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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西方绘画思潮与当代新绘画材料的碰撞下，当代工笔画创作完成了向现代性工笔绘画语言的转换。当代工笔人物画创作发展至今，画家开始更多地思索在画作中呈现非再现、非意象抒情、非形式审美的“新工笔”气象。“隐喻”作为传统表现的手法，如何对其古法新用，也是艺术家们长期思考的问题。文章以从隐喻的类型、隐喻的价值及隐喻的运用三方面，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工笔人物画；隐喻；创作
“工笔人物画由于风格工整、细腻，对造型的要求非常高。在中西结合的工笔画创作趋势下，追求真实感和形式感的同时，还要注重精神世界的表达方式；使画面产生强烈表现性的同时，也要尝试在图形符号和绘画技法上隐喻思想内涵。”[1]当代工笔画已经不再局限于技法、构图与材料，发展至今，艺术家开始更多地思索如何在作品中表达一种非再现、非意象抒情，非形式审美的“新工笔”气象。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郎绍君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媒材，而是在于笔墨形式和意蕴，所以应该抓住“力感”和“韵味”这两个影响笔墨呈现的重要因素[2]。现代社会进入了一个快餐式图像消费的时代，人们获取图像信息的过程越来越便捷，这反而要求创作者们必须坚持个人的绘画风格，只有长年累月地动手执笔，伏案挥墨，不断下功夫挖掘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再用现当代的绘画语言讲述内心的情怀，进而形成不可复制、不可模仿的个人风格。从古至今，人们在谈论艺术时总在强调“风格化”“个性化”之类的标签，本雅明也曾说：“所有语言在自身中传达自身。”广大群众认知中属于画家的个性化语言，最终指向的是每个画家个体最本真的面貌。
绘画是一种表达方式，而隐喻则是一种思维方式。在绘画作品中，乃至文学、影剧、音乐领域都有隐喻的运用。《说文解字》对“隐”的解释为“蔽也”；而“喻”在《说文解字》中被指出其篆文为“諭”字，晚出于隶书的“喻”，有说明、告知之意。亚里士多德提出：“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它物，这个词便成了隐喻词，其应用范围包括以属喻种、以种喻属、以种喻种和彼此类推。”一幅作品可以通过画面中的某个要素，甚至是画作的名称，来隐喻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也可以将画面的多种要素共同指向作品的意义。
一、隐喻在人物画创作中的类型
当创作者运用隐喻作为表现手法时，从隐喻的出发点来看，有三种可能的类型：第一种是迫于政治背景的影响，不能直抒胸怀。如元朝任仁发的《二马图》卷，画了一肥一瘦两匹对比强烈的马，肥马缰绳已松，而瘦马的缰绳依旧套在颈上，画毕，画家题写了一段文字，其隐喻的大意是，一个社会若是缺乏了健全的监督机制，腐败将会滋生。任仁发年仅十八岁便成为南宋的举人，旋即南宋灭亡，他以南宋举人的身份毛遂自荐，先后主持修治浙西吴淞江、大都通惠河等工程，成为一名出色的水利专家。他将对官场的黑暗和感悟隐含在画中，用隐喻的手法为那些终生不得志的士大夫鸣不平，并讽刺那些贪官污吏，揭示不合理的官场现状。第二种是精神上的发泄。如弗里达的《两个弗里达》，作品中被破坏的心脏、被剪掉的血管、被白色洋裙衬托得无比抢眼的鲜血，无不陈述着她那充满磨难的爱情。弗里达是墨西哥著名女画家，但其一生与苦难为伴：她7岁便患上了小儿麻痹症，18岁遭遇车祸，导致无法生育，后来又嫁给了风流成性的壁画家里维拉，感情经历同样悲惨。常年卧床的经历促使弗里达选择通过绘画发泄情感，控诉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第三种则是生命中的感悟与美好愿望。如中央美术学院胡明哲教授的《爬墙虎》，背景中充满生命力的爬墙虎，隐喻着被鼓舞的青春与生命力。中国工笔画中，第三种类型的隐喻运用尤为广泛。自古以来，动植物甚至物品常被赋予人格化精神的隐喻性表达。从梅、兰、竹、菊四君子的精神气节到龟、鹿、松、鹤的美好祝福，都是以其特质的相似性，侧面反映画家所向往的高尚品格。纵观古今，不少闻名于世的作品都有隐喻。在和平年代，隐喻在当代工笔人物画创作的运用以第二种类型和第三种类型为主。
