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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在上
前一段时间参加报社的读者会，到的早，闲聊中由卫娟推荐慧萍总刚写就的南非纪行。打开那期周刊翻到“自由在上，黑人在这”这篇文章，透过一排排铅字，慧萍总熟悉的风格扑面而来：充满感性的语言、随性而为的行文，从头至尾洋溢着对渴望自由的赞赏。
看到文字的瞬间，突然有种感觉，所有经历过的一切似乎从未离我而去。
记得刚来报社没多久，随慧萍总到烟台出差。目的是和烟台郊区的一家企业签一个战略合作关系。这么多年还记着当时的情景，是慧萍总的做派太过惊艳，至今还没有再看见第二个。
一般酒场喝酒都是主陪带酒，副陪带酒，然后是三陪四陪，一圈下来才是主客回敬。我记得很清楚，主人带的三个酒还没喝完，慧萍总就端着酒杯站起来：“李总，我们今天来目的很明确，就是把两家的战略协议签了。你要同意，我就把这杯酒喝了。”此时，她高脚玻璃酒杯里有近半杯白酒。有个形容词叫英气逼人，此时再恰当不过。一桌人看见主客都站起来，也推开身后的椅子呼啦啦站起来，乱糟糟中主人连说：好！好！慧萍总一仰脖，杯中酒一口气喝下。说了声谢谢！回过头喊服务员再给自己倒酒，这会是和主人碰了一下：“李总，这事我们就定了，我和你喝一个！”说完，催促李总喝下各自杯中酒。
喝完，一屁股坐到椅子上，说：“我不喝了！给我来点饮料吧。”然后拉着主人，招呼一桌子人：李总，你坐。都坐吧！
如温酒斩华雄般将原本拖沓、啰里啰嗦的商业谈判一笔带过。
签版夜
慧萍总诗人出身，虽曾进入炙手可热的政府权力部门，但本性却无法改变。和她有过接触的人都多少能感受到她的敏感和诗人率真的天性。敏感的人本质上对外界多少会有一种格格不入的不适应感，但在无意中，还是会暴露她率真的天性。正是这份率真，让那些走远的人还在怀念那段时光。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出报的前一夜。一个经典桥段是，慧萍总拎着报纸大样从她的办公室里破门而出，怒气冲冲训斥某个倒霉的编辑或记者。火头上的慧萍总几乎是六亲不认——我说的几乎，也就只对仲伟志等少数几个人还多少顾及一下颜面——冲到那个倒霉蛋面前，劈头盖脸就是一顿。
这样的场景几乎每星期的出版前夜都会上演一次。撤稿、重写，换版，折腾下来每每到了下半夜二三点钟。如果有一次半夜一点前能顺利签版，编辑部会额手相庆，欣喜若狂。
其实，许多老编辑摸透了慧萍总的脉搏，总能找到一些对付她的路数。我印象中刘皓就很机灵，总能找到理由将斥责化解掉。慧萍总有个好处，只要说的在理，她就会默然无声的退回办公室。当然，很多时候她回去想了想，还是出来要求编辑把稿子换掉或按照她的意见修改。
说到底，每次冲突的根源就是稿件质量不过关——要么是料不够火爆，要么是记者水平差没写到点上。一份报纸也好，一本杂志也好，就如同一道宴席，每期都要有几篇“拿魂的硬菜”，或者是封面报道或者是独家报道，其次才是可口的热菜、凉菜，有重点有热点，涵盖着近一段时期的方方面面，每篇之间搭配错落有致，读者能看起来、看进去，有收获有惊喜有发现有原来不知道的东西竟然这么好玩，这才不枉编辑这一期。
而支撑好稿件的当然是稳定而优秀的记者队伍。实际上办报办杂志是资金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而国内很多人都忽视了这一点。2000年左右《华尔街日报》每个版上配备的记者是8个人，这还不算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驻外记者，而同样那个时期的《南方周末》仅经济部每周4个版就配备近十五六人的编辑记者。即便如此，缺稿还是一种常态。
周刊是一片高原
