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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吉姆·贝内特州务卿向令人钦佩的陶汉章将军致以敬意我对阁下的军事理论和才能表示赞美和信任。现在凭借州务卿职务赋予我的权力，向您授予阿拉巴马州荣誉州务卿称号。”走进陶汉章将军的家，首先映入眼帘的铝制的荣誉奖状上，用英文传递着一份来自美国的敬意。
陶汉章将军今年已90高寿，是我军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是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界的“四代元老”之一，所以，至今在陶老身上仍能感受到既有着军人的气质，又具有学者的风度。
与刘伯承元帅共同探讨《孙子兵法》
陶汉章的著作《孙子兵法概论》1987年在美国翻译出版后，不到两年就售出了5万册，被列为美国80年代军事理论畅销书之一，并被美国国防大学引用于战略课教学中。国外众多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企业家都成为这本书的读者。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写给一位中国高级将领的信中说：“陶将军关于孙子兵法的著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提出了很有价值的看法，我坚信，陶将军文章的所有读者都会在学识上受益。”与此同时，《孙子兵法概论》在中国市场的发行量达到7万册，5年出版了3版。我军许多高级将领称赞：这本书将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陶漢章是如何同《孙子兵法》结下不解之缘，并写出《孙子兵法概论》这部著作？
时间追溯到30年前，1950年仲夏的一天。在华北军政大学任教育长的陶汉章接到通知，前往中南海见总参谋长聂荣臻同志。聂总长见到陶汉章便急忙说：“汉章同志，请你来办一件要紧的事”，说着从桌子上拿起一封密封好的信：“伯承同志已正式向中央提出建议，要求让他办学。因此，毛主席、朱总司令亲笔写了这封信。现在要你去一趟重庆请刘伯承尽速来京。”
接到指令后，陶汉章立即乘飞机出发飞往重庆，向刘伯承递上了毛主席的信。刘伯承看完信高兴地说：“君命召，不俟驾而行。 汉章同志请转告聂总长，并转告毛主席、朱总司令，我不日就到京复命。”刘帅又郑重地对陶汉章说：“我这次到北京后，你要跟我办几年学校。”陶汉章当即表态：“你已是封疆大吏，跟你办学，那是义不容辞的。”
一日，在华北军大驻北京办事处上班的陶汉章，突然接到刘伯承亲自打来的电话说：“我已到了北京，你速过来，要研究办学校的事。”在刘伯承主持下，南京军事学院组建，陶汉章也因此被调去当刘帅的助手。对陶汉章来说，这是一段即值得留恋又值得回味的日子。
此时，陶老拿出刘帅的照片，念念不忘刘帅教诲，昔日情景浮现在眼前：“有一次，刘帅把我叫去说，有些学员反映，我们教的都是苏联的东西，结合《战役法》你是不是讲一讲《孙子兵法》。”
1936年，陶汉章在甘肃庆阳的红军学校任教员时的确研读过《孙子兵法》。那是偶然发现的一本线装本，令陶汉章爱不释手，读了一遍又一遍，并悉心做了大量阅读笔记。但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的影响不得不放下，所做笔记也没能留存。
“我当时对刘帅说，这个内容不好讲啊。于是，第二天，刘帅就召集了战役系的教员开座谈会，并发表了他的看法。那天刘帅布置任务后，我又看了一遍《孙子兵法》，很难理出头绪，听了刘帅的一席话，茅塞顿开。我提出建议说，计谋是不是改为谋略为好。刘帅拍案叫好。刘帅对《孙子兵法》已能够熟练地背诵，可见，那时的领导水平很高，很虚心，平易近人，没有架子。”
在那次座谈会上，陶汉章把刘帅对《孙子兵法》的看法择其精华进行了概括，构成了30年后《孙子兵法概论》的主要框架。
《孙子兵法》与“空城计”
陶汉章将军1933年投笔从戎参加红军后，身经百战，参加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陶老兴致勃勃地讲述起将《孙子兵法》用于战时的一个典范：石家庄保卫战中巧施“空城计”。
1948年10月，陶汉章受命协助指挥保卫石家庄战役。大战在即，但我军战斗力总计2000人，敌人总计数万人。陶汉章考虑：现在是打也打不得，走也走不得，骑虎难下，除非先来个“空城记”。随着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陶汉章在电话中向聂荣臻汇报了“使用‘空城计’争取主力部队赶到”的想法。势态万分火急之下，聂荣臻随即令陶汉章立即行动。