二、隐喻在当代工笔人物画创作中的价值
当代画坛的作品不乏画家炫技的产物，但这样的作品只有皮囊，没有审美价值，缺少了隐喻的美感，失去了隐喻的艺术张力。作为一种表现手法，隐喻的艺术张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神秘性
由于隐喻是通过比拟和联想的方式，与所建立的某个特质达到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所以这种比拟和联系让作品在绘画时不再平铺直叙，这种含蓄的新鲜感也促使观者去主动探索画面背后的隐喻，使作品本身更加耐人寻味，增强了画面的可读性。绘画作品更像绘画者心中流淌的一首独奏曲，与创作者的生活阅历，创作背景以及创作目的等都密不可分。这也是《蒙娜丽莎》的创作背景为何至今还是世界未解之谜的主要原因，它之所以能够影响后世，正得益于画作的隐喻性，在蒙娜丽莎表面的微笑下，藏匿着的许多线索引人入胜，使作品具有感官上的延展性和思维上的神秘性。
（二）现实性
隐喻寄托了作者真实的感受，藏着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感悟。这种对现实的真实感悟所产生的感染力，更能引起观者的共鸣。《格尔尼卡》是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根据法西斯纳粹轰炸西班牙北部巴斯克的格尔尼卡、杀害无辜民众的真实事件而创作的一幅巨型油画[3]。毕加索用大量隐喻元素来表现战争的残酷，如：隐喻法西斯的牛、隐喻人民的马、隐喻和平的灯……这些艺术形象使观者如置身幻境，仿佛直面战争带来的恐慌，置身于死神营造的恐怖氛围之中。毕加索采用隐喻的表现手法，抨击着侵略战争这一现实暴行，触动着观者的视觉和心灵。
（三）民族性
在中国传统艺术中，苹果隐喻“平安”，而在西方传统艺术中，苹果隐喻“欲望”；在中国传统艺术中，萝卜隐喻“彩头”，而在中国当代艺术中，萝卜隐喻“花心”。由此可见，就算是同一件事物，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也可能具有不同的隐喻意义。这些都要求观者有相关的知识储备，才能从多角度、多维度的立场去理解创作者的创作心语。弗里达笔下充满魔幻主义且极具隐喻象征的作品就具有强烈的西班牙民族特色。“弗里达绘画中的‘隐喻与象征’是传统文化、艺术同个人意识相结合所迸发出的火花。”[4] （四）互动性
隐喻是艺术创作中连接艺术家与观者间的沟通桥梁[5]。与以往的工笔人物画相比，当代工笔人物画最大的不同便是融入了创作者的时代风貌，年轻一代画家特立独行的性格，使其画作呈现出桀骜不驯的气息。他们通过“隐喻”给观众设置了一道门槛，这不仅符合创作者的时代心理，也符合当代观众猎奇的审美情趣。欣赏一幅带有隐喻性的作品，更像在看一部结局留白的悬疑片，避免平铺直叙的同时，设立隐喻的理解门槛，可以帮助创作者更快筛选真正懂自己的欣赏者。“共鸣！”—这便是大多数喜欢隐喻性创作的画家所要追求的最终目标。正如当代工笔画家张见所说：“我希望绘画可以超越日常的视觉经验，成为无中生有的独立存在，用暗喻的方式创造源于现实的理想世界，这样的世界远比客观世界更为真实和永恒，而观者通过我预设的诱导物，以直觉进入的世界也更为神秘而多义。”[6]
三、隐喻在当代工笔人物画创作中的运用
（一）隐喻的构成要素
1.主体人物的线索
