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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2月3日，延安《新中华报》刊登了一封毛泽东等参政员为“华北慰劳视察团”事致国民参政会的电文。电文指出：
“近顷以来，此间迭据报告，陕甘晋冀豫等省特务机关通令所属，略谓国民参政会华北视察团行将莅临，主要任务在搜集材料，证明此数省摩擦事件之发生，其咎均在共产党八路军与陕甘宁边区，然后携返后方，向当局建议处理办法。并在下届参政会中提出议案，实行取消陕甘宁边区与八路军之特殊化，并乘机打击共产党。着各地特工人员注意搜集材料，并配合党、政、军各机关，准备欢迎视察团，务达上项目的等情。”
中共参政员为什么要发表这个电文呢？这还要从华北慰劳视察团的成立说起。
按道理来讲，在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共两党应该精诚团结，共同对抗日本侵略，可现实却是国共在华北地区军事冲突不断。这种局面严重影响了抗战的顺利进行，也引起了一些以“团结全国力量、集思广益”为工作任务的参政员的疑虑。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就是这样一位极为热心国是的参政员，他希望国共及其他政治势力、派别能携手合作、御侮于外。他多次声明：“我等过去主张，只有两个：一为团结，即全民族联合战线；二为抗日。”因此，当他听到华北地区出现国共军事摩擦时，其焦急而又想了解事实真相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不仅沈钧儒如此，其他一些参政员也纷纷发表看法，认为大敌当前国共应以团结抗战为重，不应把力量消耗在内讧上。职教社的黄炎培就曾经说：“参政会中间，有一部分人始终愿为国共团结问题努力，我也是其中的一人。他们认定对日抗战，非全国团结不可，尤以《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一条，说明在抗战期间，为团结全国力量而设国民参政会，因此，他们对国共团结，认为是先天的，惟一的使命，无法推辞的。”救国会的另一个领袖张申府也认为“站在民族至上的立场，国家民族，危急至此，再容不得内部摩擦了。”
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是抗战胜利的关键因素，但要达成这个局面，就必须了解国共军事摩擦的真相，提出解决双方争端的办法。由于国民党实行严密的舆论钳制政策，大部分人对国共在华北地区的军事摩擦真相并不知情。因此，在1939年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上，沈钧儒就联合一些参政员提出了《组织华北视察团案》，想通过组织视察团赴华北进行考察、了解国共军事摩擦的真相，找出解决两党矛盾的办法。提案指出：在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本应承担“巩固地方政权与武装力量，倾覆瓦解伪政府与伪军”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仍不免有违背团结原则，发生摩擦，其或不顾大敌当前，间有军事冲突一类情事”。为“亟谋彻底补救与明了真相起见”，提案提出在大会结束后，组织华北慰劳视察团，“前赴华北各战场视察”。对于视察团的任务，提案也有详细说明，即：1.传达中央及本会对团结之意旨。2.同时实地调查各战区军民实际状况，其他关于战区民间生活组织、文化宣传、交通、经济、物价等类情形，皆应一一予以细密查考。3.凡视察所至，得随时随地征取人民意见。4.遇有重大事件，得随时制成文件，附具意见，报告于中央政府。5.视察团与战地党政委员会及华北分会区会，皆应取得密切联系。由于说出了大多数想了解国共军事摩擦真相的参政员的心声，该案在大会讨论时顺利通过。
