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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末民初，西方的思想、文化、科技、生活习俗传入中国。不论是百姓日用中呈现的崇洋媚物，还是突破伦理约束下的僭越趋新，消费观念下尚奢去俭的风尚，都除旧布新，出现了不少新事物、新气象，引领民众的社会生活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关键词：生活方式；社会意识；消费观念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杂糅了新与旧、东方与西方、传统与近代等对立因素，国民的思想与意识处在一个躁动的时期、敏感的时代，呈现出崇洋媚物、僭越趋新、尚奢去俭的时代特色，并充分体现在这一时期的设计之中。
一、崇洋媚物，日用器物变化下生活方式的变革
清末民初，大量的外来商品涌入，外形新奇、功能优越的各类“洋货”受到大众的青睐和追捧。“一种文化对于异质文化的吸收，往往首先开始于最表层的生活习尚层次……随着近代文明的渗入，中国人看到了一种崭新的生活模式，激发了追求、模仿人类进步生活方式的心理，有意无意地用这种新的生活模式改造和充实自己的生活，从而使传统的生活方式出现了巨大的变革。由于受到西俗的强烈影响，这些变革显现出的一大特色就是趋新与洋化。”[1]毋庸置疑，最先吹响冲锋号角的是西方的日常器物即洋货。“取火之物，向用火石，其色青黑，以铁片擦之，即有火星射出，与纸吹相引而生火，人家莫不备之；光绪乙未、丙申之际，改用火柴，俗称‘自来火’，为欧洲之输入品。夜间取光，农家用篝（俗称油盏），城镇用陶制灯檠，家稍裕者，则用瓷制或铜锡制者，有婚丧事者，则燃烛；光绪中叶后，多燃煤油灯，而灯檠遂归淘汰。洗面擦身之布，旧时多用土布，有用高丽布者已为特殊，其布仿于高丽，质厚耐久；自毛巾盛行，即下至农家，亦皆用之。洗衣去垢，曩日皆用本地所产之皂荚，自欧美肥皂行销中国后，遂无有用皂荚者。计时之器，仅有日晷仪，用者亦不多，购买外洋钟表者尤为稀少；自轮船、火车通行，往来有一大时刻，钟表始盛行。箱箧之类，乡间盛行板箱，中上人家则用皮制者，嫁妆内所备多用朱漆；光（光绪）、宣（宣统）之间，西式提箱仿造于沪地，于是旅客多购用之。”[2]由西方传入的日常器物被民众所接受，洋货占有了中国广阔的市场并持续扩大，进而推动了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
《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陆续得以在中国直接投资设厂，雇佣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在中国本土生产销售各类洋货或仿制洋货，价格进一步降低。“上而缙绅之家，下而蓬户瓮牖，莫不乐用洋灯，而旧式之油盏灯淘汰尽矣”。[3]随着通商口岸的逐渐增多，洋货的生产与销售逐渐深入内地，洋货使用日益普及，“饮食日用曰洋货者，殆不啻十之五矣”。[4]无疑，器物的传入影响了大众的消费观念，进而改变着大众的日常生活方式。这种崇洋媚物的生活态度首先出现于少数通商口岸与官僚富裕之家，随后逐渐传入内地和农村。“凡物之及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曰洋筒，挂灯曰洋灯，火锅名为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名洋酱油，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5]
眾所周知，“在对洋货的选择上，尽管人们有着复杂的心理，也经历了一个由排拒到接受的漫长过程，然而洋货最终以其不可比拟的优势占据了城市人的生活，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这之中，没有耻辱，没有自尊，有的只是对西方文明的无比羡慕。在没有其他参照系的前提下，洋货折射出的是半殖民地中国对英、美等国先进文明的学习与渴望。”[6] 正如西餐馆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上海市民对于饮食种类的认知，也接受了一种新的公共空间类型与文娱生活方式，咖啡馆、酒吧、台球吧、社交俱乐部等。中国社会依托西方的器物文化，呈现出一种靠近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价值观。随着洋货被大众接受，学习、模仿、接受西方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成为必然的文化现象，传统生活方式才随之改变，进而加速着传统社会礼仪、习俗等诸多方面的变革。
二、僭越趋新，等级观念约束下社会意识的觉醒