（1）装束：张爱玲在《童言无忌》一文中写道：“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发型和服饰除了能暗示主人公的身份与地位外，也能从侧面反映主人公的个性与精神状态，是人物画创作中较为经典的文化符号。以当代工笔人物画家徐华翎的作品为例，其人物服饰常带有隐喻线索。徐华翎以“香”为主题的系列作品中，对纱布与蕾丝有着精细的描绘，而纱布和蕾丝的共通点是若隐若现，隐喻着人的“窥探”心理，体现了她对现代女性意识的审视，也代表着现代女性的一种精神释放。
（2）神态：神态包括五官与四肢语言等。在精通神态塑造的画家中，不得不提的是自画像之父—丢勒。他一生中留下了近十幅自画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自画像的手势都蕴含着大量的隐喻信息。如《13岁自画像》中，丢勒手指向右方，表现出年少桀骜不驯的个性；《手持海东青的自画像》则是他寄给未婚妻的自画像，手持象征忠贞爱情的海东青；在《启示录》中，他戴手套的双手紧握，强调了自己艺术家的地位；最引人深思的是他于1500年完成的《自画像》，这是丢勒仅有的一张正面自画像，画面中他一只手轻按在衣领的皮毛上，这一细节也让后人津津乐道，其意图众说纷纭：是“自恋”？是“救赎”？还是“反叛”？问题的答案已无人可解，但这正是隐喻所要达到的艺术效果，在数百年后，仍引得无数的人们为之争辩不休。
2.配角的线索
（1）动植物与器物：无论古今的工笔画，都贯彻画面上的物象须服务于画作本身这一约定俗成的思想，而与传统的“隐喻”不同，当代工笔画将“约定俗成”剥离开，使“隐喻”成为探索画面的线索。在当代工笔画家张见的画作中，多次出现蛇、仙人掌、棕榈树等具象配角。《早春图》中的仙人掌与浴缸，《晚礼服》中的蛇与蝴蝶，《桃色》系列散落的布料、延伸的桃枝与坚硬的山石……这些暗含寓意的形象处处勾人遐想。从张见的画面中所溢出的危险与欲望的冲突感，是画家试图通过隐喻传达给观者的对于现实生活的感悟。
（2）抽象配角：常见的有符号语言、色彩语言等。符号充斥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人类认知方式的隐喻，本质上体现了人类以符码形式拥有世界的过程[7]。”如在马格利特的画作《The Ladder of Fire》中，火焰是代表短暂易逝的符号，而在马奈的《女神游乐厅的吧台》中，画家大胆地用一整个镜子作为背景，这种镜像的幻影，则隐喻了话语系统的替身。色彩隐喻由来已久，关于色彩隐喻的运用有多种形式，如象征隐喻、视觉隐喻等。象征隐喻为色彩本身所具备的象征性，如红色象征激情、血腥，绿色象征生命、平和等。视觉隐喻则是根据色彩的前进与后退、膨胀与收缩、轻与重等特性对观者产生视觉影响下的暗示。对比毕加索为两位情人所作的画像《梦》以及《哭泣的女人》可以发现，同样是以红色与绿色为主色调，前者是较为柔和的色调，表现了他为玛丽神魂颠倒的倾慕之情。后者则以粗犷的色调隐喻着这段感情的纠葛。
3.背景线索
（1）语境：语境隐喻会引导观者根据画面的情景，调动自身的认知经验作出最佳的理解。不同的图像在不同的语境下，其意义是可以转换的。例如狗就被人类赋予了很多含义：权力与地位、指引、忠诚、贪欲、孤独等。在不同的语境下，物象就能起到不同的隐喻效果。尼德兰画家杨·凡·艾克的作品《乔凡尼·阿尔诺芬尼夫妇像》是一幅描绘婚姻的作品。画面中多种隐喻因素都暗示画家对婚姻幸福的联想，画中人物脚边的狗在此语境中隐喻着婚姻的忠诚。委拉兹贵斯的《宫娥图》描绘的则是小公主的宫廷生活，狗在作者经营的语境下则象征了权力与地位。种种隐喻因素互动交流，相互作用，共同间接、含蓄地为画面的语境服务，使观者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
（2）风格：画家所选择的作画风格同样具有隐喻性。中国工笔人物画家唐勇力先生在《木兰诗》系列作品中，以雅淡精致的人物描绘、干净简洁的画面语言，结合中国画叙事性构图，给观者带来了戏剧化的视觉体验。不同于《木兰诗》系列作品，唐勇力先生在其《敦煌之梦》系列作品中，结合了敦煌壁画浓重古朴的风格。粗狂的构图、朦胧的轮廓线、岩彩的剥落感、人物形象的身体语言，共同营构了一种宗教式的神秘感。
