学终身权授布迪厄，在社会理论多个学科领域里的研究成果着著，影响巨大，特别是在传播学研究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上，主张与主客观决裂，采取“关系性思维方式”和“生存状态(资本) 场域=实践”的分析模式进行研究，对我们有一定的启示。但要将其移植到我国的学术界应批判地的汲收。
[关键词]布迪厄；社会理论；传播研究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8)06—0108—03
中国大陆近年掀起了一股研究布迪厄的小浪潮。这包括布迪厄的十多本主要的代表性著作陆续被译介成中文，包括一小部分学者发表过一些研究布迪厄的著作和文章，但是，这与布迪厄在当代社会科学领域内的重要地位与影响相比，国内学术界对他的介绍与研究仍然是十分有限的。显然，这一现状与布迪厄的巨大贡献极不相称，也不利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建设与发展。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在多个学科领域(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学、语言学、政治学、哲学、美学、文学、新闻学、传播学等)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对于中国传播学界而言，国内少有相关的研究论著发表(有一些关于电视场、新闻场的文章)，这对于传播学理论大厦的建构，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疏漏。有鉴于此，本文拟向读者介绍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及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以起抛砖引玉之功。
一、布迪厄的学术生涯
在正式介绍布迪厄的思想之前，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布迪厄，因为一个人的身世历程，将直接影响他的思想进路。
布迪厄对自己的个人信息是非常吝于笔墨的，事实上，他抵制公开的自我亮相。在他的一本书中，他对于知识分子自我卖弄趣闻逸事深感悲哀(与此相应，我们在报刊、电视、网络中看到了太多此类的信息)，认为传记写作是一种自恋形式，是一种沉迷于个人主体性的自鸣得意，这可能间接地与他的出生相关。布迪厄1930年出生于法国南部一偏远的小镇德甘的一个低层中产阶级家庭，凭着聪明与勤奋，操着一口方言的他1951年进入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由于个人身世背景，布迪厄在众多的同学中没有文化和社会的优势可言，他将自己定位成一个边缘的陌生人(乡下人)，也就是定位为与任何主流话语和合法化体制格格不入的敌人，他的同学证明了布迪厄给人印象深刻的是那种对巴黎知识分子世界的“异乎寻常的报复渴望”。
1954年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到一所中学教了一年哲学。1956年，他应征入伍到阿尔及利亚服役，开始了对卡比尔族的人类学研究，这可以视为其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他完成了向社会学的转变。
60年代以后，布迪厄进入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从事教育、文化和社会统治阶级状况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章。凭借着1979年《区隔》和1980年《实践感》的出版，他击败图海纳，于1981年进入法兰西学院，成为其中唯一的一位社会学终身教授。1993年布迪厄因其杰出的科学研究贡献而荣获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金质奖章(CNRS金质奖)。2002年，布迪厄因患癌症不幸去世，享年72岁。他留给世人的是30多本专著和340多篇论文，已被列为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四大社会学巨擎之一(其他三人是吉登斯、哈贝马斯和卢曼)。
二、研究方法——超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二元对立的努力
布迪厄在其最重要的著作《实践感》(卷一：理论理性批判)的第一句话便写到：在人为地造成社会科学分裂的所有对立之中，最基本、也最具破坏性的，是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回顾三十多年的研究工作，布迪厄发现克服这个二元对立是指导他的研究最坚定的、也是最重要的意图。
布迪厄用“主观主义”这个词指所有集中于关注个体或主体之间的意识与互动的知识形式(其方法主要包括符号互动理论、人类学方法论、现象学以及理性行动者理论等)，而用“客观主义”这个词指所有集中关注人类行为的统计学规律性的知识形式(其方法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身份获得研究、功能主义、法国的结构主义以及只关注宏观层面的各种经验研究)。布迪厄认为对立的双方都提供了对社会生活的重要见解，但是如果孤立起来思考就依然是片面的。