周刊创立后既没有体制内办报的经验也没有市场化运作的前鉴，更多是凭着感觉向前摸索，这在许多方面可能是遗憾，但对我来说，却是莫大的福泽——在周刊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模式写新闻报道——这在其他任何地方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是一个成熟的媒体，新闻写作已形成自己的套路，如同做好的模子，你无非是新闻流水线的一个装配工，拥有的只是把采访来的原料倒进去，剩下的下一道工序会为你做好。华尔街体读起来是舒服，但专利权不属于哪一个人。
1985年，我毕业时正好有家报社招人，我特别想当记者。当时是夏天，朋友听说负责招人的是一女副总编就说，这好办呵，你提上俩西瓜上她家去，说说你怎么喜欢干记者，不答应就不走，连去三晚上她准会被你感动。
实际上我见了女副总编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说出来的话自己听着都没劲。
报社自然没去成。
那时候办事讲关系，没关系什么事都不好办。出主意的朋友也是一文学青年，社会上事和我一样不懂。当然，更长远的看，这未必是坏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个社会开始转型。媒体在严格管制后撕开一个口子，开始由纯粹的喉舌向一个可以盈利的行业转变，在这一背景下，行业扩容导致八十年代初期文学热出现的大批文学青年涌入这个行业。实际上，创刊时的东方讯报大部分聚集的正是此类物种。
文学青年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人，生命体中偏酸性的调调比较多，好高骛远却很难脚踏实地，同时又因为自身或环境的因素对文学的积累并不充分。应该说，慧萍总的肝火并不是没有由来地旺盛，这个群体的绝大多数借助文字表达复杂情感或叙事的技巧并不纯熟。
也正是在周刊，许多人包括我自己才真正开始了跨越文学青年的转型。
周刊创刊15年，我离开周刊也接近15年了。在周刊的时光大概有三年左右的时间，算起来并不算长，但总感觉那些日子，并不仅是心灵深处尘封的记忆，也依然影响着现在，并和未来息息相关。
前一段时间参加报社的读者会，到的早，闲聊中由卫娟推荐慧萍总刚写就的南非纪行。打开那期周刊翻到“自由在上，黑人在这”这篇文章，透过一排排铅字，慧萍总熟悉的风格扑面而来：充满感性的语言、随性而为的行文，从头至尾洋溢着对渴望自由的赞赏。
看到文字的瞬间，突然有种感觉，所有经历过的一切似乎从未离我而去。
记得刚来报社没多久，随慧萍总到烟台出差。目的是和烟台郊区的一家企业签一个战略合作关系。这么多年还记着当时的情景，是慧萍总的做派太过惊艳，至今还没有再看见第二个。
一般酒场喝酒都是主陪带酒，副陪带酒，然后是三陪四陪，一圈下来才是主客回敬。我记得很清楚，主人带的三个酒还没喝完，慧萍总就端着酒杯站起来：“李总，我们今天来目的很明确，就是把两家的战略协议签了。你要同意，我就把这杯酒喝了。”此时，她高脚玻璃酒杯里有近半杯白酒。有个形容词叫英气逼人，此时再恰当不过。一桌人看见主客都站起来，也推开身后的椅子呼啦啦站起来，乱糟糟中主人连说：好！好！慧萍总一仰脖，杯中酒一口气喝下。说了声谢谢！回过头喊服务员再给自己倒酒，这会是和主人碰了一下：“李总，这事我们就定了，我和你喝一个！”说完，催促李总喝下各自杯中酒。
喝完，一屁股坐到椅子上，说：“我不喝了！给我来点饮料吧。”然后拉着主人，招呼一桌子人：李总，你坐。都坐吧！
如温酒斩华雄般将原本拖沓、啰里啰嗦的商业谈判一笔带过。
签版夜
慧萍总诗人出身，虽曾进入炙手可热的政府权力部门，但本性却无法改变。和她有过接触的人都多少能感受到她的敏感和诗人率真的天性。敏感的人本质上对外界多少会有一种格格不入的不适应感，但在无意中，还是会暴露她率真的天性。正是这份率真，让那些走远的人还在怀念那段时光。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出报的前一夜。一个经典桥段是，慧萍总拎着报纸大样从她的办公室里破门而出，怒气冲冲训斥某个倒霉的编辑或记者。火头上的慧萍总几乎是六亲不认——我说的几乎，也就只对仲伟志等少数几个人还多少顾及一下颜面——冲到那个倒霉蛋面前，劈头盖脸就是一顿。