四、结语
“隐喻”能使创作者与观者之间产生更多无声的视觉对话和思想交流，从而达到精神共鸣。对所有观者来说，作品本身看似一览无余，隐喻式的表达可将创作者所限定的不想与之对话的观者隔离在外，毕竟不是所有的艺术都能够被大众理解，隐喻意义较深的作品，自然“所知者寡”。不盲目、不屈从、不争抢，做到一种沉默而有效的相互选择，也是新时代青年画家内心的自我叛逆以及人格独立的体现。笔者在生活的丝缕间，试图用画笔讲述人物形象的孤寂感，并在反复刻画中追求“艺”与“术”的双重效果。因为如果技法不精，就难以烘托形象，更无法追求“画如其人，人如其画”的统一，难以实现“翰墨以娱情”的目的。
20世纪以来，在中西绘画交融的历史条件下，越来越多的工笔人物画家推崇“中式西化”或者“西式中化”，各种创作元素都被重新定义。在多元化的时代浪潮里，以往既定的符号和程式的变化更加微妙，大众也越来越接受不同文明碰撞下丰富多彩的艺术生活。在今天，艺术的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审美研究的深入也不断改变着人们对传统艺术的认识。如何在现代艺术的暗喻美学中融入传统艺术的含蓄特色，是值得艺术界继续探索并讨论的重要课题。
作者简介
王剑兰，1987年生，女，汉族，福建泉州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美术教育，美术创作与理论。
参考文献
[1]涂奕曼.当代工笔人物画创作中的象征与隐喻[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6.
[2]郎绍君.笔墨问题答客问—兼评“笔墨等于零”诸论[J].美术观察，2000（8）：58-62.
[3]吕翠凤.大学人文教育导读[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高唯讯.弗里达·卡洛繪画形象中的“隐喻与象征”[D].保定：河北大学，2015.
[5]周晓娟.当代工笔画中的动物隐喻性研究[D].锦州：渤海大学，2019.
[6]张见.我画之我见再议[J].美术观察，2019（12）：2，102-107.
[7]郭伟.论超现实主义绘画的隐喻世界[D].开封：河南大学，2008.
关键词：工笔人物画；隐喻；创作
“工笔人物画由于风格工整、细腻，对造型的要求非常高。在中西结合的工笔画创作趋势下，追求真实感和形式感的同时，还要注重精神世界的表达方式；使画面产生强烈表现性的同时，也要尝试在图形符号和绘画技法上隐喻思想内涵。”[1]当代工笔画已经不再局限于技法、构图与材料，发展至今，艺术家开始更多地思索如何在作品中表达一种非再现、非意象抒情，非形式审美的“新工笔”气象。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郎绍君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媒材，而是在于笔墨形式和意蕴，所以应该抓住“力感”和“韵味”这两个影响笔墨呈现的重要因素[2]。现代社会进入了一个快餐式图像消费的时代，人们获取图像信息的过程越来越便捷，这反而要求创作者们必须坚持个人的绘画风格，只有长年累月地动手执笔，伏案挥墨，不断下功夫挖掘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再用现当代的绘画语言讲述内心的情怀，进而形成不可复制、不可模仿的个人风格。从古至今，人们在谈论艺术时总在强调“风格化”“个性化”之类的标签，本雅明也曾说：“所有语言在自身中传达自身。”广大群众认知中属于画家的个性化语言，最终指向的是每个画家个体最本真的面貌。
