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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康成为抗日杀奸团成员的那一年，刚刚17岁。抗日杀奸团是一个1938-1940年期间活跃在平津两地的抗日组织，主要目标就是以刺杀和爆炸为主要手段，清除日伪政府中的汉奸。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派来进行组织和控制的军统特工人员以外，多是平津两地的热血学生。
一些名人的后代也加入了抗团，如孙连仲上将的儿子孙湘德，女儿孙惠军、宋哲元上将的女儿宋景宪、国民党元老熊希龄的外孙女。冯治安上将的侄女冯健美、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等。
从黍离之悲到铁血锄奸
1937年暑假，刘永康从天津南开中学初中毕业。恰逢七七事变爆发。平津沦陷。城破之余，不愿意作亡国奴的刘永康逃往河北老家。在土匪的洗劫和日军的轰炸之下逃得活命的刘永康，终于回到了故乡。却发现故乡同样被洪水威胁，战火笼罩。
一番痛苦煎熬过后，刘永康叉回到了尚未被日寇占领的天津租界区，投考了广东中学，希望能够有机会报效国家。
入学不久，一位转学的同学带来了“抗日杀奸团”的消息。刘永康眼前一亮，在他心中，“抗日”两字就足以说明一切，至于谁领导，谁组织，什么背景，者呒所谓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阴暗的小阁楼上，我和其他三位新同志，面对悬挂在墙上的雄狮长卷，一起开始宣誓：抗日杀奸，报仇雪恨，同心同德，克敌致果。我自愿参加抗日杀奸团，愿严格遵守团规纪律，违者愿意受最严厉的惩处。”刘永康和这三位新人针尖刺破左中指，血酒一饮而尽。
火烧仓库
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开始了一系列掠夺沦陷区资源的行动。天津成为这些被掠夺物资的重要中转站。在天津火车南站，日军为了将堆积如山的掠夺所得尽快转运，修建了一座巨大，防备严密的仓库，堆积着高耸人云的棉花、小麦、煤炭、钢铁、木材、军火……
1938年的七七纪念日，抗团主力决定对天津南站仓库进行毁灭性打击。上午九点，化妆成搬运工的杨大森利用装卸棉花包的机会，寻机用小刀给棉花包开膛破肚，将早已准备好的“饭盒”塞人了棉絮之中……
半小时后，冲天的大火照亮了天津的正午。“这可能是抗团最幸福的一天。”大火持续了六个小时，25辆消防车也无济于事。轻易占领半个中国的日军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人敢在他们入侵一周年的时候在太岁头上动土。他们既没有隔离易燃易爆品，也没有消防通道之类的设计，只能坐视这个华北最大的仓库烧成一片白地。翌日清晨，在发黑冒烟的灰烬堆里，负责把守仓库的日军大佐羞惭无地。剖腹自杀。
在“七七战斗”胜利的鼓舞下。中学组队长李振英率组员焚烧了试图作为“亲善窗口”的中日中学图书馆。而抗团其他组员相继两次爆破日资天津中原公司，彻底焚毁天津大光明影院，国泰电影院，用定时炸弹摧毁日本军车一部，杀伤日军七人。烧毁大王庄临时棉花仓库，爆炸光陆电影院。一时间天津火警弥漫，日伪官员如坐针毡。
铁血锄奸
“比起爆炸纵火，制裁汉奸才是抗团最擅长的”，刘永康说，抗团的主要任务除了抗日，还有锄奸。在37年至40年，这群热血青年狙杀平津两地著名汉奸数十人，战绩斐然。
1938年秋。不少抗团战士发现中小学教科书增加了很多毒化、奴化青少年的课文。抗团决心严惩为虎作伥的伪天津市教育局长陶尚铭。
抗团战士李振英和他的“任务女友”汪苓，以情侣身份盯梢，最终发现了陶尚铭每天上午九点上班，下午两点乘汽车下班的活动规律。以孙若愚，孙湘德为主攻手，祝友樵，宋长富为接应掩护的制裁组，于11月初進行了刺杀。“由于是初次下手杀人，射击的孙若愚和掩护的人都急于撤离现场，只开了一枪。而便于携带隐蔽的勃郎宁威力太小，陶尚铭只是被打瞎了眼睛。”七十多年后。刘永康依然对这次失败耿耿于怀。