当十几架敌机低空盘旋，侦查我军布防情况时，我军调动近2万民兵摆开阵势挖工事，有锹的拿锹，有镐的拿镐，什么工具也没有的拿上棍棒，遇到敌机侦察时，一律不隐蔽，虚张声势，在声势浩大的挖工事面前，给敌机造成错觉。10月28日，敌军部队开始向南作试探性进攻。这股部队遭到我军骑兵旅奇袭，不得不停止南进，调转头来攻打骑兵旅，这样拉锯式的你进我打反复几次，迟滞了敌军的前进速度。同时，派我军小股骑兵在路上来回奔驰，弄得尘土飞扬，使敌人生疑，不知我军到底有多少部队。与此同时，毛泽东主席亲自安排了先声夺人的‘新闻战’。敌军前锋9次被挫。兵贵神速。3天后，我第19兵团以昼夜行军200公里的速度突然出现，使敌人为之大惊。蒋介石下令停止袭击石家庄。
在保卫石家庄的战斗中，我军巧用了“空城计”。此“空城计”与诸葛亮的“空城计”不同。诸葛亮的“空城计”完全是虚的，而我军的“空城计”虚实结合，先用“空城计”以虚示实的办法，延缓敌人进攻的时间，同时又调兵南下，增援石家庄，以实作后盾，粉碎了敌人的进攻。特别是毛主席亲自安排的用新闻作战的政治攻势。虚和实是变化的，是有时间性的，因此，具有聪明才智、主动灵活、胆大心细的指挥官才能灵活运用。石家庄保卫战巧用“空城计”是用智谋战胜了敌军的典型战例。
在世界形成一股经久不衰的“孙子兵法热”的今天，陶汉章认为：“《孙子兵法》之所以会对当代战略起到启发作用，就是因为书中包含的基本原理至今仍有其哲理性的生命力，虽然问世距今已有2500多年，但它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逊色。”
诞生在硝烟战场上的军事教材
陶汉章长期的军旅生涯中从没放弃过开展军事学术研究。
1934年夏，红军6军团的军团长及其全体官兵9700余人在湘赣边牛田地区集结，开始“西征”前紧张的整训。作为战术教员的陶汉章接到了军区司令员的一项任务：学校无论走到哪里，打到哪里，都要办下去，这是打仗治军的需要。你的任务是写出我们自己能用的教材，两个月完成编写任务。西征路上，陶汉章身上一直带着三件宝： 一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防身勃朗宁手枪，二是战友们送给他缴获的一支派克钢笔，三是一个新的图囊。行军中没有集中写作的条件，陶汉章脚下走路，头脑中不停地想问题。在思考“遭遇战”一节时，总结归纳了一个“快”字，就是兵书所说“兵贵神速”。陶汉章把这些思考成熟待写的问题用笔在手心上记一个“快”字做提示，到了休息地点立即提笔接着写下去。就这样，部队走到哪里，陶汉章就写到哪里。每到一地，陶汉章就打听当地的学校在哪里，然后赶快把钢笔灌满墨水，寻找写字用的纸张。哪怕是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只要能够用于写字，陶汉章都当作宝贝似地收集在睡觉时也不离身的图囊里。图囊既成了装文稿的箱子，又当作战地写作用的桌子，总是鼓鼓囊囊地装着组织上交给他的尚待完成的文稿和纸张。什么是进攻？什么是防御？什么是追击？……终于，我军第一代军事教材——一本花花绿绿的《军事问答100题》在西征的路上诞生了，一传十，十传百，在中共苏区各校传阅、翻印。
1938年，陶汉章所在的十八集团军总部收到了一封来自国统区的信函，内容是希望八路军能够为抗日军民提供一本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书。落款是“三联书店邹韬奋”。这份信函由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交到了正在教授敌后游击战术的陶汉章手中，并任命由他来写。可以说，当时每一个红军战士的亲身经历就是一本游击战的活教材，但是把战斗经验写成书，却有相当的距离。
万事开头难。陶汉章反复拟过十多次提纲，直到满意才开始动笔。每一章都是自己誊写，自己画战略图解和各种表格，自己校对，可谓孤军奋战，煞费苦心。历经三月有余，陶汉章根据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结合红军的游击战术以及敌后抗日游击战的躬身实践，终于完成了包括游击战术的组织、作战方针、行军宿营等内容的17万字的书稿，成为战争年代不可多得的一部军事学术专著。记得他当时接到了出版社寄来的稿酬，是一大捆邮票（国共合作期间邮票可以当作货币使用）。那时生活十分艰苦，拿着这笔“稿费”，陶汉章和同事在洛川城上小馆子改善了一下生活。
在黄浦军校70周年纪念会上，一位从台湾来的国民党老军人对陶汉章说：“1938年，国民党在湖南南岳集中了一批抗日前线各战区的军官，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当时学的就是《游击战术纲要》一书。作者是陶剑青（陶汉章当时的笔名）。”陶汉章回答他说：“正是鄙人。”这位80多岁的国民党老军人忙起身拱手：“您是我的教师。”