我们之所以要与主观主义决裂，是因为统治者常常借助于无意识的集体认同来强加自己和意志，因此，过分强调主体意志的主观能动作用，在客观上刚好强化了统治系统的稳固性。客观主义也是布迪厄认为必须要与之决裂的，在他看来，与对象的客观主义关系是保持距离的一种方式，是拒绝把自己当作对象和被纳入对象的一种方法。但实际上，研究者与社会世界的关系，是主体的感知图式和分类原则与世界的关系，而前者是由社会世界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研究者所渴望的“适当的距离”，在本质上却是一种“融入”，研究者永远无法绝对客观。传播学早期研究中，由拉扎斯菲尔德发展起来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论既与认识论无关，又不干涉科学理论，只限于感觉的罗列归类，实证主义建构的不过是一种现实的拷贝。如果我们不对现实本身提出质疑的话，那是根本无法找到问题的答案的，仅凭对现实的观察和数据的收集无法揭开事实的真相。数据本身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是以理论为基础的问题假设让数据说话的。
为了超越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布迪厄要求我们要与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决裂。与主观主义的知识形式的认识论决裂强调的是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处于决定性的结构中，这个结构不是日常的意识可以现成的获得的，而是必须通过社会科学家加以建构的。与客观主义的决裂要求实施一种“客观化的客观化”操作，也就是对诸如研究者客观态度的内在前提条件，行动者与对象的关系以及在客观世界的理论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等问题实施客观化的操作。
通过与以上两种认识论方法的决裂，布迪厄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关系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要点是系统中的各个部分都是在与其它部分的联系中而获得了自身的特征，是这种关系给出了该部分的定义与功能。布迪厄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像现代几何学处理它的对象一样去处理文化关系与社会关系，正如几何图形中的点与线是从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关系中而不是从它们各自的个别要素的内在特征中获得定义一样，社会生活的模式也必须这样建构。
在关系主义思维方式的指导下，通过引入“生存心态”、“资本”、“场域”等概念，布迪厄成功的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三、生存心态
布迪厄经常借用拉丁原词来表达他的特殊的概念，他总是在原词中掺入新的意义。Habitus就是这样一个拉丁语词(这个词在布迪厄的著作中一直用斜体字表示)，布迪厄用它来表示在历史经验中沉积下来和内在化成为心态结构的持久秉性系统，同时，它又是一个开放的性情系统，不断随经验而变，从而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的强化，或者调整自己的结构。它是稳定持久的，也是可变的。由此可见，布 迪厄所说的Habitus(生存心态)是兼备建构性、创造性、再生性和被建构性、稳定性、被动性两方面的心态双重结构，是要在外在化、现实化和历史化的实践过程中发挥其作用的。他使用斜体字的目的，是为了强调生存心态的某种强有力的生成机制。所以，Habitus并不等同于国内学者所译的“习性”、“惯习”等概念。
生存心态是布迪厄社会理论最具特色，也是最核心的概念，正是通过它，布迪厄才超越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二元对立，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既是内在主观精神状态，又是外化在客观的行动表现中；既是主观思想心态的向外结构化的客观过程，又是客观环境(包括历史环境)的各种条件向内被结构化的主观化过程。
在对生活风尚、爱好、品味的研究中，生存心态显示了它强大的解释力。比如，教授表现出来的贵族式的禁欲，小资产阶级的自命不凡，人们对艺术品的鉴赏，对居住方式的选择，都是由生存心态这一深层的生成原则决定的。又比如，参观展览馆，听音乐会，阅读普通人不堪卒读的乔伊斯，这是上层阶级通常具有的品味，至于无产阶级，因为缺乏将其中隐含的代码加以解码的能力，对那些合法艺术品只能望洋兴叹，并自甘愚笨。这可以称之为阶级的生存心态。
生存心态在传播学研究中，也有用武之地。传媒机构被置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空间，传播者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其生存心态反映了这样的外在环境。比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遵奉的新闻自由、信息公开、注重职业伦理、客观公正等传播理念，不但是传播者的生存心态，也是整个国家、社会的生存心态，它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指导着传媒人、传媒机构的实践活动。同时，在不断的职业实践中，新的元素又充实进来，原有的生存心态得到了进一步的建构。西方几百年的传媒制度就是在这样的建构与被结构的既共时又同时的过程中发展、演变而来的。
