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活动家瞿秋白曾经说过：“无常的社会观、菩萨行的人生观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转引自赵朴初：《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什么叫“菩萨行”呢?按已故赵朴初居士的解释，就是只要是抱着一种要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众生从苦恼中救度出来的自愿；抱着一种要使大众得利益，并使大众觉悟的自愿的人，都可称为“菩萨”。为实现这种志愿去坚持实践，就称做为“菩萨行”。从鸦片战争开始，具有光荣传统的中国佛教的广大信众，包托僧尼居士们一次次地高扬起爱国主义旗帜慨然人世，以救苦救难、勇猛精进的菩萨行精神，投入到振救中华、振兴中华的大时代的洪流中，与其他爱国阶层一道，谱写出一曲曲雄壮乐章。
一、佛教“利生”要害与抗日救国的一致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为了动员中国佛教徒积极投入爱国救亡运动，发扬爱国主义忧良传统，释震华在镇江竹林佛学院讲课之余，编著了《僧伽护国史》。书中指出：佛教徒“能做本份以内的事业，便为消极爱国；兼做本份以外的事业，便为积极护国”。震华还著《东渡弘法高僧传》、《人华求法高僧传》，意在劝戒日本不要数典忘祖，忘恩负义。
在近代佛教中，主张兼摄与兼修各宗各派的圆瑛(1878—1953年)认为：大乘佛教的要旨是“利生”，在近代更“寓有爱群爱国之至意”，所以佛教应当“造福于社会国家”。(圆瑛：《泉州开元慈幼院缘起》)他还肯定佛教“菩萨大乘愿行，完全是积极的，完全是救世的。”(圆瑛：《国民应尽天职》)他指出佛教中的人天乘法，是“世间法”、“人世法”，可以“救正人心，匡扶世道”(圆瑛：《佛教与世道人心之关系》)。在这些思想指导下，圆瑛于1918年、1925年分别在宁波和泉州办起了佛教孤儿院，收养和教育孤儿，为社会谋利益。1926年华北大旱，圆瑛发起成立佛教筹赈会，募集巨款，以赈济灾民。1929年他与太虚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被推举为会长。进入30年代后，他全力投入抗日救灾，亲任全国灾区救护团团长，先后在上海、汉口、宁波等地组织与领导僧侣救护队，设立难民收容所，举办难民救济事业。以后，圆瑛还与徒弟明呖一起，前往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等地募集经费，救助难民，支援抗战。1939年秋回国后，圆瑛与明旸一起，在上海遭日本宪兵逮捕，以“抗日救国”问罪。他俩在严刑拷打下仍坚贞不屈，终究不肯吐露一字。其间，日本宪兵队还曾企图诱迫圆瑛与日本合作，遭到圆瑛严词拒绝。
与圆瑛共同致力于现代中华佛教振兴的太虚(1889—1947年)，在1911年于广州白云山双溪寺任住持期间，因为写了凭吊黄花冈烈士的诗篇而招致清兵搜捕，只是因为友人的大力相助，才从穗城安然逃往上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太虚发表《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等数十篇文章，号召日本佛教徒毋忘佛教宗旨，起来反对侵略。1938年，太虚和藏传佛教爱国僧人章嘉七世等一起在重庆发表《通告全国佛教徒加强组织以抗倭书》，获得华中、西南、西北各省佛教会及在渝中国佛教会理、监事及会员的拥护。同年7月，部分理、监事决定在重庆罗汉寺设立中佛会临时办事处，推选太虚主持。该办事处曾筹办僧众救护队、伤兵慰劳队，募捐救济流亡难胞等；后因重庆屡遭轰炸，只得迁往北碚缙云寺，但却能在困难的条件下与大后方各省市分会保持着联络。
据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一书介绍，太虚在重庆主持的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还号召沦陷区佛教徒抵制日化佛教。在抗日前线，游击区及抗日根据地，僧俗四众为加强抗战，纷纷组织地区性的抗日佛教组织，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与难民救济、将士慰劳等工作，如湖南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佛教救国后援会、山西五台山佛教救国会等。