一个月后。1938年12月27日。震惊中国的刺杀大戏，在天津丰泽园隆重上演。前天津商会会长，现维持会委员王竹林，天津商界在其苦苦逼迫下，逐步成了日寇侵略战争的提款机。26晚9时。王竹林送走一群酒肉朋友后走近了自己的汽车……
刘永康回忆到：“这次的工夫下的很足，战友们连发七枪，用的又是大威力的左轮。王肩臂腹胸多处中弹，还被打中后脑，送医院的路上就毙命了。”
这次刺杀使天津日伪受到极大刺激。天津伪警察局长和侦缉队长很快因为“办案不力”丢了乌纱。次年1月11日，天津不少汉奸为王竹林进行风光大葬。当棺材行至今和平路日租界时，定时炸弹再次引爆……这一次，又使得一人死亡，三人重伤。天津大小汉奸无不为之震动。
之后。抗团频频行动。1939年4月9日。天津大光明影院，《为国干城》正在枪炮声中上映。当电影里的枪炮声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伪联合储备银行行长程锡庚被抗团枪手一举击毙。
1939年7月12日。北京同和轩饭庄。抗团骨干，大汉奸齐燮元的外甥冯修运。以主射手的身份击杀有“北京文化汉奸领袖”之称的伪新民报编辑局局长吴菊痴。
1939年1月4日。抗团副团长李如鹏亲自上阵，刺杀周作人。子弹击中了周作人的纽扣。周轻伤而逃，从此深居简出。
从三次挫败到九死一生
抗团的锄奸活动很快就引起了日伪机关的注意。
由于军统天津站裴吉珊投敌叛变。被戴笠称赞为“华北最出色的特工人才”，军统天津站站长，抗团首任团长曾澈被诱捕。
随后，抗团副团长、绰号“五哥”的李如鹏，小学组组长、天津八十一小小学校长吴原，天津河北区小队长丁毓勤，以及火烧南站时表现出色的杨大森，孙海临，赵晓亭等人相继被捕，抗团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刘永康带着手铐逃到一家早点铺，被开早点铺的老者掩护脱险。而一起侥幸逃生的陈肇基他们，则被另一位老大妈塞进了地窨子隐蔽起来。六月底，坏消息传来。抗团四杰曾澈、李如鹏、丁毓勤、吴原，在狱中不畏刑讯，被日本华北宪兵队秘密处决于北京南苑。
而大难不死的陈肇基、刘永康则分别组织技术组和爆破组。准备继续战斗。他们制定了两个新的任务：制裁叛徒裴吉珊。炸毁日本特务机关的秘密联络处国泰影院。
但由于炸弹性能不佳，所有任务均告失败。而绰号“老万”的团员郑友溥叛变，给刚恢复元气的抗团重重一击。技术组长陈肇基，为了抢救来之不易的设备和药物铤而走险。最终。技术组全体人员被日军包围在树德小学秘密基地。五位团员本打算引爆炸药。与敌人同归于尽。可炸药再次出现问题，他们终被生擒。
“转天他们就来捉我。还好那天我去的早，看见一大群人直奔校长室。我就扒厕所窗户跳墙跑了”。大年初一，有家不能回的刘永康逃亡北京。
在北京。他找到了北京的抗团 团长李振英。训练新队员，刺杀老汉奸。可是好景不长。第三次危机来临了。
“我在日本开的专科电报学校发展了两个小孩。能参加抗日活动他们特别高兴，但他们太天真太幼稚了。”老人摇摇头。“他们用隐语发电报给我，极其生硬，不加掩饰。”
1940年7月20日。多次躲开追杀的刘永康终于被捕。七、八月间，包括抗团北京团长李振英在内的等50余人相继被捕……
从铁窗再到铁窗
被捕的刘永康他们遭到了难以想象的折磨。“在狱中，李振英团长精神分裂了。老李，我，叶于良，一开始都被判了死刑。后来为了庆祝华北驻屯军司令升迁减为无期徒刑。”
天津抗团组织被破坏的五周年纪念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九月三日。日军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与此同时，北京的炮局胡同，难友們恢复自由。
故事如果到这里。那将是一个悲欣交集的历史正剧。但很快内战的阴霾笼罩国内。
1949年1月15日。34万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解放天津。还没等在南开大学学习的刘永康回过神。他就被捕了。“没容我仔细观察这个变化，就被以历史反革命罪投入监狱了!”