近年来，各种新传播技术风起云涌，各领风骚，争取不同的受众群体，传媒研究由“传者中心”走向“受者中心”，新老媒体都在寻找自己的目标受众、潜在受众，寻找的根据何在?就在于受众的生存心态，老媒体要善于稳定受众已有的生存心态，内容要契合受众的口味。比如报纸要加强深度报道，留住有阅读习惯的较高层次知识分子。电视要雅俗分赏，以满足不同群体休闲娱乐、获取信息的要求。广播要实施彻底的专业化分频道窄播，牢牢拴住“动众”的耳朵。新媒体要善于创造受众新的生存心态，新媒体的使用主要以年轻人为主，他们兴趣广泛，可塑性强，因此主要是内容或信息的呈现方式要符合受众的口味，比如，第四媒体网络就应该用多媒体、互动的特性来建构受众的生存心态。
反观中国的传媒实际，对受众生存心态的把握就存在比较大的错位。媒介在自己创造的迷信——收视率、发行量——的控制下，已越来越煽情化、低俗化，它们公开宣泄长期以来被压抑的人性本能欲求，以“性”、“腥”、“星”为看点，所强化和建构的是受众负面的、消极的、不健康的生存心态。在当前的和谐社会构建的环境中，如何避免西方“黄色新闻”在中国的翻版复制，需要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深思。
四、资本
通过以上对生活风尚、品味的探讨，我们知道行动者的生存心态取决于他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而这一位置又是由行动者所握有的资本的数量和构成所决定的。
布迪厄的“资本”概念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具有不同之处。首先，他的资本已不具有榨取剩余价值或驱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剥削的含义；第二，他把资本概念扩展到所有的权力形式，当有价值的资源变成争夺对象的时候，就可以把它们理论化为资本。由此，布迪厄界定出三种形式的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另外，他把这三种资本的被认可形式称为象征资本(或符号资本)。
经济资本表现为货币与财产，在布迪厄的理论中，所有的行为都是与利益相关的，所以，经济资本最终具有决定意义。文化资本包括教育文凭在内的文化商品与服务，这是布迪厄社会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而社会资本主要是指熟人与关系网络。这三种资本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比如高文凭可以拥有好工作、显赫的社会地位以及较高的经济收入。当然也可以是拥有雄厚经济资本的人投资教育文化事业，从而获得好的社会名声，等等。
传媒业创造着上述三种资本形式。首先，作为“最后一个暴利行业”的传媒业，正以其巨大的内容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广告等赚取高额的经济收益。世界各大集团、公司纷纷涉足传媒业，使之呈现一种高速发展的态势。其次，传媒在人们的文化资本获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普通人在传媒上得到了最新的知识与资讯。最后，传媒具有授予社会地位的功能，一些学者利用传媒，撰文或电视讲座，使自己的文化资本迅速得到社会的承认，提升了自己的社会资本。这些都体现了布迪厄资本理论在传播学领域的强大解释力。
五、场域和媒介场域
行动者的生存心态和资本，必须有一个展开的领域，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就提供了这么一个资本得以运作的社会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场域是指某种类型的资本的特定分布结构。拥有不同资本数量和构成的人在场域中居有不同的位置，他们为有价值的资源而展开竞争，所以，场域是斗争的场域，它既是统治的场所也是抵抗的场所，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在一起，这样就可以把场域看作系统，其中的每个要素都是在与别的要素的关系中获得自己的特点的。因此，布迪厄强调指出，依据场域进行思考就是关系性地思考。
布迪厄著作中最重要的场域为权力场域。他把权力场域界定为：在社会地位之间获得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保证了社会地位的占据者具有一定数量的社会权力，或者一定数量的资本，从而能够进入争夺权力垄断权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核心方面则是争夺对于合法的权力形式的定义。所有其它的场域都应被置于权力场域之下来进行研究。
传播学中运用场域理论的一个具体例子就是布迪厄自己发展起来的“媒介场”，这是他后期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他发现，随着经济场域和其他场域的影响和渗透，媒介的自主性减弱了，因此损害了文化生产、科学知识生产和艺术创新的最佳社会条件。
