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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德意志地区开始铸造大型银币,是欧洲货币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重要事件。这种被后世统称为塔勒(Taler)的大型银币,最初发端于奥地利的蒂罗尔。本文旨在简略考察这一时期蒂罗尔大型银币的产生过程。
一
15世纪,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欧洲城市市民阶层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迅速上升,商品总量和商业空间逐渐扩大,货币的需求量也随之增长。而铸币原材料方面,幸运的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前,德意志南部的蒂罗尔、中部的哈茨山脉和东部的埃尔茨山脉等地区陆续发现了蕴量丰富的银矿、铜矿及其他金属矿,极大带动了采矿业、冶炼工业及金属贸易的迅猛发展,矿业及冶金业成为了德意志的第一大手工业,蒂罗尔等地区因此而日益繁荣。
此时蒂罗尔的实际铸造货币为4芬尼(Vierer,4芬尼=1克莱采)和1克莱采(Kreuzer)两种小面值银币和1莱茵古尔登金币。蒂罗尔境内可开采的黄金极少,需要进口,因此铸造金币无利可图,也不具有竞争力。而铸造大量的小面值银币,一方面人力和财力成本较高,另一方面用于大额支付也很麻烦。这样,利用自己出产的大量白银铸造大型银币,填补小面值银币和高面值金币之间的空白地带,建立一从高到低的货币体系,已经是蒂罗尔的统治者迫切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了。
1439年蒂罗尔公爵弗里德里希四世(Friedrich IV.,1382-1439)去世后,其年仅12岁的儿子西格蒙德继位,即为西格蒙德大公(Erzherzog Sigmund von Tirol,1427-1496,封三图1)。1446年西格蒙德脱离监护,正式执政后,一大部分精力和兴趣放在了币制改革上。他最早于1450年2月10日在因斯布鲁克发布整顿币制的法令,在梅拉诺(Merano,现位于意大利南蒂罗尔省境内)铸造足值的4芬尼和1克莱采等小型银币,货币局面逐渐稳定。当时市面上的两种金币,即古尔登和贸易币杜加特,与辅币克莱采的汇率历史上常有变动,根据历史学家拉德勒(J.Ladurner)对1303-1500年间金币与克莱采汇率的归纳统计①,1447年1杜加特价值60克莱采,1莱茵古尔登价值48克莱采,此后汇率不断升高,至1473年达到1杜加特价值72克莱采,1莱茵古尔登为60克莱采,古尔登/克莱采的这一比值此后基本稳定下来,成为产生新的铸币及结算体系的前提和基础。
币制逐渐稳定后,西格蒙德于1477年把位于梅拉诺的造币厂迁到了哈尔(Hall in Tirol)(封三图2)。哈尔位于蒂罗尔首府因斯布鲁克以东约10公里处。因河自西向东,依次流经因斯布鲁克和哈尔,最终汇入多瑙河。这一迁移举动有着多重考虑。政治方面,当时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已到达亚得里亚海,随时有可能进一步侵入蒂罗尔的阿尔卑斯山以南地区,这对西格蒙德大公意味着梅拉诺的丢失;而因斯布鲁克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居住地,相对比较安全。经济方面,首先,哈尔西部的施瓦茨(Schwaz)自1420年以来,陆续发现了几个丰富的银脉,把银运往梅拉诺比较麻烦和危险,但直接在哈尔设造币厂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其次,紧邻哈尔的因斯布鲁克是南北贯穿巴伐利亚和上意大利,东西连通瑞士和维也纳的必经之地,而哈尔也由于因河的水路运输成为地区的商业中心,而那时施瓦茨还不是一个功能齐备的城市,建立造币厂的条件尚不具备;最后,哈尔地区盐矿丰富,大量金银币随着盐出口流向哈尔地区后被熔化,可就地作为铸造新币的原材料。
梅拉诺的铸币厂迁往哈尔的同时,梅拉诺铸币厂厂长赫尔曼•格林霍费尔(Hermann Grünhofer)担任哈尔铸币厂第一任厂长。金匠伯恩哈德•贝海姆(Bernhard Beheim)出任金币铸造部门负责人。迁移同年12月11日开始铸造银币,几周后开始铸造金币。