根据《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凡是经国民参政会大会通过的提案，都会送交政府相关部门参考或执行。当看到《组织华北视察团案》后，国民党认为这是迫使中共放弃在华北抗日根据地领导权的最好时机，因此对该提案非常重视。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结束后不久，《华北慰劳视察团组织规则》即颁布。根据《华北慰劳视察团组织规则》的规定，1940年1月19日，由李元鼎、邓飞黄、梁实秋、李鸿文（后改为庐前）、于明州、余家菊等组成视察团，其中李元鼎为团长，邓飞黄为副团长。该团的主要任务被定位为“宣达中央意旨，慰问军民，并视察军民状况，及其他文化、宣传、交通、经济等事项”，视察范围是陕晋豫冀四省。
然而鉴于国民党一贯企图收编中共军队、限制中共军队、削弱中共军队、甚至消灭中共军队，借抗日战争的机会，达到消除各军事派系，由蒋介石和国民党来完成国家统合的目的，中共在得知华北慰劳视察团成立后，对该团的真实目的非常怀疑。因此，就出现了上述电文。电文还指出,“盖国内政治问题，原只能从合理之政治原则获得解决，岂有卖弄玄虚真正解决问题者乎”，对国民党组织华北视察团赴华北进行考察的目的表示了怀疑。不仅如此，中共对视察团的组成人员也怀有戒心：“查此视察团之团长团员，不仅无一共产党参政员被邀参加，且连第四次参政会中提出组织此项视察团之原提案人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诸先生，以及老成硕望公正无私著称之张一麟、黄任之、江恒源、张表方诸先生，其无一参加。在全体团长团员中，除在二届参政会中，因最拥护主和谬论者而与共产党参政员及坚主抗战之诸参政员几生剧烈冲突之国社党员梁实秋、余家菊两君外，余皆国民党一党之参政员同志。”由这些人员组成的视察团，对于视察事项所搜集材料及新作结论，能不能公正，是值得怀疑的，遭到中共的强烈反对也是必然的。当时正在第十八集团军驻陕西办事处访问的视察团团员看到了这封电报，他们都“深以为个人之毁誉不足计，国事之前途殊可变。自愧德信未孚，纵不辞赴汤蹈火，究竟无补于事，乃决议将原定陕北之行作罢” 。
沈钧儒等参政员提出组织华北慰劳视察团的初衷是为了了解国共军事冲突的真相，然而国民党蒋介石却借机利用了这一点。从《组织华北慰劳视察团案》的通过，到决定组织视察团、再到视察团人员组成、主要任务等等，都是在蒋介石的直接控制之下进行的。由于这些因素的限制和制约，中共认为视察团“视察事项所收材料及新作结论，必属偏私害公，殆无疑义”，也就不足为怪了。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共的担心并非多余。华北慰劳视察团在工作结束后制成的《华北慰劳视察团报告书》中就把新四军彭雪枫、冯胜两支部队列入伪军系列，遭到了新四军参谋处长萧正冈的抗议。
其实，在确定这几人为视察团组成人员之前，与中共关系一向不和睦的梁实秋、余家菊就担心因为他们的参加，而使中共不能接受这个组织。如梁实秋在给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的信中谈到视察团的人员组成时，就婉转地指出：“秋现在协助教育部编辑教科书，且在复旦大学担任功课。如出外视察为期不过一月，尚可请假勉力一行，若需时过多，则诚有未便，务求我公代向议长座前婉拒。”余家菊则说的更为直接，他在给王世杰的信中直接就说：“自接奉参加华北视察团时，即郑重考虑，弟个人此行在公的方面究竟利害何如，至目前已确认，弟个人不宜前往且亦无甚必要，谨请代辞为荷。”李鸿文则在接到蒋介石任命他为该团团员的信函时，就直接写信声称：“议长嘱派弟为华北战区慰劳视察团团员，本应如命前往，惟因患病未愈，正在诊治，务请转陈议长早日改派，以免贻误。”这说明即使视察团组成人员自身也意识到这样的人员组成不会达到预期目的。正因如此，视察团成立伊始即遭到了中共的强烈反对。毛泽东等参政员不仅直接向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发去电文，而且在《新中华报》上将电文全文发表。视察团团员在访问第十八集团军驻陕西办事处，了解到中共对该团的敌意态度后，就放弃了去陕北的决定。既然视察团连陕北都没有去过，更谈不上了解发生在这些地区的国共军事摩擦真相了。这样看来，沈钧儒等参政员提出的通过组织视察团，了解陕北各地国共军事摩擦的真相、努力寻求解决两党军事冲突的最终目的，也就不了了之。□
