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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问题，将会超出能源问题，成为未来世界最主要的问题。即使能源危机能够解决，垃圾问题仍然无法解决。”田松在他的文集《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吗》中，试图对现代化进行全面“清算”。
几年前一个和煦的春夜，我、田松和一群朋友在南京夫子庙一带散步，走过一座小桥，田松忽然记起多年前自己在这座城市的一段恋情，顿时悲从中来，就坐倒在桥的人行道上，哭泣起来。我们非常吃惊，同行的一男一女两位博士生上前劝慰，却怎么也搀扶不起，大家只好听任田松哭倒在地，虽行人驻足围观也顾不得了。田松就是这样一个性情中人。
就我所知，田松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个拥有科学技术史专业（理学）和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哲学）博士学位的人（拥有另外两种博士学位的，当然还有人在，我至少接触过两个）。他是学物理出身，当过报纸编辑——他自称那几年是他作为“文学青年”的时代，在高校教过书，给央视做过一段时间节目策划，转悠了一大圈之后，再次发奋求学，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时攻读两个博士学位，而且竟然在三年之内一举拿下。
田松经常留着胡子，穿着中式服装。看上去外貌粗犷，但对待朋友却很细心，甚至可以说相当温柔。他又生性喜欢那些带有浪漫、冒险甚至离经叛道色彩的事情，所以身边的美丽女友经常变换。
田松喜欢的事情之一，是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跑。有一阵子他老往纳西族生活的丽江地区跑，结果就出了他的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专著《神灵世界的余韵——纳西族：一个古老民族的变迁》。还有一阵子他往摩梭人居住的泸沽湖地区跑，就给他的理论“未来世界是垃圾做的”找到了一个生动例证。
田松的学术观点非常激进，被一些人认为是“反科学”、“反现代化”。他认为如今的科学技术发展得太快，已经变得相当危险了，所以鼓吹“让我们停下来，唱一支歌儿吧”。他还认为“过去科学是神学的婢女，现在科学是资本的帮凶”。至于我们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这种关系未来的展望，田松都抱持非常悲观的态度，他的名言之一就是：“未来世界是垃圾做的”。
田松引用《熵》的作者里夫金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表述：“能量总是从能用的变成不能用的，物质总是从可用的变成不可用的”。在田松看来，“在全球化的物资和能量转化链中，低熵状态的原始森林、矿藏、天然水体，最终必然变成高熵状态的垃圾场。垃圾，是一切物资和能量无可逃脱的宿命。”
当然，我们可以期望对垃圾进行分解，科学向我们许诺可以“废物利用”，然而这虽在一定的程度可以实现，但对垃圾的处理只能是有限的，必然有一定比例的垃圾不能回收，不能再利用。这部分垃圾日积月累，最后的归宿在何处呢？
而与此同时，越是现代化的地区，产生垃圾的能力越强，垃圾总额就越大。田松预言：“垃圾问题，将会超出能源问题，成为未来世界最主要的问题。即使能源危机能够解决，垃圾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因为输入越强大的能量，会产生越多的垃圾。”他甚至预言：“未来的大规模战争，将不是为了到别的地方抢什么东西回来，而是要把垃圾送出去！”而我们疯狂地、争先恐后地奔向现代化，其实“只是使世界更快地铺满垃圾”。所以“未来世界是垃圾做的”。
脑子里回荡着如此悲观的念头，田松徜徉在因“走婚”习俗而名闻遐迩的泸沽湖边。他想证实一下，在这个原本美丽平静的“旅游地区”，因络绎不绝的外地游客而必然会大量产生的垃圾，是不是正在形成问题？结果他发现了一处相当隐秘的山沟，原来当地人长年累月将游客所产生的垃圾倾倒在其中——这其实就是我们大城市周围无数垃圾填埋场的翻版。这些填满山沟的垃圾，已经臭气熏天并开始污染当地的水源和环境。田松的这个发现，对当地人来说也许是很煞风景的，更何况后来中央电视台闻讯也前去拍摄报道了。那些对科学和现代化依然充满信心的人，或许会认为这只是因为当地人未能“科学地”处理垃圾而已，只要采用大城市处理垃圾的“科学”方法，问题就可以解决。但是在田松看来，此事正是关于他“未来世界是垃圾做的”这一预言的例证。
田松本质上也许并不反对科学，但他在相当程度上反对现代化——当然是指眼下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定义、所规范的现代化。
也许有人会说：这现代化不就是科学带来的吗？这现代化确实是科学带来的，但现代化并不能等同于科学。在现代化之前就有科学。现代化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该如何对待科学的问题。