这样的场景几乎每星期的出版前夜都会上演一次。撤稿、重写，换版，折腾下来每每到了下半夜二三点钟。如果有一次半夜一点前能顺利签版，编辑部会额手相庆，欣喜若狂。
其实，许多老编辑摸透了慧萍总的脉搏，总能找到一些对付她的路数。我印象中刘皓就很机灵，总能找到理由将斥责化解掉。慧萍总有个好处，只要说的在理，她就会默然无声的退回办公室。当然，很多时候她回去想了想，还是出来要求编辑把稿子换掉或按照她的意见修改。
说到底，每次冲突的根源就是稿件质量不过关——要么是料不够火爆，要么是记者水平差没写到点上。一份报纸也好，一本杂志也好，就如同一道宴席，每期都要有几篇“拿魂的硬菜”，或者是封面报道或者是独家报道，其次才是可口的热菜、凉菜，有重点有热点，涵盖着近一段时期的方方面面，每篇之间搭配错落有致，读者能看起来、看进去，有收获有惊喜有发现有原来不知道的东西竟然这么好玩，这才不枉编辑这一期。
而支撑好稿件的当然是稳定而优秀的记者队伍。实际上办报办杂志是资金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而国内很多人都忽视了这一点。2000年左右《华尔街日报》每个版上配备的记者是8个人，这还不算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驻外记者，而同样那个时期的《南方周末》仅经济部每周4个版就配备近十五六人的编辑记者。即便如此，缺稿还是一种常态。
周刊是一片高原
周刊创立后既没有体制内办报的经验也没有市场化运作的前鉴，更多是凭着感觉向前摸索，这在许多方面可能是遗憾，但对我来说，却是莫大的福泽——在周刊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模式写新闻报道——这在其他任何地方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是一个成熟的媒体，新闻写作已形成自己的套路，如同做好的模子，你无非是新闻流水线的一个装配工，拥有的只是把采访来的原料倒进去，剩下的下一道工序会为你做好。华尔街体读起来是舒服，但专利权不属于哪一个人。
1985年，我毕业时正好有家报社招人，我特别想当记者。当时是夏天，朋友听说负责招人的是一女副总编就说，这好办呵，你提上俩西瓜上她家去，说说你怎么喜欢干记者，不答应就不走，连去三晚上她准会被你感动。
实际上我见了女副总编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说出来的话自己听着都没劲。
报社自然没去成。
那时候办事讲关系，没关系什么事都不好办。出主意的朋友也是一文学青年，社会上事和我一样不懂。当然，更长远的看，这未必是坏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个社会开始转型。媒体在严格管制后撕开一个口子，开始由纯粹的喉舌向一个可以盈利的行业转变，在这一背景下，行业扩容导致八十年代初期文学热出现的大批文学青年涌入这个行业。实际上，创刊时的东方讯报大部分聚集的正是此类物种。
文学青年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人，生命体中偏酸性的调调比较多，好高骛远却很难脚踏实地，同时又因为自身或环境的因素对文学的积累并不充分。应该说，慧萍总的肝火并不是没有由来地旺盛，这个群体的绝大多数借助文字表达复杂情感或叙事的技巧并不纯熟。
也正是在周刊，许多人包括我自己才真正开始了跨越文学青年的转型。
周刊创刊15年，我离开周刊也接近15年了。在周刊的时光大概有三年左右的时间，算起来并不算长，但总感觉那些日子，并不仅是心灵深处尘封的记忆，也依然影响着现在，并和未来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