（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
“近顷以来，此间迭据报告，陕甘晋冀豫等省特务机关通令所属，略谓国民参政会华北视察团行将莅临，主要任务在搜集材料，证明此数省摩擦事件之发生，其咎均在共产党八路军与陕甘宁边区，然后携返后方，向当局建议处理办法。并在下届参政会中提出议案，实行取消陕甘宁边区与八路军之特殊化，并乘机打击共产党。着各地特工人员注意搜集材料，并配合党、政、军各机关，准备欢迎视察团，务达上项目的等情。”
中共参政员为什么要发表这个电文呢？这还要从华北慰劳视察团的成立说起。
按道理来讲，在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共两党应该精诚团结，共同对抗日本侵略，可现实却是国共在华北地区军事冲突不断。这种局面严重影响了抗战的顺利进行，也引起了一些以“团结全国力量、集思广益”为工作任务的参政员的疑虑。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就是这样一位极为热心国是的参政员，他希望国共及其他政治势力、派别能携手合作、御侮于外。他多次声明：“我等过去主张，只有两个：一为团结，即全民族联合战线；二为抗日。”因此，当他听到华北地区出现国共军事摩擦时，其焦急而又想了解事实真相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不仅沈钧儒如此，其他一些参政员也纷纷发表看法，认为大敌当前国共应以团结抗战为重，不应把力量消耗在内讧上。职教社的黄炎培就曾经说：“参政会中间，有一部分人始终愿为国共团结问题努力，我也是其中的一人。他们认定对日抗战，非全国团结不可，尤以《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一条，说明在抗战期间，为团结全国力量而设国民参政会，因此，他们对国共团结，认为是先天的，惟一的使命，无法推辞的。”救国会的另一个领袖张申府也认为“站在民族至上的立场，国家民族，危急至此，再容不得内部摩擦了。”
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是抗战胜利的关键因素，但要达成这个局面，就必须了解国共军事摩擦的真相，提出解决双方争端的办法。由于国民党实行严密的舆论钳制政策，大部分人对国共在华北地区的军事摩擦真相并不知情。因此，在1939年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上，沈钧儒就联合一些参政员提出了《组织华北视察团案》，想通过组织视察团赴华北进行考察、了解国共军事摩擦的真相，找出解决两党矛盾的办法。提案指出：在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本应承担“巩固地方政权与武装力量，倾覆瓦解伪政府与伪军”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仍不免有违背团结原则，发生摩擦，其或不顾大敌当前，间有军事冲突一类情事”。为“亟谋彻底补救与明了真相起见”，提案提出在大会结束后，组织华北慰劳视察团，“前赴华北各战场视察”。对于视察团的任务，提案也有详细说明，即：1.传达中央及本会对团结之意旨。2.同时实地调查各战区军民实际状况，其他关于战区民间生活组织、文化宣传、交通、经济、物价等类情形，皆应一一予以细密查考。3.凡视察所至，得随时随地征取人民意见。4.遇有重大事件，得随时制成文件，附具意见，报告于中央政府。5.视察团与战地党政委员会及华北分会区会，皆应取得密切联系。由于说出了大多数想了解国共军事摩擦真相的参政员的心声，该案在大会讨论时顺利通过。