1939年11月，太虚为了揭穿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日本佛教的蛊惑性宣传，组成国际佛教访问团，万里迢迢出访缅甸、锡兰、印度等国，“朝拜佛教圣地，访问各地佛教领袖，藉以联络同仁之感情，阐扬我佛之法化，并宣示中国民族独立生存与公平正义之奋斗，佛教徒亦同在团结一致中而努力。”(《太虚出国访问宣言》)
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释悲观等在1940年10月也组织了一支中国佛教国际步行宣传队进入缅甸。他们把日军轰炸中国各地寺院以及对中国佛教徒施暴的证据汇编成一本中、英、缅文对照的特刊，沿途散发。悲观等还到各处演讲，用参与战地救护的亲身经历证明日军暴行，获得了缅甸广大僧俗的强烈同情。后来，缅甸僧俗断然拒绝了日本诱其参加战时举行的东亚佛教大会的邀请。
太虚主张佛教“问政不干治”。他认为，僧尼的职责是修行与宏化，直接从事于治权的掌握与执行，那是不应该的；但是因为政权仍是关系国家民族切身利害的问题，所以又该过问，并应积极贡献意见。另外，根据佛教戒律，僧尼可向军人说法，但绝对不可以参加军中工作。如果国法强制僧尼参军，那便等于令僧尼返俗。(参见戴胜德：《佛法与人生》)所以，1936年7月，当国民政府军委会训练总监部下令，将各地适龄僧尼一律编入壮丁队受军训时，太虚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并函该部社会处，请求改僧尼军训为救护队、看护队训练，以符佛教宗旨。全面抗战爆发后，政府又坚令全国壮年僧俗一律须受军训。太虚再次呈请，终使僧侣改为特组训练，即偏重于战地救护技能。
二、中国佛教投入全民族抗战的三大行动
邓子美在《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里归纳了中国佛教信众按太虚法师提出的三项办法投入全民族抗战的三大主要行动。它们是：
第一。救护伤员。接济难民
中国佛教会成立了以圆瑛为团长的战地救护团。在整个淞沪会战中，僧侣救护队共救出军民万余。同时，中佛会还在沪建立了多所难民收容所与战时佛教医院，在汉口、宁波、重庆等地建立了僧侣救护队。各地僧俗也纷起仿效，可考者有谢英伯领导的广州佛教救护队，南岳僧伽救护队、僧侣抗敌慰劳队、佛教青年服务团，云南佛教会救护队，成都佛教会僧侣救护队，镇江佛学院僧众宣传队，西安僧众战地服务团等；其中京沪队曾转赴香港、广州、汉口各地从事宣传与救护，重庆队以救护灾民成绩卓著，曾获国民政府通令嘉奖。
1937年，赵朴初居士等代表中佛会参加了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总会的工作。他曾深夜独自高举红十字大旗，徒步率领上万难民脱离险境，并依次叩开寺庙、剧院大门，将他们一一安置好。据不完全统计，经他统筹收容的难民总数前后共达50余万人。1938年，中佛会还在沪组织了僧侣掩埋队，由范成领导，在淞沪及苏、锡、虞地区掩埋尸体万具以上。1940年，释兴慈出面联合慈善团体也救济了许多难民，并常年开施粥厂，兼办其他善举，暗中保护从事抗日秘密活动的赵朴初居士等。 在华北，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抗战，北平广化寺、柏林寺等也都组织创办了伤兵医院，收容伤兵 数千。拈花寺设立了规模宏大的妇孺收容所，先后收容难民成千上万。广济寺则组织了救护队赴前线。此外三时学会、华北佛教居士林也创立医院，救济难民，护理伤员。天津徐蔚如居士为救济难民终因心力交瘁而逝。
南京栖霞山寺在南京保卫战失败后，亦掩护抗日军民数以万计。镇江焦山寺掩护焦山炮台未及撤退的官兵数十名则长达半年余。至于像无锡释源修那样，在战乱之际集资开设收容所，为数以百计的难民提供食宿、旅资的慈善之举，全国更是难以数计。
第二。举办法会。护国护生
1935年8月，北平佛教徒举办大规模的盂兰盆法会，诵经追悼华北抗战中的阵亡将士。上海、湖北、山西、陕西等地佛教徒也相呼应，在当地举办了类似法会。1936年5月，上海佛教界举办护国息灾法会，76岁高龄的印光法师在会上首倡献金以救灾护国。翌年1月，上海佛教徒又举办了护国和平法会。1937年10月，重庆佛学社为反对日本侵华，启建护国息灾法会，释能海主坛修法。以后，各地也纷起举办法会，以支持爱国抗日，蔚为佛教之盛观。
第三。培训难民。拥军参战