布迪厄认为，传媒通过用“可读性”、“新颖性”、“时事性”来取代知识能力的适当标准，削弱了纯正的科学评论的权力。一些学术“快思手”通过在作品中创造一种新的标准与知识标准的混合物，扮演着“知识分子记者”或“记者知识分子”的角色。这些被布迪厄称之为“江湖骗子”的学者与传媒共谋，得到了无法从同行那里获得的认可，事实上他们是知识场域竞争中的弱者，他们通过寻求媒介场域的利益来补偿自己的这种弱势，造成了对真正知识分子的威胁。
在对电视场(媒介场的子场)的研究中，布迪厄将重点放在了象征暴力的形成机制上。前文曾提到，经济、社会、文化资本的被承认形式就是象征资本，这种资本在合法化的过程中会产生某种特殊的权力，布迪厄称之为象征权力或象征暴力，它与物质暴力不同。布迪厄把象征暴力理解为通过以伪装的、习以为常的形式再现经济与政治权力来强制性地推行理解与适应社会世界的方式与能力，因此，这种权力更具隐蔽性。比如电视中的社会新闻将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些反常的事件或名人那里，同时占用公众的时间，将公众行使民主权利所应知道的严肃信息排斥出人们的视野。此外，电视讨论中存在一系列隐藏的审查机制，像采访对象的选择、时间的分配、讨论者的确定甚至事先程序的策划等都使自由交流变得困难。为了在很短的时间内表达不同观点，必须使参与者的表达简单、极端、娱乐化，从而导致播出的意见多为陈词滥调。
以上是布迪厄针对法国媒介场的现状而展开的批判。反观中国媒介场的表现，也有同感。不过由于媒介体制与发展程度不一样，中国媒介场的研究重点应有所调整。首先是确定媒介场中的关键资本，我们有必要引入政治资本(为获得国家政治权力或国家权力承认而进行的投人)的概念来加以论述；其次，确定媒介场与其它场(特别是权力场)的相互关系；再次，考察在媒介场中的传者与受众的生存心态与行动策略，这是由文化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来决定的。总之，尚有大片全新的研究领域等待着我们去进入。
六、结论：走向实践的传播学研究
当行动者的生存心态和资本与斗争的场域相遇时，实践就发生了。布迪厄在他的《区隔》一书中，提出了他的分析模式的简要公式：
[(生存心态)(资本)] 场域=实践
一门实践的社会科学的成功建立，必须同时考察生存心态、资本、场域这三个概念的相互关系，这也就是布迪厄反复强调的关系主义思维方式，在此理论的指导下，建立一门实践的传播学也就变得有可能了，其具体步骤是：一、把传播场与其它场，特别是更大的权力场结合起来；二、分析个体、组织、阶级在传播场中的客观关系结构；三、分析行动者在传播场中不同位置相应的生存心态，以及他们为争夺资本而采取的行动策略和变化的社会轨迹。
以上主要介绍了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时也考察了他对于传播学研究的启示。由于他的理论是在法国语境下产生的，所以，将之移植到中国学术圈中一定要加以批判和修正，这是需要我们特别谨慎和小心的。
[责任编辑：杜宇]
[关键词]布迪厄；社会理论；传播研究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8)06—0108—03
中国大陆近年掀起了一股研究布迪厄的小浪潮。这包括布迪厄的十多本主要的代表性著作陆续被译介成中文，包括一小部分学者发表过一些研究布迪厄的著作和文章，但是，这与布迪厄在当代社会科学领域内的重要地位与影响相比，国内学术界对他的介绍与研究仍然是十分有限的。显然，这一现状与布迪厄的巨大贡献极不相称，也不利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建设与发展。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在多个学科领域(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学、语言学、政治学、哲学、美学、文学、新闻学、传播学等)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对于中国传播学界而言，国内少有相关的研究论著发表(有一些关于电视场、新闻场的文章)，这对于传播学理论大厦的建构，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疏漏。有鉴于此，本文拟向读者介绍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及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以起抛砖引玉之功。
一、布迪厄的学术生涯
在正式介绍布迪厄的思想之前，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布迪厄，因为一个人的身世历程，将直接影响他的思想进路。
布迪厄对自己的个人信息是非常吝于笔墨的，事实上，他抵制公开的自我亮相。在他的一本书中，他对于知识分子自我卖弄趣闻逸事深感悲哀(与此相应，我们在报刊、电视、网络中看到了太多此类的信息)，认为传记写作是一种自恋形式，是一种沉迷于个人主体性的自鸣得意，这可能间接地与他的出生相关。布迪厄1930年出生于法国南部一偏远的小镇德甘的一个低层中产阶级家庭，凭着聪明与勤奋，操着一口方言的他1951年进入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由于个人身世背景，布迪厄在众多的同学中没有文化和社会的优势可言，他将自己定位成一个边缘的陌生人(乡下人)，也就是定位为与任何主流话语和合法化体制格格不入的敌人，他的同学证明了布迪厄给人印象深刻的是那种对巴黎知识分子世界的“异乎寻常的报复渴望”。