实际上哈尔在1450年就成立了相应的铸币机构,并在1451年还任命了一位负责人弗兰茨•佩辛格尔,但其活动罕有记载,机构也未配备相应的机器设备。佩辛格尔的主要任务,似乎只是购入白银,熔化旧币等。格林霍费尔在任上是不拿厂长薪水的,他的收入主要来自铸币的商业利润。西格蒙德大公把铸币厂的一部分利润返还给他。此外,哈尔铸币厂的一部分原材料白银也由他供给,这部分的铸币税是免除的,作为他的报酬。根据现今留存的记录,格林霍费尔最早在1478年就从梅拉诺运送白银到哈尔。因此,格林霍费尔并非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行政管理人员或技术官员,而更近似一种介乎机构官员和铸币承租人之间的角色,这或许是造成他在铸币上相对保守、难有突破的原因之一。造币厂搬迁到哈尔后,直到1482年格林霍费尔去职时,银币方面都只有铸造4芬尼和1克莱采的小面值币。
二
1482年夏,格林霍费尔因病去职,同年去世,由原金币铸造部负责人贝海姆接任。贝海姆是正式领取铸币厂长工资的,并且思想相对开放。同时,西格蒙德还聘用了经验丰富的威尼斯人安东•冯•罗斯(Anthoni de Caballis,在讲德语的蒂罗尔地区,被称为Anton vom Ross)作为技术顾问。货币改革的人员方面的条件基本具备了。
在15世纪末期,钱币还是打制而成。而到1484年为止的德意志地区铸造的最大的银币,还是重约3g的格罗森。要铸造更大的银币,需要更好的技术支持。罗斯是一位技术革新专家,在他的参与下,威尼斯于1472年铸造了以其总督尼科洛•特罗诺(Nicolo Trono,1471-1474)命名的里拉银币,即特罗恩里拉(Lira Tron,封三图3)。在西格蒙德大公的委托下,罗斯主持了蒂罗尔的货币改革。他没有直接生产大型银币,而是采取了更加保险的循序渐进的策略。
首先,哈尔铸币厂于1482年铸造了半芬德勒(Pfundner,封三图4)的银币,其价值相当于6g莱采或是1/10金古尔登,又被称为“小格罗森(Kleiner Groschen)”,雕模师为文策尔•克隆德(Wenzel Krndl)。半芬德勒币正面图案为君主头像,反面为十字架和4个盾徽。它虽然是西格蒙德新货币体系中最小面值的银币,却是日常小额支付中最常用的和最受欢迎的钱币,历代继任者都大量铸造,直至1618年马克西米连三世(Maximilian III.,1459-1519)逝世,其图案样式几乎保持未变。费迪南德一世(Ferdinand I.,1503-1564)甚至在蒂罗尔之外的铸币厂生产这种硬币。
接下来是1芬德勒的银币,价值12克莱采或1/5金古尔登,又称为“大格罗森” (GroBer Groschen)。 哈尔铸币厂1482年10月的账册中,即有发给铸币厂工人“大格罗森”和“小格罗森”作为工资的记载,因此应当如纳格尔博士(Dr.Alfred Nagl)②所认为的那样,1芬德勒的最早铸造时间应当在1482年。这一年秋季,哈尔铸币厂就生产了大量的半芬德勒和1芬德勒硬币。雕模师为康纳德•米歇菲尔德(Konrad Michlfelder)和文策尔•克隆德。但根据舒尔特(Wolfgang Schulten)记载③,1482年开始铸造的1芬德勒币,正面图案为置于两个十字架中间的公爵帽,现在较为少见,另一版别的1芬德勒币铸造于1483-1496年间,正面图案为公爵胸像,其存世量更多(封三图5)。
铸造芬德勒币并非货币改革的终点,西格蒙德为了能最终生产一种和1金古尔登币等值的大型银币投入流通,做足了准备功夫。1483年,哈尔铸币厂聘请威尼斯金匠列奥内•希古纳(Leone Sigura)和赖夏特•韦登普什(Reichart Weidenpusch),制作了一枚镀金的银质古尔登模型,呈交西格蒙德审批。这枚可能仅存世一枚的珍品现今保存于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正面是大公戴冠半身戎装像,左手持剑柄,右手拿权杖,反面是披甲戴盔的骑士持剑骑马图案,周围有13个纹章(封三图6)。此枚未标注年代的样品,在铸造技术和图案样式上,都为1484年正式铸造的半古尔蒂纳银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484年哈尔开始铸造少量半古尔蒂纳币,价值30克莱采。雕模师为沃尔夫冈•佩克(Wolfgang Peck)和文策尔•克隆德。币的正面和1483年的镀金样品基本一样,反面骑士改为拿旗,同时去掉了文字,把14枚纹章全部放在外环,并在骑士像下加上了年代“1484”字样(封三图7)。1483年的样品主要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风格,这一枚则含有更多的德意志的晚期哥特元素。
哈尔铸币厂同年(1484年)还用半古尔蒂纳的模具打制了1古尔蒂纳的银币,这一做法的具体目的现在不得而知,可能是西格蒙德希望更加多快好省地打造出1古尔蒂纳币,也可能只是当时小范围的试验性铸造。由于其半古尔蒂纳模具直径不变,硬币的厚度就要加倍,这在当时有限的技术条件下困难不小。此外,哈尔铸币厂还以半芬德勒币的模具铸造过重量相当于1古尔蒂纳的银币,这种小而厚实的银饼未标年代,直径28mm,更为稀少。从这点看,1484年的1古尔蒂纳币只是试验品的可能性更大,它的产量很少,也极少进入流通,所以现在基本上认为它算不上第一枚大型塔勒硬币。