不久，《天津日报》刊载《南开大学破获国民党地下潜伏反动特务组织卜“中国青年学生联合救亡挺进会”匪首已被捕获……而这个“匪组织”换个说法就是抗日杀奸团。由于它的军统背景。这个已随着抗日胜利自动解散的组织成了刘永康一生的催命符。
“和我在沈阳道同号的，有戴笠的头号保镖贾金南。军统天津少将站长邢仁甫，刺杀吉鸿昌将军的唐山公安局长吕一民。军统局大法官王欣鑫。光看名头。把我和他们放一起，枪毙也很正常。”还好没多久，刘永康被转移到天津西头监狱。判刑七年……
监狱出来，正好反右。反右之后不久，又是文革。文革结束，刘永康总算得到平反。但当年铁血锄奸的中学生。已然年过半百了。
提及半生牢狱的经历。刘永康却显得非常平和，他更愿意将自己的经历与那些抗团中的牺牲者相比。他们有的牺牲于炸弹爆炸，有的牺牲于寡不敌众的枪战，有的牺牲于苦役，有的牺牲于狱中，还有更多的被秘密杀害，连遇难过程也无人知晓。
“相比他们，我是幸运的。”刘永康说。
摘自《国家历史》
一些名人的后代也加入了抗团，如孙连仲上将的儿子孙湘德，女儿孙惠军、宋哲元上将的女儿宋景宪、国民党元老熊希龄的外孙女。冯治安上将的侄女冯健美、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等。
从黍离之悲到铁血锄奸
1937年暑假，刘永康从天津南开中学初中毕业。恰逢七七事变爆发。平津沦陷。城破之余，不愿意作亡国奴的刘永康逃往河北老家。在土匪的洗劫和日军的轰炸之下逃得活命的刘永康，终于回到了故乡。却发现故乡同样被洪水威胁，战火笼罩。
一番痛苦煎熬过后，刘永康叉回到了尚未被日寇占领的天津租界区，投考了广东中学，希望能够有机会报效国家。
入学不久，一位转学的同学带来了“抗日杀奸团”的消息。刘永康眼前一亮，在他心中，“抗日”两字就足以说明一切，至于谁领导，谁组织，什么背景，者呒所谓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阴暗的小阁楼上，我和其他三位新同志，面对悬挂在墙上的雄狮长卷，一起开始宣誓：抗日杀奸，报仇雪恨，同心同德，克敌致果。我自愿参加抗日杀奸团，愿严格遵守团规纪律，违者愿意受最严厉的惩处。”刘永康和这三位新人针尖刺破左中指，血酒一饮而尽。
火烧仓库
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开始了一系列掠夺沦陷区资源的行动。天津成为这些被掠夺物资的重要中转站。在天津火车南站，日军为了将堆积如山的掠夺所得尽快转运，修建了一座巨大，防备严密的仓库，堆积着高耸人云的棉花、小麦、煤炭、钢铁、木材、军火……
1938年的七七纪念日，抗团主力决定对天津南站仓库进行毁灭性打击。上午九点，化妆成搬运工的杨大森利用装卸棉花包的机会，寻机用小刀给棉花包开膛破肚，将早已准备好的“饭盒”塞人了棉絮之中……
半小时后，冲天的大火照亮了天津的正午。“这可能是抗团最幸福的一天。”大火持续了六个小时，25辆消防车也无济于事。轻易占领半个中国的日军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人敢在他们入侵一周年的时候在太岁头上动土。他们既没有隔离易燃易爆品，也没有消防通道之类的设计，只能坐视这个华北最大的仓库烧成一片白地。翌日清晨，在发黑冒烟的灰烬堆里，负责把守仓库的日军大佐羞惭无地。剖腹自杀。