1954年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到一所中学教了一年哲学。1956年，他应征入伍到阿尔及利亚服役，开始了对卡比尔族的人类学研究，这可以视为其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他完成了向社会学的转变。
60年代以后，布迪厄进入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从事教育、文化和社会统治阶级状况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章。凭借着1979年《区隔》和1980年《实践感》的出版，他击败图海纳，于1981年进入法兰西学院，成为其中唯一的一位社会学终身教授。1993年布迪厄因其杰出的科学研究贡献而荣获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金质奖章(CNRS金质奖)。2002年，布迪厄因患癌症不幸去世，享年72岁。他留给世人的是30多本专著和340多篇论文，已被列为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四大社会学巨擎之一(其他三人是吉登斯、哈贝马斯和卢曼)。
二、研究方法——超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二元对立的努力
布迪厄在其最重要的著作《实践感》(卷一：理论理性批判)的第一句话便写到：在人为地造成社会科学分裂的所有对立之中，最基本、也最具破坏性的，是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回顾三十多年的研究工作，布迪厄发现克服这个二元对立是指导他的研究最坚定的、也是最重要的意图。
布迪厄用“主观主义”这个词指所有集中于关注个体或主体之间的意识与互动的知识形式(其方法主要包括符号互动理论、人类学方法论、现象学以及理性行动者理论等)，而用“客观主义”这个词指所有集中关注人类行为的统计学规律性的知识形式(其方法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身份获得研究、功能主义、法国的结构主义以及只关注宏观层面的各种经验研究)。布迪厄认为对立的双方都提供了对社会生活的重要见解，但是如果孤立起来思考就依然是片面的。
我们之所以要与主观主义决裂，是因为统治者常常借助于无意识的集体认同来强加自己和意志，因此，过分强调主体意志的主观能动作用，在客观上刚好强化了统治系统的稳固性。客观主义也是布迪厄认为必须要与之决裂的，在他看来，与对象的客观主义关系是保持距离的一种方式，是拒绝把自己当作对象和被纳入对象的一种方法。但实际上，研究者与社会世界的关系，是主体的感知图式和分类原则与世界的关系，而前者是由社会世界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研究者所渴望的“适当的距离”，在本质上却是一种“融入”，研究者永远无法绝对客观。传播学早期研究中，由拉扎斯菲尔德发展起来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论既与认识论无关，又不干涉科学理论，只限于感觉的罗列归类，实证主义建构的不过是一种现实的拷贝。如果我们不对现实本身提出质疑的话，那是根本无法找到问题的答案的，仅凭对现实的观察和数据的收集无法揭开事实的真相。数据本身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是以理论为基础的问题假设让数据说话的。
为了超越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布迪厄要求我们要与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决裂。与主观主义的知识形式的认识论决裂强调的是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处于决定性的结构中，这个结构不是日常的意识可以现成的获得的，而是必须通过社会科学家加以建构的。与客观主义的决裂要求实施一种“客观化的客观化”操作，也就是对诸如研究者客观态度的内在前提条件，行动者与对象的关系以及在客观世界的理论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等问题实施客观化的操作。
通过与以上两种认识论方法的决裂，布迪厄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关系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要点是系统中的各个部分都是在与其它部分的联系中而获得了自身的特征，是这种关系给出了该部分的定义与功能。布迪厄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像现代几何学处理它的对象一样去处理文化关系与社会关系，正如几何图形中的点与线是从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关系中而不是从它们各自的个别要素的内在特征中获得定义一样，社会生活的模式也必须这样建构。
在关系主义思维方式的指导下，通过引入“生存心态”、“资本”、“场域”等概念，布迪厄成功的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三、生存心态
