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灾害频发下的水利设施情况
　　与其他王朝不一样的是，明朝末年的自然灾害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都是旷古未有的。据相关学者统计，明朝共发生水、旱、虫、地震、雪灾等十二类自然灾害3952次，其中水旱灾害和地震灾害占到了四分之三。从万历初年到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前的五六十年间，陕西地区的自然灾害更是连年不绝，其种类涉及旱、蝗、风、雹、水、霜、地震、山崩、瘟疫等。在这样频繁的自然灾害下，粮食生产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正如《怀陵流寇始终录》记载，天启七年以前，“陕西北境，连年大旱，赤地千里”，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赖以生存的“粮食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这必然会引起社会的恐慌。
　　在水利设施方面，明朝在陕西地区又是如何做的呢？据记载：“明洪武八年，长兴侯耿炳文浚泾阳洪渠堰，溉泾阳、三原、礼泉、高陵、临潼田二百余里。至三十一年堰垢，复命炳文修治之，且浚渠十万三千余丈。其后宣德二年，归安知县华嵩言：泾阳洪渠堰溉五县田八千四百余顷……天顺七年十月，浚泾阳郑白故渠……今虽有瓠口郑白二渠，而堤堰摧决，沟洫壅潴，民弗蒙利……宣德初，遣官修凿，亩收三四石，无何复塞，渠旁之田，遇旱为赤地，泾阳、礼泉、三原、高陵皆患苦之。”显然，明朝初年还有修缮，到了天顺以后，就已年久失修，不能更好地为农事服务了。在这样的水利设施之下，粮食收成肯定不断减少，加之在明朝末年自然灾害频发的大环境下，水利设施已经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了。
　　从史料的缝隙中可以发现，天灾加上人祸，陕西地区百姓仿佛活在人间地狱，在这样的情况下，底层老百姓的生活更加困苦。这就会引起极大的社会动荡。
　　二、赈济条件下的状况
　　明朝政府有一套较为完善的应对灾害的制度，这一套制度的有效运行也可以有效地降低灾害带来的危害。然而到了明末，社会内部矛盾尖锐，政治昏暗，灾害不断，外部满族军队的威胁也不断增加，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赈济制度已经松弛。尤其到了崇祯帝统治时期，内忧外患不断加剧，政府赈济灾害的能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据史料记载，为赈济饥荒，崇祯皇帝下令：元年二年地亩、辽银二十万以抵京运”，再加上户部另外发的十万两，共计三十万两以赈济饥军，截留“杂项、辽银一万四千余两，以赈济灾民”。这些专项赈济款，“延安只分得三千四百两，庆阳只分得八百八十两”，偌大的灾难，受灾百姓成千上万的，只分得这么一点，哪里能抚慰受灾百姓的心灵。
　　除了中央政府的赈济以外，地方政府也在努力自救。崇祯九年，秦地已经是烽火四起，农民起义正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孙传庭请命去陕西，一方面是为了剿灭农民起义，另一方面也整顿吏治、清查卫所屯田、赈济灾民。在当时，孙传庭通过再次请求下旨赈济、发放牛种银、上书崇祯皇帝蠲免陕西地区的赋税和助饷等措施，来赈济陕西地區受灾的百姓。
　　这些社会各界实施的救济，也可以反映明朝政府是在努力赈济的，但在当时所要面对的问题实在太多，所以赈济的那些银两就会显得微不足道，不足以平息百姓对于明朝政府的怨恨。最终，流民在“反亦死，不反亦死”的情况下，举起了反抗明朝统治的大旗。
　　三、百姓心理探析
　　明朝末年陕西地区大范围、长时间的自然灾害，给百姓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加之生产活动困难，政府救济不利，更加引起百姓的不满。
　　同时，饥荒还导致军队逐渐丧失了战斗力，一些军人脱离军队，参加了周边的盗贼团伙，饥民与饥军相互串联，最终形成了明末农民起义的中坚力量。百姓的极度不满最终导致明末陕西地区率先举起起义的大旗，此后农民起义军著名统领高迎祥、李自成等也逐渐发展壮大，并最终攻破了北京，明朝灭亡。
　　参考文献：
　　[1]汤 纲，南炳文.中国断代史系列——明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马 强，杨 霄.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征[J].地理研究，2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