《游击战术纲要》一书在重庆正式出版后，因道路、通信被日寇截断，同出版社的联系也中断了，自此，陶汉章始终未能见到自己写的这本书。时隔50多年，一位热心的朋友在重庆图书馆为陶汉章寻找到了这本书，成为陶汉章在半个世纪后得到的馈赠。
笔耕不辍70载，殷切希望寄后人
陶汉章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中学毕业经中共地下党人的介绍，进入冯玉祥办的西北军校学习。在校期间为党做了许多地下工作，毕业后参加了吉鸿昌与冯玉祥领导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参加了长城抗战。1933年秋，他毅然去苏区参加了红军。
陶漢章的工作一直交替于院校与部队之间，他一生著述颇丰，《参谋工作》、《热带丛林作战》、《孙子兵法概论》、《战争问答》、《现代条件下的司令部工作》都曾伴随我军将领、战士走过了烽火硝烟的战场。
拿《参谋工作》一书来说，在抗日战争中后期，为加强司令部工作，刚刚从正太战役战场下来的陶汉章，奉命开办“参谋班”，一年时间里，他边教书、边读书、边总结、边写书，不仅完成了教书任务，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指挥员，同时还完成了20余万字的《参谋工作》一书，开创了我军历史上司令部工作学术专著的先河。刘伯承元帅评价道：立论正确，思路开阔，总结了我军许多可贵的经验。
在“四人帮”大搞“空头政治”破坏军队建设，使军事学术研究停滞不前的情况下，陶汉章先后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力主恢复军事教学。“不图高位只谋育人”，陶汉章怀着对院校的钟爱精神以及对军队建设的强烈责任感，留下了枪战笔耕70年的精神财富的历史证录。
“军事实践研究是一颗常青树，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必须时刻站在军事理论的前沿，洞察世界军事动态，把握世界军事发展的最新、最前沿的信息，做前瞻性的工作，不断更新和发展现有的理论，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军事形势。”在采访即将结束时，陶老道出自己拄杖以求，对后来者的殷切企盼。
陶汉章将军今年已90高寿，是我军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是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界的“四代元老”之一，所以，至今在陶老身上仍能感受到既有着军人的气质，又具有学者的风度。
与刘伯承元帅共同探讨《孙子兵法》
陶汉章的著作《孙子兵法概论》1987年在美国翻译出版后，不到两年就售出了5万册，被列为美国80年代军事理论畅销书之一，并被美国国防大学引用于战略课教学中。国外众多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企业家都成为这本书的读者。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写给一位中国高级将领的信中说：“陶将军关于孙子兵法的著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提出了很有价值的看法，我坚信，陶将军文章的所有读者都会在学识上受益。”与此同时，《孙子兵法概论》在中国市场的发行量达到7万册，5年出版了3版。我军许多高级将领称赞：这本书将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陶漢章是如何同《孙子兵法》结下不解之缘，并写出《孙子兵法概论》这部著作？
时间追溯到30年前，1950年仲夏的一天。在华北军政大学任教育长的陶汉章接到通知，前往中南海见总参谋长聂荣臻同志。聂总长见到陶汉章便急忙说：“汉章同志，请你来办一件要紧的事”，说着从桌子上拿起一封密封好的信：“伯承同志已正式向中央提出建议，要求让他办学。因此，毛主席、朱总司令亲笔写了这封信。现在要你去一趟重庆请刘伯承尽速来京。”
接到指令后，陶汉章立即乘飞机出发飞往重庆，向刘伯承递上了毛主席的信。刘伯承看完信高兴地说：“君命召，不俟驾而行。 汉章同志请转告聂总长，并转告毛主席、朱总司令，我不日就到京复命。”刘帅又郑重地对陶汉章说：“我这次到北京后，你要跟我办几年学校。”陶汉章当即表态：“你已是封疆大吏，跟你办学，那是义不容辞的。”