真正的首枚1古尔蒂纳币产生于两年后,直径从半古尔蒂纳的35mm增加到42mm。由文策尔•克隆德制模。正面是西格蒙德公爵戴冠全身戎装像,仍旧是左手持剑、右手拿权杖;反面图案和1484年半古尔蒂纳基本相同,年代改为“1486”字样(封三图8)。1486年的1古尔蒂纳币现今存世稍多,根据正面公爵像背景图案,内环有无齿纹、反面纹章数目、骑士有无戴头巾等等可以分出多个版别。这也从侧面证实此币当时铸量较大,投入流通较多。
18世纪的欧洲钱币书曾载有1481年的西格蒙德的古尔蒂纳的币图④,现在认为可能是布拉格的犹太人制作的假币。法兰克福和汉堡分别在1631年出版的贝恩特•阿恩特(Berndt Arndt)的《钱币书》中,把1484和1486年的古尔蒂纳的肖像面弄混了⑤,出现了所谓“骡币”,实际上并无这种银币出现。
三
铸造出1486年的1古尔蒂纳银币并投入流通后,西格蒙德的货币改革才算最终成功。他引入了分别价值6、12、30、60克莱采的四种新面值银币,填补了低值银币与高值金币之间的空白,并生产出了与1金古尔登等值的1古尔蒂纳银币,赋予其银币更多的贸易流通功用,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然而不同于欧洲近现代许多重大的币制改革,往往需要事先通过详细的条款或签订详细的协定,西格蒙德的这一货币改革,至今仍未发现有正式的官方法令颁布,或是宫廷写给铸币厂主的任务书之类的相关文献。这在那个时代的德意志不足为奇。早先重要的货币变革,仅由君主给铸币厂主写封信说明情况的事并不少见。究其原因,中世纪德意志铸币权下放后,铸币厂数目繁多,被各邦国、城市或修道院当成是利润的来源,币制的改变相对随意,并不想后来那样严肃。
正因为如此,我们难以从一手历史文献中直接确定西格蒙德引入新的大型银币的具体规制。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西格蒙德的4种新的硬币以同样的白银原料铸造,换言之,4种硬币的纯度是一样的,为15罗特,即937.5‰。但是币重则存在不同的说法。甚至同一本书中不同之处亦有出入。如里特曼(Herbert Rittmann)的《德意志钱币及货币史》中三处涉及1古尔蒂纳的币重,分别是“理论重量(Sollgewicht)为31.83g”、“1古尔蒂纳币重约31.93g”和“8枚古尔蒂纳币重合1维也纳马克(280.90g)”⑥,即280.90/8=35.11g。而普罗布茨特(Günther Probszt)的《奥地利钱币及货币史》则模糊的记载其重量为“31.7至32g”⑦。
根据1485年哈尔铸币厂的账本记载,8-4/5古尔登(即古尔蒂纳)合1维也纳马克⑧,由此计算1古尔蒂纳理论重量为280.90/8-4/5 = 31.92g⑨。然而实际情况是,据纳格尔1906年统计尼古拉斯•莫罗西尼(Nicolaus Morosini)著名的蒂罗尔币章收藏和恩策贝格伯爵亚瑟(Arthur Graf Enzenberg)的收藏中,数枚1484和1486年的古尔登币重量在31.31至31.84g之间⑩。现今欧洲各主要博物馆馆藏的,以及近年来历次拍卖会上出现的1古尔蒂纳币重量亦在此范围内。只有瑞士国家博物馆收藏的1486年古尔蒂纳币最重,为31.86g。即使考虑到当时铸造技术产生的重量误差,以及年代久远造成的磨损,似乎也难以达到31.92g这一理论重量。
古尔蒂纳因为币重和1盎司(Unze)相近,而被称为“Uncialis”,当时1盎司即相当于1/8马克。而1524年11月帝国会议颁布的埃斯林根硬币制度,承认沿袭蒂罗尔的货币制度,8枚塔勒重1马克,只是把马克重新定义为科隆马克,这一8枚塔勒重1马克的传统由此逐渐形成。因此西格蒙德的1古尔蒂纳应该是按照8枚币重1马克来铸造的。当时蒂罗尔通行两种马克重量,即较正式的维也纳马克(280.90g)和本地的蒂罗尔马克(254.70g)。西格蒙德主要目的是铸造和金古尔登等值的银币,金古尔登当时纯度18开,84-2/3枚合1维也纳马克(280.90g),故1金古尔登含金量为2.488g,如果1古尔蒂纳银币按币重1/8蒂罗尔马克,纯度15罗特来铸造,则含银量约为29.848g,29.848/2.488约为12,刚好是当时金银的价值比。而按照1/8维也纳马克来铸造1古尔蒂纳币,则金银价值比和实际比值相去甚远。因此最可能如纳格尔博士所认为的那样,西格蒙德实际上是按8枚重1蒂罗尔马克,即币重31.8375g来铸造1古尔蒂纳币的。这也和实际情况较为符合,而1485年的哈尔铸币厂账本的记载,只是一个官方的近似表述而已(11)。
四