绘画是一种表达方式，而隐喻则是一种思维方式。在绘画作品中，乃至文学、影剧、音乐领域都有隐喻的运用。《说文解字》对“隐”的解释为“蔽也”；而“喻”在《说文解字》中被指出其篆文为“諭”字，晚出于隶书的“喻”，有说明、告知之意。亚里士多德提出：“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它物，这个词便成了隐喻词，其应用范围包括以属喻种、以种喻属、以种喻种和彼此类推。”一幅作品可以通过画面中的某个要素，甚至是画作的名称，来隐喻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也可以将画面的多种要素共同指向作品的意义。
一、隐喻在人物画创作中的类型
当创作者运用隐喻作为表现手法时，从隐喻的出发点来看，有三种可能的类型：第一种是迫于政治背景的影响，不能直抒胸怀。如元朝任仁发的《二马图》卷，画了一肥一瘦两匹对比强烈的马，肥马缰绳已松，而瘦马的缰绳依旧套在颈上，画毕，画家题写了一段文字，其隐喻的大意是，一个社会若是缺乏了健全的监督机制，腐败将会滋生。任仁发年仅十八岁便成为南宋的举人，旋即南宋灭亡，他以南宋举人的身份毛遂自荐，先后主持修治浙西吴淞江、大都通惠河等工程，成为一名出色的水利专家。他将对官场的黑暗和感悟隐含在画中，用隐喻的手法为那些终生不得志的士大夫鸣不平，并讽刺那些贪官污吏，揭示不合理的官场现状。第二种是精神上的发泄。如弗里达的《两个弗里达》，作品中被破坏的心脏、被剪掉的血管、被白色洋裙衬托得无比抢眼的鲜血，无不陈述着她那充满磨难的爱情。弗里达是墨西哥著名女画家，但其一生与苦难为伴：她7岁便患上了小儿麻痹症，18岁遭遇车祸，导致无法生育，后来又嫁给了风流成性的壁画家里维拉，感情经历同样悲惨。常年卧床的经历促使弗里达选择通过绘画发泄情感，控诉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第三种则是生命中的感悟与美好愿望。如中央美术学院胡明哲教授的《爬墙虎》，背景中充满生命力的爬墙虎，隐喻着被鼓舞的青春与生命力。中国工笔画中，第三种类型的隐喻运用尤为广泛。自古以来，动植物甚至物品常被赋予人格化精神的隐喻性表达。从梅、兰、竹、菊四君子的精神气节到龟、鹿、松、鹤的美好祝福，都是以其特质的相似性，侧面反映画家所向往的高尚品格。纵观古今，不少闻名于世的作品都有隐喻。在和平年代，隐喻在当代工笔人物画创作的运用以第二种类型和第三种类型为主。
二、隐喻在当代工笔人物画创作中的价值
当代画坛的作品不乏画家炫技的产物，但这样的作品只有皮囊，没有审美价值，缺少了隐喻的美感，失去了隐喻的艺术张力。作为一种表现手法，隐喻的艺术张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神秘性
由于隐喻是通过比拟和联想的方式，与所建立的某个特质达到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所以这种比拟和联系让作品在绘画时不再平铺直叙，这种含蓄的新鲜感也促使观者去主动探索画面背后的隐喻，使作品本身更加耐人寻味，增强了画面的可读性。绘画作品更像绘画者心中流淌的一首独奏曲，与创作者的生活阅历，创作背景以及创作目的等都密不可分。这也是《蒙娜丽莎》的创作背景为何至今还是世界未解之谜的主要原因，它之所以能够影响后世，正得益于画作的隐喻性，在蒙娜丽莎表面的微笑下，藏匿着的许多线索引人入胜，使作品具有感官上的延展性和思维上的神秘性。
（二）现实性
隐喻寄托了作者真实的感受，藏着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感悟。这种对现实的真实感悟所产生的感染力，更能引起观者的共鸣。《格尔尼卡》是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根据法西斯纳粹轰炸西班牙北部巴斯克的格尔尼卡、杀害无辜民众的真实事件而创作的一幅巨型油画[3]。毕加索用大量隐喻元素来表现战争的残酷，如：隐喻法西斯的牛、隐喻人民的马、隐喻和平的灯……这些艺术形象使观者如置身幻境，仿佛直面战争带来的恐慌，置身于死神营造的恐怖氛围之中。毕加索采用隐喻的表现手法，抨击着侵略战争这一现实暴行，触动着观者的视觉和心灵。
（三）民族性