一日，在华北军大驻北京办事处上班的陶汉章，突然接到刘伯承亲自打来的电话说：“我已到了北京，你速过来，要研究办学校的事。”在刘伯承主持下，南京军事学院组建，陶汉章也因此被调去当刘帅的助手。对陶汉章来说，这是一段即值得留恋又值得回味的日子。
此时，陶老拿出刘帅的照片，念念不忘刘帅教诲，昔日情景浮现在眼前：“有一次，刘帅把我叫去说，有些学员反映，我们教的都是苏联的东西，结合《战役法》你是不是讲一讲《孙子兵法》。”
1936年，陶汉章在甘肃庆阳的红军学校任教员时的确研读过《孙子兵法》。那是偶然发现的一本线装本，令陶汉章爱不释手，读了一遍又一遍，并悉心做了大量阅读笔记。但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的影响不得不放下，所做笔记也没能留存。
“我当时对刘帅说，这个内容不好讲啊。于是，第二天，刘帅就召集了战役系的教员开座谈会，并发表了他的看法。那天刘帅布置任务后，我又看了一遍《孙子兵法》，很难理出头绪，听了刘帅的一席话，茅塞顿开。我提出建议说，计谋是不是改为谋略为好。刘帅拍案叫好。刘帅对《孙子兵法》已能够熟练地背诵，可见，那时的领导水平很高，很虚心，平易近人，没有架子。”
在那次座谈会上，陶汉章把刘帅对《孙子兵法》的看法择其精华进行了概括，构成了30年后《孙子兵法概论》的主要框架。
《孙子兵法》与“空城计”
陶汉章将军1933年投笔从戎参加红军后，身经百战，参加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陶老兴致勃勃地讲述起将《孙子兵法》用于战时的一个典范：石家庄保卫战中巧施“空城计”。
1948年10月，陶汉章受命协助指挥保卫石家庄战役。大战在即，但我军战斗力总计2000人，敌人总计数万人。陶汉章考虑：现在是打也打不得，走也走不得，骑虎难下，除非先来个“空城记”。随着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陶汉章在电话中向聂荣臻汇报了“使用‘空城计’争取主力部队赶到”的想法。势态万分火急之下，聂荣臻随即令陶汉章立即行动。
当十几架敌机低空盘旋，侦查我军布防情况时，我军调动近2万民兵摆开阵势挖工事，有锹的拿锹，有镐的拿镐，什么工具也没有的拿上棍棒，遇到敌机侦察时，一律不隐蔽，虚张声势，在声势浩大的挖工事面前，给敌机造成错觉。10月28日，敌军部队开始向南作试探性进攻。这股部队遭到我军骑兵旅奇袭，不得不停止南进，调转头来攻打骑兵旅，这样拉锯式的你进我打反复几次，迟滞了敌军的前进速度。同时，派我军小股骑兵在路上来回奔驰，弄得尘土飞扬，使敌人生疑，不知我军到底有多少部队。与此同时，毛泽东主席亲自安排了先声夺人的‘新闻战’。敌军前锋9次被挫。兵贵神速。3天后，我第19兵团以昼夜行军200公里的速度突然出现，使敌人为之大惊。蒋介石下令停止袭击石家庄。
在保卫石家庄的战斗中，我军巧用了“空城计”。此“空城计”与诸葛亮的“空城计”不同。诸葛亮的“空城计”完全是虚的，而我军的“空城计”虚实结合，先用“空城计”以虚示实的办法，延缓敌人进攻的时间，同时又调兵南下，增援石家庄，以实作后盾，粉碎了敌人的进攻。特别是毛主席亲自安排的用新闻作战的政治攻势。虚和实是变化的，是有时间性的，因此，具有聪明才智、主动灵活、胆大心细的指挥官才能灵活运用。石家庄保卫战巧用“空城计”是用智谋战胜了敌军的典型战例。
在世界形成一股经久不衰的“孙子兵法热”的今天，陶汉章认为：“《孙子兵法》之所以会对当代战略起到启发作用，就是因为书中包含的基本原理至今仍有其哲理性的生命力，虽然问世距今已有2500多年，但它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逊色。”
诞生在硝烟战场上的军事教材
陶汉章长期的军旅生涯中从没放弃过开展军事学术研究。
1934年夏，红军6军团的军团长及其全体官兵9700余人在湘赣边牛田地区集结，开始“西征”前紧张的整训。作为战术教员的陶汉章接到了军区司令员的一项任务：学校无论走到哪里，打到哪里，都要办下去，这是打仗治军的需要。你的任务是写出我们自己能用的教材，两个月完成编写任务。西征路上，陶汉章身上一直带着三件宝： 一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防身勃朗宁手枪，二是战友们送给他缴获的一支派克钢笔，三是一个新的图囊。行军中没有集中写作的条件，陶汉章脚下走路，头脑中不停地想问题。在思考“遭遇战”一节时，总结归纳了一个“快”字，就是兵书所说“兵贵神速”。陶汉章把这些思考成熟待写的问题用笔在手心上记一个“快”字做提示，到了休息地点立即提笔接着写下去。就这样，部队走到哪里，陶汉章就写到哪里。每到一地，陶汉章就打听当地的学校在哪里，然后赶快把钢笔灌满墨水，寻找写字用的纸张。哪怕是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只要能够用于写字，陶汉章都当作宝贝似地收集在睡觉时也不离身的图囊里。图囊既成了装文稿的箱子，又当作战地写作用的桌子，总是鼓鼓囊囊地装着组织上交给他的尚待完成的文稿和纸张。什么是进攻？什么是防御？什么是追击？……终于，我军第一代军事教材——一本花花绿绿的《军事问答100题》在西征的路上诞生了，一传十，十传百，在中共苏区各校传阅、翻印。