西格蒙德大公货币改革引入的芬德勒-古尔蒂纳体系,在欧洲钱币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图案风格上看,芬德勒和古尔蒂纳正面的铭文,还保留着中世纪铸币的特色,但是其人物肖像已明显受到文艺复兴的影响。中世纪硬币上的人物一般都是宗教圣贤。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深入到币章雕刻艺术领域。1438年,为缓解东西罗马教廷矛盾,借西方武力挽救拜占廷帝国于风雨飘摇之中,东罗马皇帝约翰八世赴意大利费拉拉(Ferrara)和佛罗仑萨参加宗教会议。当时在费拉拉宫廷供职的著名画家和制模师皮萨罗(Antonio Pisano,约1395-约1455)根据这一题材制作了一枚具有很高艺术水准的纪念章,它脱离了中世纪铸造宗教先贤人物的桎梏,刻画人物的手法则从禁欲的宗教角度向世俗的感性视角转换,首开近代写真肖像之风(封三图9)。而阿尔卑斯山南面的意大利,在特劳恩里拉上已放上了现实人物的头像。芬德勒和古尔蒂纳的铸造,则是阿尔卑斯山以北首次出现这种具有文艺复兴风格的硬币,也是德意志最早有君主肖像的银币。这种风格在欧洲大陆逐渐传播,取代了中世纪的非个人化和非自然化,成为此后几百年欧洲钱币艺术的基调。
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能担负大额贸易支付往来的银币成为蒂罗尔、萨克森等富银国的必然需求。和金古尔登等值的古尔蒂纳,是阿尔卑斯山以北首次铸造的大型银币,它的成功发行,正是这一时代社会和经济状况的诠释,被认为是欧洲货币史从中世纪向近代跨越的标志性事件。在蒂罗尔,西格蒙德的继任者马克西米连保持了其稳定的币制至16世纪初;在其他地区,继西格蒙德大公货币改革成功后,中欧国家很快便纷纷效仿。洛林(1488年)、伯尔尼(1493年)、西昂(1498年)、匈牙利(1499年)、索洛图(1500年)、黑森(1502年)、萨尔茨堡(1504年)、符腾堡(1509年)、不莱梅(1511年)、苏黎世(1512年)等陆续铸造了类似的古尔蒂纳硬币。其中,萨克森于1500年前后铸造的古尔登格罗森和波希米亚于1519年铸造的约阿希姆斯塔勒,铸造量远远大于蒂罗尔及其他瑞士小邦的古尔蒂纳,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形成了被后世统称为“塔勒”的大型银币。而哈尔于1486年铸造的1古尔蒂纳,亦可看成是首枚塔勒银币。
当然,西格蒙德当时仅从自身利益出发,很可能没有想到他的货币改革会有如此深远的影响。他从铸币中获益颇丰,亦从中感到不少快乐。据传西格蒙德在临去世时,还让人端来一个装满400枚古尔蒂纳银币的大盆放在他的床边,最后一次陶醉在财富的世界里,并安排在他的葬礼上,在自己的灵柩旁放置三大罐钱币。因此,他也被后人称为“多币者西格蒙德”(Sigmund der Münzreiche)。
注释:
① P.Justinian Ladurner, “ber die Münze und das Münzwesen in Tirol vom 13.Jahrhundert bis zum Ableben Kaiser Maximilians 1519”, in Archiv für Geschichte und Alterthumskunde Tirols, Vol 5, 1868, pp.275-308.
② Alfred Nagl, “Das Tiroler Geldwesen unter Erzherzog Sigmund und die Entstehung des Silberguldens”, in sterreichische Numismatische Zeitschrift, Vol 38, 1906, p.91.
③ Wolfgang Schulten, Deutsche Münze aus der Zeit Karls V.1974, p.460.
④ Frans Van Mieris, Histori der Nederlandsche Vorsten I, 1732, p.110.
⑤ 同②, p.94.
⑥ Herbert Rittmann, Deutsche Münz- und Geldgeschichte der Neuzeit bis 1914, p.47 and p.236.
⑦ Günther Probszt, sterreichische Münz- und Geldgeschichte, p.277.
⑧ 原始记载为“4马克4芬德合1马克”,前一马克为结算货币单位,1马克=10芬德=120克莱采,后一马克为重量单位维也纳马克。而实物货币1古尔蒂纳=60克莱采,由此换算即结算货币4马克4芬德=528克莱采=8-4/5实物货币古尔蒂纳。
⑨ 那时1维也纳马克至少重280.90克,而不是后来规定的的280.668克。可参考Alfred Nagl, “Die Neuordnung der Wiener Mark im Jahre 1767”, in sterreichische Numismatische Zeitschrift, Vol 38, 1906, pp.195-234.