传统文化对大众的服饰、日用、居所有着森严的等级规定。以贵族为代表的上层社会既有享用奢华器物的权利，又有消费、使用的实力，还有享用奢华器物文明的组织生产条件，有完善、成体系的特权服务人员和机构。如在我国专制等级制度时期，存在着官府与民用两大制造体系。官造体系有专门的设计机构、生产作坊，工艺精湛，物不外流。官民制造，等级严明，不可僭越。传统习俗也受等级观念约束，在器物层面体现出尊卑有别，如官服中纹样和色彩的差异、民服中质料和工艺的区别，乃至相应的花饰、配件不能有丝毫僭越。普通百姓如果贸然使用某些高档或特殊的器物必然被上层阶级所谴责，甚至处罚，也不被广大社会所认可。“商贾不衣锦，中产家妇女无金珠罗绮”。[7]不可僭越成为一种社会无意识的文化存在现象，被投射在传统手工艺上。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南京、上海等地城市化几乎与全球资本主义社会同步，城市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主导着近代中国设计思想的走向。“近代以来，随着清朝中央集权的逐渐衰落，等级制受到严重挑战。城市中的知识阶层和工商业阶层最先脱去长衫，穿上西服，成为接受西方文明的先驱。辛亥以后，帝制被推翻，清代的官服随之被抛弃，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服饰消费成了流行与时尚的标志，最终失去了区分等级的功能。”[8]传统等级与秩序被刻意突破，在影像、广告以及商业形式的促动下，妓女可以打扮成千金、名媛，瘪三亦可以着西装、戴礼帽，产生与其身份不相称的影响力。传统设计是在等级、地位的严格限制下，在经济能力的约束下，各阶层的人分享设计的不公平原则；而随着等级、地位等因素被打破，金钱成为制约大众选择设计、享用设计的唯一因素。就设计对象而言，在消费能力的制约下，不同的阶层站在各自的社会、经济平台，享受设计的公正与平等，破除、消解等级观念，僭越趋新成为社会意识的常态。“张爱玲曾敏锐察觉到洋货在中国社会制造出的文化诱惑，当人们意识到眼镜是现代性的符号时，社会上的女孩与职场女性也都纷纷戴上了眼镜作为装饰。新职业、新着装、新发型、新媒体、新的公共空间等，这种女性形象逐渐转变为一种资本主义的商业力量呈现出迷人的、时尚的、欲望的、触手可及的印象。”[9]历史证明设计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具有的无限潜力，设计可以满足消费者愿望，可以激发某种价值渴求，从而鼓励消费者接受物质文化来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在注重实用功能和追求享乐的生活伦理的支配下，传统等级贵贱让位于金钱，以金钱来衡量一切的观念被逐步接受，金钱成为消费中重要的制约因素，崇尚金钱在大众的心目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在否定传统等级观念、义利观念的同时，客观地推动了近代消费观的重构，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交往方式、人际关系、价值观念及伦理观念等诸多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趋新与洋化是消费习俗走向近代过程中自然而突出的文化现象，其背后则是颠覆等级权贵、僭越趋新的社会意识日益风靡。可见，等级制度通过物化形态来体现统治阶级的特权地位，借助伦理规范严禁僭越，与经济、实用功能无关，其背后是“礼制”的彰显，“人伦”的凸显。奢华与僭越的社会表征加之近代消费观念的突破，是对传统消费习俗和社會意识的挑战与颠覆，是等级观念约束下近代社会意识的觉醒。
三、尚奢去俭，消费理念影响下风俗习惯的转向
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自然经济，遵守孔孟儒学“尚俭去奢”的思想，讲求“俭不违礼，用不伤义”的价值取向，要求大众的日常生活“知足常乐、安之若素”，并以道德、伦理为理论支撑。在中国漫长的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约定俗成的消费习惯，无论是器物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中华民族都崇尚克勤克俭、朴素节约，勤俭节约是传统消费习俗中最为突出的特点。
消费观念和消费习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由传统进入近代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和影响。近代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刺激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复存在，传统消费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 “开埠后，消费风习渐趋华靡。”[10]随着近代新经济因素的出现，经济体量的增长，经济观念的变迁，传统的农业社会消费观受到“尚奢去俭”消费观念的冲击，自近代上海开埠以来，奢侈消费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尚奢之风由大都市扩散到城镇及农村。