2007年，田松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文集《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吗》，以他特有的华丽而煽情的文风，对现代化进行全面清算——垃圾问题只是他清算的项目之一。例如，“在自己的家乡失去意义”一文中，田松控诉道：“按照某种进化论的观念，社会是在不断的进步之中的。农村是不好的，需要进步，需要机械化，需要城镇化；小城镇是不好的，需要繁荣，需要城市化；小城市是不好的，需要发展，需要都市化；即使大都市，也是不好的，需要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
农村学生的理想出路是离开家乡，到城市去生活；小城镇学生的理想是离开家乡，到大城市生活；甚至大都市学生的理想也是离开家乡，到国外去生活。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家乡失去了意义！”这种不可持续的、无限发展的逻辑，被田松称为“冥尺”——冥冥之中的一把尺子，用来衡量（实际上是否定）我们被现代化所劫持的生活的意义。田松愤然质问：“如果我们在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找不到意义，我们能够在规划出来的未来中找到意义吗？”
关于田松到底是不是“反科学”的问题，可以先问到底什么是“反”？通常我们使用“反”这个字时，总是意味着希望这个字后面的词汇所指的事物消亡。比如“反殖民主义”当然意味着希望殖民主义消亡。如果是这样，那就还不能说田松是“反科学”。田松确实在批评科学，说科学现在成了资本的帮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希望科学消亡。就好比我们批评一个孩子，说他现在成了坏人的帮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打算杀死这个孩子——我们只是希望这个孩子学好，不要继续充当坏人的帮凶。
或许有读者会问：作为一个现代化的激烈批评者，田松他本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在行动上拒绝现代化吗？作为他的好友，我可以告诉你，田松在生活上一点也不拒绝现代化。他用电脑，用手机，用互联网，用高级数码相机……所有今天大都市中的“现代”生活方式，他几乎没有一样拒绝的（他总算还没有买轿车——不过我也不敢保证他今后不买）。对于这个理论和行动上的强烈反差，田松的辩解是这样的：我有选择吗？我如果在行动上拒绝现代化，我怎么能生存？我不能生存，我又怎么能进行对现代化的批评？（据《外滩画报》，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
几年前一个和煦的春夜，我、田松和一群朋友在南京夫子庙一带散步，走过一座小桥，田松忽然记起多年前自己在这座城市的一段恋情，顿时悲从中来，就坐倒在桥的人行道上，哭泣起来。我们非常吃惊，同行的一男一女两位博士生上前劝慰，却怎么也搀扶不起，大家只好听任田松哭倒在地，虽行人驻足围观也顾不得了。田松就是这样一个性情中人。
就我所知，田松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个拥有科学技术史专业（理学）和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哲学）博士学位的人（拥有另外两种博士学位的，当然还有人在，我至少接触过两个）。他是学物理出身，当过报纸编辑——他自称那几年是他作为“文学青年”的时代，在高校教过书，给央视做过一段时间节目策划，转悠了一大圈之后，再次发奋求学，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时攻读两个博士学位，而且竟然在三年之内一举拿下。
田松经常留着胡子，穿着中式服装。看上去外貌粗犷，但对待朋友却很细心，甚至可以说相当温柔。他又生性喜欢那些带有浪漫、冒险甚至离经叛道色彩的事情，所以身边的美丽女友经常变换。
田松喜欢的事情之一，是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跑。有一阵子他老往纳西族生活的丽江地区跑，结果就出了他的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专著《神灵世界的余韵——纳西族：一个古老民族的变迁》。还有一阵子他往摩梭人居住的泸沽湖地区跑，就给他的理论“未来世界是垃圾做的”找到了一个生动例证。
田松的学术观点非常激进，被一些人认为是“反科学”、“反现代化”。他认为如今的科学技术发展得太快，已经变得相当危险了，所以鼓吹“让我们停下来，唱一支歌儿吧”。他还认为“过去科学是神学的婢女，现在科学是资本的帮凶”。至于我们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这种关系未来的展望，田松都抱持非常悲观的态度，他的名言之一就是：“未来世界是垃圾做的”。