淞沪抗战爆发后，赵朴初居士邀集教育界人士对各寺院收容的难民进行文化教育与抗日救亡训练，并将上千名受过培训的青壮年难民分别送赴参加过淞沪抗战的国民党宋希濂部与共产党领导的江南新四军。湖南释巨赞等主持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战时知识训练班也培训了一批人员投入抗战。在山西五台山，金阁寺住持释中空目睹日军践踏文殊圣地，占据寺庙，劫掠文物，决心卫国卫教，率僧组建了“僧人抗日武装自卫队”，热烈欢迎与款待八路军，踊跃认购根据地救国公债，捐献衣食财物，主动为抗日部队提供食宿，站岗放哨，传送情报，积极配合八路军，派人参加地方武装，反“围剿”、反“扫荡”。1944年3月，八路军豫西支队转战至河南嵩山，少林寺住持贞绪亲自送释素祥、行善、行书、行方等武僧参军。湖北当阳玉泉寺僧人更积极为抗日游击队提供给养，不幸被日军发觉；全寺老少37人被全数捆绑起来，用机枪扫射死。临走之际，日军还放火焚毁了玉泉寺这座已有千年历史的名寺。在湖南，释理妙深入敌后刺探情报，惨遭日军剜眼割耳挖舌，最后被剖肚致死。江苏宜兴龙池山释恒海，在俗时曾毕业于保定军校。日军侵犯宜兴后，他召集僧俗千余进行训练，组建成一支由他任司令的游击队，转战于江苏宜兴龙池山、张渚，安徽屯溪、广德及太湖地区，不断给敌人以沉重打击。1938年。这个勇敢的抗日和尚司令，不幸于日军扫荡太湖马山时，粮尽援绝，英勇牺牲……
此外，中国佛教徒还以捐献大量钱物支援抗战而为世瞩目。江苏各大寺院如镇江金、焦两山，常州天宁寺，句容宝华山隆晶寺都承担了巨额救国公债任务。甘肃酒泉、安西、敦煌等七县佛教联合会还发起了捐献“佛教号”飞机运动，获得大后方佛教徒热烈响应。甘肃藏传佛教领袖嘉木祥五世则首先捐出巨款购飞机，一时传为佳话。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的第一次以胜利而告终的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这次战争，将全体中国人民、将中华社会的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都完全动员起来了。国难当头，是最检验人的时候。沧海横流，也更显出英雄本色。在这个全民族总动员的气贯如虹的抗日历史大潮中，中国佛教徒们并没有死守佛教原教旨，而是以革新了的慈悲主义精神勇赴国难，用智慧与实践，用热忱和精诚，用鲜血及生命，在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时赢得了广大非信众的一致尊敬与褒扬，并为古老的佛教补充进雄劲灵泼的鲜活力量。近代中国佛教徒所书写的积极入世的历史，可谓惊天地，泣鬼神，是在此以前的佛教徒所不能比拟的，也是创立佛教的释迦牟尼断难设想的。这是因为，水随山绕，斗转星移；时代变了，佛教也应具有已变化了的时代的新气象。随机应变，因时制宜，不拘一格，勇于突破——这便是中国佛教得以延续至今，并在千百年间一直雄踞大乘佛教领袖国地位的一个奥秘之所在。
三、“人间佛教”的有力推动者太虚法师
还须指出的是，今天的中国佛教，其实已完成了它的人世化的过程，成为完完全全的“人间佛教”(按赵朴初居士在《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一文里的解释，今天“人间佛教”的主要内容是五戒、十善和六度、四摄；前者着重在净自己的身心，后者着重在利益社会人群)。自然，今天中国佛教的这一格局，也并不悖于佛教的原始教义。因为当年佛祖释迦牟尼就曾讲过：“我身生于人间，长于人间，于人间得佛”(《增一阿含经》)。大乘佛教中观学派创始人龙树也曾提出：“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大智度论》)。大乘瑜伽行派创始人无著亦认为，佛陀化身教化众生的四种示现以“工巧”为首。(《大乘庄严经论》)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则主张：“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坛经》)所以“人间佛教”的思想其实早在天竺佛教的母胎时就已孕育了，至南宗禅而出世；不过，直至近代始得发育成熟而高标于世。而它在近代的一个有力推动者则当首推太虚。
太虚被认为是“中国佛教真正的马丁·路德”(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是中国近代佛教复兴运动(或称改革运动)的旗手。1913年，太虚在上海佛教界为敬安法师(1912年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华佛教总会会长)的逝世追悼会上，提出进行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口号，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去更新解释教义，以促进佛教的复兴。他还主张剔除传统教义中的迷信成份，提出：“如果发愿成佛，先须立志做人。”