奢华能够扩大大众对商品的需求，促进生产，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促进社会财富的流动，奢华的商业价值被当时很多学者认识到并极力倡导。如谭嗣同认为：“本无所谓奢俭，而妄生分别以为之名，又为之教曰黜奢崇俭，天下且翕然归之曰：俭者美德也。是以奸猾桀黠之资，凭借高位尊齿重望，阴行豪强兼并之术，以之欺世盗名焉。”[11]甚至梁启超也撰文反驳传统儒家的节俭观念，认为“崇俭”是“上古不得已之陋习”，是自然经济生产力低下的结果，必将被先进的近代生产力所取代。[12]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于1904年初夏作欧洲十一国游，后作《欧洲十一国游记》，其中《意大利游记》描写了奈波里建国的历史及其人口、地理环境，描写了它的城市商业环境、市容风貌，还写出了与北京对比而生的感想。”[13]他认为：“旧国整顿极难，以屋难拆毁故也，整顿道路，治宫室，非别辟新埠不可。”[14]尚奢去俭思想的提倡和宣扬，使奢侈消费观逐渐深入到日常生活之中，成为近代消费的一大特征。
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人权、人文、个性的提倡，推动物质消费观念和资本主义文化消费观念不再受到传统伦理的束缚，大众化的审美需求得到设计的迎合，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表现出趋时逐新、尚奢去俭的现象。如市民对西装洋服的崇尚与效仿，甚至达到了只识衣裳不认人的状况，鲁迅就因为着装问题而遭到南京路豪华饭店“华懋饭店”服务人员的奚落和冷遇。中国人重视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重视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身份、地位和形象，见诸日常生活中的体面、身份、时尚等行为特征不仅仅体现生存性，还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性。人们购买新奇、时尚的器物，多是出于交际、夸耀、消遣、享乐的心理需求，而不单单出于生存、生活的必需。“它没有大炮那么可怕，但比大炮更有力量；它不像思想那么感染人心，但却比思想更广泛的走人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去。但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之后，它同时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部分了。”[15]近代中国大众的消费观受西方影响非常明显，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体现了一般百姓对近代化的接受程度，趋新、逐尚、求异一直是大众消费风俗的重要特征，是追求个性消费观念的体现形式之一。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 项目“艺术设计伦理概论研究”（项目编号：17YJA760055），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专项课题“大学生艺术教育通识课程群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严昌洪.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152.
[2]陈传德修，黄世祚，王焘曾，等纂.嘉定县续志·卷五.见黄苇，夏林根.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43-344.
[3]严伟修，秦锡田纂.南汇县续志·卷十八. 见黄苇，夏林根.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43-344.
[4]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M].上海：中华书局，1962：1106.
[5]陈作霖.秉烛里谈.见严昌洪.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43.
[6]谯珊.近代城市消费生活变迁的原因及其特点[J].中华文化论坛，2001（2）.
[7]黄苇，夏林根.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46.
[8]耿光连.社会习俗变迁与近代中国[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9：105.
[9] Eileen Chang，“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Twentieth Centuye，1943，4（1）：p59.
[10]樊卫国.近代中国的奢侈消费[J] .探索与争鸣，1994（12）.
[11]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1：322.