⑩ 同②, pp.101-102.
(11)同②, p.109.
(责任编辑 刘 铮)
一
15世纪,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欧洲城市市民阶层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迅速上升,商品总量和商业空间逐渐扩大,货币的需求量也随之增长。而铸币原材料方面,幸运的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前,德意志南部的蒂罗尔、中部的哈茨山脉和东部的埃尔茨山脉等地区陆续发现了蕴量丰富的银矿、铜矿及其他金属矿,极大带动了采矿业、冶炼工业及金属贸易的迅猛发展,矿业及冶金业成为了德意志的第一大手工业,蒂罗尔等地区因此而日益繁荣。
此时蒂罗尔的实际铸造货币为4芬尼(Vierer,4芬尼=1克莱采)和1克莱采(Kreuzer)两种小面值银币和1莱茵古尔登金币。蒂罗尔境内可开采的黄金极少,需要进口,因此铸造金币无利可图,也不具有竞争力。而铸造大量的小面值银币,一方面人力和财力成本较高,另一方面用于大额支付也很麻烦。这样,利用自己出产的大量白银铸造大型银币,填补小面值银币和高面值金币之间的空白地带,建立一从高到低的货币体系,已经是蒂罗尔的统治者迫切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了。
1439年蒂罗尔公爵弗里德里希四世(Friedrich IV.,1382-1439)去世后,其年仅12岁的儿子西格蒙德继位,即为西格蒙德大公(Erzherzog Sigmund von Tirol,1427-1496,封三图1)。1446年西格蒙德脱离监护,正式执政后,一大部分精力和兴趣放在了币制改革上。他最早于1450年2月10日在因斯布鲁克发布整顿币制的法令,在梅拉诺(Merano,现位于意大利南蒂罗尔省境内)铸造足值的4芬尼和1克莱采等小型银币,货币局面逐渐稳定。当时市面上的两种金币,即古尔登和贸易币杜加特,与辅币克莱采的汇率历史上常有变动,根据历史学家拉德勒(J.Ladurner)对1303-1500年间金币与克莱采汇率的归纳统计①,1447年1杜加特价值60克莱采,1莱茵古尔登价值48克莱采,此后汇率不断升高,至1473年达到1杜加特价值72克莱采,1莱茵古尔登为60克莱采,古尔登/克莱采的这一比值此后基本稳定下来,成为产生新的铸币及结算体系的前提和基础。
币制逐渐稳定后,西格蒙德于1477年把位于梅拉诺的造币厂迁到了哈尔(Hall in Tirol)(封三图2)。哈尔位于蒂罗尔首府因斯布鲁克以东约10公里处。因河自西向东,依次流经因斯布鲁克和哈尔,最终汇入多瑙河。这一迁移举动有着多重考虑。政治方面,当时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已到达亚得里亚海,随时有可能进一步侵入蒂罗尔的阿尔卑斯山以南地区,这对西格蒙德大公意味着梅拉诺的丢失;而因斯布鲁克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居住地,相对比较安全。经济方面,首先,哈尔西部的施瓦茨(Schwaz)自1420年以来,陆续发现了几个丰富的银脉,把银运往梅拉诺比较麻烦和危险,但直接在哈尔设造币厂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其次,紧邻哈尔的因斯布鲁克是南北贯穿巴伐利亚和上意大利,东西连通瑞士和维也纳的必经之地,而哈尔也由于因河的水路运输成为地区的商业中心,而那时施瓦茨还不是一个功能齐备的城市,建立造币厂的条件尚不具备;最后,哈尔地区盐矿丰富,大量金银币随着盐出口流向哈尔地区后被熔化,可就地作为铸造新币的原材料。
梅拉诺的铸币厂迁往哈尔的同时,梅拉诺铸币厂厂长赫尔曼•格林霍费尔(Hermann Grünhofer)担任哈尔铸币厂第一任厂长。金匠伯恩哈德•贝海姆(Bernhard Beheim)出任金币铸造部门负责人。迁移同年12月11日开始铸造银币,几周后开始铸造金币。
实际上哈尔在1450年就成立了相应的铸币机构,并在1451年还任命了一位负责人弗兰茨•佩辛格尔,但其活动罕有记载,机构也未配备相应的机器设备。佩辛格尔的主要任务,似乎只是购入白银,熔化旧币等。格林霍费尔在任上是不拿厂长薪水的,他的收入主要来自铸币的商业利润。西格蒙德大公把铸币厂的一部分利润返还给他。此外,哈尔铸币厂的一部分原材料白银也由他供给,这部分的铸币税是免除的,作为他的报酬。根据现今留存的记录,格林霍费尔最早在1478年就从梅拉诺运送白银到哈尔。因此,格林霍费尔并非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行政管理人员或技术官员,而更近似一种介乎机构官员和铸币承租人之间的角色,这或许是造成他在铸币上相对保守、难有突破的原因之一。造币厂搬迁到哈尔后,直到1482年格林霍费尔去职时,银币方面都只有铸造4芬尼和1克莱采的小面值币。
