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著名科学家、教育家任鸿隽（1886-1961）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曾指出：“科学的两个起源，一是实际的需要，二是人类的好奇”，而就科学研究而言，“好奇心比实际需要更重要”。“西方科学家研究科学，不是为名利所驱使，而是为好奇心所引诱。为了这种天生的好奇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需求，许多人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中国青年报》2006年12月20日）这番谠论，即是今日听来，仍大有现实意义，针对性颇强。
　　古往今来搞科研的人，可以说大体出于两种动力，一是功利心，二是好奇心；因而就具有两种科研类型，一是功利型，二是好奇型。
　　功利型科研者，往往在一开始定科研目标时，就很清楚地看到了研究成果后面的钞票、收益、荣誉，甚至考虑到了如何报奖，怎样宣传、项目推广，还有其它种种好处。
　　功利型科研者，比较容易出成果，三天两头就会有研究成果问世，但很难出大成就，因为他急于见到成效，捺不下心，总希望科研能立竿见影，恨不得今晚上播种，明天早上就收割。所以，看起来成果有一堆，但没有上档次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年统计的科研成果都很惊人，却至今没有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的重要原因。
　　功利型科研者，容易迅速成名，因为他不断有小成果问世，很快就会拿到教授、博导、研究员等头衔，论文也一篇接一篇发，虽然没啥新意，没多大价值，但一统计起来，那篇数 还是很壮观的。但他永远成不了大名，最多只能当个科学“能手”，当不了科学巨匠。
　　而反观那些好奇型科研者，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有所收获，甚至没有收获，但他一收获，就可能是惊人的成果，就有突破性进展。攻克庞加莱猜想的朱熹平教授，为了自己的长远研究目标，全力以赴，心无旁骛，有四五年的时间几乎没有发表过论文，结果是十年不鸣，一鸣惊人，事实证明，他是收获丰硕的成功者。
　　好奇型科研者，研究周期一般比较长，成名可能要晚一些，也因为他的志向不在这里，对他来说，科学研究就是他的快乐，成名只是他科研的副产品。不过，他一旦成名，那就是大名鼎鼎，名扬四海。据统计，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奖者，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好奇型科研者。从发现镭的居里夫人，到提出相对论的爱因斯坦，无不如此。
　　出于好奇心而投身科研的人，他的成果可能不赚钱，也没有什么推广应用前景，但对推动人类进步，发现未知世界，会大有作用。譬如出于好奇而终生研究进化论的达尔文，为好奇而一辈子研究昆虫的法布尔等等。特别是法布尔，一个人穷其一生观察、研究虫子，已经算是奇迹了；一生又专为虫子写出十卷大部头的书，更不能不说是奇迹；而这些写虫子的《昆虫记》居然一版再版，先后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更是奇迹中的奇迹。
　　比较分析了这两种类型的科研，我们不难看出，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功利心与好奇心都很重要，不可或缺。毕竟我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任何科研都希望投入产出成正比，早见成效，希望能转化为GDP，所以，以功利之心搞科研无可非议。但是，过犹不及，功利心也不能太盛，太急功近利，把宝贵的好奇心挤到墙角，把那些出于好奇心的科研扔到一边，恰恰忘了“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并不是科学家最初的动机，而是科学研究的必然结果。”（任鸿隽语）时下科研界的主要症结就在这里。
　　因而，我们的科研工作者，还是应有点淡泊精神，把炽盛的功利心略放淡一些，培养一点好奇心，把研究的眼光放远一些，在研究“务实求利”项目的同时，也研究些“只求真理不问利害”的学问。
　　图：陆小弟 编辑：卢劲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