[1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9：37-44.
[13]薛娟.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53.
[14]冯光廉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287.
[15]陈旭麓.陈旭麓文集（第一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71.
关键词：生活方式；社会意识；消费观念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杂糅了新与旧、东方与西方、传统与近代等对立因素，国民的思想与意识处在一个躁动的时期、敏感的时代，呈现出崇洋媚物、僭越趋新、尚奢去俭的时代特色，并充分体现在这一时期的设计之中。
一、崇洋媚物，日用器物变化下生活方式的变革
清末民初，大量的外来商品涌入，外形新奇、功能优越的各类“洋货”受到大众的青睐和追捧。“一种文化对于异质文化的吸收，往往首先开始于最表层的生活习尚层次……随着近代文明的渗入，中国人看到了一种崭新的生活模式，激发了追求、模仿人类进步生活方式的心理，有意无意地用这种新的生活模式改造和充实自己的生活，从而使传统的生活方式出现了巨大的变革。由于受到西俗的强烈影响，这些变革显现出的一大特色就是趋新与洋化。”[1]毋庸置疑，最先吹响冲锋号角的是西方的日常器物即洋货。“取火之物，向用火石，其色青黑，以铁片擦之，即有火星射出，与纸吹相引而生火，人家莫不备之；光绪乙未、丙申之际，改用火柴，俗称‘自来火’，为欧洲之输入品。夜间取光，农家用篝（俗称油盏），城镇用陶制灯檠，家稍裕者，则用瓷制或铜锡制者，有婚丧事者，则燃烛；光绪中叶后，多燃煤油灯，而灯檠遂归淘汰。洗面擦身之布，旧时多用土布，有用高丽布者已为特殊，其布仿于高丽，质厚耐久；自毛巾盛行，即下至农家，亦皆用之。洗衣去垢，曩日皆用本地所产之皂荚，自欧美肥皂行销中国后，遂无有用皂荚者。计时之器，仅有日晷仪，用者亦不多，购买外洋钟表者尤为稀少；自轮船、火车通行，往来有一大时刻，钟表始盛行。箱箧之类，乡间盛行板箱，中上人家则用皮制者，嫁妆内所备多用朱漆；光（光绪）、宣（宣统）之间，西式提箱仿造于沪地，于是旅客多购用之。”[2]由西方传入的日常器物被民众所接受，洋货占有了中国广阔的市场并持续扩大，进而推动了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
《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陆续得以在中国直接投资设厂，雇佣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在中国本土生产销售各类洋货或仿制洋货，价格进一步降低。“上而缙绅之家，下而蓬户瓮牖，莫不乐用洋灯，而旧式之油盏灯淘汰尽矣”。[3]随着通商口岸的逐渐增多，洋货的生产与销售逐渐深入内地，洋货使用日益普及，“饮食日用曰洋货者，殆不啻十之五矣”。[4]无疑，器物的传入影响了大众的消费观念，进而改变着大众的日常生活方式。这种崇洋媚物的生活态度首先出现于少数通商口岸与官僚富裕之家，随后逐渐传入内地和农村。“凡物之及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曰洋筒，挂灯曰洋灯，火锅名为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名洋酱油，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5]
眾所周知，“在对洋货的选择上，尽管人们有着复杂的心理，也经历了一个由排拒到接受的漫长过程，然而洋货最终以其不可比拟的优势占据了城市人的生活，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这之中，没有耻辱，没有自尊，有的只是对西方文明的无比羡慕。在没有其他参照系的前提下，洋货折射出的是半殖民地中国对英、美等国先进文明的学习与渴望。”[6] 正如西餐馆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上海市民对于饮食种类的认知，也接受了一种新的公共空间类型与文娱生活方式，咖啡馆、酒吧、台球吧、社交俱乐部等。中国社会依托西方的器物文化，呈现出一种靠近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价值观。随着洋货被大众接受，学习、模仿、接受西方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成为必然的文化现象，传统生活方式才随之改变，进而加速着传统社会礼仪、习俗等诸多方面的变革。
二、僭越趋新，等级观念约束下社会意识的觉醒