田松引用《熵》的作者里夫金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表述：“能量总是从能用的变成不能用的，物质总是从可用的变成不可用的”。在田松看来，“在全球化的物资和能量转化链中，低熵状态的原始森林、矿藏、天然水体，最终必然变成高熵状态的垃圾场。垃圾，是一切物资和能量无可逃脱的宿命。”
当然，我们可以期望对垃圾进行分解，科学向我们许诺可以“废物利用”，然而这虽在一定的程度可以实现，但对垃圾的处理只能是有限的，必然有一定比例的垃圾不能回收，不能再利用。这部分垃圾日积月累，最后的归宿在何处呢？
而与此同时，越是现代化的地区，产生垃圾的能力越强，垃圾总额就越大。田松预言：“垃圾问题，将会超出能源问题，成为未来世界最主要的问题。即使能源危机能够解决，垃圾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因为输入越强大的能量，会产生越多的垃圾。”他甚至预言：“未来的大规模战争，将不是为了到别的地方抢什么东西回来，而是要把垃圾送出去！”而我们疯狂地、争先恐后地奔向现代化，其实“只是使世界更快地铺满垃圾”。所以“未来世界是垃圾做的”。
脑子里回荡着如此悲观的念头，田松徜徉在因“走婚”习俗而名闻遐迩的泸沽湖边。他想证实一下，在这个原本美丽平静的“旅游地区”，因络绎不绝的外地游客而必然会大量产生的垃圾，是不是正在形成问题？结果他发现了一处相当隐秘的山沟，原来当地人长年累月将游客所产生的垃圾倾倒在其中——这其实就是我们大城市周围无数垃圾填埋场的翻版。这些填满山沟的垃圾，已经臭气熏天并开始污染当地的水源和环境。田松的这个发现，对当地人来说也许是很煞风景的，更何况后来中央电视台闻讯也前去拍摄报道了。那些对科学和现代化依然充满信心的人，或许会认为这只是因为当地人未能“科学地”处理垃圾而已，只要采用大城市处理垃圾的“科学”方法，问题就可以解决。但是在田松看来，此事正是关于他“未来世界是垃圾做的”这一预言的例证。
田松本质上也许并不反对科学，但他在相当程度上反对现代化——当然是指眼下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定义、所规范的现代化。
也许有人会说：这现代化不就是科学带来的吗？这现代化确实是科学带来的，但现代化并不能等同于科学。在现代化之前就有科学。现代化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该如何对待科学的问题。
2007年，田松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文集《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吗》，以他特有的华丽而煽情的文风，对现代化进行全面清算——垃圾问题只是他清算的项目之一。例如，“在自己的家乡失去意义”一文中，田松控诉道：“按照某种进化论的观念，社会是在不断的进步之中的。农村是不好的，需要进步，需要机械化，需要城镇化；小城镇是不好的，需要繁荣，需要城市化；小城市是不好的，需要发展，需要都市化；即使大都市，也是不好的，需要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
农村学生的理想出路是离开家乡，到城市去生活；小城镇学生的理想是离开家乡，到大城市生活；甚至大都市学生的理想也是离开家乡，到国外去生活。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家乡失去了意义！”这种不可持续的、无限发展的逻辑，被田松称为“冥尺”——冥冥之中的一把尺子，用来衡量（实际上是否定）我们被现代化所劫持的生活的意义。田松愤然质问：“如果我们在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找不到意义，我们能够在规划出来的未来中找到意义吗？”
关于田松到底是不是“反科学”的问题，可以先问到底什么是“反”？通常我们使用“反”这个字时，总是意味着希望这个字后面的词汇所指的事物消亡。比如“反殖民主义”当然意味着希望殖民主义消亡。如果是这样，那就还不能说田松是“反科学”。田松确实在批评科学，说科学现在成了资本的帮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希望科学消亡。就好比我们批评一个孩子，说他现在成了坏人的帮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打算杀死这个孩子——我们只是希望这个孩子学好，不要继续充当坏人的帮凶。
或许有读者会问：作为一个现代化的激烈批评者，田松他本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在行动上拒绝现代化吗？作为他的好友，我可以告诉你，田松在生活上一点也不拒绝现代化。他用电脑，用手机，用互联网，用高级数码相机……所有今天大都市中的“现代”生活方式，他几乎没有一样拒绝的（他总算还没有买轿车——不过我也不敢保证他今后不买）。对于这个理论和行动上的强烈反差，田松的辩解是这样的：我有选择吗？我如果在行动上拒绝现代化，我怎么能生存？我不能生存，我又怎么能进行对现代化的批评？（据《外滩画报》，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