1938年，陶汉章所在的十八集团军总部收到了一封来自国统区的信函，内容是希望八路军能够为抗日军民提供一本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书。落款是“三联书店邹韬奋”。这份信函由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交到了正在教授敌后游击战术的陶汉章手中，并任命由他来写。可以说，当时每一个红军战士的亲身经历就是一本游击战的活教材，但是把战斗经验写成书，却有相当的距离。
万事开头难。陶汉章反复拟过十多次提纲，直到满意才开始动笔。每一章都是自己誊写，自己画战略图解和各种表格，自己校对，可谓孤军奋战，煞费苦心。历经三月有余，陶汉章根据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结合红军的游击战术以及敌后抗日游击战的躬身实践，终于完成了包括游击战术的组织、作战方针、行军宿营等内容的17万字的书稿，成为战争年代不可多得的一部军事学术专著。记得他当时接到了出版社寄来的稿酬，是一大捆邮票（国共合作期间邮票可以当作货币使用）。那时生活十分艰苦，拿着这笔“稿费”，陶汉章和同事在洛川城上小馆子改善了一下生活。
在黄浦军校70周年纪念会上，一位从台湾来的国民党老军人对陶汉章说：“1938年，国民党在湖南南岳集中了一批抗日前线各战区的军官，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当时学的就是《游击战术纲要》一书。作者是陶剑青（陶汉章当时的笔名）。”陶汉章回答他说：“正是鄙人。”这位80多岁的国民党老军人忙起身拱手：“您是我的教师。”
《游击战术纲要》一书在重庆正式出版后，因道路、通信被日寇截断，同出版社的联系也中断了，自此，陶汉章始终未能见到自己写的这本书。时隔50多年，一位热心的朋友在重庆图书馆为陶汉章寻找到了这本书，成为陶汉章在半个世纪后得到的馈赠。
笔耕不辍70载，殷切希望寄后人
陶汉章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中学毕业经中共地下党人的介绍，进入冯玉祥办的西北军校学习。在校期间为党做了许多地下工作，毕业后参加了吉鸿昌与冯玉祥领导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参加了长城抗战。1933年秋，他毅然去苏区参加了红军。
陶漢章的工作一直交替于院校与部队之间，他一生著述颇丰，《参谋工作》、《热带丛林作战》、《孙子兵法概论》、《战争问答》、《现代条件下的司令部工作》都曾伴随我军将领、战士走过了烽火硝烟的战场。
拿《参谋工作》一书来说，在抗日战争中后期，为加强司令部工作，刚刚从正太战役战场下来的陶汉章，奉命开办“参谋班”，一年时间里，他边教书、边读书、边总结、边写书，不仅完成了教书任务，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指挥员，同时还完成了20余万字的《参谋工作》一书，开创了我军历史上司令部工作学术专著的先河。刘伯承元帅评价道：立论正确，思路开阔，总结了我军许多可贵的经验。
在“四人帮”大搞“空头政治”破坏军队建设，使军事学术研究停滞不前的情况下，陶汉章先后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力主恢复军事教学。“不图高位只谋育人”，陶汉章怀着对院校的钟爱精神以及对军队建设的强烈责任感，留下了枪战笔耕70年的精神财富的历史证录。
“军事实践研究是一颗常青树，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必须时刻站在军事理论的前沿，洞察世界军事动态，把握世界军事发展的最新、最前沿的信息，做前瞻性的工作，不断更新和发展现有的理论，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军事形势。”在采访即将结束时，陶老道出自己拄杖以求，对后来者的殷切企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