传统文化对大众的服饰、日用、居所有着森严的等级规定。以贵族为代表的上层社会既有享用奢华器物的权利，又有消费、使用的实力，还有享用奢华器物文明的组织生产条件，有完善、成体系的特权服务人员和机构。如在我国专制等级制度时期，存在着官府与民用两大制造体系。官造体系有专门的设计机构、生产作坊，工艺精湛，物不外流。官民制造，等级严明，不可僭越。传统习俗也受等级观念约束，在器物层面体现出尊卑有别，如官服中纹样和色彩的差异、民服中质料和工艺的区别，乃至相应的花饰、配件不能有丝毫僭越。普通百姓如果贸然使用某些高档或特殊的器物必然被上层阶级所谴责，甚至处罚，也不被广大社会所认可。“商贾不衣锦，中产家妇女无金珠罗绮”。[7]不可僭越成为一种社会无意识的文化存在现象，被投射在传统手工艺上。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南京、上海等地城市化几乎与全球资本主义社会同步，城市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主导着近代中国设计思想的走向。“近代以来，随着清朝中央集权的逐渐衰落，等级制受到严重挑战。城市中的知识阶层和工商业阶层最先脱去长衫，穿上西服，成为接受西方文明的先驱。辛亥以后，帝制被推翻，清代的官服随之被抛弃，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服饰消费成了流行与时尚的标志，最终失去了区分等级的功能。”[8]传统等级与秩序被刻意突破，在影像、广告以及商业形式的促动下，妓女可以打扮成千金、名媛，瘪三亦可以着西装、戴礼帽，产生与其身份不相称的影响力。传统设计是在等级、地位的严格限制下，在经济能力的约束下，各阶层的人分享设计的不公平原则；而随着等级、地位等因素被打破，金钱成为制约大众选择设计、享用设计的唯一因素。就设计对象而言，在消费能力的制约下，不同的阶层站在各自的社会、经济平台，享受设计的公正与平等，破除、消解等级观念，僭越趋新成为社会意识的常态。“张爱玲曾敏锐察觉到洋货在中国社会制造出的文化诱惑，当人们意识到眼镜是现代性的符号时，社会上的女孩与职场女性也都纷纷戴上了眼镜作为装饰。新职业、新着装、新发型、新媒体、新的公共空间等，这种女性形象逐渐转变为一种资本主义的商业力量呈现出迷人的、时尚的、欲望的、触手可及的印象。”[9]历史证明设计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具有的无限潜力，设计可以满足消费者愿望，可以激发某种价值渴求，从而鼓励消费者接受物质文化来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在注重实用功能和追求享乐的生活伦理的支配下，传统等级贵贱让位于金钱，以金钱来衡量一切的观念被逐步接受，金钱成为消费中重要的制约因素，崇尚金钱在大众的心目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在否定传统等级观念、义利观念的同时，客观地推动了近代消费观的重构，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交往方式、人际关系、价值观念及伦理观念等诸多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趋新与洋化是消费习俗走向近代过程中自然而突出的文化现象，其背后则是颠覆等级权贵、僭越趋新的社会意识日益风靡。可见，等级制度通过物化形态来体现统治阶级的特权地位，借助伦理规范严禁僭越，与经济、实用功能无关，其背后是“礼制”的彰显，“人伦”的凸显。奢华与僭越的社会表征加之近代消费观念的突破，是对传统消费习俗和社會意识的挑战与颠覆，是等级观念约束下近代社会意识的觉醒。
三、尚奢去俭，消费理念影响下风俗习惯的转向
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自然经济，遵守孔孟儒学“尚俭去奢”的思想，讲求“俭不违礼，用不伤义”的价值取向，要求大众的日常生活“知足常乐、安之若素”，并以道德、伦理为理论支撑。在中国漫长的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约定俗成的消费习惯，无论是器物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中华民族都崇尚克勤克俭、朴素节约，勤俭节约是传统消费习俗中最为突出的特点。
消费观念和消费习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由传统进入近代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和影响。近代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刺激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复存在，传统消费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 “开埠后，消费风习渐趋华靡。”[10]随着近代新经济因素的出现，经济体量的增长，经济观念的变迁，传统的农业社会消费观受到“尚奢去俭”消费观念的冲击，自近代上海开埠以来，奢侈消费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尚奢之风由大都市扩散到城镇及农村。