“人成即佛成，完成在人格。”这时候，他的“人间佛教”的思想，已初见端倪。1918年，太虚在上海与陈元白、章太炎、王一亭等创设觉社，主编《觉社丛书》，翌年改为《海潮音》月刊。其“海潮音”意为“人海思潮中的觉音”。太虚为《海潮音》月刊制订的宗旨是：“发扬大乘佛法真义，应导现代人心正思。”从那时起直至1947年太虚病逝，《海潮音》30年间未尝中辍。它对内顺应时代潮流，推动佛教改革，积极参与社会进步活动与爱国运动；对外大力宣传反侵略反战争的世界和平主义，力促中外文化交流；拥有坚强的作者阵营和广大的读者群，被誉为“中国佛教的《东方杂志》”。(参见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他的许多关于建设“人生佛教”和“人间佛教”的文章，就是在《海潮，音》上面世的。他在《学佛先从人做起》一文里说：“人生在世，要怎样才能安居乐业?”“这即是要有国家。”“若无国家，不但外患无法抵御，国内人民的生命也没有保障，生活也没有安宁。”因此，“大家要以爱国心为前提。”太虚在《复兴中国佛教应实践今菩萨行》中更明确提出，今菩萨行者，应当养成高尚的道德与品格，具有精博优良的佛学和科学知识，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出家僧人可以参加文化界、教育界、慈善界的活动；在家信徒则政治界、军事界、实业界、金融界、劳动界活动都可参加。这样使国家社会民众，都能得享佛的利益。太虚的这些主张，显然已把传统的出世的佛教完全拉回到人世间来，从而最终完成了他的“人间佛教”思想的建设。(邓子美认为：以太虚1934年发表的《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一文为标志。)
而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抗日战争以来的广大爱国佛教徒们，则可以说是一直在坚持着“菩萨行”，一直在实践与发展着“人间佛教”思想。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佛教协会把提倡“人间佛教”作为宗旨，提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而广大佛教徒们也正以“人间佛教”人世度生的精神，为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服务，为构建和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为实现自鸦片战争以来近170年间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理想服务。
一、佛教“利生”要害与抗日救国的一致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为了动员中国佛教徒积极投入爱国救亡运动，发扬爱国主义忧良传统，释震华在镇江竹林佛学院讲课之余，编著了《僧伽护国史》。书中指出：佛教徒“能做本份以内的事业，便为消极爱国；兼做本份以外的事业，便为积极护国”。震华还著《东渡弘法高僧传》、《人华求法高僧传》，意在劝戒日本不要数典忘祖，忘恩负义。
在近代佛教中，主张兼摄与兼修各宗各派的圆瑛(1878—1953年)认为：大乘佛教的要旨是“利生”，在近代更“寓有爱群爱国之至意”，所以佛教应当“造福于社会国家”。(圆瑛：《泉州开元慈幼院缘起》)他还肯定佛教“菩萨大乘愿行，完全是积极的，完全是救世的。”(圆瑛：《国民应尽天职》)他指出佛教中的人天乘法，是“世间法”、“人世法”，可以“救正人心，匡扶世道”(圆瑛：《佛教与世道人心之关系》)。在这些思想指导下，圆瑛于1918年、1925年分别在宁波和泉州办起了佛教孤儿院，收养和教育孤儿，为社会谋利益。1926年华北大旱，圆瑛发起成立佛教筹赈会，募集巨款，以赈济灾民。1929年他与太虚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被推举为会长。进入30年代后，他全力投入抗日救灾，亲任全国灾区救护团团长，先后在上海、汉口、宁波等地组织与领导僧侣救护队，设立难民收容所，举办难民救济事业。以后，圆瑛还与徒弟明呖一起，前往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等地募集经费，救助难民，支援抗战。1939年秋回国后，圆瑛与明旸一起，在上海遭日本宪兵逮捕，以“抗日救国”问罪。他俩在严刑拷打下仍坚贞不屈，终究不肯吐露一字。其间，日本宪兵队还曾企图诱迫圆瑛与日本合作，遭到圆瑛严词拒绝。