布迪厄经常借用拉丁原词来表达他的特殊的概念，他总是在原词中掺入新的意义。Habitus就是这样一个拉丁语词(这个词在布迪厄的著作中一直用斜体字表示)，布迪厄用它来表示在历史经验中沉积下来和内在化成为心态结构的持久秉性系统，同时，它又是一个开放的性情系统，不断随经验而变，从而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的强化，或者调整自己的结构。它是稳定持久的，也是可变的。由此可见，布 迪厄所说的Habitus(生存心态)是兼备建构性、创造性、再生性和被建构性、稳定性、被动性两方面的心态双重结构，是要在外在化、现实化和历史化的实践过程中发挥其作用的。他使用斜体字的目的，是为了强调生存心态的某种强有力的生成机制。所以，Habitus并不等同于国内学者所译的“习性”、“惯习”等概念。
生存心态是布迪厄社会理论最具特色，也是最核心的概念，正是通过它，布迪厄才超越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二元对立，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既是内在主观精神状态，又是外化在客观的行动表现中；既是主观思想心态的向外结构化的客观过程，又是客观环境(包括历史环境)的各种条件向内被结构化的主观化过程。
在对生活风尚、爱好、品味的研究中，生存心态显示了它强大的解释力。比如，教授表现出来的贵族式的禁欲，小资产阶级的自命不凡，人们对艺术品的鉴赏，对居住方式的选择，都是由生存心态这一深层的生成原则决定的。又比如，参观展览馆，听音乐会，阅读普通人不堪卒读的乔伊斯，这是上层阶级通常具有的品味，至于无产阶级，因为缺乏将其中隐含的代码加以解码的能力，对那些合法艺术品只能望洋兴叹，并自甘愚笨。这可以称之为阶级的生存心态。
生存心态在传播学研究中，也有用武之地。传媒机构被置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空间，传播者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其生存心态反映了这样的外在环境。比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遵奉的新闻自由、信息公开、注重职业伦理、客观公正等传播理念，不但是传播者的生存心态，也是整个国家、社会的生存心态，它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指导着传媒人、传媒机构的实践活动。同时，在不断的职业实践中，新的元素又充实进来，原有的生存心态得到了进一步的建构。西方几百年的传媒制度就是在这样的建构与被结构的既共时又同时的过程中发展、演变而来的。
近年来，各种新传播技术风起云涌，各领风骚，争取不同的受众群体，传媒研究由“传者中心”走向“受者中心”，新老媒体都在寻找自己的目标受众、潜在受众，寻找的根据何在?就在于受众的生存心态，老媒体要善于稳定受众已有的生存心态，内容要契合受众的口味。比如报纸要加强深度报道，留住有阅读习惯的较高层次知识分子。电视要雅俗分赏，以满足不同群体休闲娱乐、获取信息的要求。广播要实施彻底的专业化分频道窄播，牢牢拴住“动众”的耳朵。新媒体要善于创造受众新的生存心态，新媒体的使用主要以年轻人为主，他们兴趣广泛，可塑性强，因此主要是内容或信息的呈现方式要符合受众的口味，比如，第四媒体网络就应该用多媒体、互动的特性来建构受众的生存心态。
反观中国的传媒实际，对受众生存心态的把握就存在比较大的错位。媒介在自己创造的迷信——收视率、发行量——的控制下，已越来越煽情化、低俗化，它们公开宣泄长期以来被压抑的人性本能欲求，以“性”、“腥”、“星”为看点，所强化和建构的是受众负面的、消极的、不健康的生存心态。在当前的和谐社会构建的环境中，如何避免西方“黄色新闻”在中国的翻版复制，需要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深思。
四、资本
通过以上对生活风尚、品味的探讨，我们知道行动者的生存心态取决于他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而这一位置又是由行动者所握有的资本的数量和构成所决定的。
布迪厄的“资本”概念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具有不同之处。首先，他的资本已不具有榨取剩余价值或驱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剥削的含义；第二，他把资本概念扩展到所有的权力形式，当有价值的资源变成争夺对象的时候，就可以把它们理论化为资本。由此，布迪厄界定出三种形式的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另外，他把这三种资本的被认可形式称为象征资本(或符号资本)。
经济资本表现为货币与财产，在布迪厄的理论中，所有的行为都是与利益相关的，所以，经济资本最终具有决定意义。文化资本包括教育文凭在内的文化商品与服务，这是布迪厄社会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而社会资本主要是指熟人与关系网络。这三种资本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比如高文凭可以拥有好工作、显赫的社会地位以及较高的经济收入。当然也可以是拥有雄厚经济资本的人投资教育文化事业，从而获得好的社会名声，等等。