在“七七战斗”胜利的鼓舞下。中学组队长李振英率组员焚烧了试图作为“亲善窗口”的中日中学图书馆。而抗团其他组员相继两次爆破日资天津中原公司，彻底焚毁天津大光明影院，国泰电影院，用定时炸弹摧毁日本军车一部，杀伤日军七人。烧毁大王庄临时棉花仓库，爆炸光陆电影院。一时间天津火警弥漫，日伪官员如坐针毡。
铁血锄奸
“比起爆炸纵火，制裁汉奸才是抗团最擅长的”，刘永康说，抗团的主要任务除了抗日，还有锄奸。在37年至40年，这群热血青年狙杀平津两地著名汉奸数十人，战绩斐然。
1938年秋。不少抗团战士发现中小学教科书增加了很多毒化、奴化青少年的课文。抗团决心严惩为虎作伥的伪天津市教育局长陶尚铭。
抗团战士李振英和他的“任务女友”汪苓，以情侣身份盯梢，最终发现了陶尚铭每天上午九点上班，下午两点乘汽车下班的活动规律。以孙若愚，孙湘德为主攻手，祝友樵，宋长富为接应掩护的制裁组，于11月初進行了刺杀。“由于是初次下手杀人，射击的孙若愚和掩护的人都急于撤离现场，只开了一枪。而便于携带隐蔽的勃郎宁威力太小，陶尚铭只是被打瞎了眼睛。”七十多年后。刘永康依然对这次失败耿耿于怀。
一个月后。1938年12月27日。震惊中国的刺杀大戏，在天津丰泽园隆重上演。前天津商会会长，现维持会委员王竹林，天津商界在其苦苦逼迫下，逐步成了日寇侵略战争的提款机。26晚9时。王竹林送走一群酒肉朋友后走近了自己的汽车……
刘永康回忆到：“这次的工夫下的很足，战友们连发七枪，用的又是大威力的左轮。王肩臂腹胸多处中弹，还被打中后脑，送医院的路上就毙命了。”
这次刺杀使天津日伪受到极大刺激。天津伪警察局长和侦缉队长很快因为“办案不力”丢了乌纱。次年1月11日，天津不少汉奸为王竹林进行风光大葬。当棺材行至今和平路日租界时，定时炸弹再次引爆……这一次，又使得一人死亡，三人重伤。天津大小汉奸无不为之震动。
之后。抗团频频行动。1939年4月9日。天津大光明影院，《为国干城》正在枪炮声中上映。当电影里的枪炮声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伪联合储备银行行长程锡庚被抗团枪手一举击毙。
1939年7月12日。北京同和轩饭庄。抗团骨干，大汉奸齐燮元的外甥冯修运。以主射手的身份击杀有“北京文化汉奸领袖”之称的伪新民报编辑局局长吴菊痴。
1939年1月4日。抗团副团长李如鹏亲自上阵，刺杀周作人。子弹击中了周作人的纽扣。周轻伤而逃，从此深居简出。
从三次挫败到九死一生
抗团的锄奸活动很快就引起了日伪机关的注意。
由于军统天津站裴吉珊投敌叛变。被戴笠称赞为“华北最出色的特工人才”，军统天津站站长，抗团首任团长曾澈被诱捕。
随后，抗团副团长、绰号“五哥”的李如鹏，小学组组长、天津八十一小小学校长吴原，天津河北区小队长丁毓勤，以及火烧南站时表现出色的杨大森，孙海临，赵晓亭等人相继被捕，抗团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刘永康带着手铐逃到一家早点铺，被开早点铺的老者掩护脱险。而一起侥幸逃生的陈肇基他们，则被另一位老大妈塞进了地窨子隐蔽起来。六月底，坏消息传来。抗团四杰曾澈、李如鹏、丁毓勤、吴原，在狱中不畏刑讯，被日本华北宪兵队秘密处决于北京南苑。