二
1482年夏,格林霍费尔因病去职,同年去世,由原金币铸造部负责人贝海姆接任。贝海姆是正式领取铸币厂长工资的,并且思想相对开放。同时,西格蒙德还聘用了经验丰富的威尼斯人安东•冯•罗斯(Anthoni de Caballis,在讲德语的蒂罗尔地区,被称为Anton vom Ross)作为技术顾问。货币改革的人员方面的条件基本具备了。
在15世纪末期,钱币还是打制而成。而到1484年为止的德意志地区铸造的最大的银币,还是重约3g的格罗森。要铸造更大的银币,需要更好的技术支持。罗斯是一位技术革新专家,在他的参与下,威尼斯于1472年铸造了以其总督尼科洛•特罗诺(Nicolo Trono,1471-1474)命名的里拉银币,即特罗恩里拉(Lira Tron,封三图3)。在西格蒙德大公的委托下,罗斯主持了蒂罗尔的货币改革。他没有直接生产大型银币,而是采取了更加保险的循序渐进的策略。
首先,哈尔铸币厂于1482年铸造了半芬德勒(Pfundner,封三图4)的银币,其价值相当于6g莱采或是1/10金古尔登,又被称为“小格罗森(Kleiner Groschen)”,雕模师为文策尔•克隆德(Wenzel Krndl)。半芬德勒币正面图案为君主头像,反面为十字架和4个盾徽。它虽然是西格蒙德新货币体系中最小面值的银币,却是日常小额支付中最常用的和最受欢迎的钱币,历代继任者都大量铸造,直至1618年马克西米连三世(Maximilian III.,1459-1519)逝世,其图案样式几乎保持未变。费迪南德一世(Ferdinand I.,1503-1564)甚至在蒂罗尔之外的铸币厂生产这种硬币。
接下来是1芬德勒的银币,价值12克莱采或1/5金古尔登,又称为“大格罗森” (GroBer Groschen)。 哈尔铸币厂1482年10月的账册中,即有发给铸币厂工人“大格罗森”和“小格罗森”作为工资的记载,因此应当如纳格尔博士(Dr.Alfred Nagl)②所认为的那样,1芬德勒的最早铸造时间应当在1482年。这一年秋季,哈尔铸币厂就生产了大量的半芬德勒和1芬德勒硬币。雕模师为康纳德•米歇菲尔德(Konrad Michlfelder)和文策尔•克隆德。但根据舒尔特(Wolfgang Schulten)记载③,1482年开始铸造的1芬德勒币,正面图案为置于两个十字架中间的公爵帽,现在较为少见,另一版别的1芬德勒币铸造于1483-1496年间,正面图案为公爵胸像,其存世量更多(封三图5)。
铸造芬德勒币并非货币改革的终点,西格蒙德为了能最终生产一种和1金古尔登币等值的大型银币投入流通,做足了准备功夫。1483年,哈尔铸币厂聘请威尼斯金匠列奥内•希古纳(Leone Sigura)和赖夏特•韦登普什(Reichart Weidenpusch),制作了一枚镀金的银质古尔登模型,呈交西格蒙德审批。这枚可能仅存世一枚的珍品现今保存于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正面是大公戴冠半身戎装像,左手持剑柄,右手拿权杖,反面是披甲戴盔的骑士持剑骑马图案,周围有13个纹章(封三图6)。此枚未标注年代的样品,在铸造技术和图案样式上,都为1484年正式铸造的半古尔蒂纳银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484年哈尔开始铸造少量半古尔蒂纳币,价值30克莱采。雕模师为沃尔夫冈•佩克(Wolfgang Peck)和文策尔•克隆德。币的正面和1483年的镀金样品基本一样,反面骑士改为拿旗,同时去掉了文字,把14枚纹章全部放在外环,并在骑士像下加上了年代“1484”字样(封三图7)。1483年的样品主要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风格,这一枚则含有更多的德意志的晚期哥特元素。
哈尔铸币厂同年(1484年)还用半古尔蒂纳的模具打制了1古尔蒂纳的银币,这一做法的具体目的现在不得而知,可能是西格蒙德希望更加多快好省地打造出1古尔蒂纳币,也可能只是当时小范围的试验性铸造。由于其半古尔蒂纳模具直径不变,硬币的厚度就要加倍,这在当时有限的技术条件下困难不小。此外,哈尔铸币厂还以半芬德勒币的模具铸造过重量相当于1古尔蒂纳的银币,这种小而厚实的银饼未标年代,直径28mm,更为稀少。从这点看,1484年的1古尔蒂纳币只是试验品的可能性更大,它的产量很少,也极少进入流通,所以现在基本上认为它算不上第一枚大型塔勒硬币。
真正的首枚1古尔蒂纳币产生于两年后,直径从半古尔蒂纳的35mm增加到42mm。由文策尔•克隆德制模。正面是西格蒙德公爵戴冠全身戎装像,仍旧是左手持剑、右手拿权杖;反面图案和1484年半古尔蒂纳基本相同,年代改为“1486”字样(封三图8)。1486年的1古尔蒂纳币现今存世稍多,根据正面公爵像背景图案,内环有无齿纹、反面纹章数目、骑士有无戴头巾等等可以分出多个版别。这也从侧面证实此币当时铸量较大,投入流通较多。