与圆瑛共同致力于现代中华佛教振兴的太虚(1889—1947年)，在1911年于广州白云山双溪寺任住持期间，因为写了凭吊黄花冈烈士的诗篇而招致清兵搜捕，只是因为友人的大力相助，才从穗城安然逃往上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太虚发表《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等数十篇文章，号召日本佛教徒毋忘佛教宗旨，起来反对侵略。1938年，太虚和藏传佛教爱国僧人章嘉七世等一起在重庆发表《通告全国佛教徒加强组织以抗倭书》，获得华中、西南、西北各省佛教会及在渝中国佛教会理、监事及会员的拥护。同年7月，部分理、监事决定在重庆罗汉寺设立中佛会临时办事处，推选太虚主持。该办事处曾筹办僧众救护队、伤兵慰劳队，募捐救济流亡难胞等；后因重庆屡遭轰炸，只得迁往北碚缙云寺，但却能在困难的条件下与大后方各省市分会保持着联络。
据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一书介绍，太虚在重庆主持的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还号召沦陷区佛教徒抵制日化佛教。在抗日前线，游击区及抗日根据地，僧俗四众为加强抗战，纷纷组织地区性的抗日佛教组织，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与难民救济、将士慰劳等工作，如湖南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佛教救国后援会、山西五台山佛教救国会等。
1939年11月，太虚为了揭穿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日本佛教的蛊惑性宣传，组成国际佛教访问团，万里迢迢出访缅甸、锡兰、印度等国，“朝拜佛教圣地，访问各地佛教领袖，藉以联络同仁之感情，阐扬我佛之法化，并宣示中国民族独立生存与公平正义之奋斗，佛教徒亦同在团结一致中而努力。”(《太虚出国访问宣言》)
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释悲观等在1940年10月也组织了一支中国佛教国际步行宣传队进入缅甸。他们把日军轰炸中国各地寺院以及对中国佛教徒施暴的证据汇编成一本中、英、缅文对照的特刊，沿途散发。悲观等还到各处演讲，用参与战地救护的亲身经历证明日军暴行，获得了缅甸广大僧俗的强烈同情。后来，缅甸僧俗断然拒绝了日本诱其参加战时举行的东亚佛教大会的邀请。
太虚主张佛教“问政不干治”。他认为，僧尼的职责是修行与宏化，直接从事于治权的掌握与执行，那是不应该的；但是因为政权仍是关系国家民族切身利害的问题，所以又该过问，并应积极贡献意见。另外，根据佛教戒律，僧尼可向军人说法，但绝对不可以参加军中工作。如果国法强制僧尼参军，那便等于令僧尼返俗。(参见戴胜德：《佛法与人生》)所以，1936年7月，当国民政府军委会训练总监部下令，将各地适龄僧尼一律编入壮丁队受军训时，太虚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并函该部社会处，请求改僧尼军训为救护队、看护队训练，以符佛教宗旨。全面抗战爆发后，政府又坚令全国壮年僧俗一律须受军训。太虚再次呈请，终使僧侣改为特组训练，即偏重于战地救护技能。
二、中国佛教投入全民族抗战的三大行动
邓子美在《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里归纳了中国佛教信众按太虚法师提出的三项办法投入全民族抗战的三大主要行动。它们是：
第一。救护伤员。接济难民
中国佛教会成立了以圆瑛为团长的战地救护团。在整个淞沪会战中，僧侣救护队共救出军民万余。同时，中佛会还在沪建立了多所难民收容所与战时佛教医院，在汉口、宁波、重庆等地建立了僧侣救护队。各地僧俗也纷起仿效，可考者有谢英伯领导的广州佛教救护队，南岳僧伽救护队、僧侣抗敌慰劳队、佛教青年服务团，云南佛教会救护队，成都佛教会僧侣救护队，镇江佛学院僧众宣传队，西安僧众战地服务团等；其中京沪队曾转赴香港、广州、汉口各地从事宣传与救护，重庆队以救护灾民成绩卓著，曾获国民政府通令嘉奖。