在中国传统艺术中，苹果隐喻“平安”，而在西方传统艺术中，苹果隐喻“欲望”；在中国传统艺术中，萝卜隐喻“彩头”，而在中国当代艺术中，萝卜隐喻“花心”。由此可见，就算是同一件事物，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也可能具有不同的隐喻意义。这些都要求观者有相关的知识储备，才能从多角度、多维度的立场去理解创作者的创作心语。弗里达笔下充满魔幻主义且极具隐喻象征的作品就具有强烈的西班牙民族特色。“弗里达绘画中的‘隐喻与象征’是传统文化、艺术同个人意识相结合所迸发出的火花。”[4] （四）互动性
隐喻是艺术创作中连接艺术家与观者间的沟通桥梁[5]。与以往的工笔人物画相比，当代工笔人物画最大的不同便是融入了创作者的时代风貌，年轻一代画家特立独行的性格，使其画作呈现出桀骜不驯的气息。他们通过“隐喻”给观众设置了一道门槛，这不仅符合创作者的时代心理，也符合当代观众猎奇的审美情趣。欣赏一幅带有隐喻性的作品，更像在看一部结局留白的悬疑片，避免平铺直叙的同时，设立隐喻的理解门槛，可以帮助创作者更快筛选真正懂自己的欣赏者。“共鸣！”—这便是大多数喜欢隐喻性创作的画家所要追求的最终目标。正如当代工笔画家张见所说：“我希望绘画可以超越日常的视觉经验，成为无中生有的独立存在，用暗喻的方式创造源于现实的理想世界，这样的世界远比客观世界更为真实和永恒，而观者通过我预设的诱导物，以直觉进入的世界也更为神秘而多义。”[6]
三、隐喻在当代工笔人物画创作中的运用
（一）隐喻的构成要素
1.主体人物的线索
（1）装束：张爱玲在《童言无忌》一文中写道：“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发型和服饰除了能暗示主人公的身份与地位外，也能从侧面反映主人公的个性与精神状态，是人物画创作中较为经典的文化符号。以当代工笔人物画家徐华翎的作品为例，其人物服饰常带有隐喻线索。徐华翎以“香”为主题的系列作品中，对纱布与蕾丝有着精细的描绘，而纱布和蕾丝的共通点是若隐若现，隐喻着人的“窥探”心理，体现了她对现代女性意识的审视，也代表着现代女性的一种精神释放。
（2）神态：神态包括五官与四肢语言等。在精通神态塑造的画家中，不得不提的是自画像之父—丢勒。他一生中留下了近十幅自画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自画像的手势都蕴含着大量的隐喻信息。如《13岁自画像》中，丢勒手指向右方，表现出年少桀骜不驯的个性；《手持海东青的自画像》则是他寄给未婚妻的自画像，手持象征忠贞爱情的海东青；在《启示录》中，他戴手套的双手紧握，强调了自己艺术家的地位；最引人深思的是他于1500年完成的《自画像》，这是丢勒仅有的一张正面自画像，画面中他一只手轻按在衣领的皮毛上，这一细节也让后人津津乐道，其意图众说纷纭：是“自恋”？是“救赎”？还是“反叛”？问题的答案已无人可解，但这正是隐喻所要达到的艺术效果，在数百年后，仍引得无数的人们为之争辩不休。
2.配角的线索
（1）动植物与器物：无论古今的工笔画，都贯彻画面上的物象须服务于画作本身这一约定俗成的思想，而与传统的“隐喻”不同，当代工笔画将“约定俗成”剥离开，使“隐喻”成为探索画面的线索。在当代工笔画家张见的画作中，多次出现蛇、仙人掌、棕榈树等具象配角。《早春图》中的仙人掌与浴缸，《晚礼服》中的蛇与蝴蝶，《桃色》系列散落的布料、延伸的桃枝与坚硬的山石……这些暗含寓意的形象处处勾人遐想。从张见的画面中所溢出的危险与欲望的冲突感，是画家试图通过隐喻传达给观者的对于现实生活的感悟。
（2）抽象配角：常见的有符号语言、色彩语言等。符号充斥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人类认知方式的隐喻，本质上体现了人类以符码形式拥有世界的过程[7]。”如在马格利特的画作《The Ladder of Fire》中，火焰是代表短暂易逝的符号，而在马奈的《女神游乐厅的吧台》中，画家大胆地用一整个镜子作为背景，这种镜像的幻影，则隐喻了话语系统的替身。色彩隐喻由来已久，关于色彩隐喻的运用有多种形式，如象征隐喻、视觉隐喻等。象征隐喻为色彩本身所具备的象征性，如红色象征激情、血腥，绿色象征生命、平和等。视觉隐喻则是根据色彩的前进与后退、膨胀与收缩、轻与重等特性对观者产生视觉影响下的暗示。对比毕加索为两位情人所作的画像《梦》以及《哭泣的女人》可以发现，同样是以红色与绿色为主色调，前者是较为柔和的色调，表现了他为玛丽神魂颠倒的倾慕之情。后者则以粗犷的色调隐喻着这段感情的纠葛。