传媒业创造着上述三种资本形式。首先，作为“最后一个暴利行业”的传媒业，正以其巨大的内容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广告等赚取高额的经济收益。世界各大集团、公司纷纷涉足传媒业，使之呈现一种高速发展的态势。其次，传媒在人们的文化资本获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普通人在传媒上得到了最新的知识与资讯。最后，传媒具有授予社会地位的功能，一些学者利用传媒，撰文或电视讲座，使自己的文化资本迅速得到社会的承认，提升了自己的社会资本。这些都体现了布迪厄资本理论在传播学领域的强大解释力。
五、场域和媒介场域
行动者的生存心态和资本，必须有一个展开的领域，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就提供了这么一个资本得以运作的社会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场域是指某种类型的资本的特定分布结构。拥有不同资本数量和构成的人在场域中居有不同的位置，他们为有价值的资源而展开竞争，所以，场域是斗争的场域，它既是统治的场所也是抵抗的场所，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在一起，这样就可以把场域看作系统，其中的每个要素都是在与别的要素的关系中获得自己的特点的。因此，布迪厄强调指出，依据场域进行思考就是关系性地思考。
布迪厄著作中最重要的场域为权力场域。他把权力场域界定为：在社会地位之间获得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保证了社会地位的占据者具有一定数量的社会权力，或者一定数量的资本，从而能够进入争夺权力垄断权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核心方面则是争夺对于合法的权力形式的定义。所有其它的场域都应被置于权力场域之下来进行研究。
传播学中运用场域理论的一个具体例子就是布迪厄自己发展起来的“媒介场”，这是他后期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他发现，随着经济场域和其他场域的影响和渗透，媒介的自主性减弱了，因此损害了文化生产、科学知识生产和艺术创新的最佳社会条件。
布迪厄认为，传媒通过用“可读性”、“新颖性”、“时事性”来取代知识能力的适当标准，削弱了纯正的科学评论的权力。一些学术“快思手”通过在作品中创造一种新的标准与知识标准的混合物，扮演着“知识分子记者”或“记者知识分子”的角色。这些被布迪厄称之为“江湖骗子”的学者与传媒共谋，得到了无法从同行那里获得的认可，事实上他们是知识场域竞争中的弱者，他们通过寻求媒介场域的利益来补偿自己的这种弱势，造成了对真正知识分子的威胁。
在对电视场(媒介场的子场)的研究中，布迪厄将重点放在了象征暴力的形成机制上。前文曾提到，经济、社会、文化资本的被承认形式就是象征资本，这种资本在合法化的过程中会产生某种特殊的权力，布迪厄称之为象征权力或象征暴力，它与物质暴力不同。布迪厄把象征暴力理解为通过以伪装的、习以为常的形式再现经济与政治权力来强制性地推行理解与适应社会世界的方式与能力，因此，这种权力更具隐蔽性。比如电视中的社会新闻将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些反常的事件或名人那里，同时占用公众的时间，将公众行使民主权利所应知道的严肃信息排斥出人们的视野。此外，电视讨论中存在一系列隐藏的审查机制，像采访对象的选择、时间的分配、讨论者的确定甚至事先程序的策划等都使自由交流变得困难。为了在很短的时间内表达不同观点，必须使参与者的表达简单、极端、娱乐化，从而导致播出的意见多为陈词滥调。
以上是布迪厄针对法国媒介场的现状而展开的批判。反观中国媒介场的表现，也有同感。不过由于媒介体制与发展程度不一样，中国媒介场的研究重点应有所调整。首先是确定媒介场中的关键资本，我们有必要引入政治资本(为获得国家政治权力或国家权力承认而进行的投人)的概念来加以论述；其次，确定媒介场与其它场(特别是权力场)的相互关系；再次，考察在媒介场中的传者与受众的生存心态与行动策略，这是由文化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来决定的。总之，尚有大片全新的研究领域等待着我们去进入。
六、结论：走向实践的传播学研究
当行动者的生存心态和资本与斗争的场域相遇时，实践就发生了。布迪厄在他的《区隔》一书中，提出了他的分析模式的简要公式：
[(生存心态)(资本)] 场域=实践
一门实践的社会科学的成功建立，必须同时考察生存心态、资本、场域这三个概念的相互关系，这也就是布迪厄反复强调的关系主义思维方式，在此理论的指导下，建立一门实践的传播学也就变得有可能了，其具体步骤是：一、把传播场与其它场，特别是更大的权力场结合起来；二、分析个体、组织、阶级在传播场中的客观关系结构；三、分析行动者在传播场中不同位置相应的生存心态，以及他们为争夺资本而采取的行动策略和变化的社会轨迹。
以上主要介绍了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时也考察了他对于传播学研究的启示。由于他的理论是在法国语境下产生的，所以，将之移植到中国学术圈中一定要加以批判和修正，这是需要我们特别谨慎和小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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