1937年，赵朴初居士等代表中佛会参加了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总会的工作。他曾深夜独自高举红十字大旗，徒步率领上万难民脱离险境，并依次叩开寺庙、剧院大门，将他们一一安置好。据不完全统计，经他统筹收容的难民总数前后共达50余万人。1938年，中佛会还在沪组织了僧侣掩埋队，由范成领导，在淞沪及苏、锡、虞地区掩埋尸体万具以上。1940年，释兴慈出面联合慈善团体也救济了许多难民，并常年开施粥厂，兼办其他善举，暗中保护从事抗日秘密活动的赵朴初居士等。 在华北，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抗战，北平广化寺、柏林寺等也都组织创办了伤兵医院，收容伤兵 数千。拈花寺设立了规模宏大的妇孺收容所，先后收容难民成千上万。广济寺则组织了救护队赴前线。此外三时学会、华北佛教居士林也创立医院，救济难民，护理伤员。天津徐蔚如居士为救济难民终因心力交瘁而逝。
南京栖霞山寺在南京保卫战失败后，亦掩护抗日军民数以万计。镇江焦山寺掩护焦山炮台未及撤退的官兵数十名则长达半年余。至于像无锡释源修那样，在战乱之际集资开设收容所，为数以百计的难民提供食宿、旅资的慈善之举，全国更是难以数计。
第二。举办法会。护国护生
1935年8月，北平佛教徒举办大规模的盂兰盆法会，诵经追悼华北抗战中的阵亡将士。上海、湖北、山西、陕西等地佛教徒也相呼应，在当地举办了类似法会。1936年5月，上海佛教界举办护国息灾法会，76岁高龄的印光法师在会上首倡献金以救灾护国。翌年1月，上海佛教徒又举办了护国和平法会。1937年10月，重庆佛学社为反对日本侵华，启建护国息灾法会，释能海主坛修法。以后，各地也纷起举办法会，以支持爱国抗日，蔚为佛教之盛观。
第三。培训难民。拥军参战
淞沪抗战爆发后，赵朴初居士邀集教育界人士对各寺院收容的难民进行文化教育与抗日救亡训练，并将上千名受过培训的青壮年难民分别送赴参加过淞沪抗战的国民党宋希濂部与共产党领导的江南新四军。湖南释巨赞等主持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战时知识训练班也培训了一批人员投入抗战。在山西五台山，金阁寺住持释中空目睹日军践踏文殊圣地，占据寺庙，劫掠文物，决心卫国卫教，率僧组建了“僧人抗日武装自卫队”，热烈欢迎与款待八路军，踊跃认购根据地救国公债，捐献衣食财物，主动为抗日部队提供食宿，站岗放哨，传送情报，积极配合八路军，派人参加地方武装，反“围剿”、反“扫荡”。1944年3月，八路军豫西支队转战至河南嵩山，少林寺住持贞绪亲自送释素祥、行善、行书、行方等武僧参军。湖北当阳玉泉寺僧人更积极为抗日游击队提供给养，不幸被日军发觉；全寺老少37人被全数捆绑起来，用机枪扫射死。临走之际，日军还放火焚毁了玉泉寺这座已有千年历史的名寺。在湖南，释理妙深入敌后刺探情报，惨遭日军剜眼割耳挖舌，最后被剖肚致死。江苏宜兴龙池山释恒海，在俗时曾毕业于保定军校。日军侵犯宜兴后，他召集僧俗千余进行训练，组建成一支由他任司令的游击队，转战于江苏宜兴龙池山、张渚，安徽屯溪、广德及太湖地区，不断给敌人以沉重打击。1938年。这个勇敢的抗日和尚司令，不幸于日军扫荡太湖马山时，粮尽援绝，英勇牺牲……
此外，中国佛教徒还以捐献大量钱物支援抗战而为世瞩目。江苏各大寺院如镇江金、焦两山，常州天宁寺，句容宝华山隆晶寺都承担了巨额救国公债任务。甘肃酒泉、安西、敦煌等七县佛教联合会还发起了捐献“佛教号”飞机运动，获得大后方佛教徒热烈响应。甘肃藏传佛教领袖嘉木祥五世则首先捐出巨款购飞机，一时传为佳话。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的第一次以胜利而告终的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这次战争，将全体中国人民、将中华社会的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都完全动员起来了。国难当头，是最检验人的时候。沧海横流，也更显出英雄本色。在这个全民族总动员的气贯如虹的抗日历史大潮中，中国佛教徒们并没有死守佛教原教旨，而是以革新了的慈悲主义精神勇赴国难，用智慧与实践，用热忱和精诚，用鲜血及生命，在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时赢得了广大非信众的一致尊敬与褒扬，并为古老的佛教补充进雄劲灵泼的鲜活力量。近代中国佛教徒所书写的积极入世的历史，可谓惊天地，泣鬼神，是在此以前的佛教徒所不能比拟的，也是创立佛教的释迦牟尼断难设想的。这是因为，水随山绕，斗转星移；时代变了，佛教也应具有已变化了的时代的新气象。随机应变，因时制宜，不拘一格，勇于突破——这便是中国佛教得以延续至今，并在千百年间一直雄踞大乘佛教领袖国地位的一个奥秘之所在。
三、“人间佛教”的有力推动者太虚法师