根据《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凡是经国民参政会大会通过的提案，都会送交政府相关部门参考或执行。当看到《组织华北视察团案》后，国民党认为这是迫使中共放弃在华北抗日根据地领导权的最好时机，因此对该提案非常重视。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结束后不久，《华北慰劳视察团组织规则》即颁布。根据《华北慰劳视察团组织规则》的规定，1940年1月19日，由李元鼎、邓飞黄、梁实秋、李鸿文（后改为庐前）、于明州、余家菊等组成视察团，其中李元鼎为团长，邓飞黄为副团长。该团的主要任务被定位为“宣达中央意旨，慰问军民，并视察军民状况，及其他文化、宣传、交通、经济等事项”，视察范围是陕晋豫冀四省。
然而鉴于国民党一贯企图收编中共军队、限制中共军队、削弱中共军队、甚至消灭中共军队，借抗日战争的机会，达到消除各军事派系，由蒋介石和国民党来完成国家统合的目的，中共在得知华北慰劳视察团成立后，对该团的真实目的非常怀疑。因此，就出现了上述电文。电文还指出,“盖国内政治问题，原只能从合理之政治原则获得解决，岂有卖弄玄虚真正解决问题者乎”，对国民党组织华北视察团赴华北进行考察的目的表示了怀疑。不仅如此，中共对视察团的组成人员也怀有戒心：“查此视察团之团长团员，不仅无一共产党参政员被邀参加，且连第四次参政会中提出组织此项视察团之原提案人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诸先生，以及老成硕望公正无私著称之张一麟、黄任之、江恒源、张表方诸先生，其无一参加。在全体团长团员中，除在二届参政会中，因最拥护主和谬论者而与共产党参政员及坚主抗战之诸参政员几生剧烈冲突之国社党员梁实秋、余家菊两君外，余皆国民党一党之参政员同志。”由这些人员组成的视察团，对于视察事项所搜集材料及新作结论，能不能公正，是值得怀疑的，遭到中共的强烈反对也是必然的。当时正在第十八集团军驻陕西办事处访问的视察团团员看到了这封电报，他们都“深以为个人之毁誉不足计，国事之前途殊可变。自愧德信未孚，纵不辞赴汤蹈火，究竟无补于事，乃决议将原定陕北之行作罢” 。
沈钧儒等参政员提出组织华北慰劳视察团的初衷是为了了解国共军事冲突的真相，然而国民党蒋介石却借机利用了这一点。从《组织华北慰劳视察团案》的通过，到决定组织视察团、再到视察团人员组成、主要任务等等，都是在蒋介石的直接控制之下进行的。由于这些因素的限制和制约，中共认为视察团“视察事项所收材料及新作结论，必属偏私害公，殆无疑义”，也就不足为怪了。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共的担心并非多余。华北慰劳视察团在工作结束后制成的《华北慰劳视察团报告书》中就把新四军彭雪枫、冯胜两支部队列入伪军系列，遭到了新四军参谋处长萧正冈的抗议。
其实，在确定这几人为视察团组成人员之前，与中共关系一向不和睦的梁实秋、余家菊就担心因为他们的参加，而使中共不能接受这个组织。如梁实秋在给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的信中谈到视察团的人员组成时，就婉转地指出：“秋现在协助教育部编辑教科书，且在复旦大学担任功课。如出外视察为期不过一月，尚可请假勉力一行，若需时过多，则诚有未便，务求我公代向议长座前婉拒。”余家菊则说的更为直接，他在给王世杰的信中直接就说：“自接奉参加华北视察团时，即郑重考虑，弟个人此行在公的方面究竟利害何如，至目前已确认，弟个人不宜前往且亦无甚必要，谨请代辞为荷。”李鸿文则在接到蒋介石任命他为该团团员的信函时，就直接写信声称：“议长嘱派弟为华北战区慰劳视察团团员，本应如命前往，惟因患病未愈，正在诊治，务请转陈议长早日改派，以免贻误。”这说明即使视察团组成人员自身也意识到这样的人员组成不会达到预期目的。正因如此，视察团成立伊始即遭到了中共的强烈反对。毛泽东等参政员不仅直接向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发去电文，而且在《新中华报》上将电文全文发表。视察团团员在访问第十八集团军驻陕西办事处，了解到中共对该团的敌意态度后，就放弃了去陕北的决定。既然视察团连陕北都没有去过，更谈不上了解发生在这些地区的国共军事摩擦真相了。这样看来，沈钧儒等参政员提出的通过组织视察团，了解陕北各地国共军事摩擦的真相、努力寻求解决两党军事冲突的最终目的，也就不了了之。□
（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