18世纪的欧洲钱币书曾载有1481年的西格蒙德的古尔蒂纳的币图④,现在认为可能是布拉格的犹太人制作的假币。法兰克福和汉堡分别在1631年出版的贝恩特•阿恩特(Berndt Arndt)的《钱币书》中,把1484和1486年的古尔蒂纳的肖像面弄混了⑤,出现了所谓“骡币”,实际上并无这种银币出现。
三
铸造出1486年的1古尔蒂纳银币并投入流通后,西格蒙德的货币改革才算最终成功。他引入了分别价值6、12、30、60克莱采的四种新面值银币,填补了低值银币与高值金币之间的空白,并生产出了与1金古尔登等值的1古尔蒂纳银币,赋予其银币更多的贸易流通功用,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然而不同于欧洲近现代许多重大的币制改革,往往需要事先通过详细的条款或签订详细的协定,西格蒙德的这一货币改革,至今仍未发现有正式的官方法令颁布,或是宫廷写给铸币厂主的任务书之类的相关文献。这在那个时代的德意志不足为奇。早先重要的货币变革,仅由君主给铸币厂主写封信说明情况的事并不少见。究其原因,中世纪德意志铸币权下放后,铸币厂数目繁多,被各邦国、城市或修道院当成是利润的来源,币制的改变相对随意,并不想后来那样严肃。
正因为如此,我们难以从一手历史文献中直接确定西格蒙德引入新的大型银币的具体规制。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西格蒙德的4种新的硬币以同样的白银原料铸造,换言之,4种硬币的纯度是一样的,为15罗特,即937.5‰。但是币重则存在不同的说法。甚至同一本书中不同之处亦有出入。如里特曼(Herbert Rittmann)的《德意志钱币及货币史》中三处涉及1古尔蒂纳的币重,分别是“理论重量(Sollgewicht)为31.83g”、“1古尔蒂纳币重约31.93g”和“8枚古尔蒂纳币重合1维也纳马克(280.90g)”⑥,即280.90/8=35.11g。而普罗布茨特(Günther Probszt)的《奥地利钱币及货币史》则模糊的记载其重量为“31.7至32g”⑦。
根据1485年哈尔铸币厂的账本记载,8-4/5古尔登(即古尔蒂纳)合1维也纳马克⑧,由此计算1古尔蒂纳理论重量为280.90/8-4/5 = 31.92g⑨。然而实际情况是,据纳格尔1906年统计尼古拉斯•莫罗西尼(Nicolaus Morosini)著名的蒂罗尔币章收藏和恩策贝格伯爵亚瑟(Arthur Graf Enzenberg)的收藏中,数枚1484和1486年的古尔登币重量在31.31至31.84g之间⑩。现今欧洲各主要博物馆馆藏的,以及近年来历次拍卖会上出现的1古尔蒂纳币重量亦在此范围内。只有瑞士国家博物馆收藏的1486年古尔蒂纳币最重,为31.86g。即使考虑到当时铸造技术产生的重量误差,以及年代久远造成的磨损,似乎也难以达到31.92g这一理论重量。
古尔蒂纳因为币重和1盎司(Unze)相近,而被称为“Uncialis”,当时1盎司即相当于1/8马克。而1524年11月帝国会议颁布的埃斯林根硬币制度,承认沿袭蒂罗尔的货币制度,8枚塔勒重1马克,只是把马克重新定义为科隆马克,这一8枚塔勒重1马克的传统由此逐渐形成。因此西格蒙德的1古尔蒂纳应该是按照8枚币重1马克来铸造的。当时蒂罗尔通行两种马克重量,即较正式的维也纳马克(280.90g)和本地的蒂罗尔马克(254.70g)。西格蒙德主要目的是铸造和金古尔登等值的银币,金古尔登当时纯度18开,84-2/3枚合1维也纳马克(280.90g),故1金古尔登含金量为2.488g,如果1古尔蒂纳银币按币重1/8蒂罗尔马克,纯度15罗特来铸造,则含银量约为29.848g,29.848/2.488约为12,刚好是当时金银的价值比。而按照1/8维也纳马克来铸造1古尔蒂纳币,则金银价值比和实际比值相去甚远。因此最可能如纳格尔博士所认为的那样,西格蒙德实际上是按8枚重1蒂罗尔马克,即币重31.8375g来铸造1古尔蒂纳币的。这也和实际情况较为符合,而1485年的哈尔铸币厂账本的记载,只是一个官方的近似表述而已(11)。
四