而大难不死的陈肇基、刘永康则分别组织技术组和爆破组。准备继续战斗。他们制定了两个新的任务：制裁叛徒裴吉珊。炸毁日本特务机关的秘密联络处国泰影院。
但由于炸弹性能不佳，所有任务均告失败。而绰号“老万”的团员郑友溥叛变，给刚恢复元气的抗团重重一击。技术组长陈肇基，为了抢救来之不易的设备和药物铤而走险。最终。技术组全体人员被日军包围在树德小学秘密基地。五位团员本打算引爆炸药。与敌人同归于尽。可炸药再次出现问题，他们终被生擒。
“转天他们就来捉我。还好那天我去的早，看见一大群人直奔校长室。我就扒厕所窗户跳墙跑了”。大年初一，有家不能回的刘永康逃亡北京。
在北京。他找到了北京的抗团 团长李振英。训练新队员，刺杀老汉奸。可是好景不长。第三次危机来临了。
“我在日本开的专科电报学校发展了两个小孩。能参加抗日活动他们特别高兴，但他们太天真太幼稚了。”老人摇摇头。“他们用隐语发电报给我，极其生硬，不加掩饰。”
1940年7月20日。多次躲开追杀的刘永康终于被捕。七、八月间，包括抗团北京团长李振英在内的等50余人相继被捕……
从铁窗再到铁窗
被捕的刘永康他们遭到了难以想象的折磨。“在狱中，李振英团长精神分裂了。老李，我，叶于良，一开始都被判了死刑。后来为了庆祝华北驻屯军司令升迁减为无期徒刑。”
天津抗团组织被破坏的五周年纪念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九月三日。日军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与此同时，北京的炮局胡同，难友們恢复自由。
故事如果到这里。那将是一个悲欣交集的历史正剧。但很快内战的阴霾笼罩国内。
1949年1月15日。34万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解放天津。还没等在南开大学学习的刘永康回过神。他就被捕了。“没容我仔细观察这个变化，就被以历史反革命罪投入监狱了!”
不久，《天津日报》刊载《南开大学破获国民党地下潜伏反动特务组织卜“中国青年学生联合救亡挺进会”匪首已被捕获……而这个“匪组织”换个说法就是抗日杀奸团。由于它的军统背景。这个已随着抗日胜利自动解散的组织成了刘永康一生的催命符。
“和我在沈阳道同号的，有戴笠的头号保镖贾金南。军统天津少将站长邢仁甫，刺杀吉鸿昌将军的唐山公安局长吕一民。军统局大法官王欣鑫。光看名头。把我和他们放一起，枪毙也很正常。”还好没多久，刘永康被转移到天津西头监狱。判刑七年……
监狱出来，正好反右。反右之后不久，又是文革。文革结束，刘永康总算得到平反。但当年铁血锄奸的中学生。已然年过半百了。
提及半生牢狱的经历。刘永康却显得非常平和，他更愿意将自己的经历与那些抗团中的牺牲者相比。他们有的牺牲于炸弹爆炸，有的牺牲于寡不敌众的枪战，有的牺牲于苦役，有的牺牲于狱中，还有更多的被秘密杀害，连遇难过程也无人知晓。
“相比他们，我是幸运的。”刘永康说。
摘自《国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