还须指出的是，今天的中国佛教，其实已完成了它的人世化的过程，成为完完全全的“人间佛教”(按赵朴初居士在《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一文里的解释，今天“人间佛教”的主要内容是五戒、十善和六度、四摄；前者着重在净自己的身心，后者着重在利益社会人群)。自然，今天中国佛教的这一格局，也并不悖于佛教的原始教义。因为当年佛祖释迦牟尼就曾讲过：“我身生于人间，长于人间，于人间得佛”(《增一阿含经》)。大乘佛教中观学派创始人龙树也曾提出：“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大智度论》)。大乘瑜伽行派创始人无著亦认为，佛陀化身教化众生的四种示现以“工巧”为首。(《大乘庄严经论》)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则主张：“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坛经》)所以“人间佛教”的思想其实早在天竺佛教的母胎时就已孕育了，至南宗禅而出世；不过，直至近代始得发育成熟而高标于世。而它在近代的一个有力推动者则当首推太虚。
太虚被认为是“中国佛教真正的马丁·路德”(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是中国近代佛教复兴运动(或称改革运动)的旗手。1913年，太虚在上海佛教界为敬安法师(1912年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华佛教总会会长)的逝世追悼会上，提出进行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口号，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去更新解释教义，以促进佛教的复兴。他还主张剔除传统教义中的迷信成份，提出：“如果发愿成佛，先须立志做人。”“人成即佛成，完成在人格。”这时候，他的“人间佛教”的思想，已初见端倪。1918年，太虚在上海与陈元白、章太炎、王一亭等创设觉社，主编《觉社丛书》，翌年改为《海潮音》月刊。其“海潮音”意为“人海思潮中的觉音”。太虚为《海潮音》月刊制订的宗旨是：“发扬大乘佛法真义，应导现代人心正思。”从那时起直至1947年太虚病逝，《海潮音》30年间未尝中辍。它对内顺应时代潮流，推动佛教改革，积极参与社会进步活动与爱国运动；对外大力宣传反侵略反战争的世界和平主义，力促中外文化交流；拥有坚强的作者阵营和广大的读者群，被誉为“中国佛教的《东方杂志》”。(参见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他的许多关于建设“人生佛教”和“人间佛教”的文章，就是在《海潮，音》上面世的。他在《学佛先从人做起》一文里说：“人生在世，要怎样才能安居乐业?”“这即是要有国家。”“若无国家，不但外患无法抵御，国内人民的生命也没有保障，生活也没有安宁。”因此，“大家要以爱国心为前提。”太虚在《复兴中国佛教应实践今菩萨行》中更明确提出，今菩萨行者，应当养成高尚的道德与品格，具有精博优良的佛学和科学知识，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出家僧人可以参加文化界、教育界、慈善界的活动；在家信徒则政治界、军事界、实业界、金融界、劳动界活动都可参加。这样使国家社会民众，都能得享佛的利益。太虚的这些主张，显然已把传统的出世的佛教完全拉回到人世间来，从而最终完成了他的“人间佛教”思想的建设。(邓子美认为：以太虚1934年发表的《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一文为标志。)
而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抗日战争以来的广大爱国佛教徒们，则可以说是一直在坚持着“菩萨行”，一直在实践与发展着“人间佛教”思想。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佛教协会把提倡“人间佛教”作为宗旨，提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而广大佛教徒们也正以“人间佛教”人世度生的精神，为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服务，为构建和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为实现自鸦片战争以来近170年间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理想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