西格蒙德大公货币改革引入的芬德勒-古尔蒂纳体系,在欧洲钱币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图案风格上看,芬德勒和古尔蒂纳正面的铭文,还保留着中世纪铸币的特色,但是其人物肖像已明显受到文艺复兴的影响。中世纪硬币上的人物一般都是宗教圣贤。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深入到币章雕刻艺术领域。1438年,为缓解东西罗马教廷矛盾,借西方武力挽救拜占廷帝国于风雨飘摇之中,东罗马皇帝约翰八世赴意大利费拉拉(Ferrara)和佛罗仑萨参加宗教会议。当时在费拉拉宫廷供职的著名画家和制模师皮萨罗(Antonio Pisano,约1395-约1455)根据这一题材制作了一枚具有很高艺术水准的纪念章,它脱离了中世纪铸造宗教先贤人物的桎梏,刻画人物的手法则从禁欲的宗教角度向世俗的感性视角转换,首开近代写真肖像之风(封三图9)。而阿尔卑斯山南面的意大利,在特劳恩里拉上已放上了现实人物的头像。芬德勒和古尔蒂纳的铸造,则是阿尔卑斯山以北首次出现这种具有文艺复兴风格的硬币,也是德意志最早有君主肖像的银币。这种风格在欧洲大陆逐渐传播,取代了中世纪的非个人化和非自然化,成为此后几百年欧洲钱币艺术的基调。
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能担负大额贸易支付往来的银币成为蒂罗尔、萨克森等富银国的必然需求。和金古尔登等值的古尔蒂纳,是阿尔卑斯山以北首次铸造的大型银币,它的成功发行,正是这一时代社会和经济状况的诠释,被认为是欧洲货币史从中世纪向近代跨越的标志性事件。在蒂罗尔,西格蒙德的继任者马克西米连保持了其稳定的币制至16世纪初;在其他地区,继西格蒙德大公货币改革成功后,中欧国家很快便纷纷效仿。洛林(1488年)、伯尔尼(1493年)、西昂(1498年)、匈牙利(1499年)、索洛图(1500年)、黑森(1502年)、萨尔茨堡(1504年)、符腾堡(1509年)、不莱梅(1511年)、苏黎世(1512年)等陆续铸造了类似的古尔蒂纳硬币。其中,萨克森于1500年前后铸造的古尔登格罗森和波希米亚于1519年铸造的约阿希姆斯塔勒,铸造量远远大于蒂罗尔及其他瑞士小邦的古尔蒂纳,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形成了被后世统称为“塔勒”的大型银币。而哈尔于1486年铸造的1古尔蒂纳,亦可看成是首枚塔勒银币。
当然,西格蒙德当时仅从自身利益出发,很可能没有想到他的货币改革会有如此深远的影响。他从铸币中获益颇丰,亦从中感到不少快乐。据传西格蒙德在临去世时,还让人端来一个装满400枚古尔蒂纳银币的大盆放在他的床边,最后一次陶醉在财富的世界里,并安排在他的葬礼上,在自己的灵柩旁放置三大罐钱币。因此,他也被后人称为“多币者西格蒙德”(Sigmund der Münzreiche)。
注释:
① P.Justinian Ladurner, “ber die Münze und das Münzwesen in Tirol vom 13.Jahrhundert bis zum Ableben Kaiser Maximilians 1519”, in Archiv für Geschichte und Alterthumskunde Tirols, Vol 5, 1868, pp.275-308.
② Alfred Nagl, “Das Tiroler Geldwesen unter Erzherzog Sigmund und die Entstehung des Silberguldens”, in sterreichische Numismatische Zeitschrift, Vol 38, 1906, p.91.
③ Wolfgang Schulten, Deutsche Münze aus der Zeit Karls V.1974, p.460.
④ Frans Van Mieris, Histori der Nederlandsche Vorsten I, 1732, p.110.
⑤ 同②, p.94.
⑥ Herbert Rittmann, Deutsche Münz- und Geldgeschichte der Neuzeit bis 1914, p.47 and p.236.
⑦ Günther Probszt, sterreichische Münz- und Geldgeschichte, p.277.
⑧ 原始记载为“4马克4芬德合1马克”,前一马克为结算货币单位,1马克=10芬德=120克莱采,后一马克为重量单位维也纳马克。而实物货币1古尔蒂纳=60克莱采,由此换算即结算货币4马克4芬德=528克莱采=8-4/5实物货币古尔蒂纳。
⑨ 那时1维也纳马克至少重280.90克,而不是后来规定的的280.668克。可参考Alfred Nagl, “Die Neuordnung der Wiener Mark im Jahre 1767”, in sterreichische Numismatische Zeitschrift, Vol 38, 1906, pp.195-234.
⑩ 同②, pp.101-102.
(11)同②, p.109.
(责任编辑 刘 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