奢华能够扩大大众对商品的需求，促进生产，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促进社会财富的流动，奢华的商业价值被当时很多学者认识到并极力倡导。如谭嗣同认为：“本无所谓奢俭，而妄生分别以为之名，又为之教曰黜奢崇俭，天下且翕然归之曰：俭者美德也。是以奸猾桀黠之资，凭借高位尊齿重望，阴行豪强兼并之术，以之欺世盗名焉。”[11]甚至梁启超也撰文反驳传统儒家的节俭观念，认为“崇俭”是“上古不得已之陋习”，是自然经济生产力低下的结果，必将被先进的近代生产力所取代。[12]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于1904年初夏作欧洲十一国游，后作《欧洲十一国游记》，其中《意大利游记》描写了奈波里建国的历史及其人口、地理环境，描写了它的城市商业环境、市容风貌，还写出了与北京对比而生的感想。”[13]他认为：“旧国整顿极难，以屋难拆毁故也，整顿道路，治宫室，非别辟新埠不可。”[14]尚奢去俭思想的提倡和宣扬，使奢侈消费观逐渐深入到日常生活之中，成为近代消费的一大特征。
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人权、人文、个性的提倡，推动物质消费观念和资本主义文化消费观念不再受到传统伦理的束缚，大众化的审美需求得到设计的迎合，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表现出趋时逐新、尚奢去俭的现象。如市民对西装洋服的崇尚与效仿，甚至达到了只识衣裳不认人的状况，鲁迅就因为着装问题而遭到南京路豪华饭店“华懋饭店”服务人员的奚落和冷遇。中国人重视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重视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身份、地位和形象，见诸日常生活中的体面、身份、时尚等行为特征不仅仅体现生存性，还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性。人们购买新奇、时尚的器物，多是出于交际、夸耀、消遣、享乐的心理需求，而不单单出于生存、生活的必需。“它没有大炮那么可怕，但比大炮更有力量；它不像思想那么感染人心，但却比思想更广泛的走人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去。但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之后，它同时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部分了。”[15]近代中国大众的消费观受西方影响非常明显，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体现了一般百姓对近代化的接受程度，趋新、逐尚、求异一直是大众消费风俗的重要特征，是追求个性消费观念的体现形式之一。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 项目“艺术设计伦理概论研究”（项目编号：17YJA760055），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专项课题“大学生艺术教育通识课程群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严昌洪.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152.
[2]陈传德修，黄世祚，王焘曾，等纂.嘉定县续志·卷五.见黄苇，夏林根.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43-344.
[3]严伟修，秦锡田纂.南汇县续志·卷十八. 见黄苇，夏林根.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43-344.
[4]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M].上海：中华书局，1962：1106.
[5]陈作霖.秉烛里谈.见严昌洪.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43.
[6]谯珊.近代城市消费生活变迁的原因及其特点[J].中华文化论坛，2001（2）.
[7]黄苇，夏林根.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46.
[8]耿光连.社会习俗变迁与近代中国[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9：105.
[9] Eileen Chang，“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Twentieth Centuye，1943，4（1）：p59.
[10]樊卫国.近代中国的奢侈消费[J] .探索与争鸣，1994（12）.
[11]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1：322.
[1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9：37-44.
[13]薛娟.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53.
[14]冯光廉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287.
[15]陈旭麓.陈旭麓文集（第一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