3.背景线索
（1）语境：语境隐喻会引导观者根据画面的情景，调动自身的认知经验作出最佳的理解。不同的图像在不同的语境下，其意义是可以转换的。例如狗就被人类赋予了很多含义：权力与地位、指引、忠诚、贪欲、孤独等。在不同的语境下，物象就能起到不同的隐喻效果。尼德兰画家杨·凡·艾克的作品《乔凡尼·阿尔诺芬尼夫妇像》是一幅描绘婚姻的作品。画面中多种隐喻因素都暗示画家对婚姻幸福的联想，画中人物脚边的狗在此语境中隐喻着婚姻的忠诚。委拉兹贵斯的《宫娥图》描绘的则是小公主的宫廷生活，狗在作者经营的语境下则象征了权力与地位。种种隐喻因素互动交流，相互作用，共同间接、含蓄地为画面的语境服务，使观者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
（2）风格：画家所选择的作画风格同样具有隐喻性。中国工笔人物画家唐勇力先生在《木兰诗》系列作品中，以雅淡精致的人物描绘、干净简洁的画面语言，结合中国画叙事性构图，给观者带来了戏剧化的视觉体验。不同于《木兰诗》系列作品，唐勇力先生在其《敦煌之梦》系列作品中，结合了敦煌壁画浓重古朴的风格。粗狂的构图、朦胧的轮廓线、岩彩的剥落感、人物形象的身体语言，共同营构了一种宗教式的神秘感。
四、结语
“隐喻”能使创作者与观者之间产生更多无声的视觉对话和思想交流，从而达到精神共鸣。对所有观者来说，作品本身看似一览无余，隐喻式的表达可将创作者所限定的不想与之对话的观者隔离在外，毕竟不是所有的艺术都能够被大众理解，隐喻意义较深的作品，自然“所知者寡”。不盲目、不屈从、不争抢，做到一种沉默而有效的相互选择，也是新时代青年画家内心的自我叛逆以及人格独立的体现。笔者在生活的丝缕间，试图用画笔讲述人物形象的孤寂感，并在反复刻画中追求“艺”与“术”的双重效果。因为如果技法不精，就难以烘托形象，更无法追求“画如其人，人如其画”的统一，难以实现“翰墨以娱情”的目的。
20世纪以来，在中西绘画交融的历史条件下，越来越多的工笔人物画家推崇“中式西化”或者“西式中化”，各种创作元素都被重新定义。在多元化的时代浪潮里，以往既定的符号和程式的变化更加微妙，大众也越来越接受不同文明碰撞下丰富多彩的艺术生活。在今天，艺术的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审美研究的深入也不断改变着人们对传统艺术的认识。如何在现代艺术的暗喻美学中融入传统艺术的含蓄特色，是值得艺术界继续探索并讨论的重要课题。
作者简介
王剑兰，1987年生，女，汉族，福建泉州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美术教育，美术创作与理论。
参考文献
[1]涂奕曼.当代工笔人物画创作中的象征与隐喻[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6.
[2]郎绍君.笔墨问题答客问—兼评“笔墨等于零”诸论[J].美术观察，2000（8）：58-62.
[3]吕翠凤.大学人文教育导读[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高唯讯.弗里达·卡洛繪画形象中的“隐喻与象征”[D].保定：河北大学，2015.
[5]周晓娟.当代工笔画中的动物隐喻性研究[D].锦州：渤海大学，2019.
[6]张见.我画之我见再议[J].美术观察，2019（12）：2，102-107.
[7]郭伟.论超现实主义绘画的隐喻世界[D].开封：河南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